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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對《武訓傳》的批判

　　現在多數人已經不記得六十七年前有一部叫做《武訓傳》的電影了，這部電影是由孫瑜導演，趙丹、黃宗英主演，講的是一個叫做武訓的人，行乞辦義學的故事。武訓是清朝末期山東省堂邑縣的一名乞丐，出身貧寒，因不識字而受人欺騙，決心以行乞的方式討資興學，讓窮孩子也能讀書識字，免受富人欺壓，過上好日子。他乞討三十年，到他五十歲時辦起了三所義學。武訓的行乞興學受到了清廷的贊揚，光緒帝頒付“建坊施表”。武訓死后被尊為“義乞”、“乞圣”。

　　這部電影是孫瑜1944年夏經教育家陶行知送給的一本《武訓先生畫傳》受到感動而開始籌拍，到1947年因資金枯竭而停止拍攝，1948年昆侖影業公司購得拍片權后，1950年完成了拍攝。1951年2月21日晚7時，周恩來、朱德等百余位中央首腦在中南海觀看了影片，稱贊“很有教育意義”。隨后在全國公映數月，出現了好評如潮的盛況。但盛況之下急劇反轉，1951年5月20日，《人民日報》發表題為《應當重視電影〈武訓傳〉的討論》的社論，社論主要指出了三個最核心的根本性問題：

　　一是對武訓其人，“像武訓那樣的人，處在清朝末年中國人民反對外國侵略者和反對國內的反動封建統治者的偉大斗爭的時代，根本不去觸動封建經濟基礎及其上層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熱地宣傳封建文化，并為了取得自己所沒有的宣傳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對反動的封建統治者竭盡奴顏婢膝的能事，這種丑惡的行為，難道是我們所應當歌頌的嗎？”

　　二是對《武訓傳》電影，“向著人民群眾歌頌這種丑惡的行為，甚至打出‘為人民服務’的革命旗號來歌頌，甚至用革命的農民斗爭的失敗作為反襯來歌頌，這難道是我們所能夠容忍的嗎？承認或者容忍這種歌頌，就是承認或者容忍污蔑農民革命斗爭，污蔑中國歷史，污蔑中國民族的反動宣傳為正當的宣傳。”“電影《武訓傳》的出現，特別是對于武訓和電影《武訓傳》的歌頌竟至如此之多，說明了我國文化界的思想混亂達到了何等的程度！”

　　三是對于共產黨的干部和文藝工作者，“特別值得注意的，是一些號稱學得了馬克思主義的共產黨員。他們學得了社會發展史—歷史唯物論，但是一遇到具體的歷史事件，具體的歷史人物（如像武訓），具體的反歷史的思想（如像電影《武訓傳》及其他關于武訓的著作），就喪失了批判的能力，有些人則竟至向這種反動思想投降。資產階級的反動思想侵入了戰斗的共產黨，這難道不是事實嗎？一些共產黨員自稱已經學得的馬克思主義，究竟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呢？”

　　這篇社論是毛主席寫的。《武訓傳》從中南海審片開始，到熱映數月，從黨的領導人周恩來、朱德等人到廣大的黨員干部群眾，都沒有從現象看到本質，都只看到了“窮孩子也要讀書”的簡單一面，看不到“為什么讀書”，“讀什么書”，“為什么人讀書”的深層次一面。1951年，新中國剛剛成立，各級人民政權都在大興“掃盲識字”運動，好像《武訓傳》這部電影的確很有現實的“教育意義”，這是這部電影之所以出現盛況的時代背景。但是毛主席不愧是黨的領袖，不愧是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只有他才能從這部電影中看到根本性問題。社論直指要害，尤其對黨的干部和文藝工作者，在具體的問題上，就喪失了革命性，喪失了批判的能力，讓反動思想侵入了戰斗的共產黨。

　　中國共產黨搞革命，不是要搞照舊的那一套，搞成簡單的改朝換代，而是要徹底推翻幾千年來的少數人統治多數人的社會制度，將工農群眾從幾千年的被壓迫被剝削的社會里翻身，自己做自己的主人，做國家的主人，建立社會主義制度。但是該怎么樣建立這個社會制度，卻不是容易的事情。革命成功了，很多革命者和跟隨革命的人，以為奪取政權的革命成功了，目的就達到了，正如后來有人說，資產階級作為階級被消滅了，階級斗爭就不存在了。但是地主階級和資產階級作為階級被消滅，只是從階級的存在上被消滅了，而其思想并沒有隨著階級的消滅而自動消滅，它的思想根源和文化形態還繼續存留在人們的頭腦里，還在支配著人們的行動。如果不從思想上時刻注意這個問題，地主資產階級的思想和文化就不能從人們的腦子里清除掉，新的社會主義的思想和文化就會受到抵制，即使在得到翻身解放的工農身上——“自古就是如此”，社會主義制度就不能建立。

