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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曉峰｜為什么三線建設不是勞民傷財而是利國利民的長遠戰略？

點擊：作者：王曉峰來源：“紅色文化網”微信公眾號發布時間:2023-06-18 22:21:07

是勞民傷財還是利國利民的長遠戰略？

——復雜國際格局視野下三線建設績效研究

王曉峰

長期以來，對三線建設績效的評價具有復雜性。

把三線建設放入新中國成立后險惡的安全環境，放入世界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較量的宏觀背景，考察三線建設長期綜合效益及其留下的寶貴精神財富，就能看到三線建設是利國利民的長遠戰略。

三線建設不同于和平年代的普通建設工程，是處于戰爭邊緣的新中國不得不做出的具有戰備性質的建設工程。

三線建設決策的一個重要動因是備戰，另一個動因是改變舊中國長期不合理的工業布局。

三線建設創業者們創造的三線建設精神，已成為中華民族寶貴的精神財富。

一、評估三線建設績效的復雜性

從1964年決策到1980年調整，三線建設歷時16年。改革開放初期，三線建設決策被當作“左”的錯誤典型案例加以批判。應當承認，三線建設存在重復建設、基礎設施建設不配套、經濟效益差等問題，但筆者不能同意全盤否定或基本否定三線建設的觀點，不能同意矮化、污名化三線建設的觀點。

評價三線建設之所以歧見雜陳，是因為三線建設具有一定的復雜性。

第一，三線建設經歷“文化大革命”時期，從而造成評價上的復雜性。

客觀而言，“文化大革命”運動確實給三線建設造成不良影響。但是，在評價三線建設時，首先必須厘清“文化大革命”歷史時期與“文化大革命”運動這兩個不同的概念。“文化大革命”運動是一場持續了十年之久的全局性錯誤，但“文化大革命”時期是一個歷史分期概念，此間既發生了極“左”的政治運動，也在經濟、外交、文教衛生等領域取得了社會主義建設的巨大成就。

歷史學家胡繩認為：“我國的農業生產在這時期是發展得比較好的，還建設了一些重大型企業，修建了一些難度很大的鐵路和南京長江大橋，許多科學家在黨領導下，艱苦工作，實現了氫彈實驗成功和衛星發射，等等。”[1](p.73)

無論是《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決議》提及“文化大革命”時期“工業交通、基本建設和科學技術方面取得了一批重要成就，其中包括一些新鐵路和南京長江大橋的建成，一些技術先進的大型企業的投產，氫彈試驗和人造衛星發射回收的成功”[2](p.36)等成就，還是《中共中央關于百年奮斗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所述“經過實施幾個五年計劃，我國建立起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農業生產條件顯著改變，教育、科學、文化、衛生、體育事業有很大發展。‘兩彈一星’等國防尖端科技不斷取得突破，國防工業從無到有逐步發展起來”[3](p.11)等成就，毋庸諱言均包括三線建設取得的巨大成就。

第二，三線建設受到國際潛在的戰爭危險性的影響，在惡劣的自然環境中選址，對企業后續經營和發展造成嚴重浪費和不便。

就總體而言，三線建設總體是在黨中央和毛澤東領導下開展的。問題是，將當時的確客觀存在的戰爭危險性估計到何等程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我們不要簡單把純粹屬于探索中的認識失誤，斥責為心血來潮的勞民傷財。

少數國防尖端項目要“靠山、分散、隱蔽”，有的還要進洞，是根據當時國內外局勢而定的，不是人為刻意增加三線建設難度。

在復雜地質條件和氣候條件下，從事如此大規模的建設工程不犯一點錯誤，不發生一點失誤，并不現實。惡劣的自然環境和工作條件凸顯了廣大建設者戰天斗地的精神風貌，不應成為三線建設勞民傷財的證據。

