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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黎巴嫩當地時間9月19日的下午，一聲巨響劃破了中國批赴黎巴嫩維和部隊營地附近的寧靜，后來得知是以色列的炸彈突然來襲。幸運的是，官兵們反應迅速，及時躲進了掩體，無人受傷。這次爆炸雖然對營地的一些設施造成了損傷，但并未觸及真正的安全底線。目前，尚未有人出面承認對這次襲擊負責，但根據現場留下的線索，不排除這是以色列對中國的一種特別警告。中國一直在努力平息巴以沖突的火焰，并促成了巴勒斯坦各派別簽署了《北京宣言》。而以色列方面，可能因為這些努力而感到了不安。

中國對以色列在加沙和約旦河西岸的行動一直持批評態度，并在8月底對以色列的大規模襲擊表示了強烈不滿。所以，以色列這次的行為并不違背其一貫本性。中國用“令人發指，強烈譴責”的語氣，要求以色列放下武力。聯合國人權事務負責人也在安理會會議上對以色列的行為表示了譴責，并宣布將進行調查。聯合國大會也以壓倒性多數通過了一項提案，要求以色列立即結束在被占領土上的非法存在。不過，話說回來，聯合國大會的決議雖然聽起來很嚴厲，但缺乏強制力，所以以色列可能會選擇“視而不見”。再加上美國大選期間可能出現的權力真空，以色列可能會覺得這是一個“機會”。

以色列對中國維和部隊進行“威懾”后，據中國駐以色列大使館微信公眾號“以館為家”22日消息中國大使館就迅速發布了提醒中國公民“盡快回國或者轉移”，且要防范“導彈、火箭彈、無人機等各類襲擊”的提示。

以色列在戰爭罪行中越陷越深，尤其是在沖突中的人道問題上。他們聲稱是為了保護自己民族和國家安全而進行軍事行動，卻對別國的無辜平民中造成重大傷亡。這種雙重標準歷來在美西方長期盛行：一方面是對自身利益的極端保護，另一方面卻對無辜生命的漠視。歷史的車輪常常是由無辜者的血跡推動的，而那些打著“和平”旗號的人，常常是歷史上最冷酷的參與者。

營地外的炸彈是以色列在警告中國的“潑天紅油漆”。以色列謀求的是帝國安全，不是國際法理解的主權安全。以色列這一次會決心徹底解決哈馬斯和黎巴嫩問題，以恐怖實力壓服周邊區域，完成霸權建構。世界上沒有任何力量敢出面阻止。以色列對于中國的警告，折射出其對其對猶太帝國霸權和安全的追求，這種安全觀不僅超越了傳統的主權定義，更深植于對地區霸權的渴望。以色列通過強硬手段，意圖徹底解決哈馬斯和黎巴嫩問題，以恐怖實力迫使周邊國家屈服，從而實現對區域的全面控制。這不僅是對國際法和人權的公然挑釁，更是一種對弱小國家命運的漠視，彰顯出國際社會在面對強權時的無能與沉默，更將美西方與以色列聯手霸權的行徑表露無疑。

現代國際關系中的權力與道德總是充滿悖論：當強者以安全為名行霸權之實時，弱者的生存空間不斷被擠壓，仿佛成為了權力游戲中的犧牲品。以色列將自身的安全需求與他國的生存權進行扭曲的置換，似乎在重申一種“為了安全可以犧牲他人”的邏輯，實則是在為其暴力行為披上一層合法性的外衣。國際法的無效，使得以色列能夠在幾乎沒有制約的情況下，隨意擴展其軍事行動。西方社會除了愛爾蘭等少數國家敢于發出一點正義的低估聲之外，幾乎是全面默許美以的行動。國際秩序和人類價值觀基本上禮崩樂壞、黃鐘毀棄，道德標準更是蕩然無存。

現實中的世界越來越殘忍、失序。西方霸主和其遠程豢養的中國公知越來越囂狂，他們只允許西方的恐怖，卻容不下非西方的正當反抗。美以等西方霸權勢力在國際事務中常常自以為是地將自己的軍事干預和政治干預正當化，聲稱是“捍衛自由與民主”，然而當非西方國家試圖以自身方式反抗時，卻被貼上“恐怖主義”的標簽，遭到無情打壓。對立不僅是意識形態的較量，更是權力結構和力量的體現。西方國家在推行其國際秩序時，常常利用自己的影響力和資源，壓制任何挑戰其主導地位的聲音。無論是在中東的軍事干預，還是在非洲和拉美的經濟制裁，西方國家始終將其行動包裝成“人道干預”，而與此同時，任何非西方國家基于生存和尊嚴的反抗行為，都會被視為對全球穩定的威脅。這種邏輯不僅掩蓋了歷史上殖民主義帶來的深重苦難，也持續延續了對發展中國家的壓迫。

當非西方國家以各種形式發起反抗時，這不僅是對西方霸權和壓迫的挑戰，更是對全球不公現象的抗爭、對自身身份與文化的捍衛。反抗者的聲音，常常被國際主流媒體所忽視，甚至被故意妖魔化，以維護既得利益者的統治地位。國際法從根本上是先天缺陷的、后天無效的。法律的制定往往由強者主導，反映的是其價值觀與利益，而非普遍的人類價值。當國際法無法真正保護弱者的權利時，恐怖與反抗之間的界限就會變得模糊，合法性與暴力的定義也會被扭曲。這樣的局面使得國際社會面臨著更大的道德困境：我們如何在支持正義的同時，又不落入霸權游戲的漩渦？

