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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省作家協會主席方方的小說《軟埋》，不僅《人民文學》給印刷發行，而且還頒給了路遙文學獎。之后民間人士對《軟埋》進行揭批，揭露《軟埋》是替土地革命中被鎮壓的地主招魂，鳴冤叫屈，翻土地革命的案。在眾多的批判之下，這部小說已被停印，書店書商下架停止銷售。

　　在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國家，竟然能出現以反共產黨革命歷史的怪異之相，真是難以想象，可能是古今中外各個政權中僅有的特例。在挺方方的勢力中，有一種聲音說，“文學只是文學，不應將文學政治化，更不能用政治來評判文學作品。”這表面貌似著些道理，好像是說井水是井水，河水是河水，河水不該犯井水，很有些迷惑性。但文學只是文學嗎？果真河水不該犯井水嗎？

　　中國的文學獨立出來，是在近代。古代中國，文學與史學、哲學等緊密相聯，自古文史哲不分家，直到近代，西方的文學分科體系進入中國，文學才獨立成一個學科，并將從事文學作為了一種職業——作家。在西方思潮的影響下，好像作家獨立于政治。但事實是這樣的嗎？即使在西方，作家也脫離不開政治，在近代西方的作家中，批判現實主義作家有莫泊桑、巴爾扎克、狄更斯、司湯達等人，浪漫主義作家有寫出《悲慘世界》的大作家雨果等人，按照階級分類，還有資產階級作家，還有高爾基等無產階級作家，因此有哪個作家能脫離開社會而獨立存在呢？中國人誤解西方作家，也誤解了文學，不僅現在，八十多年前，魯迅先生曾批評過當時所謂的“新鴛鴦蝴蝶派”文學，是“人民開始覺醒的道路上的麻醉藥和迷惑湯”，是“新的才子+佳人”；周作人常以草木蟲魚做散文，好像與政治無關，純文學了，可是日本人一占領北平，倒是做起了“華北政委會常委兼教育總暑督辦”等幾個漢奸職務。

　　一句話概而言之，所謂“文學只是文學”，是用來反對“因言獲罪”的擋箭牌罷了。在這自由民主時代，好想對自由限制，便似犯了天條，是大逆之罪，而不講什么“自由”了。“自由”在這些人口中，便是無限的自由。世上真有無限的自由嗎？還需首先搞清楚這個首要問題。

　　人是社會人，活于世，不可能不與他人接觸交流，人不能獨自活在世界上，所以人的屬性只有唯一的一個，即人的社會性。因為人的社會性，人才稱之為人，所以人在社會上必然要與他人交往、碰撞、交流，自己的自由也會與他人的自由相碰撞，如果自己的自由無限，則他人的自由必然受限，兩廂自由的碰撞便會產生矛盾。比如一筐梨，原定四個人分吃，如果有一人認為這筐梨都該屬于自己，另外三人便無梨可吃，如此而來，不產生矛盾才奇怪，也許少不了對那人的一番拳腳。而這人如果仍以他有無限自由，三人打他是侵犯了他的自由，也許挨揍得更厲害。所以在這個事例中，如果雙方都以無限自由行事，這件事情便無從解決，而只有雙方各讓一步才能和平解決吧，而讓步就是犧牲自己的無限自由中的一部分，使自己的無限自由變成了有限自由。也只有在有限自由的條件下，每個人才能與他人共同生活在同一社會，才有人與人之間的正常關系。因此，人的自由只能是有限的自由，任何自由都是有活動邊界的自由。

　　從人與人再到人與社會，自由關系將變得更為復雜，個人的自由受到來自各方面的限制更多，大到國家制度對個人的限制，等級制對人的限制，再小到能接觸或者沒有直接接觸的人的限制。在封建社會，人都要受到封建王權的約束，如果不服從、違背制度和悖逆王權，就要受到嚴厲制裁，其反抗者，被定為大逆之罪，大逆是十惡不赦之首，封建帝王歷來對謀逆、大逆都是下手打擊最狠的——腰斬棄市，連坐，誅滅九族以致十族，等等。即使文字，也可能會招來禍端。清朝的文字獄已是眾人皆知的歷史惡跡。二十四史之首的《史記》，司馬遷在《史記》中寫有“太史公曰”的評說，出于朝廷的壓力，寫完之后，便藏于深山。直到其外孫楊惲，到漢宣帝時才公布于世。而其外孫楊惲，因一篇《報孫會宗書》，宣帝將楊惲腰斬于市。蘇軾，宋代大文豪，也因烏臺詩案貶放黃州。因文字不只是文字，兩千多年前的孔子首創了“春秋筆法”，“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污，懲惡而勸善”，將自己的思想傾向曲筆寫入文字之中。

