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熱播的電視劇《特赦1959》講述了195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首次特赦釋放罪犯12082名、戰犯33名這一重大歷史事件，這一舉措在黨內外、海內外都產生了廣泛而深刻的社會影響。在解放戰爭中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初期，人民解放軍俘虜和逮捕了許多戰犯和其他敵對分子。此后，隨著我國經濟建設的順利展開和加強統一戰線工作的需要，如何處理戰犯就成為黨和政府面臨的一個重大問題。為加強對戰犯的統一管理和改造，在1956年曾對全國各地的戰犯實行大集中，分別關押在北京、撫順、濟南、西安、重慶、內蒙古6地的戰犯管理所。戰犯中的200名原國民黨高級將領，全部集中到北京功德林一號戰犯管理所。功德林一號戰犯管理所，位于北京德勝門外功德林路一號，占地近百畝，監房能容納千人以上。功德林一號關押的這些國民黨戰犯情況比較復雜，改造的難度很大。這些人長期為蔣介石國民黨效勞，甚至直接參與了蔣介石集團的諸多重大決策，是蔣介石最可靠也最有實力的人物，反動思想根深蒂固。他們對于戰敗不服氣、不認輸，認為今天之所以成為戰犯，是因為打了敗仗，“勝者為王，敗者為寇”。針對這些觀點，為加強對戰犯的改造工作，管理所采取了多種辦法，堅持思想改造與勞動相結合的方針，安排他們到北京遠郊參加勞動。與此同時，周恩來還委托原國民黨高級將領及愛國人士張治中、程潛、邵力子、章士釗、傅作義、蔣光鼐、鄭洞國、侯鏡如等先后到功德林看望他們，做說服開導工作。對戰犯的生活管理，管理所采取既嚴肅認真又合情合理的原則，切實尊重他們應當享有的各種權利，嚴禁打罵體罰和侮辱人格的行為。注意他們的飲食、衛生，提供生活必需品，同時組織一定的文娛活動和體育鍛煉。對他們的身體，定期進行檢查，有病及時治療。有的人病重或病危，組織名醫會診、搶救，配備較強的力量進行護理。還幫助他們鑲牙、配眼鏡、安裝假肢等，從各方面給予人道主義的待遇，使他們深受感動。以上這些工作對戰犯們轉變立場和思想改造，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有的戰犯說：“人非草木，孰能無情，我就是在這種恩情感動下，這顆凍僵已久的心才復活起來的。”有一位被治好梅毒病的戰犯說：“黨不僅改造了像我這樣罪該萬死的罪犯，并想盡各種辦法治好了我過去腐化生活帶來的臟病。對黨的偉大人道主義精神，我永世不忘。”還有的戰犯說：“人的生命是最寶貴的東西，但革命真理比人的生命還寶貴。我這個過去長期與人民為敵的戰爭罪犯，今天能改造成為新人，完全是毛澤東思想對我教育的結果，真是‘頑石點頭’，真理服人。”杜聿明是黃埔一期畢業生，深受蔣介石器重。在淮海戰役中被俘后，陳毅司令員與他談話，他拒絕談任何問題。一直到他被送到山東濟南解放軍軍官教導團，他仍不服罪，動不動就發火。1950年11月，他從濟南轉到功德林時，被戴上了重重的腳鐐。這次被送往北京，他認為自己罪惡深重，必被處死無疑。因此，他在棉褲里藏了60余片安眠藥，企圖等待適當時機自殺。管理人員在摸清了杜聿明的思想動態后，便有的放矢地對他進行正面教育，著重讓他學習1949年4月國共和平談判時，中共提出的《國內和平協定》（最后修正案）第一條第一項的規定，明確指明一切戰犯不問何人，只要能認清是非，幡然悔悟，確有實際表現的，必會得到寬大處理。同時，還反復以同是名列44名頭等重要戰犯之一的傅作義將軍的事例，對他啟發開導，漸漸地使他認識到只有幡然悔改，立功贖罪，爭取重新做人，才是自己唯一的出路。于是，杜聿明打消了自殺的念頭，并交代了私藏安眠藥片的來源。原來，他在山東解放軍軍官教導團期間，以失眠為由，多次向我軍醫零星地要來安眠藥片，積少成多，并在深夜里偷偷拆開棉褲，把藥片裝入褲內縫好備用。他一再表示，自己再也不干這種自絕于人民的蠢事了。多年來，監獄的管理干部對他關懷備至，為他治愈了多種疾病。有一次，杜聿明高燒不退，醫護人員為他打針、喂藥。