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今天，鄙人反復閱讀了“昆侖策研究院”微信公眾號，推發肖志夫同志撰寫的《重拾商鞅法治精神重在“立信”》一文，內心久久不能平靜！
鄙人一直在想：兩千多年前，商君用“立木為信”的辦法，贏得了人民的“信任”，順利地推行了自己的“變法改革”；而今，時代已變，今非昔比，我們再搞“徙木立信”式的取信于民，是否仍然可行？新時代，怎么做才能“取信于民”與“贏得民心”？
商君（商鞅）在開始推行“改革新法”前，為了取信于民，他派人在城中豎立一木，并告知：“誰人能將之搬到城門，便賞賜十金。”秦民無人敢信，后加至五十金，于是有人扛起木頭搬到城門，果然獲賞五十金；從此宣示并開展了孝公變法，史稱“徙木立信”。北宋王安石，在一首稱贊商鞅的詩中以“一言為重，百金輕”，來比喻“言出必行”的重要。公元前361年，秦國的新君秦孝公即位。他下決心發奮圖強，首先搜羅天下人才；因而他就下了一道命令，說：“不論是秦國人或者外來的客人，誰要是能想辦法使秦國富強起來的，就封他做官。”秦孝公這樣一號召，果然吸引了不少有才干的人；其中有一個衛國的貴族公孫鞅（就是后來的商鞅，尊稱商君），在衛國得不到重用，跑到秦國，托人引見，得到秦孝公的接見。商鞅對秦孝公說：“一個國家要富強，必須注意農業，獎勵將士；要打算把國家治好，必須有賞有罰。有賞有罰，朝廷有了威信，一切改革也就容易進行了。”秦孝公完全同意商鞅的主張，可是秦國的一些貴族和大臣卻竭力反對。秦孝公一看反對的人這么多，自己剛剛即位，怕鬧出亂子來，就把改革的事暫時擱了下來。過了兩年，秦孝公的君位坐穩了，就拜商鞅為左庶長（秦國的官名），說：“從今天起，改革制度的事全由左庶長拿主意。”商鞅起草了一個改革的法令，但是怕老百姓不信任他，不按照新法令去做，就先叫人在都城的南門豎了一根三丈高的木頭，下命令說：“誰能把這根木頭扛到北門去的，就賞十兩金子。”這就是“徙木為信”典故的來源。（1）先看我國當前的國內環境，由于改革開放四十年了，國家過去一直重視“經濟發展”，很多領域忽視了“思想道德建設” 導致了“各類思想并存與混亂”；（2）由于改革開放四十年，國內外各類政治、經濟、文化思想交流與融合，導致了我國理論思想領域，雖然“百花齊放”，但也不乏“毒草叢生”，導致了“一些歪理邪說橫行與蔓延”；（3）由于改革開放四十年，我國在“重視經濟發展”的同時，忽視了“思想道德建設”，導致了很多國外敵對勢力“趁虛而入”，腐蝕與西化了我們一大批“干部群眾”，導致了很多人被西化與洗腦；（4）當前，我國由于高科技的極速發展，大數據、互聯互通及經濟、交通的一體化，在極大地提高與加快全民的生活節奏的同時，也導致了全國人民諸多“訴求”隨著政治、經濟與文化的提高，而日益增長；（5）我們還必須看到，在改革開放四十年中，有部分人“迅速發財致富”或壟斷與霸占著某一行業（位置），人們稱之為“既得利益者”，他們的思想已與最廣大的人民徹底脫節，他們的目的就是維護與發展自己的“既得利益”等；這導致與激化了社會的各類矛盾，阻礙了社會發展等；根據以上所述我國的基本國情可知，一是我國必須要堅持“改革”，社會才能進步；二是我們的改革一定不能脫離最大多數人民的利益；三是要推動國家新的“改革”“變法”與“社會進步”，全國人民必須要“統一思想”與“統一認識”，才能“團結一致向前進”。（1）今昔執政者與全國人民都希望推動社會進步與國強民富，實現大國崛起，或叫一統天下；（2）今昔執政者遇到的問題都是“人才不足”“既得利益的掣肘”與“如何破局既得利益階層”等；（3）今昔執政者遇到的最大問題，都是“全國上下”的思想認知不一致，即各類利益階層訴求五花八門，導致全國人民的思想一直不能有效地凝聚在一起；（4）今昔執政者都面臨著“贏得民心”的困擾，過去用“徙木立信”，現在又該如何“取信于民”“贏得民心”？