　　以上是歷史上因文章而有的事例。這些事例不能證明今天的方方們如司馬遷、楊惲等人，而正恰恰相反。

　　在封建社會，在那樣一個少數人統治多數人的王權社會里，因文章受到迫害的多是為民請命、為民直言、抨擊朝政不清等正義人士，這些受到傷害的人士，對于今天的我們看來，正是我們所要肯定和頌揚的。社會主義社會是多數人統治少數人的社會，與封建社會反過來，在今天反對社會主義的人，或因其文章受到限制和封殺的，決不會是能與司馬遷等人相比肩，他們沒有那份資格，如方方們，以小說為地主翻案，仇視詆毀解放了廣大人民群眾的偉大的土地革命，這是與多數人為敵，它傷害的是社會大多數人的情感，傷害的是歷史的、革命的正義性，是理所應當受到抵制和封殺的。

　　方方們以所謂的“自由”為自己叫屈，附隨者以“文學只是文學”為方方護駕，他們都忘記了他們生活在一個什么社會。他們生活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社會主義國家，我們難道能夠容忍方方們來否定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否定所領導的土地革命歷史嗎？難道能夠容忍為中國共產黨領導廣大工農階級所推翻了的地主階級招魂嗎？對于方方們的招魂小說，難道維護黨和社會主義的正義人士就不挺身而出予以揭露和批判嗎？難道能夠容忍方方們不以被批判的丑陋小說為討論對象，卻企圖以扣上“文革極左”的政治帽子致批判者于政治死地而束手被俘，任由其政治棍棒亂舞嗎？難道能夠容忍方方的小說不僅獲得印刷發行和獲獎，而且還得到一些主流媒體對正義批評者的攻擊，而我們的意識形態管理部門卻無動于衷，充耳不聞，還能夠不值得警惕嗎？難道習近平總書記所指出的這種“吃飯砸鍋”的問題還不是嚴峻的現實嗎？

　　文學，從來不只是文學。文學作品是作者思想的產物，其中包含著作者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是作者在某個方面的一種思想體現，魯迅的作品只能是魯迅的思想，認同魯迅思想的人會喜歡魯迅的作品，而與魯迅思想不同的人，肯定不會喜歡魯迅的作品。魯迅的作品，周作人做不出來，一切與魯迅思想相抵觸的作家也做不出來，同理，魯迅也決不會做出右翼和漢奸們相類似的作品。文學從來都是以思想相聚集，是謂志同道合者，不同者是謂話不投機、道不同不相為謀者。

　　中國社會主義國家的文學，必須是為廣大人民群眾的文學，是統領在“民族的、大眾的、科學的”文化之下，弘揚的是黨的領導，社會主義道路和制度，社會主義公德和美德，而一切封建的、資產階級的、低級趣味的文學，不應該出現在社會主義國家里，更遑論方方們為舊的地主階級招魂的反動文學了。一切反動的東西，社會主義國家不論管理者，還是人民群眾任何一人，都應該鮮明地反對和抵制，因為社會主義國家是我們當家作主，我們才是國家的主人。

　　方方們打著“言論自由”的破旗，給人到處扔著“文革極左”的破帽子，看似彪悍無比，其實內心是極度虛弱的，虛弱到不敢正面回應任何一個批判，他們只想“借刀殺人”。他們只許有他們的“言論自由”，哪里容得下批評者半點的言論自由！如同那些高喊著“民主”的右翼分子所說的“民主之后，殺你全家”一樣，聲嘶力竭地充滿了恐怖的氣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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