管教處的姚處長徹夜守在他身旁，悉心照料。這一切深深感動了杜聿明，他激動地對姚處長說：“沒有你們為我治病，我早完了，共產黨是我的再生父母。”一次，陳賡大將來功德林視察后，杜聿明含著熱淚對管理人員說：“我和陳賡大將是黃埔一期同學，當年我倆是同窗好友，而我和他卻走了截然相反的兩條路。他走對了，而今他是千古名將，而我卻走錯了路，成為千秋罪人。”杜聿明的立場和思想有了較大的轉變，于1959年被第一批特赦釋放。那么，中華人民共和國首次特赦戰犯政策是如何出臺的呢？1956年，中共中央根據國際形勢的變化，確定了爭取和平解放臺灣的方針。這樣，如何處理戰犯問題就提上了議事日程。1月30日，周恩來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二屆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會工作報告》中提出：“為爭取和平解放臺灣，實現祖國的完全統一而奮斗。”當天，他在陸定一起草的《為配合周恩來同志在政協所作的政治報告向臺灣展開相應的宣傳工作問題給中央的報告》中作了“政協會后，可放十幾個戰犯看看”的批示。中央政治局專門就周恩來的建議進行了討論，認為釋放一批戰犯的條件已經具備，且具有重大的政治意義。當時，國內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已經基本實現，“一五”計劃提前完成，政治經濟穩定。從戰犯本身的情況來看，他們雖然有過重大罪惡，但他們過去一般都高高在上，同人民群眾直接接觸較少，不像直接壓迫人民群眾的惡霸地主那樣，不殺掉一批不足以平民憤。經過幾年的改造，他們中的多數已經有了不同程度的悔過表現。在這種情況下，如果釋放一批戰犯，不僅有利于孤立、動搖、瓦解境內外的敵人，并且有助于安定社會上和統一戰線內部對我們抱有疑懼的人的思想，使人民民主統一戰線獲得進一步的鞏固和擴大。另外，當時根據周恩來闡明的對臺方針和中央的部署，政府宣布了對國民黨去臺人員凡返回祖國大陸者則既往不咎的政策。在這個時候，釋放一批戰犯，有利于加強大陸與臺灣的關系。為了更好地處理戰犯問題，中共中央同時也向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征求意見，進行政治協商。3月14日，全國政協二屆十九次會議專門討論了周恩來關于釋放戰犯的提議。周恩來根據毛澤東主張對國內戰犯“一個不殺”的原則，具體說明這一重大決策的目的、方針和步驟：我們的目的就是要“轉消極因素為積極因素”，“殺他們是容易的，殺了他們，他們就不能再起積極作用，只能起消極作用。對臺灣的影響相反，使他們覺得戰犯的下場只是要殺的，增加了臺灣的恐慌。這與我們的政策不相符合。”會上對這個問題展開了熱烈的討論。一種意見認為應該立即全部釋放；另一種意見認為應該逐步釋放。周恩來同意后一種意見，他說：“雖然前一種意見處理起來很簡便，但工作不圓滿，收獲也不大，一下子轟動一時，過去后就沒有下文可做了。”他提出：“我們要影響臺灣，還是一步步地來做好，先放少數，試一試，看看有效沒有，放出去的工作也要循序漸進，急不得。”周恩來還對釋放戰犯的工作提出了許多具體的安排意見，第一步先集中釋放的戰犯在北京參觀，然后到各地去參觀，其間允許親友看望他們，等這些人對新生活適應后，對祖國形勢有所了解后，再做第二步工作，即同他們一起討論如何開展對臺灣的工作。周恩來最后強調：“他們出去后，愿意到臺灣的到臺灣，愿意到香港的到香港，允許來去自由，我們說話是算數的。”4月25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作《論十大關系》的報告，進一步就寬大戰犯的政策問題作了說明。毛澤東指出，黨的政策的精神是化消極因素為積極因素，殺了這些人，一不能增加生產；二不能提高科學水平；三對我們除四害沒有幫助；四不能強大國防；五不能收復臺灣。如果不殺，或許對臺灣還會產生影響。對釋放戰犯的時間問題，毛澤東經過反復考慮后，在5月2日的一次會議上表示：目前馬上釋放，時機尚不成熟。