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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位留美經濟學家：“民營經濟”是中國在抗疫斗爭中最重要的“制度優勢”嗎？

點擊：作者：許準李鐘瑾程瀚李民騏來源：昆侖策網【授權】發布時間:2020-05-09 09:0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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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無論非公有制經濟以往發展的原因是什么，具體到這次抗疫斗爭來說，能不能說，“民營經濟以及混合所有制經濟”的“優勢地位”就是中國在經濟制度方面最重要的“制度優勢”呢？所謂“制度優勢”，一定是中國獨有而其他國家沒有的制度特征。中國是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國家，所以中國的“制度優勢”只能是社會主義的制度優勢，是社會主義國家獨有而資本主義國家沒有的制度優勢。

面對這樣復雜多變的國際形勢以及新的病毒惡性變異的可能性，國民經濟的安全性和穩定性將超過微觀效率和經濟增長成為經濟工作中的主要矛盾。我們對于所有制結構以及市場、政府相互關系的認識也要適應這種新的形勢，根據實際情況不斷調整，而不是將某一個時期形成的某一種認識“凝固化”、“神圣化”，一百年也不許變，直到在現實面前碰個頭破血流，如某些盲目崇拜市場的國家目前正在經歷的那樣。

本文作者：

許準，美國霍華德大學經濟系助理教授；

李鐘瑾，美國密蘇里大學經濟系助理教授；
程瀚，美國富蘭克林和馬歇爾學院經濟系助理教授；
李民騏，美國猶他大學經濟系教授

四位留美經濟學家《關于恢復公有制在中國經濟中主體地位的建議》發表以來，引起了社會各界的熱烈討論。我們注意到，5月6日，微信公眾號“中改1978”發布了一篇名為《政治局最新定調！》的文章（以下簡稱“定調”）。這篇文章特別提到怎樣總結中國抗疫經驗教訓的問題，在評論“非官方又是如何總結（抗疫）經驗教訓”時，專門提到了我們的文章。

“定調”一文的作者寫道：

“專家認為，我國取得抗疫的重要成效是我國制度優勢的突出體現，抗疫過程中最能體現我國制度優勢的，當然是黨的領導和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中央的集中統一領導。”

對于這一認識，我們完全贊同。

但是接下來，該文作者就提出了對于我國“制度優勢”的一些獨特理解：

“但是從經濟制度角度來觀察，什么是我們抗擊疫情的制度優勢呢？市場化的改革，市場經濟體制的完善，以及民營經濟和混合所有制的繁榮發展才是我們取得抗疫成果的最重要的經濟制度的優勢。”

“由于民營經濟在經濟總量和服務行業中占優勢地位，因此民營經濟在抗疫過程中所發揮的是基礎性的重要作用。”

“是在國民經濟總量中占有多數的民營經濟以及混合所有制經濟救了中國。”

我們知道，自改革開放以來，各種形式的非公有制經濟有了很大發展，客觀上已經成為中國經濟在就業、產值、稅收等方面的主體組成部分。非公有制經濟的巨大發展，既有民營經濟自身活力的因素，也有國家政策導向的因素。由于在經濟轉型初期政策和法律不完善，造成部分國有和集體資產流失，各個地方在貫徹各項勞動、環保、財稅法規時存在著種種偏差，也在客觀上造成了某種有利于非公有制經濟而不利于公有制經濟的競爭環境。無論非公有制經濟以往發展的原因是什么，具體到這次抗疫斗爭來說，能不能說，“民營經濟以及混合所有制經濟”的“優勢地位”就是中國在經濟制度方面最重要的“制度優勢”呢？

所謂“制度優勢”，一定是中國獨有而其他國家沒有的制度特征。中國是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國家，所以中國的“制度優勢”只能是社會主義的制度優勢，是社會主義國家獨有而資本主義國家沒有的制度優勢。

那么，“市場化”、“市場經濟體制”、“民營經濟”、“混合所有制經濟”是不是中國獨有而其他國家沒有，或者社會主義國家都有而資本主義國家沒有的經濟特征呢？

我們知道，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實行的都是非公有制經濟成分占絕對優勢地位的市場經濟體制。其中，歐美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更是公認的“成熟的市場經濟體制”，不僅私營經濟占絕對優勢地位，而且主要的大中型企業都在明晰的產權制度以及發達的金融市場的基礎上組織為混合所有制的公司制企業。在一些主流經濟學家看來，這些歐美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制度是市場化的楷模，是中國市場化改革的方向和目的地。

如果說，“市場化”、“市場經濟體制”、“民營經濟”、“混合所有制經濟”是“制度優勢”的話，那么這些“制度優勢”無論如何不應該在尚未完全建成市場經濟的國家充分發揮，而在那些有著“成熟”、“完善”市場經濟體制的國家反而無從發揮、一敗涂地？

