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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揭開詩人徐遲跳樓之謎

張守仁

首聚北京暢談寫作

1977年12月28日至31日，由《人民文學》主編張光年主持，在北京東直門海運倉總參招待所，召開了一次有一百多位名作家參加的文學工作者座談會。

會議期間，人們傳說著詩人徐遲繼《地質之光》后，又多次去中關村數學所深入采訪，寫了一篇高瞻遠矚、激情澎湃的《哥德巴赫猜想》，已發《人民文學》1978年第一期頭條，不久即將和廣大讀者見面。

1977年12月30日那天，在周揚作了長篇發言之后，一個身穿黑色中山裝的人，站起來繞過坐在前排的我，健步登上講臺。他前額寬闊，頭頂稍禿，一副濃眉下，眼睛炯炯有神。這就是我心儀已久、二十二歲就出了第一本詩集《二十歲人》的詩人徐遲。他興奮地述說著數月來涉足于自然科學領域的深切感受。他說，他先在地質、地質力學等學科里跋山涉水；后來在數學、解析數論的王國里探隱索微；還準備出門，到流體力學和熱帶、亞熱帶溝谷雨林里去踏訪。他說，科學界人物崢嶸，為國爭光，事跡感人。令人憤怒的是，科學和文學一樣，都受到魑魅魍魎們的嚴重摧殘，殘酷迫害……他們的罪行罄竹難書，令人落淚千滴萬滴，不堪回首。但是，嚴冬過去，春天已來，氣候轉暖。危機到了極點，就會發生轉折，我們終于迎來了偉大的勝利……

詩人激情洋溢的發言，博得與會者熱烈掌聲。

兩周之后，1978年第一期《人民文學》出版，《哥德巴赫猜想》與廣大讀者見面。緊接著《人民日報》于1978年2月17日全文轉載。整個文壇、整個讀書界立刻沸騰起來了。人們眉飛色舞地談論著這篇振聾發聵之作，訴說著徐遲用形象語言描繪陳景潤在抽象數學高原上艱苦攀登的華彩篇章；背誦著文中描寫的數學演算的稿紙，像漫天飛舞的雪片，堆積在樓板上，足有三尺深；熟記著作者所說的高等數學演算篇頁“是空谷幽蘭、高寒杜鵑、老林中的人參、冰山上的雪蓮、絕頂上的靈芝、人類抽象思維的牡丹……”啊，這哪里是記者采訪的新聞語言，絕對是詩人的妙筆生花。

其時，徐遲已接受國務院副總理兼中國科學院院長方毅的委托，和責編周明一起，深入云南西雙版納亞熱帶密林采訪植物學家蔡希陶的重大貢獻去了。除夕前后，他們鉆進偏僻蠻荒的原始森林里埋頭苦干。他們不知道《哥德巴赫猜想》已引起全國性轟動，詩人點起的這支數學火把，已照得華夏大地一片亮堂，人人讀《猜想》之文，家家議景潤之事，盛況空前。

徐遲采訪完畢，寫出了《生命之樹常綠》，慎重送給當地領導審閱，然后和周明一起，攜稿回京。坐在飛機上，徐遲惜時如金，拿出印有“人民文學”字樣的稿紙，對報告文學作修改、潤飾，被眼尖的空姐瞥見。她用挺驚訝的語氣問：“老先生，您就是《人民文學》雜志的？”徐遲笑笑，指指旁邊的周明：“他是《人民文學》的。”空姐興奮地說：“這期《人民文學》刊登了徐遲寫的《哥德巴赫猜想》，人人搶著讀。我們看了非常感動，寫得太好了，大家奔走相告。”周明告訴美麗的空姐：“他就是徐遲，文章是他寫的。”空姐兩眼放光，連忙向徐遲深深鞠躬：“老先生您辛苦了，您寫得太棒啦！我代表讀者謝謝您。”

回到北京，聽到一片贊揚之聲，徐遲反而感到羞澀、不自在，連忙躲進北大燕南園采訪物理學家周培源去了。

過了兩個月，當徐遲和周明再去中關村看望陳景潤時，發現他的生活、工作條件大為改善，已有了自己的辦公室。新時期文學中最早出現的新人典型陳景潤，收到了來自全國四面八方的讀者來信，來信堆放在辦公室地上有幾麻袋之多。有一袋信件另放在屋子最里邊，上面還覆蓋著幾份雜志。徐遲問陳景潤：“那麻袋信為什么另放？”陳景潤說：“那里裝的都是姑娘們寫來的信，有的愿意為我洗衣做飯打掃衛生，有的表達了愛慕之情，有的表示要和我終身生活在一起……我擔心別人看到了不好，故另放在最里邊保存起來。”

