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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跪族男孩”與乒乓外交

日前，NBA火箭隊的總經理莫雷公開支持香港暴亂和NBA總裁亞當·肖華力挺莫雷之后，雖然央視、騰訊暫停了NBA中國賽的轉播，球迷之夜活動被取消，中國贊助商也宣布撤出，NBA中國賽上海站的比賽卻依然如期舉行。而到場的球迷仍然毫不掩飾自己對NBA明星的崇拜，甚至拿出國旗讓他們簽字。

這一幕很快傳遍了世界，美國最重要媒體之一《華爾街日報》在頭版發布了相關的照片，并且斬釘截鐵的評論“莫雷贏了，中國人是離不開NBA的。”中國方面很多愛國網友則極為憤怒，稱這些人為“跪族男孩”。

盡管“跪族男孩”這個詞一時間火爆了整個網絡，但是很大一部分NBA球迷卻還是不以為然。昨晚NBA在深圳的比賽當中，不僅沒有出現冷場，甚至有不少球迷們再次表現出了對于美國NBA明星的狂熱：

現在網上不少人紛紛譴責這種現象。但是也有一些人認為，這并沒有什么大不了的。畢竟NBA的球票很貴，名義上1000元左右，實際上通過黃牛黨購買可能高達上萬元。已經買了票的人不愿意承受經濟損失，而繼續去看球，也是一種正常的反應。

筆者個人認為，且不說“跪族男孩”為代表的某些球迷在現場表現出來的對于NBA球星的崇拜是否“正常”。單單是追捧NBA球星，愿意天價購買NBA比賽的門票就很難說是一種“正常”的現象。

實際上，體育比賽與相關的體育明星作為一種思想文化的載體，是與一個國家的話語權大小密切相關的。中國很大一部分年輕人崇拜NBA，甚至變成“NBA門票高于國家榮譽和利益”的“跪族男孩”，本身就是中國受到美國文化滲透下話語權喪失的一個極度危險的信號。不然，中國自己的乒乓球比賽為什么賣不出“天價票”呢？

有的朋友可能會說，籃球比賽比乒乓球比賽重要，所以票價自然就會高一些。然而事實并非如此，像在新中國成立初期，中國在體育等文化輿論領域對美國是帶有明顯的話語權優勢的，因此當時莊則棟等中國乒乓球明星的影響力就比NBA籃球明星大得多。像前不久的《外交風云》當中，就或多或少地展示了乒乓外交時美國對于乒乓球等中國體育的崇拜。甚至美國自己拍的以“只要信奉西方普世價值，哪怕是傻子也可以取得成功”的超級“政治正確”大片《阿甘正傳》中也不得不承認，在那個年代里美國人是以學習打乒乓球作為榮譽的。

當年，是美國人以學習中國擅長的乒乓球為榮，追捧莊則棟等中國體育明星;而當下，乒乓球不如美國擅長的籃球“高貴”已經成為了中國很大一部分年輕人的共識，NBA球星也受到了“跪族男孩”們近乎狂熱的追捧。這，難道還不值得我們警惕嗎？

二、對“攀登者”的重新詮釋

更有甚者，甚至于今天的文藝界和輿論界中很多人連中國當年通過發展體育運動取得國際輿論戰優勢的很多事實都不敢承認。像不久前上映的電影《攀登者》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筆者在日前的文章當中指出過，這部電影當中宣稱中國在1960和1975年攀登珠峰是為了繼承民國時代馬洛里等西方冒險家的遺志，幾乎所有的隊員都把西方冒險家馬洛里作為精神偶像等情節完全違背了歷史事實。歷史的真實情況是，1960年攀登珠峰主要目的就是為了證明社會主義體制下的登山運動能夠比資本主義發展的更好，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登山運動員能夠做到西方帝國主義支持下的馬洛里等冒險家做不到的事。當時的新華社是這樣報道的：

【英國“探險家”們經歷了七次失敗記錄以后，他們得出了這樣一個結論：想從北坡攀登這座“連飛鳥也無法飛過”的山峰，“幾乎是不可能”的。他們把珠穆朗瑪峰北坡稱作是“不可攀援的路線”、“死亡的路線”。

但是今天，珠穆朗瑪峰北路“不可征服”的神話被徹底打破了。在我們這個奇跡涌現的時代，年輕的中國登山隊僅僅用了短短的兩個月的時間，就踏雪蹬冰，飛巖走壁，在英國“探險家”們稱為“死亡的路線”上，踩出了一條通向珠穆朗瑪頂峰的勝利道路，把紅旗插上了這個地球上的制高點。

是什么原因使得這些年輕的中國登山隊員們僅僅用了兩個月的時間，就突破了人類登山史上幾十年來沒能突破的最復雜的難關呢？

這正如中國登山隊長史占春所說的：“因為我們有偉大的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有強大的社會主義祖國和全中國人民的支持。這些是我們攻無不克，戰無不勝的力量的源泉；因為我們有著一顆對黨的事業無限忠誠的赤誠的心，因而我們就能夠做到資本主義國家所不能做的事。”】

1975年再次攀登珠峰也不是像電影當中所說的“為了通過拍照取得西方的承認”，而是要實現當時西方做不到的珠峰精準測繪，從而證明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指導下的新中國登山運動和高原科考完全可以超過西方，做到西方人做不到的事：