事實怎樣呢？一些號稱“成熟”的市場經濟國家在中國的疫情得到控制、總結出成熟抗疫經驗并且爭取到了兩個月準備時間的情況下仍然發生了新冠疫情嚴重失控、民眾和醫務工作者大量傷亡的悲劇。僅以美國為例，到北京時間5月7日中午，美國新冠病毒確診病例已經高達126萬，是中國的15倍；百萬人口確診率約3900，是中國的65倍；死亡人數約75000，是中國的15倍多；百萬人口因新冠病毒死亡率約230，是中國的70倍。

如果“市場化”、“民營經濟”是這次抗疫斗爭中最重要的“制度優勢”，怎么這個制度優勢偏偏在社會主義的中國得到發揮，而在有“成熟”市場經濟體制的美國反而一點不發揮，或者越發揮造成的災難越大？這不是咄咄怪事嗎？

比如，“定調”一文認為：

“一大批民營生產企業和供應鏈物流企業，利用民營企業對市場信息的高度敏銳、決策迅速、機制靈活多變等體制機制方面的優勢，靠市場這只無形之手，一方面迅速在全球采購大批的口罩等醫療急需物資，另一方面投入大量的資金和人力，千方百計地快速生產或轉產口罩、檢測器、呼吸機等抗疫醫療物資，其速度之快、規模之大，是國有企業在現有層層審批、決策緩慢的體制機制下難以比擬的。”

“定調”一文在這里所講的民營企業經營的特點，在一定程度上是符合實際情況的。但是，這些民營企業的特點，如果是優勢的話，所有市場經濟國家的私營企業都具備。怎么那么多私營企業占絕對優勢的市場經濟國家抗疫都失敗了，唯獨市場經濟還不完善的中國抗疫斗爭反而勝利了呢？

就中國來說，民營企業的“高度敏銳、決策迅速、機制靈活”既有其有利的一面，也有一些令人意想不到或者不愿意看到的副作用。以口罩生產為例，口罩的最重要原料是熔噴布，合格的熔噴布生產線需要極大的先期投入，目前在國內只有中石化等大型國企可以生產。由于熔噴布是緊俏物資，中石油生產的熔噴布都服從抗疫規劃定向供應。但是這無法阻止一些拿不到合格熔噴布的民營企業“高度敏銳”、“靈活多變”、“迅速決策”，“投入大量的資金和人力”，使用不合格的原料和“山寨”的機器生產出數以億計的假冒偽劣口罩（見財經頭條：“口罩黑心產業鏈：山寨熔噴布，觸目驚心小作坊，月賺千萬，瘋狂”）。這些幾乎毫無防護力的口罩被當作正規的抗疫物資售往國內和海外市場，不僅直接威脅人民群眾和醫護人員生命安全，還極大地污損了中國的國際形象。據國外媒體報道，中國某些私營企業制造和出口的檢測試劑盒由于質量低劣、準確度極低，不僅給國內疫情防控制造了困難，造成個別地區出現反復，還引起了包括英國、西班牙和印度等多國的嚴重不滿，要求退貨和索賠，造成了不必要的外交摩擦，并損害了中國企業和海外華人的形象（紐約時報中文網：“英國斥資2千萬美元從中國購買試劑盒，被發現檢測無效”）。

“定調”一文認為：

“以民營經濟為主體的我國現代物流供應鏈企業...為市民提供最基本的生活保障。”

實際上，在疫情期間為人民群眾提供基本生活保障的主要是以政府為大腦、以國有企業為中樞、以基層黨政機關和社區服務人員為支點的現代國家動員體系。國家直接投放儲備糧食和副食等生活物資，再由國有大型超市通過降價投放等方式平抑市場價格，最后由公交車、郵政乃至軍用車輛直接送抵社區，這是“封城”期間私營供應鏈停擺后國家經濟動員的成就（人民日報：“打好武漢生活物資供應保障戰”）。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部分非公有制企業和不法商販，趁著疫情囤積居奇、轉手倒賣，哄抬價格，牟取暴利，發“國難財”（工人日報：“怎樣的‘漲價’會構成‘哄抬物價’犯罪？”）。私營物流企業在“封城”結束之后確實回到了人們身邊，但是仍在繼續發揮作用的抑價政策和針對困難群眾的財政補貼，是群眾能買得起生活物資和私營物流企業能夠運轉的先決條件。可見，公有制經濟不僅保證了“封城”期間的物流運轉，還為“解封”之后的經濟回暖提供了強有力的保護。

“定調”一文還認為：

“在防疫抗疫和控制疫情大規模傳播過程中...以民營經濟為主體的互聯網企業，在運用互聯網、大數據等手段，在疫情的排查、隔離、預防等基本環節中發揮了巨大的技術平臺支撐作用。”

