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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燕菁：人民幣國際化的路徑

點擊：  作者：趙燕菁    來源：存量規劃前沿微信號  發布時間:2024-09-26 12:52:37

 

 

全球化的本質是基于美元的全球分工，可以得出一個基本的推理即所謂人民幣“國際化”就是人民幣的美元化。只要人民幣和美元為核心的貨幣實現自由兌換，中國就可以參與到美元主導的全球化分工。但這只是人民幣的“一廂情愿”。這條路能否走得通，還取決于全球化貨幣的主導者美國，是否愿意讓人民幣加入這個分工體系。

 

我們不僅要從中國角度考慮，更要從美國角度考慮。只有真正理解人民幣國際化對美元帶來的利害是什么，才能預測美國的選擇。人民幣國際化的路徑只能在全球化主導者美國做出選擇后才能做出選擇。由于中國的巨大體量使得人民幣有可能“喧賓奪主”，最終讓美元“李代桃僵”，這決定了人民幣中國無法像其他國家一樣，通過加入美元體系參與全球分工。

 

1  美元利益與全球化

 

貨幣最主要的功能就是分工，貨幣所有者可以通過限定貨幣使用者的貨幣數量和范圍，決定其分工的水平，從而影響其經濟規模。中國之所以離不開美元，就是因為依靠美元分工的經濟在世界占據絕對主導地位。只有與美元掛鉤，中國才能與其他接受美元的國家進行分工。美國為世界出口貨幣就必須進口其他商品，也就是所謂的逆差。

 

美國在全球化分工的這一角色，決定了美國金融的基本問題，就是其債務端（資本）必須超過其資產端（勞動）。其他國家對美元依賴越多，美國資產-債務兩端落差就必須越大，其結果就是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嚴重失衡。巨大的股市、國債以及對應的美元，都需要外國資產支持。美國要想維持這一資產-債務結構的穩定，必須具有兩個條件：1）債務端不能有勢均力敵的對手，以確保全球資本的壟斷性；2）保持對資產端的絕對控制，以確保全球資產不能被壟斷。

 

通過科索沃戰爭、歐債危機和俄烏沖突，美國基本上“馴服”了歐元，實現了第一個目標。但隨著中國加入全球化，美元穩定的第二個條件出現了問題。對美國而言，如果要實現對外部資產的絕對控制，資產端就要1）生產環節分散在不同的主權國家，任何一個主權國家都不能控制完整的產業鏈，最大可能地驅動資產端國家之間為爭奪美國資本和市場而充分競爭；2）資產端國家只能有非常弱的債務端，以維持其對外部資本和市場的強依賴。一旦這兩條滿足不了，美國主導的全球資產-債務結構就會失控。

 

中國加入全球化后的快速發展，恰好破壞了這兩個條件。首先巨大的勞動使得中國成為美國資產端最主要的來源。中國成為世界上少有的全產業鏈國家，強大的競爭力使得各國的產業端不斷流向中國，中國不斷消滅制造業的競爭者。其次是中國通過土地金融，繞過美元資本控制的股票、債權、期貨等資本市場，形成了一個獨立的資本來源房地產市場，人民幣成為僅次于美元的第二大的內生貨幣。迅速擴張的債務端，使得中國成為少數擺脫美元周期的獨立市場。

 

中國成為產業端最大單一主權國家，原本資產端國家之間的競爭，就可能會轉變為債務端（發達）國家之間的競爭。強債務，弱資產的美國瞬間就會失去全球化的主導權，擁有強大制造業的國家，會成為全球化的新的主導。如果中國債務端足以支撐自己的資產端，就會獨立于美國資本為各國選定的分工，向制造業產業鏈的上游攀登。由于中國有可能超越美國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單一消費市場，美國資本對全球資產端的控制力就會下降。盡管中國并沒有取代美國主導全球化的意愿，但中美巨大的人口落差，會自然導致中國替代美國成為全球化的主導。

 