第三，西方經濟學把經濟效益當作評估經濟項目的主要乃至唯一標準。

如果經濟決策的“經濟效益大”，就說這是一個“成功的決策”，如果經濟決策的“經濟效益小”，就說這是一個“失敗的決策”。

那些源于西方經濟現象的經濟利潤最大化原理，符合資本增殖的邏輯，但新中國建設規律比西方教科書提供的經濟原理復雜得多，遠超西方經濟學評估標準、量化指標。

三線建設本身不是純粹的經濟工程，不應以西方經濟學教科書上的所謂經濟原理為依據進行考察。

三線建設是一項涉及以千億計的投資規模，歷時十多年，涉及國內外軍事政治經濟等方面復合因素的超級國家工程，只能在長遠的歷史經緯里顯現巨大效益，不同于某個縣鄉投資興建一個小毛巾廠、小五金加工廠，可在兩三年短時間里迅速獲得不菲效益。

第四，有學者準確指出，三線建設是“備戰時期的西部開發”。①“備戰”二字，意味著不可用純粹經濟眼光看待三線建設。

備戰和戰爭建設的規律不同于和平建設的規律，備戰和戰爭時代的思維方法不同于和平年代的思維方法。非戰狀態時突出經濟效益，但在戰備或戰爭狀態，并不依據經濟效益的大小進行決策，而是按照戰爭的勝負決定決策。

和平年代需要修橋筑堤壩，天塹變通途，而戰爭狀態下經常考慮的是炸掉橋梁、破壞堤壩以阻擋敵人進攻。為阻止日軍的進攻，當年中國人不得不忍痛炸掉錢塘江大橋而完全不考慮經濟損失。到了新中國和平建設時期，中國人民又把錢塘江大橋修好了。如同沒有理由指責在戰爭狀態下炸掉錢塘江大橋造成經濟損失一樣，也沒有理由指責在復雜險惡的國內外安全環境中開展三線建設的特殊做法。

有觀點認為，只有戰爭真正發生了，三線建設備戰的功效才能得到檢驗。戰爭不爆發，三線建設那些備戰設施作用就等于零，證明三線建設是勞民傷財。這是不懂得戰備工程較純粹經濟建設工程更加具有復雜性的說法。

其實，三線建設這類備戰工程決策的最佳效益、最高境界或最大成就在于：通過戰備工程，有效阻止了戰爭或者推遲了戰爭的爆發。

二、三線建設是嚴峻的國際安全局勢所致

經過上百年戰亂、分裂、破敗，剛成立不久的新中國急需和平發展的環境，但事與愿違，新中國成立后安全受到嚴重威脅，不得不開展三線建設以應對險峻的國際形勢。

三線建設決策前夕，毛澤東審閱《關于工業發展問題（初稿）》時加寫了一段話，提醒要以可能挨打為出發點來部署我們的工作，因為“我國從19世紀40年代起，到20世紀40年代中期，共計105年時間，全世界幾乎一切大中小帝國主義國家都侵略過我國，都打過我們，除了最后一次，即抗日戰爭，由于國內外各種原因以日本帝國主義投降告終以外，沒有一次戰爭不是以我國失敗、簽訂喪權辱國條約而告終”。[4](p.39)

慘痛的歷史教訓讓毛澤東不得不警覺：“如果不在今后幾十年內，爭取徹底改變我國經濟和技術遠遠落后于帝國主義國家的狀態，挨打是不可避免的。”[4](p.39)

毛澤東認為：“按照實際情況決定工作方針，這是一切共產黨員所必須牢牢記住的最基本的工作方法。”[5](p.1308)

三線建設的決策，是根據新中國當時所處極為嚴峻復雜的安全局勢做出的。

進入20世紀60年代，新中國安全局勢驟然緊張。

在北面，中蘇兩黨之間意識形態分歧不斷升級并公開化，導致兩國關系緊張，1960年開始，蘇方在我國新疆多次挑起武裝沖突，以致1962年發生新疆伊犁、塔城事件，還在中蘇邊境駐扎了重兵，并將戰略導彈直接指向我國。

