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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鴻君：兩種體制、兩個奇跡與“兩個時期互不否定”

點擊：作者：于鴻君來源：昆侖策網【作者授權】發布時間:2021-02-21 11:44:49

【摘要】新中國經濟社會建設大體可以劃分為改革開放前后兩個歷史時期：改革開放以前，建立并實行了計劃經濟體制，強化政府對經濟的高度調控；改革開放以后，逐步建立并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不斷發揮市場對資源配置的作用。兩個時期面臨不同的歷史任務，新中國奇跡般地正確選擇并適時實行了兩種不同的經濟體制，充分發揮了兩個時期的體制優勢并取得了經濟建設與社會發展的巨大成就，兩個時期創造了互相聯系的兩個奇跡。

2013年1月5日，習近平總書記在新進中央委員、候補委員學習貫徹黨的十八大精神研討班開班式上指出：“我們黨領導人民進行社會主義建設，有改革開放前和改革開放后兩個歷史時期，這是兩個相互聯系又有重大區別的時期，但本質上都是我們黨領導人民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在改革開放歷史新時期開創的，但也是在新中國已經建立起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并進行了二十多年建設的基礎上開創的。”兩個歷史時期“決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對立的。不能用改革開放后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也不能用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后的歷史時期”[1]。“兩個時期互不否定”的科學論斷直接涉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堅持和發展、黨執政根基的鞏固、全黨全國人民思想的凝聚統一等一系列事關黨和國家命運的問題，只有從學理上說通說透，才能從政治上深刻認識其重大意義。

歷史地、實踐地、辯證地看，改革開放前后兩個歷史時期既有本質聯系又有重大區別，都是黨領導人民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探索，都取得了巨大歷史性成就，分別采用不同的經濟體制創造了經濟社會發展的奇跡。改革開放前為改革開放后的實踐探索提供了重要條件，改革開放后是對改革開放前實踐探索的堅持、改革和發展。正確認識和把握改革開放前后兩個歷史時期，對于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全面做好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總體布局，具有十分重大的現實意義。

一、新中國兩個歷史時期創造了經濟社會發展的兩個奇跡

1978年以來，中華民族全面啟動并推進了波瀾壯闊改革開放運動，“改革開放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發展史上一次偉大革命，正是這個偉大革命推動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偉大飛躍！”[2]中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制造業第一大國、貨物貿易第一大國、商品消費第二大國、外資流入第二大國，外匯儲備連續多年位居世界第一。中國用幾十年時間走完了發達國家幾百年走過的工業化歷程，國內生產總值由1978年的3679億元增長到2017年的82.7萬億元，年均實際增長9.5%，遠高于同期世界經濟2.9%左右的年均增速。貧困人口累計減少7.4億人，貧困發生率下降94.4個百分點。九年義務教育鞏固率達93.8%。建成了包括養老、醫療、低保、住房在內的世界最大的社會保障體系，基本養老保險覆蓋超過9億人，醫療保險覆蓋超過13億人。常住人口城鎮化率達到58.52%，上升40.6個百分點。居民預期壽命由1981年的67.8歲提高到2017年的76.7歲。[3]

改革開放推動了新中國大發展，創造了舉世公認的經濟社會發展奇跡，這是不爭的事實，毋庸贅述。但是對于改革開放以前的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成就的評價，則存在分歧甚至出現兩個極端。我們應該秉承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歷史地客觀地對新中國走過的70年全部歷程進行實證分析，為“兩個時期互不否定”提供學理支撐。

從1949年新中國成立到1978年改革開放的短短29年間，中華民族進行了歷史上最廣泛最深刻也是最偉大的社會變革，為當代中國的生存和發展奠定了根本政治制度和經濟基礎，國家的組織動員能力和中華民族的凝聚力向心力也達到歷史空前。

首先，這期間的經濟發展雖然有過波折，但成就依然巨大，堪稱奇跡。工農業總產值由466億元上升到5690億元[4]，按照不變價格計算，年均增長9.45%。國內生產總值（GDP）在長達26年中年均增長6.71%，接近“亞洲四小龍”黃金時期8.8%的平均增速，大大高于1966-1990年間英國、美國、德國2%-3%年均增長速度[5]，在世界各國同期中少見。1950到1978年，全國財政收入年均增長10.9%，財政支出年均增長10.5%[6]，而且收支基本平衡，稅收收入年均增長8.8%[7]，基本建設支出年均增長13.7%[8]。僅在“一五”期間取得的經濟建設成就，就超過了舊中國一百年的總和。