2 美國的選擇

 

一旦理解了美國的全球利益，就可以理解美國的對華策略。這個策略由兩個獨立的部分組成：第一，如果美國不能將中國拆分為不同的主權國家（這其實對美國是最有利的），唯一的出路就是與中國脫鉤，將中國從美元主導的全球化分工剝離出去。否則只要美國債務端擴張，中國資產端就會借機做大，最終將全球制造業（資產端）都轉移到中國，成為名副其實的“世界工廠”；第二，抑制中國的債務端，防止中國成為美國之外獨立的資本來源和與資本市場共生的消費市場，否則中國就會像歐元一樣成為與美元競爭的貨幣，削弱美元的壟斷地位。

 

美國為實現第一個策略，第一步，通過“友岸外包”，把資產端（也就是所謂的產業鏈）從中國遷出，在中國之外解決資產缺口的問題；第二步，通過關稅、制裁、長臂管轄制造地區危機，為與中國脫鉤尋找借口，像俄羅斯那樣將中國從美元主導的分工體系剝離出去；第三步，圍剿中國的頭部企業，切斷這些企業的國際分工，同時將產業鏈的頭部企業遷移到美國。

 

為實現第二個策略，美國第一步必須打掉中國的核心資本市場——房地產。為此美國繞過資本限制，在海外為中國房地產大規模融資，推高房地產供給，同時制造輿論，將從高房價入手，鼓動中國政府打擊房地產需求；第二步，通過加息，制造地緣政治緊張，吸引中國股市、房市、債市資本外逃，制造輿論誘使中央政府去杠桿、催收地方債，將流動性驅趕回銀行；第三步，在國際上圍堵中國，打壓中概股，使中國高新技術產業無法利用美國資本市場，同時以中國產能過剩為借口在主要市場對中國商品加稅，不讓中國通過順差獲取流動性。

 

美國大選看似你死我活，但在對華策略上都是一致的，只是代表的利益不同——共和黨代表的實體經濟（資產端）和民主黨代表的虛擬經濟（債務端）之間的利益爭奪。前者要讓美國制造業回歸，不惜犧牲債務端也要通過關稅、反移民、反全球化；民主黨則是代表金融資本（債務端）利益，知道脫離全球化美國自己勞動根本支撐不起與龐大債務端對應的資產。為了在維持債務端不收縮的條件下，修復美國經濟的失衡，主張把產業鏈外移到“友岸”國家，通過移民為關鍵制造業回流美國提供有競爭力的勞動。

 

3 中國的應對

 

明白了中美這種特殊的競爭關系，中國就應當明白中美競爭是結構性的，并不以雙方的政治意愿而改變。“美國強，中國弱”和“中國大，美國小”的組合，決定了太平洋雖大，中美之間必定要分出主次。中國巨大的規模本身就決定了中國不可能走日韓和其他發達國家通過與美元自由兌換國際化的道路——不是中國不愿意，而是美國不允許。這是因為盡管現在美元居于世界貨幣的中心，一旦中國經濟規模超過美國，人民幣自然就會李代桃僵，這不是美國甚至也不是中國自身的“意愿”所能決定。這也是沙利文要求中國對制裁理解的原因，畢竟換做中國也必定是同樣選擇，沒有一個霸主會坐以待斃。

 

公平講，美國最初曾有過將中國納入美元體系的設計，也就是曇花一現的“G2”。2008年美國的次貸危機和中國房地產爆炸，使得中國成為少數一個擁有貨幣主權的大國。特別是中國借由土地財政帶來海量的內生貨幣，極大地減少了對外生貨幣尤其是美元的依賴。伴隨中國房地產帶來的貨幣自主，特別是2008年次貸危機，使中國經濟規模快速接近美國，很快迫使美國放棄了中美共治的全球化設想。特朗普發動的中美貿易戰是美國最后一次“馴服”中國的企圖。在新冠爆發的神助攻下，中國的出口反而迎來一輪爆發，這就進一步刺激了美國下決心將資產端從中國剝離的決心。

