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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3月25日，美國方面搞了個大新聞，復活了曾于冷戰時期成立的“應對威脅委員會”（CPD）。這個委員會最早成立于上世紀50年代，經過四次目標更新換代，現在最新版本叫作：

“應對中國威脅委員會”(Committee on the Present Danger: China以下簡稱CPDC)。

CPDC倡議者們在新聞發布會上指出，中國對美國構成一系列的威脅：中國軍力上升、戰略核潛力加強、盜竊美國技術，這一切都令美國感到不安。

按理說這種“駭人聽聞”的新聞，在中美貿易爭端的大背景下，應該迅速登上美國各大主流媒體的頭版頭條，然而并沒有。

《紐約時報》《華爾街日報》《洛杉磯時報》、CNN、FOX、CBS、NBC從未報道此事。《華盛頓郵報》則只在該委員會成立兩周后發表了一篇評論文章《對華鷹派呼吁美國打一場新冷戰》，對其頂著無黨派的身份摻雜政治議程的行為提出了質疑。文章指出，美國早就該對中國政府采取協調一致的反擊，但委員會的舉措有種將團結一致的努力政治化的傾向。“該組織在其網站上自稱‘無黨派’，并表示‘不接受任何意識形態觀點’，只通過以事實為基礎的調查來教育美國人民，但有幾位發言者還是忍不住把自己的政治議程加入其中。”看來華郵的態度是理性的，而華郵讀者的態度則有些調侃，有網友甚至表示，CPDC聽起來有點像是湯姆·克蘭西小說中的玩意兒。

（華盛頓郵報：《對華鷹派呼吁美國打一場新冷戰》）

彭博社5月5日發文提及，班農的CPDC一直在促使川普進一步調升中國輸美商品關稅。但是這段文字后被彭博官方刪除了，看來覺得事情有些不靠譜，或者覺得CPDC這種東西現在難登大雅之堂。

（彭博社曾發文提及“班農的CPDC督促川普進一步調升中國輸美關稅”。）

CPDC成立時，香港《南華早報》反而成了最早報道此事并一直跟進此事的英文媒體，然后再就只有英國《觀察家報》對此進行了報道。

（南華早報：3月26日《冷戰回歸：班農助力重振委員會 目標針對“侵略性的極權主義敵人”中國》）

不過這似乎并沒有妨礙到該委員會在小圈子里造勢自嗨。

該委員會在網站主頁上如此介紹自己：

應對中國威脅委員會是一個完全獨立和跨黨派的努力，以教育美國民眾和政策制定者了解來自中國的生存性威脅。它的目的是解釋中國的軍力建設、他們積極展開的信息戰與政治戰、他們的商業戰、網絡戰以及經濟戰所帶來的范圍廣泛的威脅。

（CPDC委員會官網截圖）

如果說這種說法還算委婉含蓄，那么與CPDC密切相關的極右翼智庫美國“安全政策中心”則替它傳達了更簡單粗暴的意圖：

“既然總統川普已被穆勒特別委員會證實并未通俄，我們國家的注意力就應該相應轉向一個更為危險和具有侵略性的敵人：中國。為了解并反擊中國共產黨和中國造成的威脅，數十名國家安全從業者，中國專家，商界領袖，人權和宗教自由活動家共同組成應對中國危險委員會。40年前，另一個這樣的委員會幫助里根擊敗了前極權主義共產黨政府：蘇聯。我們今天組建這個委員會就是為了應對來自中國的威脅，幫川普總統做同樣的事情。”

（美國“安全政策中心”官網主頁）

這種表述完全就是華盛頓扛把子的架勢，像是富有使命感地在發出號召：

委員會2.0曾幫里根擊敗了蘇聯，委員會4.0的目標就是幫川普擊垮中國。

（CPDC官網：委員會成員介紹）

筆者杜佳之所以把安全政策中心和CPDC相提并論，是因為注意到CPDC的副主席弗蘭克·加夫尼（Frank Gaffney）正是美國“安全政策中心”的創始人和執行主席，而他曾在里根執政期間擔任國際安全事務代理助理國務卿7個月，還參與過美蘇談判，因此發出上述威脅性言論倒也不足為奇。加夫尼離開政府后就一直在大力宣揚反穆斯林的觀點，他與美國國家安全顧問約翰·博爾頓（John Bolton）和國務卿麥克·蓬佩奧（Mike Pompeo）是親密盟友。

CPDC的主席布萊恩·肯尼迪(Brian Kennedy)也是“美國戰略集團”的主席。這個集團致力于了解伊斯蘭世界、俄羅斯和中國對美國和西方世界的威脅。所以擔任CPDC主席對他來說也算輕車熟路。肯尼迪曾在新聞發布會上指出，建立CPDC目的是要幫助美國意識到中國對美國所構成的各種常規和非常規威脅，并思考如何抵御這種威脅。他還指出，盡管中國對美國構成的威脅不怎么為人所了解，但是川普總統幾十年前就清楚地意識到這個威脅。

