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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道摘登如下：

6月12日香港立法會大樓附近發(fā)生了“反《逃犯條例》修正案”示威游行。當時我也來到了香港，那是出于其他目的（觀察中國的野生動物），本想經由香港赴中國內地。恰好在當天，我得知香港游行隊伍與警察發(fā)生了激烈沖突。后來又得知6月16日香港將再次爆發(fā)大規(guī)模游行，我索性推遲去中國內地觀察野生動物的日期，打算在香港停留幾天，深入采訪這場游行活動。

我自1988年在中國重慶的一所大學留學以來，大約30余年經由香港往返于中國內地和日本。粗略算來，我穿過香港—深圳羅湖的口岸已有560多次，對我來說這不過是我前往中國內陸地區(qū)進行調查研究行程中的一小段而已，沒有任何特殊意義。但是，如此頻繁地往返中國內地和香港，即便像我這樣對于人類社會毫無興趣也一無所知的人來說，也能夠感受到香港和內地在多種意義上的“差異”。

我曾經很喜歡香港（我正在糾結于是否要用“曾經”一詞）。每每結束在四川、云南大山深處艱苦的調查，在廣州站辦理出境手續(xù)，乘上直達香港的列車時，我經常感嘆“終于活過來了”。

去年來不斷有報道稱“內地直達香港的火車延伸到了香港中心城區(qū)，將嚴重影響香港‘主權’”，國外媒體也大肆宣揚香港的“反火車直達運動”（去年7月就發(fā)生了類似的游行）。然而，廣州直達香港的火車在30年前就有了，現在只是更換了售票處、站臺、路線和使用的火車。

我通過香港往返于中國內地和日本已不下數百次，原本非常喜歡香港，但不知何時這一想法發(fā)生了變化。最近一段時間，我待在香港的話會感覺異常煩躁，而到了深圳反倒輕松很多。自己也不知道為什么會有這種變化。

從面積上來看，香港同內地的比例是1:10000，人民的文化水平存在著巨大差異。舉個例子，在香港乘地鐵，人人都很守規(guī)矩排成一列，然而在深圳或廣州，地鐵禮儀和香港有著巨大差別，乘客在停車前就已經在乘車口爭先恐后、擠成一團（但即便是這樣搶到的座位，內地人看到老人后都會毫不猶豫地讓座，這也是中國人有趣的地方。相反，這類情況在香港幾乎沒有）。

但最近幾次去香港的時候都會感受到一種“厭惡感”，而這種“厭惡感”通過此次在香港的采訪變得更加明顯。

6月12日至7月2日我都在香港，在港期間搜集到了抗議香港政府的學生、聲援抗議的市民、以及警察、伊斯蘭教信徒和中國內地市民的動向和想法。

這幾次抗議活動都定時定點、有規(guī)律似的重復進行，除去必須上班無法參加的人群，這些市民懷著“守護香港的正義與自由”的“理想”多次參加游行，我對這種整齊劃一的行動感到不寒而栗。比如，最近比較熱門的示威者口罩，我在抗議現場的時候，游行的年輕人多次向我發(fā)放口罩，問道“為什么要戴口罩”，答“如果遭到催淚彈襲擊，口罩可以最大程度降低傷害”。實際上游行開始時，戴口罩的只是極少數人（大多是沖在前線的人群）。然而，外國媒體和社交軟件上不斷有消息稱“示威人群都需戴上口罩，如被認出，將遭到報復”，就這樣“口罩人”越來越多，而這在世界媒體眼中成為了“遭威權打壓的民眾”的象征。

抗議團體的據點位于通往立法會大樓的大橋、大樓西側的廣場等?？駳g（刻意使用這一說法）結束后，大多數參與者都回歸日常生活，神奇地消失了。我當時在懷疑：這真的是香港嗎？

中國內地來港的移民可以被視為處于“香港正義”邊緣的人群。我的前未婚妻M和我的助手S都來自中國內地，都出身于內地農村，他們都表示“討厭香港”，為何討厭香港？因為香港人對于內地人，尤其是出身農村的內地人極為蔑視。我自己以前也有過類似經驗，在香港高級住宅區(qū)的一家咖啡店里，我向一名為我斟水的服務員說“謝謝”，旁邊一名住在香港的日本女性提醒我道：“你是日本人吧？我奉勸你不要用中文說‘謝謝’，被錯當成內地人的話下場很慘的”。