 

看清中美競爭的本質，人民幣國際化的路徑選擇也就非常清楚了：第一，近期一定盡可能留在美元體系，最大可能利用美元參與全球分工，盡量遲滯美國將中國剝離出世界分工體系，在與美元體系脫離前，經濟規模和美國越接近，脫離后的痛苦越小；第二，遠期一定要做好貨幣獨立的準備，人民幣國際化只有另起爐灶一途可走，越早拋棄對美元接納的幻想，才能更充分利用近期爭取到的“窗口期”。

 

美國將中國從全球分工中剝離出來存在兩條路線。一條是特朗普路線，通過市場保護，將產業鏈從全球移回美國，在國內重建當年的全產業美國；一條是拜登路線，通過對中國加稅，將產業鏈移出中國，構建去中國的全球化。鑒于美國勞動供給已經見頂，資本供給遠超國內分工所需，勞動力的價格在全球根本沒有競爭力，制造業根本回不到美國。如果強行封閉美國市場，讓美國的勞動和資本相匹配，巨大的資本就必須猛烈收縮，美國經濟規模甚至可能腰斬（人均GDP降到日韓的水平），顯然這是華爾街無法接受的。

 

因此特朗普路線看似兇猛，實際威脅有限；而拜登路線對中國威脅更大，因為世界其他國家存在過剩的巨量勞動，比中國成本更低。如果說特朗普是以美國之短攻擊中國之長，后者是以美國之長攻擊中國之短。美國完成“友岸外包”需要的時間，拜登“小院高墻”就是為美國資產端徹底去中國化爭取時間。而這段時間就是留給人民幣另起爐灶的最后“窗口”。中國對此必須有緊迫感，應同步推進1）阻滯美國去中國化，2）建立以人民幣為核心的全球分工體系。

 

4 破壞“去中國化”的努力

 

想要成為替代中國資產端的“友岸國家”必須滿足兩個條件：1）勞動與中國相比具有足夠的競爭力，2）必須有和中國一樣發達的基礎設施。顯然，發達國家可以滿足2）但不能滿足1）；而發展中國家可以滿足1）但短期內滿足不了2）。道理很簡單，只要冠以“發達”前綴的國家，一定是資本過剩、勞動不足；而發展中國家之所以處于“發展中”，就是缺乏制造業必需的基礎設施。

 

發達國家通過大規模引進移民來解決勞動力的實踐目前看是不成功的，無論在美國和歐洲都引發了巨大的社會矛盾。中國真正應該提防的是拜登的路線——“友岸外包”。盡管美國可以暫時通過對原產中國的商品收稅，保護外遷到這些國家的產業鏈，但只要這些國家不能在短期內形成與中國相匹敵的基礎設施，其所能承載的產業鏈無論規模還是成本都將無法與留在中國的產業鏈競爭。

 

因此，中國要全力阻止基建能力外溢到美元體系下的發展中國家，特別是不能向印度、越南和墨西哥這類有大量剩余人口、被美元資本設定替代中國的地區輸出基礎設施，要盡量阻滯這些國家建立電力和運輸等制造業必需的基礎設施。向這些國家輸出基建，就是在為美國遷移中國產業鏈創造條件。要限制中國籍技術人員出境傳授、轉移技術，對關鍵技術節點的人員要登記造冊，限制其離境的時間和目的國。同時，要對關鍵原材料出口加以控制，將加工環節留在境內，目的就是在成本上對其他國家制造形成代差。要加快對卡脖子技術的替代，要像造船一樣，通過超低的成本，先將競爭者逐出沒有美國關稅保護的市場。

 

與此同時，中國也要利用各種地緣利益板塊，特別是對手錯誤創造的機會延長全球化的“窗口期”。例如，俄烏沖突、中東變局都對美國建立去中國化的目標造成巨大干擾，為中國贏得的時間和機遇：

 