這期間，新中國持續進行了一系列可以載入中華民族史冊的大規模工程建設：水利建設從根本上實現了中華民族治水用水的夢想[9]；土地開墾大大拓展了中華民族生存生活生產的空間[10]；人口增長、國民掃盲與教育普及極大提升了中華民族的人口規模和素質并成為改革開放以來人口紅利的根本來源[11]；公共醫療設施建設則使中華民族生老病死的醫療救助得到前所未有的改善[12]；農村居民自發互助進行了大規模住宅建設，自制自產自用了大量農業用品和農產品，等等。由于當時全社會義務勞動盛行和廣大農村建設和農業經濟的自給自足互幫互助特性，上述各項創造的大量價值沒法按照市場經濟原則被統計在當時的GDP內。

這期間，新中國實施了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1949年至1957年是中國歷史上工業發展比較快的時期，最突出的標志是新中國接受了蘇聯資金、技術和設備援助，建設了以“156項”工程為核心的近千個工業項目，形成了一系列新的工業部門，在中國大地上史無前例地以奇跡般的速度建成了獨立自主的工業體系雛形，奠定了社會主義工業化的基礎，可謂是在“一張白紙”的基礎上創造了農業大國工業化進程的奇跡。新中國在短短的30年內走完了西方發達國家上百年才走完的工業化道路，成為世界主要工業大國之一。1952年到1980年，工業總產值年均增長10%以上[13]。到1978年工業總產值占工農業總產值的比重已經達到74.4%[14]，實現了由初級產品階段向工業化初級階段的轉變，中國成為既無外債又無內債且物價穩定的國家，有相當雄厚的財政儲備，國民經濟比例也基本合理、門類齊全、工業布局較為均衡，綜合國力居于世界前列。到1980年，中國的工業規模超過世界老牌工業強國英、法兩國并已接近西德水平，到1980年代中期，中國的工業總產值就超過西德躍居世界第三位。

再看這期間的標志性項目和重大工程的飛速突破情況。1952年時中國的工業幾乎是空白，四年后的1956年第一批12輛“解放牌”載重汽車就下線；1956年首次試制的殲5噴氣式飛機獲得成功；1957年10月武漢長江大橋通車（1955年9月動工）；1958年第一艘萬噸遠洋貨輪下水；1959年首都十大建筑（人民大會堂等）工程當年動工當年完成；1959年發現大慶油田并于1960年就開始開采；1960年9月三門峽水利樞紐工程基本建成（1957年開工）；1960年11月5日第一枚地對地近程導彈試射成功；1961年1萬2千噸水壓機研制成功；1964年原子彈爆炸成功；1965年人工結晶胰島素成功合成；1967年氫彈爆炸成功；1968年南京長江大橋竣工；1969年7月被譽為“世界第八大奇跡”的紅旗渠工程全面完成（1960年2月動工）；1970年人造衛星上天；1972年成功提取青蒿素；1973年萬噸遠洋貨輪遠航成功；1973年百萬次集成電路電子計算機研制成功；1975年第一塊大規模集成電路1024位MOS隨機存儲器(芯片)取得重大突破（僅比INTEL晚四年）；1976年雜交水稻在全國大面積推廣（1964年開始研究）；1977年激光照排系統研制成功；1980年大飛機運-10試飛成功（1970年開始研制）；1980年洲際導彈成功發射(1970年開始研制)。

1952年到1979年間，全民所有制單位的科技人員數量年均增長9.3%；每萬人科技人員數年均增長7.2%[15]，僅1979年一年，全國重大科學技術研究成果就達到2790項，其中包括國家級的發明創造42項。這些重大的標志性項目并不是這個時期的全部，但其分量和速度都堪稱為當時人間奇跡。

這期間，新中國實現了歷史上規模最大、成效最顯著的教育醫療社會事業的發展。到1953年，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全面消滅了存續數千年之久的黃賭毒娼匪現象。實施了四次大規模掃盲運動，脫盲人口數以億計。1949-1978年間，全國幼兒園數量年均增長16.8%，小學校數量年均增長13.2%，小學生數量年均增長6.4%；初中學校數量年均增長14.1%，高中學校數量年均增長12.5%；中學生數量年均增長15.4%；高等院校數量年均增長3.8%[16]，大學生數量年均增長15.3%[17]。全國醫療衛生機構年均增長5.2%，醫院病床數年均增長8.8%，專業衛生技術人員年均增長4.5%[18]。到1958年全國大部分地區消滅黑死病，1978年全國各種寄生蟲病流行區域患病率和病死率都降至歷史最低水平，1980年全國基本消滅了血吸蟲病，共治愈約1000萬血吸蟲病人，69%的縣完全擺脫了瘧疾的危害。平均預期壽命從建國初期的35歲提高到1978年的68歲，嬰兒死亡率年均下降5.3%，孕產婦死亡率年均下降6.7%[19]。