CPDC成員里還有一個引人注意的名字：史蒂芬·班農。他曾是川普的軍師，后被川普 “像一條狗一樣”拋棄了，現在他又回歸了。英國《觀察家報》報道稱，川普政府前首席戰略師班農視打破冷戰后形成的國際秩序為己任，他認為CPDC應推動該計劃的實施。班農4月25日在接受美國CNBC網站采訪時，稱中國是“我們曾經面臨的最重要的生存威脅”，還指責美國企業界是中國的游說機構，華爾街是投資者關系部。

（《觀察家報》：班農攜手冷戰時期的組織來遏制中國崛起的威脅）

美國中央情報局（CIA）前局長、對華強硬派伍爾西（James Woolsey）也是該委員會一員，他還曾是委員會3.0成員。他直言，中國在軍事、高科技、5G網絡對美形成威脅，并通過華為等對美國實施密集的滲透，若無視，美國將面臨危局。

該委員會共有43名成員，大都是川普的狂熱支持者、保守派智庫成員以及前國防和情報官員，包括里根總統時期的教育部長威廉·班奈特，小布什總統時期的國防部副部長威廉·博伊金（William G.  Boykin），賓夕法尼亞大學國際關系和中國歷史教授華德隆（Arthur Waldron），戰略防御專家亨利·庫玻（Henry Cooper），太平洋艦隊前情報總監法內爾（James Fanell）。此外，還有幾個濫竽充數者，這里就不提了。

（委員會的歷史進程，材料來自于公開媒體。）

CPD 最初成立于上世紀50年代，當時蘇聯在經濟、科學和軍事工業等方面發展迅速，其國內生產總值增速、勞動生產率、在世界生產中的比重等方面的指標都超過了美國，在此期間蘇聯試驗原子彈和氫彈、發射了世界上首顆人造地球衛星，美國建制派代表對此極為擔憂。

1950年12月，美國前陸軍副部長崔西·佛西斯（Tracy Voorhees）、時任哈佛大學校長詹姆斯·布萊恩特·科南特（James Bryant Conant）和原子能科學家萬尼瓦爾·布什（Vannevar Bush）創立了該委員會。

（《危機販子：應對當前威脅委員會及其政治牽制》）

他們指出當時的危險在于：蘇聯的侵略性計劃（the aggressive designs of SovietUnion），并為此積極推動保羅·尼澤（Paul Nitze）撰寫的絕密NSC-68號文件當中的計劃。

（1950年4月12日 NSC-68號文件）

該文件呼吁將國防開支從1950年的每年130億美元增加到每年400美元或500億美元，同時強調了減稅和“減少除國防和對外援助以外的目的性支出，并在必要時延遲執行某些可取的方案”，以節省經費用于國防支出。尼澤在1950年還制定計劃擬幫助時任中華民國陸軍司令孫立人取代蔣介石。

（《決戰:1946-1950年中國內戰》）

1951年，CPD在美國全國廣播公司（NBC）網絡上發起了為期三個月的“恐嚇運動”。此后的每個星期天晚上，該團體利用廣播系統談論“目前的危險”以及采取行動的必要性。可以說委員會的輿論造勢搞得很有水平，畢竟美國廣播新聞界宗師愛德華·默羅(Edward R.Murrow)也是委員會成員。通過政府內外各方面的努力，NSC-68的建議被采納。

1953年，委員會核心人物轉而為艾森豪威爾政府效力，CPD 1.0壽終正寢。

20世紀70年代中后期，美國公眾中反干涉主義情緒再次抬頭，國會對東西方關系態度略微緩和。在此背景下，新保守主義者極力反對美國與蘇聯緩和關系，希望重振當年很有影響力的CPD ，推動美國反蘇，這個時期的危險為“同樣的認識和同樣的危險”（common sense and the common danger）。

因此，1976年CPD 2.0復活，由曾擔任過耶魯法學院院長的尤金·羅斯托（Eugene Rostow）領導。其主要成員還包括前中情局局長威廉·卡西（William Casey），保羅·尼澤（Paul Nitze）等人。1977年4月，該委員會揚言：“在過去25年中，蘇聯軍隊的軍事集結，讓人聯想到納粹德國在20世紀30年代的狀態。”1978年它又預測道：“20世紀80年代早期可能成為蘇聯戰略核優勢的時期，若不改變美國武器情況，美國將易受到蘇聯先發制人的攻擊。”1979年，里根加入了該組織。里根執政后，有33名CPD成員獲得任命，其中20多人擔任國家安全職位，大多數都是超級鷹派人士，反共狂熱派，他們對尼克松和卡特的外交政策極為厭惡。委員會的人脈遍布政府最高層，實際上相當于接管了美國國家安全機構。委員會呼吁對蘇聯實施強硬政策，其立場構成了里根“力量成就和平”（peace-through-strength）的政策基礎。