在西面，1959年8月起，印度軍隊多次侵入我國領土，多次引發邊界沖突，1961年后不斷由中印邊界東、西兩段侵入我國領土。1962年印軍大規模進攻中國邊境地區。中國軍隊自衛反擊、主動停火、撤軍并交還繳獲的武器裝備，戰爭停止，但雙方邊界的軍事對峙局勢尚未根本緩和。

在東南，有美國第七艦隊以及美國支持的臺灣蔣介石反共力量，臺灣國民黨武裝特務多次竄犯大陸東南和廣東沿海地區。美國特別國家情報評估，“即使沒有美國的贊同，臺灣領導人仍可能在1962年采取某種特種戰的方式襲擊大陸”。[6](p.282)

在南方，美國派遣軍隊進入毗鄰中國的越南，導致戰爭升級。

可謂東南西北，虎視眈眈；外有強敵，內有隱患。“有備”才能“無患”。出現這種緊張的國際形勢，使毛澤東判斷戰爭危險已十分嚴重，必須加強戰備：“準備好了敵人可能不來，準備不好敵人就可能來，敵人來了總要打掉一些壇壇罐罐。不是浪費，敵人不來也不是浪費，你說浪費就浪費，浪費也不可惜，一定要搞。”[4](p.54)

1964年4月25日，總參謀部作戰部提交了一份關于我國經濟建設如何防備敵人突然襲擊的報告：我國工業和大城市布局過于集中在東部，要鐵路樞紐、橋梁和港口碼頭，不少水庫位于主要交通線、重要城市的要害位置，尚無有效防范核襲擊和空襲的措施，提請中央“研究采取一些切實可行的積極措施，防備敵人的突然襲擊”。[4](pp.55-56)毛澤東的批語是“此件很好，要精心研究，逐步實施”。[7](p.126)

作為物資供應工作的重要負責人，直接參與并領導支援三線建設物資供應、調劑、調度的袁寶華回憶道：“20世紀50年代初美國在朝鮮打了敗仗，懷恨在心，亡我之心不死，支持在臺灣的國民黨武裝特務不斷竄犯我東南沿海地區，60年代又在我國南大門口發動侵越戰爭；周邊環境又不斷惡化，中蘇邊境地區的氣氛也日見緊張，大有劍拔弩張之勢。當時我們處于被包圍的狀態中。那個時候我國領導人出國訪問，飛機只有巴基斯坦卡拉奇一條航線。面對這樣嚴峻的被包圍的周邊環境，我們的工業布局則過分集中。當時，大約60%的民用工業和50%的國防工業都集中在百萬人口以上的大城市，而且大都集中在沿海地區，對備戰極為不利。所以，在1964年6月的中央工作會議上，毛主席提出要搞三線工業基地的建設，改變工業布局。”[8](p.207)

作為戰略家、大軍事家，毛澤東清楚知道，雖然那時新中國經過第一、第二兩個五年計劃的建設，工業和交通有了長足發展，但經濟地理分布沒有發生根本變化，東部沿海地區集中了大部分主要工業。一旦周邊敵對勢力對中國發起大規模突襲，東部地區無險可守，中國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勢必還要重演抗戰時期遷往西部的一幕。三線建設前西部工業、交通業依然落后，②很難有效支撐起新的戰爭。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等中央領導人和相關部門領導同志，清楚當時我國沒有可靠的戰略后方。當毛澤東提醒大家要注意國家安全，加強三線建設時，他們能夠迅速領會落實毛澤東的戰略意圖。

剛剛脫離國內戰爭狀態的人民，盼望轉入經濟增長、增進福祉的正軌。但如果單純以經濟思維考慮經濟建設而不考慮戰備，失去抵御敵人的能力，一旦敵人發動進攻，一切建設成就將化為烏有。

列寧說：“誰的后備多，誰的兵源足，誰的群眾基礎厚，誰更能持久，誰就能在戰爭中取得勝利。”[9](p.231)