這段時間中國經濟社會發展應屬舉世罕見甚至在人類發展史上亙古未有！[20] 基本建設支出年均增長13.7%[21]，占總支出中占比由18.4%大幅提升到40.3%。

以上數據都出自權威統計部門。任何人無法否認，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新中國的一系列重大突破和建設成就，完全可以稱得上是人類在短期內大規模推進經濟社會建設所創造的奇跡，古老的中華大地可謂日新月異！可以說，和改革開放以來一樣，毛澤東時代同樣是一個奇跡輩出的偉大時代！

二、改革開放以前民生清貧與發展奇跡共存的原因

既然改革開放以前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同樣創造了奇跡，為什么普遍感覺那時民生清貧？

首先，一要吃飯二要建設，任何國家在發展中必須辯證地解決好“吃飯”與建設的問題。“吃飯”就是當期民生，改善當期民生必須擴大消費，國民在當期受益；建設就是生產，發展生產必須提高積累，國民在未來受益。從根本上說，積累的最終目的依然是提高國民未來的生活水平，因此，消費與積累的關系就是生活與生產的關系，也是目前利益與長遠利益的關系，必須科學合理加以協調解決。在經濟資源短缺的情況下，用于擴大消費、改善民生多了，積累就少，建設速度就得放慢，而要加快建設速度，就必須提高積累，就得以減少消費、節制民生改善、滯后國民生活水平提高為代價。

新中國成立后，勞動人民在歷史上第一次當家作主，因此以主人翁姿態煥發出史無前例的建設熱情，生產勞動的積極性前所未有。為了國家民族強大、為了子孫后代幸福，艱苦奮斗建設社會主義成為這一時期的主流價值。這期間，中國人民勒緊褲帶、節衣縮食，心甘情愿壓縮消費、增加積累，聚力于生產建設，曾經連續17年沒有提漲工資。1952年至1978年中國消費率平均只有68.57%，是同期全世界最低的國家，而同為發展中大國的印度同期為81.63%，中國是印度的84%（見表1）。正因為如此，新中國成立后的前三十年，是艱苦奮斗建設社會主義的時期，國民的生活水平改善并不顯著，全社會必然因物質消費品匱乏而普遍感覺貧窮，但國家的經濟基礎被顯著夯實了。可以說，這種模式以犧牲當時國民短期利益為代價，換取了改革開放后民生的快速改善的長遠改善。當然，必須指出，改革開放前的積累率的確過高，導致國民經濟長期比例失調，因此造成經濟社會畸形發展，這也是制約人民群眾生活水平提高的一個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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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農業大國走向現代化，必須推進工業化。工業化的路徑有二：政府推動和市場拉動，前者依靠政府推動重工業優先發展，再著力發展輕工業，進而不斷滿足社會對物質產品的需求，人民群眾會滯后得到實惠。后者優先發展輕工業，首先努力滿足國民對消費品的需求，再進一步拉動重工業發展，國民能夠同步得到實惠。

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的中國和印度分別選擇了兩種不同的路徑：中國選擇了依靠計劃推動工業化的路徑，印度選擇了依靠市場拉動工業化的路徑，表1同樣能夠說明兩國工業化路徑的差異。事實表明，中國人民艱苦奮斗，在短短的二十多年中迅速建成獨立完善的工業體系，為改革開放后物質產品的爆發式增長奠定了基礎。而印度顯著滯后于中國的發展，至今還不能算作是工業化國家。

歷史地看，新中國自成立之初就處于群狼環伺的叢林法則之下，戰爭威脅現實緊迫甚至一度一觸即發。新中國要自立于世界，就必須與時間賽跑，集中力量推進重工業優先發展，創造物質條件提高應對戰爭的能力。要推進工業化，必須解決資本積累問題，途徑有三：一是有計劃提高國內積累率，二是物質資源有計劃向工業部門配置，三是依靠外來援助。縱觀新中國整個工業化進程，蘇聯在資金和技術方面的援助發揮了關鍵作用，但長期來看最重要的還是通過有計劃提高國內積累率和犧牲農業發展工業（價格剪刀差）來完成工業化的資本積累，這就不得不延后國民物質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不得不犧牲農村農民農業應有的利益。可見，在一窮二白的基礎上，新中國大規模工業化的快速推進不僅擠占了原本可以用來提高城市居民生活水平的物質資源，而且通過“價格剪刀差”從農村農業農民那里長期“平移”走巨額資金。因此，那時城鄉物質產品普遍匱乏，不得不采用諸多“票證”，也就不足為奇且在情理之中了。需要指出，雖然重工業、輕工業和農業結構嚴重失調，積累與消費之間比例失當，但經過了20年的艱苦奮斗，到70年代初中國已經初步完成了國家工業化的原始資本積累。