徐遲對周明說：“數學家陳景潤，有一顆保護女孩子的心。”

為了向即將召開的全國科學大會獻禮，徐遲馬不停蹄、奮筆疾書，寫出了《生命之樹常綠》后，又趕寫了《在湍流的漩渦中》等力作。于是他成了新時期報告文學的開拓者、領跑者。在他帶領下，一批優秀報告文學作家如雨后春筍般冒出來：黃宗英在《十月》上發表了我編的、寫農業科學家秦官屬的《大雁情》，《人民日報》登出了陳祖芬歌頌內燃機工程師王運豐的《祖國高于一切》，理由在《新體育》上刊登了贊美擊劍運動員欒菊杰的《揚眉劍出鞘》……一時云蒸霞蔚，風光無限，群雄并起，陣容齊整，開啟了新時期報告文學的黃金歲月。

重聚武漢東湖之濱

1981年11月30日，我和《十月》雜志的詩歌編輯晏明同赴武漢，先去武漢軍區大院暗中安慰正在挨批的《苦戀》作者白樺，下午到武昌東湖之濱拜訪徐遲。

晏明是老詩人，出過《三月的夜》《北京抒情詩》《故鄉的梔子花》等十多本詩集。早在1959年，他就在北京出版社編輯、出版過徐遲的評論集《詩與生活》，故他倆是親密的文友。我們去拜訪徐遲之前一星期，晏明在北京還收到他寫來的信，談及愛妻陳松得了腸癌，動手術打開一看，是良性瘤，尚未擴散，心中大慰，說今后又可重操筆墨生涯矣……

我們到徐遲家時，他正在午睡。他見到我們，喜出望外，便把我們領到書房里坐下來交談。我趁兩位詩友敘舊之際，細看靠墻立著的三個書架：一個書架上是一些舊的英文書；另一個書架上插著魯迅作品集、散文集、詩集，還豎立著大大小小幾十個硬皮筆記本——我坐在沙發上心想，這些可能是歷年積累下來的采訪本，會給徐遲創作提供豐富、生動的素材；引人注目的是第三個書架上擺著許多音樂書籍，有《音樂大辭典》《音樂家傳記》，以及徐遲早年寫作、出版的《歌劇素描》《世界著名音樂家》《音樂家和樂曲的故事》等著作。

我好奇地問徐遲：“您為什么如此熱愛音樂？”徐遲告訴我：“我的故鄉是太湖之濱吳興縣古鎮南潯。我們那兒是魚米之鄉。南潯有小蓮莊公園，有嘉業堂藏書樓，有中國最早的絲綢業。我父母親都是老師。我父親在家鄉辦過一個貧兒教養院。教養院里有個管樂隊，還有鋼琴，但沒有弦樂。我從小在音樂聲中長大，這樣培養了我對音樂的喜好。1936年，上海舉辦一次交響音樂會。我從家鄉專程趕去欣賞，會后搭車趕回浙江南潯。可見我對音樂是十分迷戀的。我特別愛聽古典音樂，家里有幾張留聲機唱片，我想買一架落地唱機，閑來聽聽。”

接著他談起了音樂評論家李凌、小提琴家馬思聰。他說，李凌任中央樂團團長期間寫的音樂隨筆很有水平。說馬思聰在“文革”中被斗得死去活來，為了保命才潛居到美國，他是愛國愛鄉的音樂家。他那支《思鄉曲》何等邈遠、幽美、曼妙，魅力無窮，堪稱20世紀的經典樂曲。正如李凌所說：“馬思聰不大喜歡濃墨重彩和強烈的戲劇性沖突，風格比較恬淡、素雅，有點像南國的‘夜合花’，徐徐吐出幽香。”

徐遲本質上是詩人。除《二十歲人》外，還出版過詩集《戰爭·和平·進步》《美麗·神奇·豐富》《共和國的歌》，上世紀50年代中期還擔任過《詩刊》副主編。故兩位詩友談起詩歌、詩人來，如數家珍，十分熟悉。徐遲說：“論詩，徐志摩第一，戴望舒第二，卞之琳第三，艾青第四。”我插言道：“艾青排第四，評價是否低了？”徐遲認為，排名第四，也是“五四”以來的杰出詩人。你看他在上海監獄里雪晨寫的那首《大堰河，我的保姆》多么蕩氣回腸、感人肺腑！乳兒回憶幼年深情，彌漫于詩行之間。

