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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正：一位經濟學家的隱蔽斗爭生涯

點擊：  作者：秦正    來源：炎黃春秋雜志社微信號  發布時間:2023-12-15 11:06:48

 

導語：王學文是著名的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學家，他從經濟學角度論證了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性質，創造性地提出生產力三要素構成論，是學界公認的《資本論》研究大家。然而鮮為人知的是：“按住蔣介石脈搏”的紅色情報員沈安娜，是由他培訓與指導下走上潛伏之路的；“日本人小組”核心成員西里龍夫、中西功，是在他的引領下加入中共隱蔽戰線的；他還曾是被譽為“20世紀第一間諜”的蘇聯功勛情報員理查德·佐爾格的助手之一……

 

 

近年來，一批國內外隱蔽戰線傳奇人物的傳記、回憶錄相繼問世，令人驚訝于經濟學家王學文的大名頻現其中。沈安娜贊他“一錘定音”，西里龍夫稱他是“領導核心”，中西功說他是“非常值得注意的重要人物”……原來，王學文曾在中共隱蔽戰線上作出過重要貢獻。

 

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學家

 

王學文在延安時期曾任中央黨校教務主任、馬列學院副院長、中央財經部研究室主任等職。解放后歷任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委員、新經濟學會籌備會常委、《資本論》研究會負責人，先后在多所院校任教，為研究傳播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作出了卓越貢獻。

 

王學文早年就讀于日本京都帝國大學經濟學部，專攻政治經濟學，師從著名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河上肇。正是在這位導師影響下，王學文最終選擇了馬克思主義。

 

 

1927年秋，應臺灣籍中共黨員楊春松邀請，王學文前往臺灣，在殖民當局的眼皮底下秘密活動了一年，成為較早到臺灣傳播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理論的革命學者。其間，他的行程遍布臺灣各地，介紹大陸革命形勢，宣講馬克思主義理論，許多臺灣青年正是在他的影響下走上了民族解放的革命道路。臺灣籍中共黨員謝雪紅曾表示，祖國統一后定要請王學文出任臺灣大學總長（校長）。

 

大革命失敗后，國內圍繞中國社會的性質問題展開了一場激烈辯論。國民黨一些御用文人叫囂共產主義不適合中國國情，中共黨內也出現了“取消派”，說什么中國社會已成為資本主義占優勢的社會，無產階級應該轉入合法的國會斗爭，等待將來時機成熟時再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在此背景下，受黨的委托，王學文搜集了大量資料，對中國城鄉生產力和經濟關系進行了深入研究，于1930年5月、1931年7月相繼撰寫了《中國資本主義在中國經濟中的地位及其發展前途》《中國經濟的性質是什么》兩篇文章，從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出發，有力批駁了上述謬論，鮮明地指出，中國經濟處于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兩大壓力之下，“中國經濟實在是帝國主義侵略下的一個半殖民地的經濟”“中國的主要經濟形態是封建的半封建的經濟”。史學家何干之評價說：“在中國思想界最先規定中國社會為半殖民地性與半封建性的，是‘新思潮派’的王學文”“這是中國社會性質問題論戰的第一聲，是非常可寶貴的。”[1]

 

王學文提出了生產力三要素構成論。新中國成立初期，他發表專著《政治經濟學教程緒論》，認為生產力是由三個要素構成的，除了通常所說的勞動者和勞動工具，還應包括勞動對象。這一觀點立即在理論界引發了一場辯論。“頭號理論家”、曾任毛澤東政治秘書的陳伯達當即出面批判，認為王學文的觀點違背了斯大林的論斷，要求王學文承認錯誤。王學文引經據典進行反駁，因為與陳伯達意見不合，后被迫離開馬列學院。后來，毛澤東在一次會議上對生產力三要素構成論表達了贊同。周恩來也說：“看來王學文同志是正確的。”[2]

 

沈安娜傳奇情報人生的引路人

 

1933年春，王學文秘密進入中央特科工作。其間，他引領沈安娜參加革命，并指導她走上了潛伏之路。

 

沈安娜與姐姐沈伊娜在上海讀高中時，結識了學長舒曰信和華明之。當時舒、華兩人已經加入了共產黨，并已進入中央特科，在化名為“老李”的王學文直接領導下開展情報工作。了解到沈氏兩姐妹反帝反封建的進步思想，王學文囑咐舒、華加強對她們的啟發和培養。舒曰信與沈伊娜喜結良緣后，王學文考察批準沈伊娜進入特科，負責收藏情報、保管文件、交通聯絡和掩護機關等工作。