其理由是：“放早了，老百姓還不那么清楚，我們也不好向老百姓說明，老百姓生活得更加好了，我們再來放。”“不講清楚這個道理，一下子把他們放掉了，大家就不了解，也沒有這個必要。”經過上上下下幾次充分討論和醞釀，對戰犯實行特赦的政策方針終于確定出臺了。1959年9月14日，毛澤東代表中共中央就戰犯釋放問題正式向全國人大提出了如下建議：我國的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已經取得了偉大勝利。我們的祖國欣欣向榮，生產建設蓬勃發展，人民生活日益改善。人民民主專政的政權空前強大和鞏固。全國人民的政治覺悟和組織程度空前提高。國家政治經濟情況極為良好。黨和人民政府對反革命分子和其他罪犯實行懲辦和寬大相結合、勞動改造和思想教育相結合的政策，已經取得了偉大的成績。在押各種罪犯中的多數已經得到不同程度的改造，有不少人確實已經改惡從善。根據這種情況，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認為，在慶祝偉大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十周年的時候，對于一些確實已經改惡從善的戰爭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犯，宣布實行特赦是適宜的。采取這個措施，將更有利于化消極因素為積極因素，對于這些罪犯和其他在押罪犯的繼續改造，都有重大的教育作用，這將使他們感到在我們偉大的社會主義制度下，只要改惡從善，都有自己的前途。為什么這個時候做這件事呢？9月15日，毛澤東在各黨派負責人會議上回答說，現在“人民群眾站起來了，有神氣了，不怕他們了”。因為“這不僅是他們的問題，還要人民能接受。現在是改好了的人就赦，是特赦，不是大赦”。毛澤東代表中共中央提出的建議很快向黨內外傳達。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著名無黨派人士和文化教育界知名人士紛紛舉行座談會，表示熱烈的擁護和支持。9月17日，第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九次會議，根據毛澤東的建議，通過了關于特赦改惡從善的罪犯的決定。同日，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劉少奇正式發布了特赦令。9月18日，《人民日報》頭版發表了毛澤東的建議、人大常委會的決定和劉少奇的特赦令，同時配發《改惡從善，前途光明》的社論，這在全國尤其是各地戰犯勞教所引起了重大轟動。特赦令第一條規定：“蔣介石集團和偽滿洲國戰爭罪犯，關押十年而確已改惡從善的予以釋放。”這天正好是中秋佳節，《特赦令》的頒布使許多特殊家庭有了“月圓”的希望。特赦消息公布后，立即引起了人們的極大關注，特別是在功德林一號關押的戰犯，他們欣喜若狂，無比激動，感謝黨和政府的英明決定。10月2日，他們給毛澤東主席寫了一封信，以表達他們的興奮和感激之情：
當此偉大祖國國慶十周年之際，黨和政府對我們這些罪大惡極的戰爭罪犯頒布特赦令，對確實改惡從善的給予釋放，這是無產階級崇高的革命人道主義的體現，是中外歷史上對于罪犯從來未曾有過的深恩厚德，使人們深深地感到無比的興奮和無限的感激。我們過去都是蔣介石集團發動反人民內戰的實際執行者，破壞民族民主革命，用各種手段殘酷地壓榨和殘害人民，嚴重阻礙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把國家拖到了絕境，論罪真是死有余辜。十年來在黨和政府的耐心教育下，使我們逐漸恢復了人性，明辨了是非，從而樹立了認罪服法、改惡從善的思想基礎。黨不僅寬恕了我們的罪行，而且把我們的靈魂從罪惡的深淵里拯救出來，使我們得有今天的新生，黨之于我們，真是恩同再造。今天當我們將要走向新生活的前夕，我們謹向您莊嚴地保證：今后在思想上、行動上，積極擁護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道路，永遠跟著共產黨走，在工作和勞動中，誠懇踏實，力爭上游，在祖國的社會主義建設和解放臺灣的斗爭中，貢獻出自己的全部力量和生命。最后，我們謹以無限感恩圖報的心情向您致崇高的敬禮！