互聯網和大數據可以匯總和整理信息，但是“排查、隔離、預防”等基本環節是基層黨政干部、公立衛生系統的醫務工作者和社區工作者人員一家一戶走街串巷完成的（中國共產黨新聞網：“疫情防控要用好社區網格化管理”）。“非典”時期沒有什么大數據，互聯網也很不普及，但是中國靠著這些兢兢業業的基層工作者也成功完成了社區動員和隔離。

所以，“定調”一文宣稱的部分非公有制企業在抗疫中的“貢獻”，有些是過分拔高，有些是在公有制經濟支撐下的錦上添花，有些則實際上起到了反效果。

那么，什么才是中國在這次抗疫斗爭中獨有的“制度優勢”呢？我們認為，除了黨的領導以外，最主要的制度優勢就是公有制經濟成分以及社會主義“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點。

除了上文講到的公有制經濟的關鍵作用以外，社會主義的“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國家動員體制在抗疫斗爭中發揮了決定性的作用。首先，在習近平主席的親自部署、親自指揮下，統一安排抗疫人員、物資的調配使用，統一組織各項排查、隔離措施，迅速在湖北實現了“盡收盡治”，大大加快了全國抗疫的進程；第二，中國動員了包括部隊醫院在內所有的公立醫院，并直接調動各省市的醫務工作者奔赴湖北，直接緩解了湖北醫務人員緊缺、過度疲勞的問題；第三，中國對受疫情影響最嚴重的湖北各地區采取了“一省包一市”的對口支援，這種在汶川抗震中歷經考驗的政策在抗疫斗爭又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

上述所有政策都不是“看不見的手”所能替代的。相反，上述每一個政策之所以為抗疫作出了重大貢獻，全都是因為克服了自由放任市場條件下各經濟部門一盤散沙的先天弊端。這種有效利用經濟計劃并保證公平惠民的“中國模式”，不僅幫助了中國有效抗擊了疫情，還成為那些擁有“完善”市場機制的發達國家效仿的對象。比如，西班牙政府直接掌控了所有私立醫療設施，統一規劃抗疫資源；美國政府援引《國防生產法》，用指令性計劃經濟的手段直接干預抗疫物資生產，并且調集海軍醫療船馳援受災嚴重的地區；歐洲多國直接征用各類大型場所，建立方艙醫院，集中收治輕癥病人；各國都成立了由國家元首或政府首腦牽頭的抗疫領導小組，繞過市場機制，用緊急動員的方式統籌抗疫的全局性工作等等。

“定調”一文一方面回避我國在抗疫斗爭期間所突出表現的制度優勢就是公有制經濟和社會主義的“集中力量辦大事”，另一方面又說，如果要恢復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就是要“把疫情期間的非常措施凝固化、機制化、神圣化”。

在疫情期間公有制經濟和“集中力量辦大事”發揮作用的一些具體做法，比如局部地區的“封城”，當然屬于非常措施，隨著疫情平息、經濟恢復，應當逐步取消并恢復常態，不應該“凝固化”，更不應該“神圣化”。

但是，我國建設的市場經濟不是別的市場經濟，而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公有制為主體、國有經濟主導、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是現階段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既然是基本經濟制度，那就必須“凝固化”、“機制化”。如果基本經濟制度的某些方面削弱了，比如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動搖了，那就理所應當地要努力恢復。

另一方面，對于市場機制和民營企業，我們也要采取辯證的態度，一方面充分肯定它們的經濟活力，另一方面也要正視它們在造成宏觀經濟不穩定、收入分配懸殊、無力應對“黑天鵝”或“灰犀牛”等國內外重大變故等方面的嚴重缺陷。正視這些嚴重缺陷，而不是將市場和民營企業的作用“神圣化”，才是實事求是的態度。

目前，資本主義世界的疫情仍在蔓延和惡化，全球經濟和全球生產鏈能否恢復、何時恢復，都存在著很大的不確定性。即使全球經濟在明后年恢復了，在歐美各國保護主義、右傾民粹主義和反華勢力抬頭的大環境下，我們也不能一廂情愿地認為全球經濟秩序會簡單地回到疫情以前。面對這樣復雜多變的國際形勢以及新的病毒惡性變異的可能性，國民經濟的安全性和穩定性將超過微觀效率和經濟增長成為經濟工作中的主要矛盾。我們對于所有制結構以及市場、政府相互關系的認識也要適應這種新的形勢，根據實際情況不斷調整，而不是將某一個時期形成的某一種認識“凝固化”、“神圣化”，一百年也不許變，直到在現實面前碰個頭破血流，如某些盲目崇拜市場的國家目前正在經歷的那樣。

（作者：許準，美國霍華德大學經濟系助理教授；李鐘瑾，美國密蘇里大學經濟系助理教授；程瀚，美國富蘭克林和馬歇爾學院經濟系助理教授；李民騏，美國猶他大學經濟系教授。來源：昆侖策網【授權】，轉編自“察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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