1）俄羅斯、沙特等資源型國家在全球化分工中，同美國一樣都是債務端國家，相互是競爭關系。被逐出美元系統后，只能加入人民幣系統，這為中國逐漸勒緊的外需市場增加了一個巨大的人民幣計價的外需市場；

 

2）俄羅斯使用非美元-歐元參與全球分工的需求比中國更迫切。如果金磚貨幣結算體系形成，人民幣一定是其中的主導貨幣。隨著金磚擴大，人民幣就可以在金磚掩護下自然而然“另起爐灶”（如同歐元掩護下的德國馬克）；

 

3）美國制裁使俄羅斯成為中國“另起爐灶”理論設想的“風洞”，為即將到來的中美脫鉤提供了大量真實的測試數據。同時也創造了全球財富逃避制裁風險的需求。

 

5 加快人民幣內生

 

比延緩美國重建去中國產業鏈更重要的，是中國必須趕在美國之前建立自己的債務端。因為只有強大的債務端，才能內生足夠的貨幣，從而減少對外生貨幣輸入的依賴。那么，中國有可能形成自主的國際貨幣嗎？畢竟很多國家都在這條路上成為墓志銘。一個可資借鑒的案例就是歐元。但人民幣區和歐元區有一個巨大的不同，那就是人民幣區是資產-債務高度一體化的政治實體，而歐元的資產端是分散在多個財政獨立的主權國家。歐元在與美元的競爭中失敗，不意味著人民幣在與美元的競爭中也會失敗。

 

人民幣國際化的路徑不在“國際”而在“國內”。人民幣走向世界首先要內生超過國內資產需求的剩余貨幣。真正影響人民幣國際化的原因，不是貨幣的需求，而是貨幣的供給。人民幣“另起爐灶”國際化能否走得通，前提是能否內生足夠的自主貨幣。在中國內生人民幣達到內部分工所需要的規模之前，中國必須通過進口外部債務（主要是美元）支持龐大的資產。如果內生的人民幣連國內分工都不夠用，國際化就不僅沒有可能，甚至也沒有意義——在國內分工都沒有足夠貨幣的條件下，強推人民幣國際化，只能導致中國宏觀經濟更加扭曲。

 

中國作為一個人口大國，貨幣缺口極其龐大，中國的人口是美國的4倍，貨幣創造也必須達到同等的數量級才能滿足自己分工的需求。完全通過順差進口貨幣勢必需要其他國家具有巨大債務端盈余。就算其他資本大國沒有政治障礙，允許把資產端全部轉移到中國，其債務端也未必滿足得了中國勞動分工需要的貨幣。中國要想成為發達國家，只能通過內生貨幣滿足自己的分工需求。

 

但內生貨幣并不容易，大部分國家都無法做到貨幣內生。很多人以為主權國家可以利用國家權力“印發”任意數量的貨幣，這是對信用貨幣生成機制的無知。所謂貨幣乃是一種“所有人都需要的商品”，因為“所有人都需要”，才能生成可以比較異質勞動的“價格”。而一個商品“讓所有人都需要”是非常困難的，像黃金、白銀等貴金屬和石油等大宗商品不僅數量少，而且可遇不可求。

 

現代信用貨幣，主要是通過將未來收益標準化為“人人都接受”資本品，通過銀行信貸過程創造出貨幣。所謂信貸過程是對抵押品估值，然后買入資本，賣出貨幣。可以說資本就是信用貨幣生產的“原料”，高流動性的資本市場，決定了貨幣的“產能”。貨幣創造能力是“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最主要的分水嶺。除了少數老天賞飯的能源國家，所有發達國家背后必定有強大的資本市場。

 