第三，新中國的成立結束了長達110多年的戰亂，人民生活安定并穩步得到改善，教育科技文化醫療衛生等社會事業也得到快速發展，因此人口規模迅速擴張，增長幅度居同期世界最高水平。1950年至1978年，中國人口從5.5億增長到9.7億，凈增4.2億[22]，接近目前美國和日本人口的總和。一個國家在20多年內人口如此暴增，這在人類人口發展史上是沒有過的。如果同時考慮到建國之初百業凋敝的貧窮狀態，新中國在人口如此快速膨脹的巨大壓力下還能夠基本解決近10億人口的存活、吃飯、穿衣、教育、醫療等問題，其挑戰和壓力可想而知，這在中華民族乃至人類歷史上，都應該是史無前例的偉大壯舉！但是，這樣的人口增長恰恰成為改革開放以來人口紅利的根本來源[23]。伴隨著人口規模的快速膨脹，工業化的強力推進又要求全社會生產資料的生產超前于消費資料的生產，人均占有的消費產品就不可能提高很快，滿足全社會消費的物質產品的相對匱乏就勢所必然，民生怎么能不清貧？

綜上所述，改革開放以前的人口短時期暴增、工業化和基本建設占用過多的經濟資源，是導致改革開放前物質產品匱乏與國民生活水平不高的三個根本原因。人口短時期暴增，必然導致人均占有的物質資料消費水平難以快速提高，“票證經濟”就是必然選擇；新中國成立后面臨的戰爭破壞和百廢待興，必然要求政府加大力度進行包括路政、教育、醫療等在內的基本建設和公共設施建設先行，作為新中國主人翁的人民群眾就會自覺自愿“勒緊褲帶搞建設”；全面推進重工業先行發展的工業化進程，就必須立足長遠快速進行資本積累，犧牲當前消費資料生產和農村農民農業利益就是唯一選擇。顯然，中國改革開放前經濟社會發展的一系列重大舉措創造了無可辯駁的發展奇跡，為改革開放后物質產品的極大豐富和人民群眾生活水平的爆發式提高奠定了根本物質基礎，這在某種意義上說是建立在長期犧牲那時的人民群眾特別是農村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長期犧牲農村農民農業利益的基礎之上的，也可謂是當期投入下期產出，“前人栽樹后人乘涼”。

三、兩個歷史時期的開放是一以貫之的

改革與開放是既互相關聯又有不同的兩個概念。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的改革主要是指對經濟體制進行改革，開放則主要指積極參與全球經濟資源配置和市場競爭，全面學習一切有利于中國發展的外國技術、管理、經驗等。

首先，開放貫穿新中國的大部分時期。自成立起新中國就沒有停止對外國先進技術、經驗、管理乃至文化、體制機制的學習，始終在努力參與國際經濟活動，只是初期工作重點放在蘇聯和東歐，甚至沒有放棄與對新中國進行全面封鎖圍堵的美西方進行開放合作的努力。1956年以后，毛澤東進一步深入思考了擴大對外開放問題，他以蘇聯和東歐國家的經驗教訓為鑒戒，從指導思想上分析了中國和外國的關系：“我們提出向外國學習的口號，我想是提得對的。現在有些國家的領導人就不愿意提，甚至不敢提這個口號。這是要有一點勇氣的，就是要把戲臺上的那個架子放下來。”[24]“我們的方針是，一切民族、一切國家的長處都要學，政治、經濟、科學、技術、文學、藝術的一切真正好的東西都要學。”[25]并明確提出要“學習資本主義國家的先進的科學技術和企業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學的方面”[26]。1956年12月，毛澤東提出要搞“新經濟政策”，可以開私營大廠，10年、20年不沒收；還可以允許境外投資，華僑投資的20年、100年不要沒收。[27]他在1956年一次聽取匯報時專門談到派留學生出國學習問題：一切國家的先進經驗都要學。要派人到資本主義國家去學技術，不論英國、法國、瑞士、挪威，只要他要我們的學生，我們就去嘛！[28]