　　暴風驟雨式的推翻舊政權的革命，很多共產黨員在形式上是容易接受的，打打殺殺來得痛快和干脆，而一進入和平，暴風驟雨式的形式不再存在，從舊社會沿襲下來的舊思想舊認識就來支配在新政權里的行動了，如果不能警惕舊思想舊認識對建立社會主義制度上的侵蝕破壞性，不僅新社會不能嶄新建立，而且有可能將共產黨人曾無限追求向往的新社會搞成一個與被自己推翻的舊社會相差不多的社會，真如此，革命就毫無意義，無非僅是一次改朝換代而已。

　　《武訓傳》所宣傳的就是這樣。還不能說導演孫瑜是有意而為，也不能說廣大的黨員干部群眾樂于接受這樣的電影，只能說剛剛脫離舊中國的人們，其思想認識上還是舊的，對于舊社會里能為窮孩子著想的武訓還是贊揚的，孫瑜就是為武訓的行為感動了，群眾就是被武訓為窮孩子著想而感動了——看！共產黨革命是為窮人，武訓辦義學也是為窮人，都是為窮人?。?mdash;—這正是武訓所能迷惑人的地方。如果沒有馬列主義者的敏銳性，就很容易被迷惑，甚至將武訓式的人物也引為同志了，把共產黨作為“武訓事業”的繼承人了。所幸的是，中國共產黨有自己的英明領袖，他沒有被表象所迷惑，而直接一針見血地洞穿了問題的實質：

　　“為了取得自己所沒有的宣傳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對反動的封建統治者竭盡奴顏婢膝的能事”。“甚至打出‘為人民服務’的革命旗號來歌頌，甚至用革命的農民斗爭的失敗作為反襯來歌頌，這難道是我們所能夠容忍的嗎？”“資產階級的反動思想侵入了戰斗的共產黨，這難道不是事實嗎？”

　　武訓辦義學，最后得到了清廷的褒獎，建祠立傳，殊榮不淺。一個乞丐，為什么能得到清廷的褒獎？可見，清廷是比平民百姓看得清楚，武訓是在有意無意地為統治者培養最忠心的奴才，高興還來不及呢。

　　中國農民，幾千年來一直被地主階級用文化壓制著，文化是統治者的專利，如魯迅所言：“因為文字是特權者的東西，所以它就有了尊嚴性，并且有了神秘性。……文字既然含著尊嚴性，那么，知道文字，這人也就連帶的尊嚴起來了。新的尊嚴者日出不窮，對于舊的尊嚴者就不利，而且知道文字的人們一多，也會損傷神秘性。…… 所以，對于文字，他們一定要把持。”同樣“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對于底層的民眾，是不施以“禮”的，對于統治者而言，黎民百姓只是草芥一般的存在。

　　共產黨革命徹底解放了工農大眾，從最底層翻身第一次做起了主人，但是中國社會幾千年的歷史慣性，解放之初，由于工農認識上的局限，還只能是從形式上得到了革命的成果，并不能從如何保住這份成果上有深的認識，更感受不到舊思想舊文化對這份成果有著怎樣的侵害，就極容易被如武訓這樣的歷史故事所感動所迷惑，看不清武訓辦義學本質上的立場在哪里（其實應當說武訓本人也不會意識到自己的立場是站在了清廷統治者一邊），不加以對《武訓傳》批判，就會使人們順著武訓的路子“不去觸動封建經濟基礎及其上層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熱地宣傳封建文化”，用“革命的農民斗爭的失敗作為反襯來歌頌”，有了贊揚武訓的群眾，有了贊揚《武訓傳》的黨員，該怎樣看待共產黨的革命和歷史上的農民斗爭？就成了根本性的大是大非的大問題，歸結到現實，新的人民政權該怎樣建立？而對于革命的共產黨，真的就是“資產階級的反動思想侵入了戰斗的共產黨”了。作為黨的領袖，難道可以聽之任之袖手旁觀而不加以批判嗎？中國共產黨建立社會主義，不僅從制度上推翻舊的，而且必須從思想和文化上在批判舊的基礎上用馬列主義思想建立起新的，才能徹底地建立和鞏固起來，而在這個進程中，抑舊揚新則必不可少。