他喝了口茶，對詩人晏明說：“今年是葉圣陶文學研究會辦的老《詩刊》60周年、解放后的新《詩刊》25周年，現任《詩刊》主編嚴辰約我寫了一篇紀念文章。我今年67歲，是1933年19歲那年開始寫詩的，最初的詩發表在《現代》雜志上。那時我是一個現代派，從風格上來說，受到了歐美現代派詩歌的影響，比較晦澀難懂，后來我寫了散文、報告文學，就比較明朗了。”

我問他：“您最初發表的詩歌，署的就是‘徐遲’這個名字嗎？”他微笑道：“不是的。我原名徐商壽。處女作沒有用‘徐遲’這個名字。我上面還有三個姐姐，我是老四。父母叫我‘遲寶’。發表了幾年作品，我才用‘徐遲’這個筆名，原意是叫自己生活得慢一點，不要老是快節奏、性急、匆忙。不過，我這輩子也慢不下來。”

是的，徐遲的生活節奏是很迅捷的。上世紀50年代初，他作為《人民日報》《人民中國》特約記者，足跡遍及祖國各地，到過朝鮮戰場，去過鞍鋼、武鋼、包鋼，奔走于長江大橋和黃河三門峽水庫工地，日夜兼程，步履匆匆。正如他1961年自述的那樣：“我朝拜過鋼都、汽車城，親眼看見黃河清；祁連山俘虜了我的心，青海湖讓我一見鐘情；在芒崖我曾頂禮昆侖，我有心向塔里木進軍……”祖國東西南北，到處都留下了詩人的身影。“徐遲”這個筆名，也改變不了他那難移的本性。

再聚深圳創作之家

1992年3月5日，我和愛人從廣州乘火車至深圳，叫了一輛出租車，把我們送到西麗湖畔、麒麟山下中華文學基金會創辦的度假村。到辦事組報到時得悉同來度假的還有報告文學作家徐遲等十多人。

第二天清晨，我到花園里晨練……在林鳥聲中、玫瑰香里，徐遲走到我們身邊，也跟我們一起談論文學翻譯。他曾譯過莫德的《托爾斯泰傳》、荷馬的《伊里亞特》、梭羅的《瓦爾登湖》、愛倫堡的《巴黎的陷落》、司湯達的《巴爾瑪修道院》以及《雪萊詩選》，對翻譯之道有獨到的見解。他說，翻譯的標準是“信、達、雅”，既然是文學翻譯，首先要有文學性。他和錢鍾書一樣，推崇林琴南的譯文。

他說，一個美籍華人和一位美國詩人合譯的《唐詩三百首》，首首有錯訛。我說：“詩難譯，美文難譯。我看過英譯、俄譯的《紅樓夢》，和原作相比，差遠了。”

徐遲走向早餐的飯廳，說：“和翻譯相比，我喜歡創作，創作自由。我總是對自己的譯文不滿意……”

3月8日那天，春雨霏霏，樹葉滴翠。小徑兩邊，杜鵑鮮紅如火，草花含露綻放。我和徐遲晚飯后散步。我回憶起1977年底他在海運倉總參招待所的發言。徐遲說：“那時是思想解放初期，我們大家都處在起跑線上，憋足了勁向前猛跑，壯志凌云，心花怒放，好比水閘打開，激流奔瀉。那次發言后，我和周明就奔赴彩云之南，采訪蔡希陶去了。”

我告訴徐老：“受了您那篇《生命之樹常綠》的影響，我到了云南，專門去了一趟昆明的黑龍潭，去了云南農林植物研究所，看了那株您作品中提及的唐梅。”他表示關切：“那株唐梅還在嗎？”“還在。不過老態龍鐘了，只在枝頭點綴幾片葉子。1989年秋天，我在浙江天臺山寺院里看到過一株隋梅。”“啊，隋梅？在什么寺院？”“國清寺。那株老梅倚墻而立，每當初春，開出一樹繁花，生機勃勃，仿佛正在壯年。寺中僧人把古梅上的花兒撿集起來，釀制成精美食品招待貴賓呢。”