蘇聯歷史上曾有過面臨敵人圍困不得不扭轉單純經濟建設的做法而加強戰備的情形。1920年5月，布爾什維克領導的蘇維埃政權處于白軍包圍狀態。列寧發表講話：“既然是戰爭，那么一切都應該服從于戰爭的利益，整個國內生活都應該服從于戰爭（鼓掌），在這一點上不容許有絲毫的動搖。大多數同志的工作不久前才轉上對和平建設任務更有益和更必要的軌道，不管他們要離開自己的工作心里多么難受，但是必須記住，稍有一點疏忽大意都往往會使我們多少萬優秀的同志、年輕一代的工人和農民、永遠站在斗爭前列的共產黨員遭到無謂的犧牲。因此我們再強調一下，一切為了戰爭。”[10](p.109)

客觀存在的戰爭危險，改變了新中國正常的經濟建設計劃，不能以單純的經濟建設思維指導制訂社會發展計劃。“服從于戰爭的利益”就是用不同于經濟建設的思維加強戰備。任何戰備中的懈怠，都可能造成未來戰爭中“無謂的犧牲”。

三線建設是長遠決策。即便在信息時代，毛澤東三線建設決策也沒有過時。20世紀80年代以來，世界主要國家都認為在信息化條件下，防御與防護仍是國家安全戰略的重要基礎，對于保障國家安全和奪取信息化戰爭勝利具有重要戰略作用。對于重要經濟目標，采取的重要防護措施就是合理布局。

毛澤東關于三線建設“靠山、分散、隱蔽”的方針，從純粹經濟視角來看也許不劃算，但從國家安全角度來看卻是遠見卓識。

進入21世紀，信息化戰爭中的重要經濟目標應當貫徹大分散、小集中，保存戰爭潛力，“在大型水庫、重要交通樞紐、重要港口、大型機場、大型電站以及重要的軍事目標附近，不宜建設重要的有戰爭潛力的工業企業。大型越江工程應實行‘橋隧并舉’，以提高其對空襲的防護能力”。[11](p.136)

被詬病的三線建設“靠山、分散、隱蔽”的方針，是冷戰時期許多國家與地區的戰備選擇。

美國興建了夏延山指揮中心和韋瑟山絕密工程，前者主體工程由15條大型隧道組成，位于夏延山下深達370—530米的花崗巖層，后者深藏于75—90米的堅硬巖層下。

蘇聯時期莫斯科地下指揮中心體系的地下防護層達270米。

臺灣當局將臺北士林地區的雞南山挖空修建了坑道錯綜復雜的衡山地下指揮中心。

既然冷戰時期許多國家和地區不約而同修筑了大規模地下工程，那么新中國的三線建設“深挖洞”備戰就沒有什么應被責備了。

在海灣戰爭后，江澤民視察三線建設重點項目時說：“總體來說，毛澤東作出的這個戰略決策是完全正確的，是很有戰略眼光的。”[12](p.343)

三、世界社會主義運動視野中的三線建設決策

為什么新中國要用戰爭思維從事三線建設？筆者認為，這還需要以更加深廣的世界社會主義運動視野加以考察。

無論是作為思想體系、現實運動還是社會制度，社會主義從誕生那天起，就遭到資本主義勢力毫不留情的血腥鎮壓、瘋狂圍剿。

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里描寫了剛剛出世的共產主義遭遇資產階級的世界性圍剿：“一個幽靈，共產主義的幽靈，在歐洲游蕩。為了對這個幽靈進行神圣的圍剿，舊歐洲的一切勢力，教皇和沙皇、梅特涅和基佐、法國的激進派和德國的警察，都聯合起來了。”[13](p.399)