　　可以說從1951年批判《武訓傳》開始到七十年代末，舊中國的思想和文化受到了極大的壓制，社會主義新思想新文化從無到有，從有到強，已普遍在廣大人們中形成了社會主義思想和公德，其中雷鋒精神是代表性的典型（雷鋒精神的內涵具體體現在了周恩來總理的題詞之中）。

　　二、《軟埋》的終結

　　一九七八年以來的三四十年，我們國家的重心轉入單一的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上來，不能否認，經濟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同樣不能否認，思想上放松了，無產階級的思想少了，資本主義的東西多了。單從經濟上，社會主義公有制和集體經濟逐漸被私有制經濟取代，到當前只剩下幾十個大型國有經濟企業，八成以上的經濟體是私有經濟。經濟所有制決定了其中人們的思想，而同時在政治上，階級和階級斗爭不講了，新舊思想也不再分辨了，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也不再區別了，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的相互配合，舊社會里的很多東西又看起來順眼了，對舊思想舊文化又開始懷戀了，而對短暫形成的新的社會主義的思想和文化，怎么看怎么不順眼，怎么看怎么像是異類和對原來思想和文化的大破壞，是大逆不道。

　　在如此看待的人群中，最可悲的是被解放和翻身的工農群眾的第二代和第三代的子孫們，是最忘本的，而另一群人，曾經被打倒的地富反壞右分子的第二代第三代們，卻做的比他們好，沒有忘本，沒有忘記祖上曾經的闊過，在舊思想舊文化又吃香了的這些年里，懷念起了自己祖上曾經的幸福和美好。而中斷祖上的幸福和美好的，恰恰是那二三十年“罪惡”的一段，其中最“罪惡”的就有土改。

　　土改使億萬農民從地主的土地制度上解放出來，對億萬農民獲益最大，使中國社會進入了人人平等的新社會，成為建立社會主義社會最根本的經濟基礎，但對于地主階級而言，卻是抽心之痛，再無曾經的幸福美好。舊思想舊文化又吃香了，被打倒的地主子孫們不可能不再懷念爺爺的好日子，而對打碎好日子的共產黨不能不仇恨起來。這便有了《軟埋》這部小說。

　　《軟埋》不是第一部懷念地主好日子，為地主翻案，翻土改案的文學作品，這是在幾十年不間斷的某些人大搞歷史虛無主義的大環境中走到今天所出現的作品，而且一出現，就獲得了路遙文學獎，還得到一些主流官方媒體的大力推崇。不得不說，在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共和國里，一部反中國共產黨反中國革命的小說得到褒獎，總是一件歷史上都找不到第二例的奇事奇聞，“寬容”到不僅不批判了，而還要褒獎，或者裝聾作啞，可見“我國文化界的思想混亂達到了何等的程度！”了。

　　奇事奇聞不算奇，必是其中在鬧鬼。這個鬼就從我們淡化馬列主義、從放棄社會主義原則和教育、放棄階級和階級斗爭那時起開始冒出來了。

　　沒有批錯的《武訓傳》，1986年4月29日，《關于為武訓恢復名譽問題的批復》為武訓和《武訓傳》平反了。武訓和《武訓傳》的平反，我們一路丟失了政治上的敏銳性，對出現的虛無歷史、丑化黨的歷史、污蔑革命正義性的大小言行都看做了是自由的多元化，給了翻歷史案的溫床，已不止是資產階級思想侵入了共產黨，而是投降，一些號稱共產黨的黨員主動站進資產階級陣營里去了。有了這股勢力，地主們的孝子賢孫們要為爺爺們的“苦難”招魂，出個《軟埋》還會奇怪嗎？

　　《軟埋》得到很多人褒獎的同時，也得到了黨內外人士的批判，這是一群堅守共產黨政治操行的正義者。土改是站在了中國革命歷史正義的最高峰，無論翻案的勢力多大，終究都將是徒勞的?！盾浡瘛返耐Ｓ『拖录苁潜厝坏?。對《軟埋》的批判，不是如《武訓傳》起于黨的領袖，而是起于底層黨員和群眾。

　　正是有眾多維護黨和革命正義性、維護社會主義制度的底層黨員和群眾，中國就即使趔趄也還會走在人民共和國前行之路上，對于出現的虛無歷史、翻革命案的就永遠不能得逞，因為早已有一大批黨員群眾從領袖批《武訓傳》的社論開始學到了火眼金睛的本領。

　　（作者系昆侖策研究院研究員；【原創】來源：昆侖策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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