改革開放之前特別是20世紀50年代，新中國面對蘇聯東歐全方位開放，積極推進廣泛深入的合作，對經濟社會發展特別是工業化的起步奠基產生了巨大作用。可以說，沒有面對蘇聯東歐的全面開放，中國的工業化進程將被大大延緩，后來的開放也不可能如此順利高效地進行。1972年尼克松訪華，結束了中美兩國長達22年的敵對狀態，使我國與美西方的開放合作得到改善，為以后的改革開放創造了良好的外部環境。進入20世紀90年代以后，中國的開放格局進一步擴大，逐步建立起了面向全人類適應全球化的對外開放的體制機制，特別是隨著“一帶一路”倡議的不斷深化和拓展，中國經濟社會和其他領域再次迎來了與世界各國互動合作的良好局面，中華民族實現偉大復興的進程進一步加快。

伴隨全球經濟一體化的逐步推進，積極參與全球范圍的資源配置和市場競爭，實現優勢互補與分工合作，廣泛學習國外先進科技、管理、文化和體制機制，是后發國家實現趕超戰略的必由之路。對外開放使新中國與蘇聯東歐等社會主義國家（建國初期）以及美西方等資本主義國家（20世紀70年代以后）大規模開展合作、優勢互補，共同推動資源優化配置，分享人類進步成果，也使得中華民族自近代以來再次與世界一起步入相對平等的舞臺展開競爭，砥礪奮進，為人類進步注入活力。五千多年的中華文明史表明，什么時候對外開放，中華民族就能夠強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什么時候閉關鎖國，中華民族就會逐步趨于貧弱，甚至落后挨打。開放意味著交融、意味著合作、意味著競爭，也意味著民族文化與素質的比拼較量，七十多年的實踐表明，中華民族在開放中交出了近乎完美的答卷。

可見，兩個歷史時期的開放一以貫之、接續推進、逐步擴大、不斷深化，只是因為客觀條件不同（如改革開放前美國等西方國家對中國的封鎖圍堵，改革開放后大為改善）導致兩個歷史時期的開放方向、深度、廣度、重點、效果等存在差異。這里同樣應該強調，兩個歷史時期的開放及其績效不能互相否定。

四、改革與兩種經濟體制的選擇

接著需要深入探討改革問題。既然改革以前在計劃經濟體制下經濟社會發展成就突出，為什么還要進行市場導向的經濟體制改革？

首先可以肯定，采用何種手段即計劃經濟體制還是市場經濟體制進行經濟資源配置，是經濟社會發展績效最重要的影響因素，甚至也可以說是決定因素。因此可以說，改革開放前中國創造了經濟社會發展的奇跡，計劃經濟體制功不可沒；改革開放后再次創造了發展奇跡，市場經濟體制功不可沒。這似乎是個悖論，因為照此推論，自新中國成立起，無論實行計劃經濟體制還是市場經濟體制，都會創造出經濟社會發展的奇跡，經濟社會發展績效與經濟體制無關？經濟體制改革沒有必要？這顯然與實踐不符。

新中國成立之初是一個飽受戰爭摧殘的千瘡百孔的農業大國，要邁向現代化，就必須同時進行大規模基礎建設和開啟工業化進程的雙重任務，計劃經濟體制正好能夠發揮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勢，進行一系列大型工程建設并有效推進重工業的發展，建立起國民經濟基本架構和獨立完善的工業體系。其后，經濟社會發展進入到工業化的中后期，其任務轉變為全面滿足并逐步提高人民群眾物質文化生活需要，此時計劃經濟體制的弱點就會逐步顯現，就應該適時進行經濟體制改革，把計劃經濟體制改革為市場經濟體制。回溯新中國七十多年走過的建設和改革道路，我們可以作出這樣的概括：需要計劃經濟體制時，我們選擇了計劃經濟體制；需要市場經濟體制時，我們又及時進行了改革，逐步建立了市場經濟體制。可見，兩種經濟體制及其轉換即經濟體制改革是黨領導人民進行的主動選擇，也是唯一正確的道路。特別需要說明，兩種經濟體制的先后順序不能顛倒，具體而言，市場經濟體制不能完成第一階段（工業化初期）的任務，而如果用計劃經濟體制解決第二階段(工業化中后期)的任務，則可能是一場災難。