 

 

1934年夏，妹妹沈安娜在街頭看到一所中文速記學校的招生廣告，萌生了學速記的想法，便與姐夫姐姐商量。舒曰信愛好文藝，認識一些進步演藝人士，鼓勵沈安娜去當演員，拍進步電影，宣傳革命思想。當舒曰信就此請示王學文時，王學文“很有遠見地一錘定音說：不要去當什么電影明星，還是掌握速記技術好。畢業后如果有機會進入國民黨機關謀一個職位，說不定還可以為黨搜集情報”[3]。就這樣，沈安娜毅然放下“電影夢”，報名進入上海炳勛中文速記學校。

 

1934年冬，就在沈安娜從速記學校畢業前一個月，國民黨浙江省政府到炳勛速記學校招收一名速記員，學校決定選派成績名列前茅的沈安娜和兩名男生前往應試。沈安娜對此態度消極，不愿到國民黨衙門去侍候官僚，而希望成為姐姐姐夫那樣的職業革命者。王學文得知此情，認為是個千載難逢的好機會。他囑咐沈安娜“抓住眼下這個自然考錄的機會，打入國民黨浙江省政府，然后有可能相機開展情報工作”[4]。沈安娜回憶說：“從此，我的人生軌跡由于王學文具有遠見卓識的‘一錘定音’，發生了根本的改變。”[5]

 

在與沈安娜唯一一次見面中，王學文著重向沈安娜講述了黨的秘密情報工作的基本原則和做法，并提出了5點要求：

 

第一為黨做秘密情報工作，要對黨忠誠，不怕艱難困苦，不惜犧牲個人一切，甚至生命。

 

第二要嚴守機密，遵守紀律，除非領導指定的同志，一概不對任何人講與秘密工作有關的事情。

 

第三要心里革命，但不能暴露進步思想，表面上要說國民黨的話，做國民黨的事，生活上要合乎他們的潮流。

 

第四分清敵友，處理好親疏關系，特別要搞好和頂頭上司的關系，對同事朋友要和氣；對敵人要警惕。

 

第五要不斷提高速記技術、文化水平和在國民黨機關的辦事能力。

 

開始，沈安娜用藥水將情報密寫在信紙背面從杭州寄給上海的姐姐，后來發現藥水質量不過關，有一兩次未等姐姐使用顯影劑，信紙背面的情報內容就已經顯現出來了。

 

王學文得知此情后，當即叫停密寫寄信方式，改由沈安娜親自往返滬杭傳遞情報。幾次下來，王學文又覺不妥，沈安娜自己既做情報員，又做交通員，很不安全，于是改派姐姐沈伊娜擔任沈安娜的交通員。很快，王學文又注意到，沈伊娜在上海承擔著繁多的內勤和交通工作，常常忙不過來，且一個女子獨自頻繁往返滬杭，既惹眼，也不安全。

 

經與舒曰信研究，王學文決定派華明之做沈安娜的專職交通員，以沈安娜“南洋高商”同學的身份作為掩護。王學文這一決定，不僅解決了經營指導與情報傳遞問題，還促成了一樁美滿姻緣。隨著一次次接頭會面，沈安娜和華明之彼此產生了感情，共同的秘密情報工作成了他們愛情的“催化劑”。1935年秋二人結婚后，華明之按照王學文的指示移居杭州，指導沈安娜搜集情報，幫助篩選、謄抄、秘藏情報，往返滬杭傳遞情報。從此，沈安娜華明之夫婦成了以家庭為掩護的秘密工作搭檔，攜手走上了深入敵營14年的傳奇生涯。

 

抗戰全面爆發后，受周恩來直接派遣，沈安娜打入國民黨中央黨部秘書處，獲取了大量重要情報，被稱為“按住蔣介石脈搏的人”。

 

“日本人小組”的引領者，日軍戰俘的改造者

 

抗戰期間，為了建立包括日本友人在內的最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共團結爭取在華日本進步人士加入到反對日本軍國主義的斗爭中來，并通過教育感化日軍戰俘建立中日反戰同盟。這兩項對日工作取得了顯著成就，王學文都曾直接參與其中，且貢獻卓著。

 