1871年巴黎工人舉行武裝起義，開啟了創建無產階級政權的偉大嘗試。本來是戰場上廝殺的普魯士和法國軍隊，為鎮壓巴黎無產階級起義而聯合起來，成千上萬的巴黎公社戰士被屠殺、監禁、流放，制造了“在現代最驚心動魄的這場戰爭結束后勝敗兩軍聯合起來共同殺戮無產階級這樣一個史無前例的事件”。[14](p.124)

列寧領導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勝利后，開辟了人類歷史的新紀元，但招來資本主義國家的聯合行動以“制止恐怖的布爾什維主義蔓延”。英、法、日、美等協約國為扼殺新生的蘇維埃俄國，糾集了大批干涉軍，掀起了對蘇俄大規模聯合進攻。

馬克思在紀念國際工人協會成立七周年時說：“各國政府對國際的迫害，酷似古代羅馬對原始基督教徒的迫害。這些人最初也為數不多，但是羅馬貴族本能地感覺到，如果基督徒大功告成，羅馬帝國就會滅亡。”[14](p.1005)

如果說古羅馬貴族殘酷迫害基督徒，是因為害怕基督教的傳播會導致羅馬帝國滅亡，那么，資本主義打壓社會主義，同樣是因為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之間存在難以調和的矛盾。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之間的激烈斗爭，是兩種根本性質不同的制度、思想、價值觀的交鋒。社會主義國家與資本主義國家的斗爭有時激烈，有時緩和，形式多樣。

資本主義誕生后，在全世界安營扎寨，大肆海外擴張，搶占殖民地，源源不斷地獲得資本主義發展需要的市場、原料、資金、勞動力。對于資本主義國家來說，只有變落后國家為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剝削壓迫落后國家的人民，才能成為發達國家；對于落后國家來說，只有擺脫殖民統治獲得獨立，才能獲得國家發展的前提條件。

社會主義革命是徹底的民族民主革命，是徹底消滅國際資本剝削壓迫的革命，必然遭到帝國主義敵視。

“一個是只有壓迫它國，才能獲得生存的條件；一個是只有擺脫壓迫的命運，才能獲得新生。一個是只有掠奪世界人民的勞動成果，才能成為列強；一個是只有保衛自己的勞動成果，才能過上幸福生活。”[15](p.36)

馬克思說：“工人階級必須在戰場上贏得自身解放的權利。”[14](p.1006)

列寧還認為，首先在一個或者幾個國家內獲得勝利的社會主義國家，與整個資本主義體系發生矛盾，兩種根本社會制度“不僅必然引起摩擦，而且必然引起其他各國資產階級力圖打垮社會主義國家中勝利的無產階級的直接行動”，[16](p.722)“只有在我們推翻、徹底戰勝并剝奪了全世界的而不只是一國的資產階級之后，戰爭才會成為不可能的”。[16](p.722)

只要這個世界上還存在帝國主義，就存在戰爭的根源，社會主義國家就要提高警惕，防范帝國主義戰爭狂人發動侵略社會主義國家的戰爭。

組織大規模經濟建設，一心一意發展經濟，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是中國共產黨領導建立新中國后的理想狀態，但現實的社會主義中國長期生存于被資本主義、霸權主義嚴密包圍、敵視至兵戎相見的狀態。

新中國剛剛成立，帝國主義就把戰火燒到我們家門口，剛剛打敗日本帝國主義和蔣介石軍隊的中國人民，不得不進行抗美援朝和援越抗法兩場戰爭。

到1964年，周恩來依然認為：“目前，美帝國主義還霸占著我國的領土臺灣，在西太平洋建立一系列的軍事基地包圍著我們，經常派遣飛機侵犯我國的領空，始終沒有放棄對我國發動侵略戰爭的陰謀。為了對付美帝國主義的軍事挑釁和戰爭威脅，我們必須加強國防建設，加速國防現代化的進程。”[17](p.500)

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經過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建立了社會主義新中國，維護了國家主權，將命運掌握在自己手里，廢除了資本主義列強強加在中國人民頭上大量屈辱的不平等條約，有效管控外國資本，發展與世界各國平等的交往關系，團結世界上愛好和平的進步力量，有力沖擊了國際壟斷資本統治的舊秩序，必然招致國際資本主義敵視。