應該明確，我們肯定改革開放之前中國取得的成就以及這些成就對改革開放以來所取得的成就的基礎意義，并不是要否定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計劃經濟體制之所以效率低下，一般認為它有兩個缺陷：一是信息搜尋、信息傳遞和信息處理速度慢成本高。計劃經濟體制是高度集中下的決策，在分工高度發達的社會化大生產中，包括生產、分配、交換、消費在內的經濟社會活動多個環節、多個體系、多個層級以及相互之間縱向和橫向的作用、正向傳導和負向反饋都需要處理海量信息，要通過計劃體系內上級對下級命令和下級對上級報告進行縱向傳輸，單位機構之間通過中介抑或上級協調進行橫向傳輸，以適應瞬息萬變的經濟環境，是難以想象的，“計劃趕不上變化”就會成為常態。因環節太多導致的信息扭曲也會頻繁發生，因此決策者賴以保持正確決策所需要的信息既不充分、也可能并不可靠。而市場經濟體制的決策特點是分散和各自承擔決策后果，經濟主體每時每刻浸淫于市場之中，能夠更加及時準確做出反應和調整，糾偏機制也快速有效。二是缺乏長期有效的激勵機制。計劃經濟體制的突出特點是管理高度集中，排斥市場機制，整個社會就是一個統一的經濟組織，政府是經濟運行和資源配置的決策者和組織者，基層組織、企業與個人都是執行者，也是生產單位，是社會這個“大工廠”的一個“分子”“原子”，一切都從屬于政府部門，奉獻于公共利益，工作績效好壞與各自的所得沒有關系，因此在人們的思想境界達不到一定高度時，除了有限的精神鼓勵以外，持久的激勵機制并不存在。而市場經濟體制中的利益主體都為各自利益而工作，勞動付出與所得通過市場評價直接掛鉤，更重要的是，個人一旦為了直接滿足自身利益而工作，效果突出的激勵機制就是持久的。

可見，制約計劃經濟體制效率發揮的兩個缺陷正好成為市場經濟體制的優勢。那么，如果能夠有效克服或回避其弊端，計劃經濟體制應該有哪些突出優勢呢？一是能夠集中力量大力推進辦大事，政府主導、資源集聚、快速執行、強力推進、大干快上是計劃經濟時期的基本特點；二是能夠統籌規劃國民經濟，綜合平衡區域與產業發展，區分輕重緩急有序推進各項重大工程；三是能夠統籌全社會人力資源配置，避免市場經濟體制下因失業導致的人力資源浪費；四是嚴格調控基本生活必需品的配置，確保人人具有基本生存權，能夠活下去。具體說，計劃經濟體制一旦能夠解決或避開制約其優勢發揮的兩個問題即信息問題和激勵問題，上述四方面的優勢就能夠被較好地發揮出來，這些都是市場經濟體制不具備的。

我們發現，建國初期的中國確實較好地發揮了計劃經濟體制的優勢，克服回避了上述兩個缺陷。首先看激勵機制。新中國的成立使飽受苦難的中華民族站立起來，勞動人民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在歷史上第一次擺脫奴役成為社會的主人，為自己的美好生活努力工作積極勞動成為社會價值的主流，個人利益、單位利益（微觀經濟組織）和國家利益高度契合一致，激勵相容機制問題自然得到解決。實踐證明，那時各行各業涌現出大批勞動模范和先進人物，如王進喜、時傳祥、陳永貴、倪志福、焦裕祿、雷鋒等，“六億神州盡舜堯”可謂是對這個偉大時代的生動描述。當然，主人翁激勵機制的邊際效果也是隨著時間遞減的，這在20世紀70年代中后期即已經表現出來了，這也是市場化改革的動因之一。其次看信息問題。新中國成立后很長一段時間面臨的生產生活任務，一是休養生息，穩定社會，維持人民群眾的基本生存生活需要；二是醫治戰爭創傷，進行大規模基本建設，拓展開發生存與發展資源；三是解決資本原始積累問題，規劃實施大型重工業項目，開啟工業化進程。顯然，大規模基本建設項目和大型重工業項目的實施，其生產結構異常簡單，任務非常明確，導向特別直接，無需復雜的信息及其傳導體系。而消費領域消費者的需求也非常低級單一，生產只能優先滿足基本生存需要，結構、目標和導向也非常簡單，生產和消費之間和各自內部機構之間的信息不對稱也不很突出，因此信息問題也不是主要問題。從實踐來看，這時期的大型基本建設項目類別主要有：土地開墾、水利建設、道路橋梁、江河治理、機場碼頭車站、掃盲教育、學校醫院等，大型重工業項目主要是以156個項目中的重工業項目為主。這些的確無需復雜的信息及其傳導體系，依靠計劃完全可以很好解決。可見，正因為能夠克服和回避激勵和信息兩方面的弊端，計劃經濟體制在新中國前30年才能夠發揮巨大優勢，創造了新中國經濟社會建設發展的第一個奇跡。