這引起了徐遲濃厚的興趣，在一叢玫瑰花旁邊停下來，面對著我，目光神秘地考問我：“你既然對古樹很關心，那我問你中國壽命最長的古樹在哪兒？”我想了想說：“恐怕以陜北黃陵那株大柏樹樹齡最長。那株古柏相傳系軒轅皇帝手植，已有五千多年歷史了，故中國人管它叫‘柏樹王’，英國人稱它為‘柏樹之父’。”“這是在大陸。那么臺灣省哪株樹最古老呢？”“記得書上說臺灣阿里山那株紅檜，種植于商代，距今三千多年了。”徐老對我的回答表示滿意，說：“你的古樹知識還行。1948年，我從上海去臺灣，曾經拜謁過阿里山那株神木。”說著，他雙手張開作圍抱狀：“那真是龐然大物啊。”

這時我們已踱到湖邊，憑欄遠眺，湖中有島，島上有樹，樹下有亭。其時暮色已合，煙雨蒙蒙，那里一片模糊，不甚分明。小雨下大了，我們便回到各自住室，干自己的事去。

1992年3月11日上午，在此度假、修養的作家們排列在“創作之家”門前的草坪上合影留念。徐遲那年已78歲，眾人之中年紀最大，可他搶先在前排蹲了下來。他笑容可掬，像孩子般天真可愛。他絲毫沒有大作家的架子，總是謙虛有禮、和藹可親，單純如稚童，透明似冰雪。

拍完照，我請徐遲到我110房間喝咖啡聊天，他欣然前往。坐進沙發之后，我給他沖了一杯雀巢咖啡。他隨手翻開茶幾上擺放的、我正在看的《汪曾祺自選集》，讀到第一首短詩《彩旗》——“當風的彩旗，像一片被縛住的波浪”，他臉色立即沉下來，用書遮住眼睛，沉默不語。我問他：“您為什么沉默不語？”他自責道：“這首短詩是我當《詩刊》副主編時簽發的。可能我害了他。曾祺大概因為這兩句短詩在‘反右’中吃了苦頭，被發配到張家口外住羊圈掏大糞去了。唉，人啊，人啊，人的生活往往由無數偶然因素造成。”

我談到了1991年春天和汪曾祺去云南采風、同住一室深夜長談的情景，于是我們又提起了云南那片神奇、多彩的土地。徐遲說起了植物學家蔡希陶對云南經濟的巨大貢獻……徐遲喝了口咖啡，動情地說：“因為我愛蔡希陶，故能把作品寫好。馮牧得悉我要去云南采訪，慷慨拿出關于云南的全部日記讓我參考。我一看馮牧用小字寫的云南日記，精彩之極，建議他發表，他堅決拒絕。馮牧的日記絕對是第一流的散文。”

我說：“馮牧在云南多年，足跡幾乎遍及那里的山山水水、窮鄉僻壤。有一次在芒市過潑水節，他望著夜空升起的一盞盞孔明燈，對我說：‘有一晚我住在佧佤族老鄉家里，深夜開門，云海起伏像波浪一樣涌到我身邊腳下，你幾乎可以踩著這塊厚厚的云毯走到對面山頭上。這是何等瑰麗、何等難忘的景象！’”徐遲贊嘆說：“馮牧是評論家，也是散文家，更是難得的伯樂。他慧眼識駿馬，發現、扶植了多少作家啊。”

接著談到了文學與科學。他認為，搞文學，最可怕的是落入俗套。一入套子，就陳舊了，像工藝品那樣，失去了靈氣，只剩下匠氣。因此，我總是追隨著科技潮流向前走，跟著前進，這樣才能學到一點新東西，獲得一點新思想，才能不斷創新，不至于只能寫些淺表的東西。科學博大精深。科學能改變人類生活。科學使幻想變成現實。過不了多久，地球和月球之間會開通TAXI，人也可能到火星上去。人們乘著飛舟，天上地下，來往穿梭，像搭公交車那樣，十分方便。再過七八年，就進入21世紀了。猶如過了一夜到了清晨，過了一歲到了新年那樣，新世紀會帶給我們許多嶄新的、現在難以想象的東西……

雖是南國的春天，我房間里打開的落地窗外，花圃里一株桂樹正盛開著金色的花朵。因此我覺得從徐遲嘴里吐出來一句句關于科學的話語，仿佛帶著金桂的幽香，聽來馥郁宜人，意味深長。那天他和我一直暢談到午餐時分，才興致未盡地、戀戀不舍地分手。我望著徐遲老人頭頂已禿、頭發花白、上身微駝的背影，心想他就是一位懂得科學、熱愛科學、擁抱科學的文學家。