相對于由龐大產能構成的資產端，中國的債務端嚴重不足。迫使中國必須通過貿易順差進口大量的貨幣。隨著美國收緊對華貨幣輸出（關稅），中國產能被迫外移，導致勞動人口大量過剩（失業）。特別是在這個關鍵時刻，中國內生貨幣最主要的來源房地產市場出現猛烈收縮，人民幣變得越發稀缺，即使在出口屢創新高的條件下，依然出現嚴重的通縮。可以說，在中美博弈的大背景下，捅破房地產泡沫是我們犯下的最大的戰略錯誤。中國經濟出現的問題最底層，都是房地產為核心的資本市場收縮帶來的流動性枯竭造成的。

 

內生貨幣的關鍵是能否內生足夠的資本。因為高流動性的資本——股票、債權、期貨、不動產……——是貨幣生產的“原料”，貨幣就是銀行買入這些資本（信貸）創造出來的。巨大的貨幣需要巨大的資本市場：1）要盡可能通過賦予資產穩定現金流將存量資產資本化，銀行則通過購買資本創造貨幣；2）央行要在二級市場大舉購買國債，收購低估的股票和房地產，為銀行創造高流動性的抵押品；3）建立大宗貨物人民幣定價的期貨市場，特別是中國獨有的稀缺資源，稀土、鎵鍺和技術等，都必須用人民幣結算。

 

只要有了充足的貨幣供給，人民幣就可以擴大分工的范圍。貨幣核心的功能就是組織分工，使用哪種貨幣分工的人多，哪種貨幣就具有長遠的競爭力。中國必須利用這個窗口期讓使用人民幣分工的人口達到接近甚至超過使用美元分工的人口：第一，盡快擴大人民幣貨幣區的規模；第二，減少使用美元分工的人口。一旦國際貿易使用人民幣結算超過使用美元結算，人民幣是否能和美元等“硬通貨”自由兌換就變得不再重要。更重要的是盡量使用人民幣代替美元開展國際貿易，只要使用人民幣結算的人口足夠多，中國就可以無懼美國掀桌子，用本幣參與全球化大分工。

 

中美的貨幣戰爭已經開始。美元必須趕在人民幣補上債務端缺口之前，建立替代中國資產端的產業鏈；中國必須趕在美元完全剝離中國資產端之前，建立自主的債務端。誰先登頂，決定了未來誰會成為全球化的主導貨幣。一旦美國率先登頂，完成非中國產業鏈的重建，就意味著美國不再依賴中國的資產端。美國就可以放手一搏，通過引爆南海、臺海沖突，像對待俄羅斯那樣將中國逐出美元主導的全球化分工體系。

 

6 結語

 

人民幣國際化的路徑只有兩條，一條是日元、韓元的路，在現有的美元體系里通過與核心貨幣實現自由兌換實現國際化；另一條是以前歐元嘗試失敗，現在盧布又在走的路，那就是在美元體系之外另起爐灶。但如今已經非常明顯，中國巨大的人口規模和經濟潛力早晚會使人民幣“李代桃僵”——這并不取決于中國是否有意愿，而是中國經濟規模超過美國后的自然結果。后一條路雖然難走，但卻是美國給中國的唯一選擇——只要中國不接受民族分裂，早晚都必需自立門戶——“大象不可能在澡盆里洗澡”。

 

人民幣國際化是一場與美元的真正戰爭，但我們并沒有對這場戰爭的烈度做好充分準備。很多人還以為只要中國堅持全球化，模范遵守“國際秩序”，中國就可以繼續留在熟悉的全球分工體系之內。還有人認為只要等到美元崩潰，人民幣自然就可以取而代之成為主導貨幣。所有這些都是幻想，如果不能內生足夠貨幣，即使明天美元就崩潰，人民幣也無法取而代之。巨大的經濟體量和人口本身就是中國的“原罪”，無論人民幣有沒有取代美元的意愿，只要中國想要成為一個發達國家，就必須跨過這道坎。

 

作者：趙燕菁 文章根據中國戰略思想庫2024年8月29日“人民幣國際化的路徑與到2035年時人民幣的國際地位”閉門會發言整理。來源： 存量規劃前沿微信號  圖片來源網絡 侵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