特別值得指出的是，新中國前30年這些成就是無法用市場經濟體制完成的，因為按照等價交換的市場法則，那時薄弱的國民經濟基礎恐怕連勞動者的報酬都難以支付，更不要說消耗的其他物質資源。而大規模持續的義務勞動、整整一代人的自我犧牲精神和工農業產品剪刀差，發揮了巨大作用。那時建成的一系列農業水利工程，如果拖后到今天按照等價交換的市場機制進行建設，是難以想象的。這就是說，新中國在建國之初唯一正確的選擇是實行計劃經濟體制。蘇聯和中國的實踐完全符合這樣的理論邏輯：蘇聯實行計劃經濟體制使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快速完成了工業化，中國實行計劃經濟體制同樣創造了人類經濟社會建設歷史上的奇跡，也即新中國成立后的第一個奇跡。[29]

但是，當基本建設和大工程大項目建設推進到一定程度時，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基礎初步建成，經濟社會發展的中心任務就會轉變為全面滿足國民物質文化生活需要，信息不充分不完善問題就越來越凸顯[30]，生產、分配、交換、消費之間以及供給與需求之間的計劃協調難度迅速加大，經濟效率就會出現遞減現象。與此同時，隨著時間的推移，全社會激勵效果也出現衰減趨勢，由此導致全社會勞動生產率在經過高漲階段以后出現下降[31]，這時候，就必須推進市場導向的改革，用市場化解決信息和激勵兩方面的問題，以適應社會生產重心的轉變即從優先發展基本建設和重工業轉變為大力發展消費品和輕工業，把計劃經濟體制逐步改革為市場經濟體制就成為必須。蘇聯和中國的實踐經驗同樣符合這樣的理論邏輯：蘇聯沒有及時進行市場導向改革而歸于失敗，中國及時推進了市場導向改革而創造了經濟發展的第二個奇跡[32]。可見，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取得的巨大成就也是不能用計劃經濟體制來實現的。習近平總書記在2020年5月23日看望參加全國政協十三屆三次會議的經濟界委員并參加聯組會時指出：“經過改革實踐，我們認識到，決不能不克服市場的盲目性，也不能回到計劃經濟的老路上去。要努力將市場的作用和政府的作用結合得更好一些，這是一個止于至善的過程。”[33]

五、結語

新中國71年的經濟社會建設與改革是一場波瀾壯闊的偉大革命，是繼蘇聯之后社會主義在中華大地上又一次偉大實踐與探索。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在改革開放前后兩個時期，針對兩種不同的經濟社會發展任務，分別采用了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兩種體制，創造了經濟社會發展的兩個奇跡，社會主義實踐與探索的結果舉世公認。兩個歷史時期過程接續、手段遞進、本質相同、目標一致，都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走過的輝煌歷程，我們不能用一段歷史否定另一段歷史，不能用一種體制否定另一種體制，不能用一個奇跡否定另一個奇跡，更不能用一代人的奮斗否定另一代人的奮斗。

參考注釋

[1]《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1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年版，第22-23頁。

[2]習近平：《在慶祝改革開放4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18年12月19日第2版。

[3]習近平：《在慶祝改革開放4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18年12月19日第2版。

[4]國家統計局：《關于1978年國民經濟計劃執行結果的公報》，《人民日報》1979年6月28日第2版。

[5]1966-1990年間，亞洲“四小龍”韓國、中國臺灣、新加坡、中國香港都經歷了經濟高速增長的黃金時期，年均

GDP增長率分別為10.3%、9.1%、8.5、%、7.3%，英國、美國、德國的年均增長率為2%-3%。

[6]這里可以與GDP增速比較，估計遠遠大于GDP增速。

[[7]國家統計局國民經濟綜合統計司編：《新中國60年統計資料匯編》，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2010年版，第19頁。

[8]國家統計局國民經濟綜合統計司編：《新中國60年統計資料匯編》，第20頁。

[9]這期間，中國興建各類水庫8.6萬座，不僅基本根治了水患，而且幾十年來一直在滿足中國90%城市人口的飲用水需求。(參見《中國水利年鑒》編輯委員會編：《中國水利年鑒(1990)》，北京：水利電力出版社1991年版。)