但隨著冷戰結束，該委員會也失去了存在的意義。

（CPD2.0文件《同樣的認識和同樣的危險》地址：

http://insidethecoldwar.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Common%20Sense%20and%20Common%20Danger.pdf）

911事件之后全球彌漫的氛圍倒助力了委員會的再次復活，CPD 3.0發起于2004年，為應對“激進的伊斯蘭主義”和滋生的恐怖主義而集結。該委員會最初由里根競選團隊的顧問彼得·漢納福德（Peter Hannaford）領導，他指出，在前蘇聯構成的威脅和恐怖主義威脅之間存在著相似之處。不過很快他就因為替奧地利自由黨游說被開除，當時的黨派領導人約爾格·海德爾（Jörg Haider）是著名的納粹支持者。委員會成員包括100多名前白宮官員、大使、學者、作家和其他外交政策專家。許多委員會成員都是伊拉克戰爭的堅定支持者，包括克林頓總統時期的中央情報局局長伍爾西。

（CPD3.0官網頁面）

CPD 3.0在網站上把他們的工作概括為以下幾點：我們的主要活動是教育和宣傳，以支持與我們使命有關的政策和立法。采取多種方法執行其使命，例如在雜志及報章刊登文章、發表演說、接受采訪、接收委托進行研究、舉辦會議及專題討論會、發表立場文件及小冊子、舉行記者會、進行民意調查、出席國會作證及簡報會等等。

CPD 3.0一直堅持用意識形態和宗教術語來描述“反恐戰爭”。在2010年寫給奧巴馬的一封信中，CPD抗議政府使用“暴力極端主義”一詞，而不是“伊斯蘭極端主義”。CPD還主張北約擴張和鷹派武器計劃，例如2009年10月，CPD舉行了一次圓桌會議，批評奧巴馬政府在導彈防御方面的做法，并推動重新為此類防御提供資金。

可以看出，該委員會的主要工作就是“挑事情”和“搞事情”，每一次復活都在攪動著世界不平息。如今保守主義者們又開始不安分起來，有的人懷念里根時期的“好日子”，懷念那般簡單與魯莽，而有的人則在川普的焦躁不安中看到了入主白宮的好機會，他們又重拾起了信徒般的“正義感”和天馬行空的幻想。

CPD 4.0的成員沿著他們老前輩的道路不斷宣揚恐怖氣氛，通過各種圓桌會議宣揚中國威脅論。但這次似乎很少有人買賬，2004年CPD 3.0復活的時候，《紐約時報》和《華盛頓郵報》還刊登了整版廣告。現如今的這次復活，輿論反應平淡。沒有主流媒體幫忙造勢，他們只能透過一些自媒體宣傳自己。

這大概與川普政府的政治氣氛有關：這一屆白宮本不缺乏對中國的焦慮情緒。川普上臺以后，把中國列為“大國競爭”的對手，對華政策越來越強硬，在多個國家戰略文件中都有體現，筆者杜佳已經有過很多分析。如今的白宮，有對華“鷹派”庫德羅、萊特希澤、博爾頓等人侍立川普左右，隨時建言進策。今天突然冒出來一個委員會，似乎不多也不少。

4月13日，川普致電美國前總統卡特（當然，如果里根還在世，他或許也會致電給里根），說他非常擔心中國將領先美國。

但是卡特作為過來人，而且是美國最長壽的總統，倒是乘機講起了自己的反思和憂慮：

“我認為，我們已經浪費了3萬億美元（軍費開支）。中國沒有在戰爭中浪費一分錢，這就是為什么他們走在我們前面。幾乎每一個方面。”

然后補充道：

“如果拿出3萬億美元投入到美國的基礎建設中，很有可能還剩下2萬億美元。我們會有高速鐵路，我們的橋梁不會倒塌，我們的道路會得到妥善維護，我們的教育體系將和韓國或香港地區一樣好。”

（川普與卡特：圖片來自雅虎）

卡特還說，他知道川普擔心中國或將超過美國成為世界頭號經濟超級大國，但他本人對此一點都不擔心。至于卡特究竟是認為“中國不會超越美國”，因此不必擔心，還是認為“中國超越美國也沒什么好擔心”、美國應該專注于自己的事情，那就話里有話、仁者見仁了。

捷克國際關系研究所研究人員亞歷克斯·扎奇克(Alex Zaitchik)曾在2000年4月發表文章《永志不忘：新保守派與共和黨外交政策1976-2000》，他對里根時期的美國政策提出批評：

“1980年的教訓響亮而清晰。軍國主義者和瘋子占領白宮，把全世界都扣為人質。”

如今又有了一幫不甘寂寞退休生活的保守主義老干部，想要重新“占領白宮”。歷史重復3次，大概只剩下鬧劇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