最近我詢問了M和S對香港游行的看法，他們紛紛表示“香港也是中國的一部分，適用中國法律不是理所應當的嗎”。

消極一點來說，香港人守護中國內地所沒有的“自由”實際上是在守護曾經殖民時期所擁有的“既得利益”。

香港人在回歸中國前被視為英國人的“仆人”，他們曾經也是被歐美“主人”蔑視的弱者。然而，回歸后他們又以和歐美人相同的“主人”身份，蔑視內地人和其他亞洲國家的人。我在香港所感受到的“厭惡感”有些許源自于這里。

香港回歸后，中國內地和香港的往來變得更加便捷，但就我親身經歷來看，來往于內港邊界的大多數都是香港人，普通民眾認為“回歸后，共產黨的政策不斷侵蝕香港”，但實際上倒不如說是香港社會“侵入”中國內地。

從多數內地人看來，香港市民都是“精英”和“富人”，香港回歸后得到如此優(yōu)厚的福利待遇的正是香港。

現在的游行人群中許多人叫囂“警察不要殺學生”，但是警察究竟干了些什么？在日本有這樣一些人，他們相信日本政府、警察、法律是絕對的正義，極端厭惡人權運動和示威游行，萬一發(fā)生什么事情就高唱“參加游行的人都是叛徒，警察千萬不要手軟”“日本司法太過溫和，應當嚴厲懲罰罪犯”等，然而對于香港游行，他們卻高歌“無法原諒警察”“要守護人權”“送中法是惡法”（我在現場想要拍攝示威人群卻被惡意遮?。?。

從我所了解的情況看來，警察正式出動的僅有6月12日暴亂發(fā)生之時和7月1日示威者沖擊立法會大樓的時候。我當時并沒在現場，但看到視頻，警察的確朝游行發(fā)射了催淚彈，另有數人受傷。

警察的第一要務是守護市民安全。6月12日的沖突發(fā)生后，交通設施還在正常運行，學生們卻肆意橫穿馬路煽動游行。在這種情況下，無論是香港還是中國、日本，警察采取相應措施是理所當然的，發(fā)射催淚彈已是最輕的方式。7月1日示威人群闖入立法會可以看作是一種恐怖行為。

游行的組織者從一開始就沒想通過對話協(xié)商解決，只是想將所謂的“正義”施加給“惡者”，然后獲得世界輿論的同情。在現場可以看到，香港人普遍將日本人視為同一陣營，遇到日本人態(tài)度都異常溫和，他們逢人便說“感謝您來采訪，昨天我的朋友在這里被警察殺害了，請一定要向日本民眾轉達”。但是截至目前還尚無任何消息稱示威者被警察殺害，我很好奇他們到底有多少朋友被“殺害”？

7月1日晚示威人群再次闖入立法會大樓，當時我在現場拍攝示威者照片，親身體會到了人們的態(tài)度已經發(fā)生了變化。

當天有媒體報道：原本“沒有組織任何騷亂和抗議，一直進行和平示威”的學生強行闖入立法會大樓并制造破壞活動。但另一方面，此前香港警察一直被認為“對示威群眾大開殺戒”，但實際上并無相關消息和素材，外界無法進行報道。這讓許多外媒感到非常不解和困惑。

或許是出于對這些外國媒體的恐懼，學生、市民開始采取了“限制采訪”的行動，而并非政府。曾經的香港可以包容各類自由拍攝采訪，但事件發(fā)生后，示威者拒絕了我們的拍攝，稱“我們分明是在進行和平的示威游行，如果被外媒曲解為暴動的話，我們會很困擾”“不允許拍攝對學生不利的照片”“只有經過我們許可的媒體才可拍攝”。

就這樣，我多次試圖在現場拍攝，但多次遭到民眾（普通的香港市民）要求，強迫我刪除拍攝到的照片，甚至還被他們集體圍堵，攝像機被他們搶走，鏡頭也遭到損壞。他們意圖向世界展示自己是“被害者”的形象。但坦率地說，我感受到了生命的威脅。

最后救我出來的是一位美國的自由記者。據說他原本也打算自由拍攝，（因我們的拍攝活動并不合香港市民的想法）被要求停止采訪，不過由于是歐美人，香港市民并未作出過激行為。我對他深表感謝：“自由記者理應站在中立的角度進行報道”，隨后離開了現場。

我在日本已經沒有什么親人了，即便有三長兩短，也無甚大礙。但這樣真的可以嗎？

7月下旬以后，不明人群“白衣隊”和示威人群發(fā)生沖突，香港的局勢愈發(fā)混亂。香港市民所高歌的“正義”的背后到底發(fā)生了什么，我認為應當深入并慎重地看待當前的局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