1901年至1945年，日本曾在上海開辦東亞同文書院，對外公開的辦學目的是研究“中國學”，實則是日本軍國主義培養“中國通”的間諜學校。這里畢業的日本學生大部分成為“軍國主義”的追隨者，但也不乏熱愛中華文化，同情支持中國革命的日本進步青年。1930年3月，東亞同文書院幾位日本進步學生托人找到王學文，說要研究馬克思主義，希望得到王學文的幫助，邀請他講授政治經濟學。這些學生當中，就有后來在隱蔽戰線大放異彩的西里龍夫、中西功等人。

 

王學文在《左聯和社聯的一些關系》一文中回憶說：“我去指導他們學習馬列主義。這批成員中有的成為日本的優秀共產黨員。其中有的人和左聯的同志有著密切關系，他們對中國共產黨和中國革命懷有深厚的感情。”

 

王學文在團結影響這些日本進步學生的過程中，主要做了三方面工作：一是傳播思想。介紹中國的土地問題和農業問題，講解中國社會的性質，講述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歷史以及中國勞動人民與地主階級和帝國主義作斗爭的故事，批判“托派”和“立三主義”錯誤。二是建立組織。指導中西功、西里龍夫等日本進步青年加入王學文任黨團書記的社會科學研究會，成為一個單獨的支部。后又于1930年9月成立了“日支斗爭同盟”。在王學文的指導與協調下，同文書院日本進步學生組成了有近30名成員的團組織，劃歸上海市法南區委領導。因白色恐怖，他們與法南區委的關系曾中斷過三四次，都是王學文幫助他們重新接上的。在王學文培養下，西里龍夫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三是教授地下斗爭技能。西里龍夫回憶說：“王學文還對地下斗爭的方式包括技術上的一些細節問題給予我們具體指導。這樣，我們便開始做在華日本人的工作，尤其是做對日本軍隊的工作。”據當年化名錢明的特科成員景智德回憶，經王學文介紹，西里龍夫和中西功于1936年加入特科從事情報工作，時任特科負責人徐強指定化名“老趙”的特科成員高原負責與他們聯系，指導他們的情報工作。

 

二戰爆發后，中西功、西里龍夫等人參與獲取了日軍南下、日軍偷襲珍珠港等重大戰略情報，被后人稱為中共隱蔽戰線功勛卓著的“日本人小組”。

 

延安時期，王學文曾任中央軍委總政治部敵工部部長兼敵軍工作干部學校校長。其間，王學文把很大精力放在了對日軍戰俘的教育改造上。1939年，延安創辦了日本工農學校，專門負責教育感化日軍戰俘。這些日本軍人長期受“皇國史觀”和所謂“武士道精神”的毒害，起初頑固不化，拒不接受改造。為此，工農學校專門開設了政治常識、政治經濟學、社會發展史等課程，就日本軍部和財閥為什么要發動戰爭、中國人民為什么要奮起反抗等問題組織專題討論。通過工農學校的教育幫助，日軍被俘官兵逐漸接受了階級斗爭的觀點，摒棄“圣戰”流毒，站到反戰同盟一邊。其時，美軍在太平洋作戰中俘虜了大批日本戰俘，對其頑固不化無計可施，聽說此情，曾專門派人到延安取經，對八路軍改造日軍俘虜的成效震驚不已。當美軍代表問及八路軍的改造奧妙何在時，日本學員反問：“你們美軍能用階級斗爭的觀點教育俘虜嗎？”

 

這期間，王學文在工農學校負責講授政治經濟學，他深入淺出的教學給日軍被俘官兵留下了終生難忘的記憶。1980年，延安工農學校學員、日本戰俘香川志和把當年的學習筆記寄給了王學文，附信中說：“先生把那么難懂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初步理論講解得那樣通俗易懂，使日本士兵（當時的工人、農民出身的—文化程度不高的日本勞動人民）能夠理解的功績，除了說偉大之外，說不出別的話來。”[6]

 

“拉姆扎小組”的得力助手

 

1941年6月13日，蘇聯紅軍總參謀部情報員理查德·佐爾格由日本東京向蘇聯最高統帥部發出了德國即將進攻蘇聯的確切情報：“由150個師組成的德國9個集團軍，將于6月22日發動進攻。”1941年6月22日，法西斯德國以閃電戰方式向蘇聯發動了全面進攻，參戰德軍153個師。戰局表明，佐爾格預報的開戰時間和德軍參戰兵力驚人地準確。

 