【百余年來,國外對珠峰高怪曾從南坡進行過多次測定,每次都是觀測山頭,且沒有考慮珠峰頂上變化無常的覆雪深度。根據我國1966~1968年和1975年兩次交會山頭的實際資料來看,與觀測戰標相比,平面位置相差到6米左右,高程偏高達2米左右。除此之外,國外在內業計算方面也沒有使用重力資料。在大地水準面起伏較大的珠峰地區,根據我們這次計算的經臉,如不考慮各種重力改正項,可影響高程偏低達25米左右。因此,沒有考慮這兩項影響的測定結果,從嚴格意又上說,只能算是概略高程。根據資料介紹,國外測定珠峰高程的精度,最好的為±3米，而我國這次測定的精度達±0.35米,提高了一個數量級。

精確測定珠峰高程是我國測繪工作者在毛主席革命路線指引下所取得的又一勝利,是中國人民發揚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決心趕超世界先進水平的雄心壯志的體現。

《珠穆朗瑪峰高程計算》，《測繪通報》1975年04期】

這兩次登山在世界范圍內的影響力雖然比不上乒乓外交，但是也同樣在很大程度上實現了輿論話語輸出。正如當年新華社所報道的，其很大程度上改變了全世界“中國不如西方”的印象：

【中國登山隊獲得勝利的消息，通過無線電波很快就傳遍了全國，傳遍了全世界。蘇聯、保加利亞、尼泊爾、日本、印度、英國的體育組織或友好組織，以及國際和平人士等，紛紛打電報來，祝賀中國登山隊完成了世界登山史上最光榮的任務——從過去一直被認為“無法超越的”北坡，登上了珠穆朗瑪峰頂峰。

某些西方報紙盡管散布了種種懷疑氣氛，但也不得不承認說：“中國人的成就是杰出的”“榮譽被中國得去了”“他們登上了過去被認為是登不上去的北坡”……。】

然而，當年明明是“為證明社會主義制度下的中國人可以做到西方帝國主義者做不到的事而攀登”，今天卻硬改成了“為繼承西方冒險家遺志和取得西方承認而攀登”，這種對體育目的的重新詮釋，恐怕也能說明輿論話語中的一些問題吧？

三、體育界西化與蘇東劇變

有的朋友可能會說，體育比賽說到底只不過是小事，“跪族男孩”的確是不好的，但是我們也沒有必要把這種現象看得過于嚴重。然而歷史的事實表明，不管體育本身的重要性如何，其所關聯的文化輿論話語帶來的影響是絕不容小視的。

在赫魯曉夫上臺以后，蘇聯東歐國家便以“文化交流”為名逐漸對西方的體育比賽打開了大門。溫布爾頓網球公開賽和NBA比賽等等西方體育賽事隨即便滲入了這些國家，與之相對應的是，蘇聯東歐國家的體育比賽卻幾乎沒有什么西方媒體報道。于是，盡管在奧運會等大多數重大國際比賽當中，蘇聯東歐通過舉國體制取得了對于西方的明顯優勢，但是這些國家的體育界人士則對于西方的崇拜和對于蘇聯舉國體制乃至整個社會主義制度的不滿愈演愈烈。

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蘇東劇變當中，體育界人士起了急先鋒作的作用。像羅馬尼亞的劇變，就是由曾經為羅馬尼亞爭得過多項榮譽的著名體操運動員科馬內奇叛逃西方，并且編造自己受到“殘酷迫害”的謠言拉開序幕，最終導致了齊奧賽斯庫夫婦被殺害。蘇聯雖然籃球比賽取得了1988年漢城奧運會的冠軍，但是其中薩博尼斯、馬修利奧尼斯等著名球員卻隨即利用自己的影響力旗幟鮮明地支持立陶宛獨立，并在1990年世錦賽拒絕為蘇聯出戰，從而推動了蘇聯解體。后來他們1992年代表新獨立的立陶宛參加奧運會時宣稱，以前代表蘇聯隊比賽是被逼的，現在才是“為真正的祖國比賽”。

在今天的中國，對于NBA等西方體育賽事的崇拜依舊存在，西方體育的體制與價值觀在中國體育界影響不小。試問，在NBA公開支持香港暴亂的情況之下，“跪族男孩”仍然毫無顧忌地狂熱崇拜NBA，假如NBA明星們或者崇拜西方價值觀的中國體育明星號召他們學習香港暴徒，誰敢保證他們一定不會像蘇東劇變中科馬內奇和薩博尼斯等親西方體育明星的粉絲們做出同樣的舉動呢？

當然，我們也應該看到，十八大以來中國的輿論環境已經有了很大的好轉，像“跪族男孩”們受到了網絡的普遍聲討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但是不管怎么說，這些人的存在與體育界當中彌漫的西化思潮本身，就表明了中國在反對體育界西化與相關的輿論話語權方面仍然有很多工作要做。

這并不是說，我們應該完全斷絕同西方的文化體育交流。筆者只是認為，在體育等文化交流當中應該堅持對等原則，絕不能像當年的蘇聯東歐那樣只是單方面的輸入。短期內，首先要破除中國對NBA為代表的西方的體育模式與價值觀的崇拜，消除“跪族男孩”們存在的基礎。長遠來看，應該逐步恢復乒乓外交那個時代美國人崇拜莊則棟等中國體育明星，以學習打乒乓球為榮的盛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