中國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建立，結束了中國歷史上持續幾千年的私有制，人民群眾當家作主，以過去從來沒有過的勞動熱情建設社會主義新生活。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成就，證明了社會主義制度具有資本主義制度不可比擬的優越性，能夠最大限度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和文化生活的需要，向世界人民昭示了人類社會的發展方向，是對資本主義制度的根本否定。

社會主義中國否定私有制，西方資本主義要維護國際私有制，兩者存在發生軍事沖突的危險，也在意料之中。

在西方資本主義敵視社會主義的反華勢力威脅的情況下，社會主義中國不可能按照西方經濟學教科書上的定理實施國家建設方案，必然考慮兼顧戰備，在經濟建設布局、發展速度、處理各個生產部類比例關系時，不可能按照西方教科書上講的道路或模式來進行，而是要適應國內外情況的需要，既要照顧國家安全的需要，也要照顧經濟建設的需要。

顛覆社會主義政權，推翻共產黨領導，清除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的影響，恢復資本主義“一統天下”的格局，是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國家一貫的戰略目標。因此，1965年7月，周恩來說：“不但搞計劃是備戰計劃，同時還要有備戰的體制、備戰的財政、備戰的國防和備戰的建設。”[18](p.1628)

不要說毛澤東在新中國成立不久要考慮戰爭威脅，即便是調整三線建設時的20世紀80年代，即便是冷戰結束后的20世紀90年代，即便是進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依然沒有消除敵視社會主義的國際反動勢力對中國的威脅。

經過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種根本制度的長期較量，形成了“一球兩制”的局面，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種社會制度并存競爭將是一種長期存在的復雜歷史現象。

社會主義制度的存在是帝國主義無法接受的，中華民族復興是反華勢力不可接受的。帝國主義不會放過任何一個機會，挑起沖突，破壞社會主義中國的穩定局面。

四、三線建設絕非勞民傷財

按照馬克思的構想，社會主義制度應出現在經濟高度發達的國家。馬克思研究過無產階級通過革命奪取政權的問題，尚沒有系統全面地研究在經濟文化相對落后的國家建立社會主義后面臨資本主義圍攻時加強戰備的問題，但這絕不意味著馬克思沒有預想到社會主義國家需要應對緊急狀態的基金。

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中提出一個觀點，而社會總產品應當扣除“用來應付不幸事故、自然災害等的后備基金或保險基金”。[14](p.362)這種扣除“在經濟上是必要的，至于扣除多少，應當根據現有的物資和力量來確定，部分地應當根據概率計算來確定”。[14](p.362)

馬克思預料到一個國家將遇到“不幸事故、自然災害”，需要準備“后備基金或保險基金”。1965年6月16日，毛澤東講到三線建設和農業、戰備與吃穿用的關系，周恩來后來將毛澤東的這個思想概括為“備戰、備荒、為人民”。[18](p.1627)可見，三線建設投資花費屬于馬克思講的“用來應付不幸事故、自然災害等的后備基金或保險基金”。

有學者提出這樣的見解：“這部分成本屬于國家經濟安全與國防安全支出的成本，猶如人類預防災害損失而需要額外支付一部分經濟資源，用于興建公共工程或者設施一樣。”[19](p.13)