[10]耕地面積從解放初的16.2億畝增加到1980年的20.1-21.0億畝，凈增3.9-4.8億畝，增長24-31%。(參見國家統計局編：《國民經濟主要指標1949-1978》，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1979年版。)凈增加的這些耕地不僅為中國實現比較高的糧食總量奠定了基礎，也為九十年代以來大規模建設用地提供了空間。

[11]從1949年到1978年，中國總人口由5.42億增長到9.63億，增長4.21億，年均增長率為2.0%。1949年，中國成人文盲率高達80%，改革開放前，中國成人文盲率下降至34%。(參見國家教育委員會計劃建設司編：《中國教育成就》，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1950年，中國全體國民平均受教育年限為1.61年，僅為世界平均水平的54%，到改革開放前，這一數字達到5.3年左右，基本達到世界平均水平。

(Barro，R.J.，J.W.Lee.

2013.ANewDataSetofEducationAttainmentintheWorld.JournalofDevelopmentEconomics.104∶184-198)

[12]平均壽命由1949年的32歲提高至1978年的67歲左右，延長35歲，這一數字超過了當時大多數中等收入國家，也是全球有史以來最長最持續的增長。(Hipgrave，D.2011.CommunicablediseasecontrolinChinafromMaotonow.JournalofGlobalHealth.2∶pp.224-238)。

[13]1974年12月17日，鄧小平陪同毛澤東會見扎伊爾總統蒙博托后向毛澤東匯報四屆人大報告起草工作時說：工業十年來(1964-1974)增加了1.9倍，每年遞增11%點幾，這個數目還可以。(參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第6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560頁)這說明，即使在國民經濟遭到重創的“文化大革命”的主要時期，中國的工業總產值增長率平均每年也在11%以上，這是很了不起的成就。

[14]國家統計局：《關于1978年國民經濟計劃執行結果的公報》，《人民日報》1979年6月28日第2版。

[15]參見國家統計局：《國民經濟統計提要1949-1988》，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1989年版。

[16]國家統計局國民經濟綜合統計司編：《新中國60年統計資料匯編》，第69頁。

[17]國家統計局國民經濟綜合統計司編：《新中國60年統計資料匯編》，第72頁。

[18]參見國家統計局：《國民經濟統計提要1949-1988》。

[19]國家統計局編：《中國統計年鑒2016》，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2016年版，第34、35頁。

[20]這些大規模的建設要么包含了大量的義務勞動，要么因為經濟的自給自足性而沒有被市場化，因此在統計中有

很大比例沒有被體現出來。可以肯定，這一時期的統計數字與實際情況存在很大出入，應該對此進行深入研究并重新測算。

[21]國家統計局國民經濟綜合統計司編：《新中國60年統計資料匯編》，第20頁。

[22]UnitedNations，DepartmentofEconomicandSocialAffairs，PopulationDivision(2019).WorldPopulationProspects2019，OnlineEdition.Rev.1.同期的印度凈增2.9億，巴西凈增0.62億，俄羅斯凈增0.34億。

[23]人口紅利由有勞動能力的人口的規模和素質(即全社會教育醫療水平)決定，1950年至1978年，中國人口凈增4.2億，同時進行了四次大規模掃盲運動，公共衛生狀況也大幅度得到改善，這使得改革開放后的農民工因為具有一定的文化教育水準而能夠迅速流動起來，用工企業的培訓成本也長期位于低等水平。

[24]《毛澤東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1頁。

[25]《毛澤東文集》第7卷，第41頁。

[26]《毛澤東文集》第7卷，第43頁。

[27]《毛澤東文集》第7卷，第170頁。

[28]轉引自石仲泉：《毛澤東的艱辛探索》，北京：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90年版，第163頁。

[29]于鴻君：《經濟體制選擇的邏輯》，《政治經濟學研究》2020年第1期(創刊號)。

[30]國民個體偏好越來越多元，需求越來越多樣，社會生產所需要的信息結構就會越來越復雜，信息需求量也會越來越大，信息來源也越來越分散。

[31]這就是我們所說的：忽視商品生產、價值規律和市場的作用，分配中平均主義嚴重，嚴重壓抑了企業和廣大職工群眾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使本來應該生機盎然的社會主義經濟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活力。

[32]于鴻君：《經濟體制選擇的邏輯》，《政治經濟學研究》2020年第1期(創刊號)。

[33]《習近平：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不能回到計劃經濟的老路上去》，新華網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20lh/2020-05/23/c_1126023923.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