又過了幾日，天氣很暖和，徐遲這只南飛雁決定打道回府，急著去看那本《目的地火星》去了。回武漢之前那個晚上，我去送別。他正在整理行李、打包，見我去看他，便拍拍手上的塵土，坐下來和我交談。他一改平日詼諧、幽默的語調，對我嚴肅地說：“近來我對文壇感到失望。文學是有關心靈和精神的事業，但不少作家為了賺錢，迎合市場，寫些低俗的、低級趣味的東西。你只要到書店、書報攤上看看，一些不堪入目的書名、封面包圍著你，庸俗不堪。編輯也缺乏敬業精神，書展上陳列、出售的許多新書，雷同的多，仿制品多，胡亂輯集的多，重復出版的多，搶譯、重譯的多，粗制濫造的多，創新的少，好書少，精品更少。評論家更是軟弱無力，只知拿紅包，一味說捧場話。我們沒有別林斯基式的批評家，缺乏尖銳潑辣、令人警策醒悟的雄文。面對此種局面，我憂心忡忡。”

我表示同感，說：“文學決不應以賺錢為主要目標，作家應擔當道義，堅守品格。”但同時感慨：窗門大開，蒼蠅進來；大潮之中，難免泥沙俱下。個人力量有限，只能潔身自好。我勸徐老：“您已是近八十歲的人了，想開點，今后應以保重身體為第一，而把創作放在第二位為宜。”徐遲說：“謝謝你的關心。我和詩人晏明很久不見了，你回京后代我問好。”我說：“一定一定。”見他忙于臨行前的收拾，便和他握手告別。

揭開詩人跳樓之謎

1996年12月14日下午，我乘出租車到西郊賓館參加中國作協第五次代表大會。報到后，突然聽到一個爆炸性消息：徐遲已于12月12日深夜12時跳樓自盡！

眾代表驚駭之極，困惑莫解。我在會上遇到的二十多位代表極其傷心，紛紛詢問，是什么原因導致如此悲劇。各個房間都在議論著這件事。好幾位作家猜測這是老年寂寞所致，建議作協建個作家老年公寓，配備陪護人員，以解決他們孤寂之虞。

有的認為他第二次婚姻失敗，遇人不淑，子女疏離，雖然很快跟C女士分手了，總是心上的遺憾。有人說他玩電腦玩得走火入魔，受到了某宗教散播的世紀末頹廢情緒的影響。有的認為他不能忍受血壓不穩、腸胃不適、支氣管炎嚴重等疾病的頻繁襲擊而取此下策。有的說湖北作家朋友要來北京參加作代會，紛紛到同濟醫院六樓與之告別，使他感到不能與會的孤苦零丁、形單影只。有的猜想他患了老年抑郁癥，心中想不開就尋了短見……種種說法，莫衷一是。

17日那天，吃完中飯，路上遇到湖北團的老詩人曾卓。曾老和徐遲是多年老友，便向他探問。他說，徐遲一生追求真善美，看不慣社會上的假惡丑，便過著與世隔絕的生活，不看刊物，不看書，不讀報，不看電視，不接電話，不聽音樂，不玩電腦，不會客，不出門。他關在家里只研究憲法，拿著憲法反復閱讀，認為憲法是最深的哲學，最美的文學，最公平、正義的根本大法。曾老的話，仍不能解我心中的疑團。

由于徐遲的為人為文，是當代作家中我最敬仰的對象之一，故作代會之后，我一直設法揭開這個死亡之謎。經過向他親密助手、得意門生、友好鄰居、交心詩友、責任編輯長期打探、詳細詢問，終于梳理出一條清晰的脈絡，才弄明白他如此謝幕、如此離世，主要是因為他精神上的極端痛苦。

那時他主編過的嚴肅文學雜志《長江文藝》滯銷，訂數一再下降、下降，只剩不到一萬份；而同在武漢的通俗刊物《今古傳奇》卻發行一百萬、兩百萬甚至兩百萬份以上。兩者懸殊如此之大，他想不通。那時書商瘋狂盜版刊印暢銷書，賺了大錢，過著土豪似的生活，而他這個辛勤寫書的人，只能住在冰窖似的臥室內，凍得徹夜難眠（湖北作協領導關心他，在他書房內安裝了取暖設備）。