如果沒有國防，沒有國家安全，就沒有人民生活的安康。在失去國家安全之時，無論多么輝煌的經濟建設成就和效益都等于零。

三線建設接受了世界軍事歷史上的教訓。世界上偉大的軍事戰略家總是要考慮戰備，考慮戰略后方縱深。

在德軍突襲中，蘇聯在衛國戰爭初期物質裝備和人員遭受重大損失。德國占領區內“戰前約有42%的蘇聯人在這些地區生活”，生產占蘇聯“整個工業總產量的1/3，生鐵達71%，鋼約占60%。全國47%的播種面積在這些地區”。[20](p.219)蘇聯不得不盡一切努力將許多工廠、工人和專家的主要骨干從靠近前線和遭受威脅的地區轉移到東部，“1941年7—11月共轉移了1523個工業企業，其中包括1360余個大型企業（轉移到烏拉爾667個，西西伯利亞224個，東西伯利亞78個，中亞細亞和哈薩克斯坦308個以及伏爾加河流域226個)。從戰爭開始到1942年2月，經鐵路運送的大約就有150萬節車皮”。[20](p.219)蘇聯不得不毀壞來不及拆卸和運走的設備、建筑物和原材料。這場疏散是在極其艱難的情況下進行的。一方面要向前線運輸軍隊、物質，另一方面要向后方運輸居民、物質。出現這種手忙腳亂的被動局面，與戰前蘇聯把許多重要的工業建設項目放在西部地區的布局有關。

蘇聯帶來的教訓是：經濟建設要考慮戰備疏散，工業布局不可集中于一個地區。當有學者指責我國三線建設勞民傷財時，可以設想一下：如果新中國不是在經濟建設時考慮戰備進行三線建設，而是純粹遵照和平時期經濟建設的規律，把工業集中放在基礎條件優越的東部，那么，遇到戰爭時，我們必然還要像蘇聯那樣，在遭遇敵人突襲時匆忙把東部工業轉移到西部，這樣遭受的損失相當大。從這個意義上講，三線建設功不可沒。

三線建設決策的一個重要動因是備戰，另外一個動因是改變舊中國長期不合理的工業布局。新中國成立前，我國少得可憐的工業主要布局于東部沿海。新中國成立后，黨和政府一直就想改善工業布局。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建設，特別是“156項工程”建設，已經在全國范圍內形成了一批新的工業基地，充實了一些老的工業基地，又在太原、洛陽、西安、蘭州、成都、武漢、包頭和東北建有工業區，對舊中國留下的工業布局有了一定程度改善。

“三線建設是繼‘一五’計劃之后又一次工業布局調整”，[8](p.207)“新建鐵路的開通、礦產資源的開發，一些科研機構和大專院校的內遷，使長期不發達的內地和少數民族地區，涌現了幾十個中小工業城市，繁榮了地區經濟”，[21](p.553)形成了中國可靠的西部后方科技工業基地，初步改變了中國東西部經濟發展不平衡的格局，帶動了中國內地和邊疆地區經濟繁榮和科技文化進步，縮小了內地與沿海地區的差距，改善了人民生活狀況。

一位社會學家評論：成昆鐵路和攀鋼建設至少影響和改變了西南地區2000萬人的命運，使西南荒塞地區整整進步了50年。

有學者概括總結了三線建設的主要成就：“建起了1100多個大中型工礦企業、科研單位和大專院校，其中包括后來被稱為西部脊柱的有：攀枝花、酒泉、金川等鋼鐵冶金基地，長城、水城等大型鋼廠，成昆、襄渝、川黔、陽安、青藏（西格段）等鐵路干線，葛洲壩、劉家峽等水電站，酒泉、西昌航天衛星發射中心，六盤水、渭北煤炭基地，貴州、漢中航空基地，川西核工業基地，長江中上游造船基地，四川、江漢、長慶、中原等油氣田，重慶、豫西、鄂西、湘西常規兵器工業基地，湖北中國第二汽車廠、東方電機廠、東方汽輪機廠、東方鍋爐廠等制造基地，中國西南物理研究院、中國核動力研究設計院等科研機構。”[22](pp.1-2)