此后，在莫斯科保衛戰最為膠著的時刻，佐爾格又報告了日本放棄北上、轉向南下的戰略情報。斯大林遂從鎮守遠東防備日軍北上的蘇軍部隊中抽調了約40萬大軍馳援莫斯科，對扭轉戰局起到重大作用。佐爾格因接連獲取足以影響二戰走向的重大情報，被后人譽為“20世紀第一間諜”。

 

佐爾格建功于東京，但起步于上海。正是被派駐上海期間，佐爾格在中共的大力支持下，在王學文等一批中共黨員的具體幫助下，接手“發展”了尾崎秀實等一批深受中共影響的日本進步人士，從而建立起厚實的涉日情報基礎，成為他此后轉戰東京、走上諜戰之巔的根本法寶。

 

王學文對佐爾格的幫助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直接為其答疑解惑。佐爾格在上海秘建的“拉姆扎”小組下設國際組和中國組兩個小組。國際組成員既有蘇聯派遣的專業情報人員，也有佐爾格自己發展的在滬各國人士。中國組則是由中共方面直接委派或由國內外進步人士介紹、經中共批準的“中國革命者”，成員包括張文秋、蔡厚叔、張放、王學文、陳翰笙、肖炳實等人。佐爾格的情報搜集面很廣，其中包括國民政府軍事力量、中國各地方派系及其軍事力量、列強在華軍事力量，國民政府內政外交政策尤其是對日、對蘇、對美英政策，中國社會政治經濟形勢分析、中國社會工人和農民階級狀況分析等等。為此，“佐爾格經常向王學文請教各種學術問題”[7]。

 

二是間接為其培訓了骨干。后來幫助佐爾格建功立業的關鍵情報內線尾崎秀實，就是在王學文的影響下最終走上革命道路的。尾崎秀實的少年時期是在日本殖民下的臺灣度過的，他對日本殖民者對待臺灣居民的飛揚跋扈很是反感。進入東京帝國大學學習后，他開始接觸《共產黨宣言》《國家與革命》等左翼文獻，思想從人道主義轉向共產主義。1928年11月，作為《朝日新聞》特派記者常駐上海后，尾崎秀實經常到東亞同文書院聆聽王學文關于馬克思主義和中國革命的授課，深受觸動和影響，成為王學文指導下的“日支斗爭同盟”的一員。此后，尾崎秀實通過美國進步記者史沫特萊結識了佐爾格，進而成為拉姆扎小組成員。回到日本后，尾崎秀實擔任日本首相近衛文的私人秘書，利用職務之便為佐爾格的情報工作發揮了重大作用。佐爾格評價尾崎秀實是“最得力的助手”“他能獲得最完整、準確、有價值的情報”。

 

同一時期，經王學文培養的中西功、西里龍夫等“日中斗爭同盟”核心成員，也與共產國際建立了聯系，進而建立了與拉姆扎小組的工作關系。

 

德才兼備的無名英雄

 

王學文在隱蔽戰線工作時間并不長，卻功勛卓著，靠的就是“德”與“才”這兩個字。

 

王學文的“德”體現在革命陷入低潮時的執著。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反動派瘋狂屠殺共產黨人，許多人在敵人屠刀面前嚇得退黨甚至變節，王學文卻逆風暴而行，恰于此時在日本京都帝國大學申請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并毅然放棄博士論文答辯，啟程回國參加革命。因手頭拮據，區區20日元的回國路費都是導師河上肇慷慨解囊資助的。沈安娜充滿敬仰地回憶說：“王學文是在1927年中國革命處于最低潮的時候加入共產黨的。”[8]

 

王學文的“德”體現在危難時刻的堅守。1931年4月、6月，中央特科負責人顧順章、黨的總書記向忠發先后被捕叛變，黨中央機關在上海已無法立足，周恩來等各級領導與骨干被迫分批轉移至蘇區。1932年12月至1934年10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盧福坦、上海中央局書記李竹聲、代理書記盛忠亮先后被捕叛變，上海中央局、江蘇省委、共青團機關屢遭嚴重破壞，以鄺惠安為首的特科“紅隊”大部分隊員被捕，多數人壯烈犧牲。據沈安娜回憶：“1933年上半年，在不到半年的時間里，上海被捕的中國共產黨黨員達六百人左右。”[9]

 