他想不通的是：為什么有關部門不采取強有力措施保護知識產權，為什么放任不法書商們明目張膽的盜竊行為？科學家們默默無聞地作出巨大貢獻，但為什么研究衛星、研究導彈的，其生活還不如街道上賣茶葉蛋、賣鴿子蛋的，對此他想不通。演戲、演電影、唱歌的人，其片酬、出場費高得驚人，而寫劇本的、作曲的、寫歌詞的稿酬很低，這種本末倒置的現象，他實在想不通。上世紀90年代以來，假藥、假酒、假煙、假油、假奶、假肉（注水肉）、假魚、假米（米中摻沙）等假貨充斥市場。食品摻假是人命關天的事啊！他想不通世風為何如此頹敗，道德為何如此淪喪。有位密友特地安排他住進溫暖的星級賓館，讓他度過寒冷的冬夜。他高高興興去了，洗完澡，剛躺下，床邊桌上的電話鈴就響起來了。一個嬌滴滴的女聲說：“先生，你要按摩嗎？你要陪夜嗎？我這就過來。”徐遲憤怒地摔下電話，自言自語：“武漢之大，我竟然找不到一個平靜的安居之所。”

1996年左右，即上世紀90年代中期，當時尚未展開像如今的既抓老虎、又打蒼蠅，更把權力關進籠子的反貪、反腐、反奢、反黃、反假的執法行動，故社會上官商勾結、權錢交易、賄賂橫行、貧富懸殊、大吃大喝、鋪張浪費的現象十分嚴重。徐遲對此深惡痛絕。他是個對憲法有深入研究的人，可是生活中經常發生違憲違法、權大于法的事例，對此他百思不得其解。

徐遲是個有尊嚴、有追求的理想主義者，容不得丑惡泛濫。面對如此無奈的環境，豈能隨波逐流、茍且偷生！？他不由想起了巴爾扎克的小說《幻滅》。他和這部小說的作者和主人公一樣，感到了理想的破滅。他想起了他譯述《托爾斯泰傳》中托翁最后的結局，以82歲的高齡在寒冬里獨自出走的情景。托爾斯泰是整個俄羅斯的良心，他想步這個大師的后塵，也在82歲（1914——1996）冬天出走。他想起了《南齊書·王敬則傳》中記的“檀公三十六策，走是上計。”他曾經以暗示方式把“三十六計走為上”的想法告訴他最親密、最信得過的人。但他的密友沒有認真對待，只以為這如他詩友徐志摩在《再別康橋》中所抒寫的那樣：“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來，我揮一揮衣袖，不帶走一片云彩。”——密友覺得這是詩人的浪漫情懷。其實，徐遲已選定時間，要擺脫當時那種泥沼般污濁的生活。

有次一個路人不幸被汽車軋死了，他說此人在幾秒鐘之內就結束了生命，是一種幸福。徐遲在醫院里撿到的一張紙片上，用英文潦草地、別人很難辨認地寫了一行字，譯成中文，就是“走意已堅，誰能勸我，誰能救我？”有個朋友到醫院里探望他，他對友人說：“你有什么問題快問我吧，你不問，過些時候就問不著了。”他對醫院里一位愛文學的女醫生說：“花盛則謝，光極則暗。一個人，當他的事業達到頂峰之后，再難以往上攀登了，轉折之前最好的收場是飛起來。”說完，徐遲作了個飛翔的手勢。

凡此種種，都是他棄世念頭的流露。

時間終于捱到了他選定的1996年12月12日深夜12時（12+12+12=36），三十六計走為上。他悄悄從病床上坐起來，悄悄走出陽臺門，悄悄推開窗子，向外縱身飛躍……

啊，是他一連串的想不通，促成了詩人之死，釀造了這一震驚文壇的悲劇。

歲月流逝。一生追求真善美的徐遲，不愿與假惡丑為伍，毅然離開我們整整20年了。為了深深地懷念他，銘記這位嫉惡如仇、心靈像冰雪一樣純凈的詩人，筆者在耄耋之年特撰寫了此文。

尊敬的讀者，你們可要睜大眼睛，時刻警惕生活中那些言行不一、戴著面具的假、惡、丑啊！

（寫于2016年10—12月，徐遲去世20周年之際）

作者：張守仁，中國作家協會會員。著作有《廢墟上的春天》《文壇風景線》《你就是愛》《尋找勿忘我》等。譯作有《道路在呼喚》《魏列薩耶夫中短篇小說選》《屠格涅夫散文選》等。曾編輯出版《高山下的花環》等多部名作，被文學界譽為京城“四大名編”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