這些工礦企業、科研院所，科技力量雄厚，可謂藏龍臥虎，后來在當地成立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時再鑄輝煌。一大批新興城市因三線建設而在西部荒涼之地拔地而起，成為世界著名的鋼城、煤都、汽車城、鎳都。幾十個古老的歷史縣鄉城鎮舊貌換新顏，一躍成為現代化工業科技都市和交通樞紐，“如四川的綿陽、德陽、自貢、樂山、瀘州、廣元，貴州的遵義、都勻、凱里、安順，云南的曲靖，陜西的寶雞、漢中、銅川，甘肅的天水，河南的平頂山、南陽，湖北的襄樊、宜昌，山西的侯馬，青海的格爾木”，[22](p.418)其中典型代表是素有“東方硅谷”電子城之稱的綿陽市。“直到1957年前，尚無獨立的科研機構”，[23](p.1631)1965年國家把綿陽當作三線建設重點地區，部署了一大批國家骨干企業和國家級獨立重點研究機構，有內遷和新建的長城特殊鋼廠、東方絕緣材料廠、核工業研究院、國家空氣動力研究與發展中心、中國工程物理研究院、中國西南磁學應用研究所、西南自動化研究所、長虹電子集團公司、中國燃氣渦輪研究所、西南科技大學等，院士人數與城市人口比例居全國首位，“在億次銀河計算機、大型風洞等許多重要科技領域代表著中國乃至世界一流水平”。[22](pp.1-2)此城市科技實力在西部在全國乃至全世界也令人刮目相看。

任何一個建設工程都可分為起步期、穩定建設期和綜合效益見效期。指望三線建設投資短時間內見到效益，是一種“急性病”。如同一篇開頭十分精彩的文章需要堅持不斷做下去才能趨向完美，直到黨中央20世紀90年代提出西部大開發后，三線建設才釋放出巨大能量，體現出驚人的經濟社會效益，比如當年三線建設重點投資的成渝經濟區，已經成為全國第四大經濟板塊，定位“5大基地一個屏障”，即能源、重型裝備、國防科工、信息技術、特色農副產品加工基地和長江上游生態屏障。從這里我們進一步看到了三線建設的長期綜合效益。

除能夠看得見的經濟效益、軍事價值外，三線建設創業者們創造的三線建設精神，已成為中華民族寶貴的精神財富。

目前，人們從不同角度對三線建設精神進行概括，如三線建設體現了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創業精神和為國家、為人民的奉獻精神，[24]三線建設內涵是“艱苦創業的工作熱情；團結協作顧全大局的作風；愛國奉獻的感人精神”，[25]“艱苦創業、無私奉獻、團結協作、勇于創新”，③等等，這些概括都是對三線建設精神的謳歌。

對三線建設者而言，三線就是“三獻”，獻青春、獻終身、獻兒孫。所謂獻兒孫，就是不少子女繼承了父輩事業，繼續做三線建設者。有的三線建設者還奉獻了生命。修筑成昆鐵路經常遇到隧道塌方等險情，不少建設者因此負傷乃至獻出寶貴生命，至今成昆鐵路兩側還樹立著犧牲者的墓碑。

攀枝花工程項目親歷者高揚文在遺稿中說：“前幾年冶金部思想政治研究會在攀鋼開會，我曾講過一次話，我說，北有大慶，南有攀枝花，都是在國家最困難的時期（大慶在三年困難時期，攀枝花在‘文化大革命’時期），最艱苦的地方，以最快的速度建設起來的，比較起來，攀枝花在地理條件、氣候條件、交通條件等方面比大慶更困難一些。兩個大項目的建成體現了中華民族不怕任何困難的最偉大、最寶貴的精神。有了這種精神，任何艱難險阻都阻擋不住我們。”[26]

1993年4月9日，江澤民題詞“讓三線建設者的歷史功績和艱苦創業精神在新時期發揚光大”，充分肯定了三線建設者的艱苦創業精神。

總之，如果把三線建設放入新中國成立后險惡的安全環境，放入世界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較量的宏觀背景，考察其長期綜合效益，考察其留下的寶貴精神財富，那么，三線建設就不是勞民傷財的心血來潮的產物，而是利國利民的長遠戰略。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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