面對瘋狂的白色恐怖，王學文再一次逆風暴而行，于1933年春，即沈安娜所述那個血腥的1933年上半年，毅然加入重建特科的隊伍當中，開啟了他充滿傳奇的情報生涯。對此，曾與王學文在“左聯”共事的李一氓由衷感嘆說：“他（王學文）在1937年以前，對日本黨和一些共產國際的聯系上有很大的貢獻。他的工作態度非常樸實、誠懇，在與黨失掉聯系的情況下，依然能夠根據黨的正確方向，繼續為黨工作，這是很了不起的。”[10]中西功回憶：“王學文成了日本警察和中國政府極力搜查的對象。他們費盡辛苦想要抓住王學文，但始終沒能成功。”[11]1935年9月中央特科被迫停止運行，但艱苦卓絕的隱蔽斗爭仍在白色恐怖下的上海持續，王學文一直堅守到1937年春，才奉命轉移到了延安。

 

王學文的“德”還體現在守口如瓶的嚴格自律。王學文是經濟理論著作等身的大學者，卻從不撰文涉及當年的隱蔽斗爭經歷。迄今能查到的，只有他晚年應約回憶左聯情況時所寫《左聯和社聯的一些關系》一文，其中在簡單回顧由他負責的“社研”（社會研究會）活動時，僅粗略帶過曾指導同文書院日本進步青年學習馬列主義一事，而對當年的秘密工作緘口不言，有關人物、事情、過程、方法概不提及，更找不出個人表功的只言片語。甚至彼時早已為大眾所熟知的中西功、西里龍夫等人的名字在文中也均省去不提，籠統代之以“日本進步青年”。

 

領導沈安娜期間，王學文嚴守秘密工作紀律。為了保護沈安娜，王學文只與她見過一面。沈安娜回憶說，見到王學文時，只知道對方是“老李”，是“我們的舅舅”。很久以后才知道，老李的真實姓名叫王學文，是自己的直接領導。

 

 

王學文的“才”體現在高超的隱蔽斗爭技能。從一份速記班招生的街頭廣告就能“嗅出”打入敵營的機會，從而成就沈安娜的傳奇情報人生，王學文的情報嗅覺可見一斑。改變沈安娜人生的兩次抉擇，“預定”了沈安娜潛伏的方向與崗位，顯示出王學文過人的情報遠見。情報傳遞方式的3次改進完善，體現出王學文精細得當的經營指導能力，同時兼顧了情報員、交通員和情報材料3個環節的安全。對沈安娜所提對黨忠誠、遵守紀律、不暴露進步思想、搞好和頂頭上司的關系、不斷提高速記技術這5條要求，更是為沈安娜此后長達14年的潛伏生涯提供了基本行為遵循。

 

王學文的“才”體現在過人的影響感化能力。讀者可以想象一下，要使那個時期民族主義情緒極強的日本人去深刻認識、反省自己國家的侵略行為，毅然幫助中國人民反對自己國家的軍國主義，甚至不惜為此犧牲生命，這是一項何等難度的工作？從事這項工作的人需要具備什么樣的素質？恐怕許多人都會認為這是一項無法完成的任務。然而，王學文做到了。他影響的不僅是個別日本人，而且是一批日本青年；不僅是一般意義上的反戰人士和一般意義上同情中國革命的國際友人，而是加入中共隊伍當中，在信仰上與中共志同道合的革命同志。

 

王學文的“才”還體現在深厚的馬克思主義理論造詣和精湛的外語能力。這是王學文開展涉日工作，配合佐爾格情報搜集需求的兩把利刃。中西功評價王學文日語“非常好”，他以王學文講解李立三“左傾”錯誤為例回憶說：“我之所以對這件事印象深刻，是因為我無法忘記，王學文特意用日語讀音讀了李立三（LI LITUZOU）的名字。”[12]

 

注釋：

 

[1]任維忠、王義為：《我國著名經濟學家簡介 王學文》，載《經濟學動態》1980年第11期。

[2]楊國光：《經濟學家王學文的傳奇革命生涯》，載《百年潮》2012年第7期。

[3][4][5][8][9]《丹心素裹 中共情報員沈安娜口述實錄》，中共黨史出版社2017年版，第42頁，第45頁，第49頁，第37頁，第37頁。

[6]蘇星：《學習王學文同志為傳播和研究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奮斗終生的精神》，載《經濟研究》1985年8月。

[7]蘇智良：《左爾格在中國的秘密使命》，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14年版，第11頁。

[10]《李一氓回憶錄》，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85頁。

[11][12]中西功：《在中國革命的風暴中》，東京青木書店1974年版（影印資料）。

 

（作者系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史學會會員；來源：“炎黃春秋雜志社”微信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