這不免讓人再次聯想到最近的廣州發生的東瀛人事件。事件本身的悲劇性讓人痛心，但隨之而來，中國公知們卻集體呼吁全中國人民進行反思。這樣的聲音看似是對和平與共存的倡導，實際上卻反映出一種牛區的歷史觀與逆向種族主義。首先，事件的發生本質上是個體行為，而非國家之間的沖突。然而，在當前的國際環境中，歷史的傷痕常常被重新挖掘，成為輿論工具。當一些公知呼吁全國反思時，似乎是試圖將個體悲劇上升到國家層面的責任，這不僅忽略了事件的具體性，也在潛意識中激活了歷史的集體記憶。中國與東瀛之間的歷史糾葛，使得這一呼聲在某種程度上顯得格外刺耳。此外，這種讓中國人集體反思的要求在社會心理層面上也顯露出一種對合理情緒的打壓。經歷過歷史創傷的中國民眾，面對曾經差點將自己滅族滅國、且拒不道歉的對象國，并不能自由抒發感情，反而被要求進行自我審視、向東瀛道歉、獻花等，這在世界民族中很罕見。這種自我反思的呼聲，是否也在無形中讓受害者的聲音被壓制？當國家與民族的痛苦被視為“反思”的對象時，受害者的正當情緒反而可能被解讀為一種不理智的民族主義。

那些曾經侵略者和受害者之間的歷史記憶，如今在全球化的語境下顯得尤為復雜。二戰期間，東瀛對中國造成的慘痛傷害，難道能夠通過與某一個體的東瀛公民遭遇到刑事案件而進行交換、從而被輕易遺忘嗎？如今，作為侵略者的東瀛在國際舞臺上逐漸恢復其形象，而中國人卻被迫在這場輿論游戲中自我審視，難道這不是對歷史的極大諷刺？更可怕的是，一些公知在此時將受害者的聲音壓制，試圖以“反思”為名義掩蓋歷史的真實。這種行為不僅是對歷史的遺忘，更是對無辜者的再次傷害。我們難道要在這種扭曲的邏輯下，繼續被迫承擔不應有的道德責任？面對歷史的傷痛，真正的反思應該是對侵略者行為的深刻譴責，而非對受害者情緒的指責。那些曾經的侵略者，理應承擔起自己的歷史責任，而不是在受害者身上尋找“反思”的借口。在這個極端復雜的國際環境中，呼吁反思的公知們，首先應該反思自己所處的位置與立場。真正的和解不是建立在對歷史的掩蓋與否認之上，而是建立在對歷史真相的尊重與承認。只有當我們明確了這一點，才能在痛苦中找到前行的力量，拒絕讓歷史的傷痛在輿論中被曲解和操弄。

德國為何在以色列面前自動矮一頭，而日本卻能對中國反過來？這種機制的形成，源于歷史的深層次結構與現實權力的交錯。德國在歷史上因其對猶太民族的慘痛歷史而承受著沉重的道德負擔，反映出其對歷史責任的深刻認知。而日本則在二戰后迅速重塑了自身形象，利用經濟實力與國際關系的復雜性，試圖抹去過去的侵略印記，反而在某些方面對中國表現出一種傲慢與不屑。曾經，蘇聯的強大力量讓日本見識到了什么是真正的絕對實力。蘇聯在二戰后俘獲的60多萬關東軍被迫在西伯利亞勞動，8年后才得以返回，期間死去的士兵人數達到6至7萬人。這種強硬手段使得日本在蘇聯面前無從反駁，體驗到了國家實力的真實差距。蘇聯紅軍有能力在一周內擊斃8萬名關東軍，這種驚人的殺傷效率，展示了軍事力量的絕對性，讓人無法忽視。日本人從不敢讓俄羅斯人反思。

而在現代中國，一些人卻在處理與東瀛的關系時顯露出一種令人震驚的奴性。即便是普通的刑事案件，許多國民就開始要求集體自我反省、自我認罪，這種心理上的屈服和自貶實在令人作嘔。這不僅是個體在國家關系中的脆弱，也是深入骨髓的文化自卑。許多中國人依然對日本的消費文化趨之若鶩，某些人連買個馬桶蓋也要一定是日本的。中國老百姓為日本旅游業貢獻了巨大的經濟收益，到今天相當多的人顯示出對歷史的忘卻與漠視。這種心態與行為，不禁讓人想起韓國人對待歷史的方式，后者在面對侵略者時更顯得堅決和自信。這一切都表明，歷史的傷痛與國民的自尊相互交織，形成了一種復雜的社會心理。唯有真正認清歷史，才能在國際舞臺上重塑自身的尊嚴與形象。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這種對外強者的屈從與對歷史的淡忘，鼓勵更多的人在面對過去時，敢于發聲、勇于反思，才能為國家的未來鋪就一條堅實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