（1）今昔社會制度已發生的根本變化，以前的秦朝是封建社會，即家天下；而今我們是社會主義國家，需要人民當家做主，才能長盛不衰；（2）今昔人們的文化素質，也出現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人們的認知與訴求也大大地提高了；而且人們的思想也沒有單純的“忠君思想”，多是有更高、更大的訴求；（3）今昔社會環境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過去社會的物質、交通、通訊極不發達，人們的訴求多是僅限于以“生存為主”；而今的社會物質基本實現了“小康”，而且交通、通訊四通八達，再加上經濟與文化的全球一體化，人類的地球已成了“地球村”；（4）由于目前世界一體化進程的加快，國內外各種勢力滲透與干涉人們思想的“渠道”也五花八門，而且種類繁多，這也給當前執政者“思想統一”帶來了極大的難度與新的課題；（1）新時代，執政者要徹底贏得“民心”，必須堅持“人民至上”，切實地把“人民至上”落到實處。一是大膽地讓人民敢說話，說實話；二是執政者要確實地給人民群眾辦實事，解決人民的實際疾苦；三是請人民群眾參與并監督政府，讓各級政府不敢有半點“懈怠”；四是要突出人民群眾在國家管理中的“主人翁地位”；五是必須清除西化了的“精英思想”，因為西化精英思想不清除，接地氣的“人民思想”就不可能得到“重視”與“使用”；（2）新時代，執政者要徹底贏得“民心”，絕非做幾件“好事”即可的，必須要以自己的實際行動，對國家進行“內外兼治”。“對內治理”重在“治理用人的腐敗”，一是“人”是決定我們“一切事業成敗的根本”，所以治理的重點是“人”，尤其是“個別少數的人”；二是治理“個別少數人”，重在治理“用人腐敗”；“用人腐敗”不徹底根治，就會導致“腐敗層出不窮”；三是“治人”的根本是“思想治理”；四是“思想的治理”在于執政者能否帶領人民，做“合乎人心所向”與“天道自然規律”的事；“對外治理”重在“伐交”與“鋤奸”。“伐交”，要體現“大國擔當”與“公平道義”，即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如若執政者站不到全世界人民利益的“高度”思考問題，只有狹隘的、自私的“小國利益”，就不會有“大國胸懷”與“八方朝賀”；“鋤奸”，主要是為了嚴防國家“決策誤判”及被“和平演變”。這是我們在對外治理中最重要一條，即我們既要“伐交”，又要“鋤奸”，決不可只顧“伐交”，而忽視“鋤奸”與“滲透”，危及國家安全；（3）新時代，執政者要徹底贏得“民心”，除了做一些“實事”“好事”外，還要敢于“破舊立新”。縱觀古今中外，但凡有所作為的人物，都敢于“破舊立新”，因為只有敢于破舊立新，才能推動社會進步；只有敢于破舊立新；才能提振人民對“政府”的信心；只有敢于破舊立新，才給“政權立威”，也能為“新的改革”保駕護航，進而在“思想”與“智慧”層面贏得全國人民的“認可”與“支持”；（4）新時代，執政者要徹底贏得“民心”，除了以上所說的之外，必須要做到有法可依，執法如山，令行禁止，即新時代的“徙木立信”。通過以上論述，我們知道了，如何贏得民心，但贏得民心后，如何鞏固“民心”，團結人民實現“大國崛起”？一是要堅持“人民至上”的思想，促使我們各級政府，都能以“實際行動”贏得“民心”；二是在贏得民心后，一定要讓人民當家做主，監督政府，進而人民才能相信政府，擁護政府，聽從政府，促使我們“干群”之間形成魚水關系，；三是在贏得民心后，執政者還要，既做到“順民心”“合天道”（社會與自然發展規律），又要敢于破舊立新，清除阻礙人類社會發展陳舊思想、觀念與既得利益者，才能造福人類與自然，方能推動社會進步與發展；總之一句話：新時代要想“聚沙成丘”“撒豆成兵”，我們必須要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才能攻堅克難，所向披靡，勇往直前，故而，我們亟待確立：新時代的“徙木立信”，方可推動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及大國崛起，直至實現全球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建設。（作者：雷鳴電亮，2023年3月24日下午，寫于北京云中閣）
（作者雷鳴電亮系昆侖策特約評論員；來源：昆侖策網【作者授權】，修訂發布；圖片來自網絡，侵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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