根據中央的精神，戰犯管理機關對在押的戰爭罪犯進行了全面、嚴格的審查。最后，經最高人民法院批準，決定首批特赦釋放戰犯33名，其中國民黨戰犯30名，在功德林一號戰犯管理所的有10名。12月4日10時整，在功德林一號戰犯管理所舉行的特赦大會開始，由最高人民法院致詞，宣布特赦10名戰犯名單，按序列唱名，他們是杜聿明、王耀武、曾擴情、鄭庭笈、宋希濂、楊伯濤、陳長捷、邱行湘、周振強、盧浚泉，法官向他們一一授予特赦通知書。第一個叫杜聿明時，他毫無準備，機械地應了一聲“有”，立即站了起來。管理員叫他出列，到前面一列長凳前，面向主席臺肅立。法官念完特赦通知書全文，杜聿明低頭深深向法官鞠躬，雙手接過通知書，又深深地鞠躬，轉身退到長凳上就座。這時，他再也抑制不住內心的激動，熱淚奪眶而出，低頭飲泣起來。攝影記者紛紛將這感人的場面攝入鏡頭。當10名特赦戰犯都宣布完，輪到杜聿明講話時，他走上講臺，頓時聲淚俱下地說：“黨和毛主席對我這樣一個罪大惡極的頭等戰犯，給予特赦，我無限感激。誓在有生之年，繼續學習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使自己成為新人，永遠跟著共產黨、毛主席走社會主義道路，無論遭受狂風暴雨的阻礙，生死以之，決不反顧！”會后，根據周恩來的指示，這10個人和從撫順戰犯管理所釋放的末代皇帝溥儀專門組成一個小組，集中住在北京崇文門內旅館，由周恩來總理辦公室的同志負責他們的學習和生活。12月14日，周恩來在中南海西花廳會見了這批特殊的客人。這批剛剛釋放的人員見到周恩來，個個驚喜萬分。楊伯濤回憶說：“當時能夠見到周總理感到很幸福，但是想起自己從黃埔軍校畢業之后，走了一段漫長的反革命道路，成為罪行累累的戰犯，真不知該說什么好，喜悅和羞愧之情頓時交織在一起。”周恩來總理同客人一一握手后，詳細詢問每個人的學習、家庭、自身身體健康狀況以及出獄后的感想。周恩來勉勵大家要重新做人，要走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道路，做新人，才有奔頭。希望他們相信黨和國家，特赦后會信任他們，用上他們的力量。他還說，你們當中與臺灣有聯系的人，可做點兒工作，慢慢做，不著急，個人寫信靠得住些。楊伯濤后來感慨地說：“這種對待俘虜的作法自古以來是少有的。我為什么擁護共產黨，因為我是過來人，我看到過國民黨的興盛，也看到過它的衰敗。我為國民黨做過19年事，又在共產黨領導下工作了20多年，我感到只有共產黨才有這種胸懷。”這次會見，不但使釋放人員更加形象化地認識了共產黨，而且對加強統戰和對臺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來源：昆侖策網，編自“大嘴猴醫生”博文）
【昆侖策研究院】作為綜合性戰略研究和咨詢服務機構，遵循國家憲法和法律，秉持對國家、對社會、對客戶負責，講真話、講實話的信條，追崇研究價值的客觀性、公正性，旨在聚賢才、集民智、析實情、獻明策，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而奮斗。歡迎您積極參與和投稿。
電子郵箱：gy121302@163.com
更多文章請看《昆侖策網》，網址：
http://www.kunlunce.cn
http://www.jqdstudio.net
責任編輯：紅星
特別申明：
1、本文只代表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本站觀點，僅供大家學習參考；
2、本站屬于非營利性網站，如涉及版權和名譽問題，請及時與本站聯系，我們將及時做相應處理；
3、歡迎各位網友光臨閱覽，文明上網，依法守規，IP可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