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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革新：鏟除舊土壤生出的新毒草

點擊：作者：李革新來源：昆侖策網【原創】發布時間:2023-11-22 10:03:20

鏟除舊土壤生出的新毒草

——從封建地主階級政權反對奴隸制復辟斗爭說開去

在我國封建制度代替奴隸制時代，地主階級作為一個新興的革命階級，在推翻奴隸主階級的統治，奪取和鞏固地主階級政權的過程中，同奴隸主階級復辟勢力進行了長達數百年的斗爭。其中，既有同舊的奴隸主階級殘余勢力的斗爭，也有同地主階級政權中新生的奴隸制復辟分子的斗爭。結合我黨反腐倡廉，同新生資產階級分子斗爭的實際，運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解剖刀，剖析地主階級為鞏固封建制政權，同奴隸主階級復辟勢力的斗爭，對于我們今天堅持無產階級專政，堅持社會主義制度，防止復辟資本主義，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一

一種社會制度代替另一種社會制度，是一個長期、復雜的歷史過程。新興的封建制度，是剛剛從奴隸制社會產生出來的，因而它在政治、經濟、精神等方面，不可避免地會帶有它脫胎出來的那個舊社會的痕跡。新政權剛剛誕生，舊的奴隸制度剛剛被推翻，但奴隸主階級的殘余還存在，奴隸社會生產關系、經濟基礎的殘余還存在，奴隸制反動沒落的意識形態還存在，在新興地主階級統治集團內的一部分“同志”，未能擺脫奴隸制社會影響的情況下，必然會產生出新的奴隸主階級的代表人物。這就是舊土壤中生出的“新毒草”。

秦始皇是地主階級革命初期有卓越貢獻的政治家。李白詩曰：

秦王掃六合，虎勢何雄哉？
揮劍決浮云，諸侯盡西來。

這就是贊揚秦始皇統一中國、去分封、設郡縣、車同軌、書同文、統一度量衡等功績的。但他的兒子胡亥卻做了趙高復辟奴隸制的幫兇，致使秦“二世而亡”。

“焚書坑儒”至今還在爭論。實際上秦始皇“焚”的是奴隸主階級的書，“坑”的是奴隸主階級復辟奴隸制的儒。毛主席在評論《封建論》一書的詩中寫道：

勸君少罵秦始皇，
焚坑事件要商量。
祖龍魂死業猶在，
孔學名高實秕糠。
百代都行秦政法，
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讀唐人封建論，
莫從子厚返文王。

楚漢相爭，劉邦打敗項羽坐了天下，在一番“安得猛士兮守四方”的冥思苦想后，大力分封劉氏諸侯，并與大臣有約“非劉氏而王者，天下共誅之”。但他死后，他的老婆呂雉，卻推翻約定，又大肆分封呂氏族群子侄為王，經過一場激烈宮廷爭斗，被周勃、陳平等劉邦老臣粉碎。京劇《十老安劉》《淮河營》等講的就是這一段的故事。

劉邦打天下時，各路諸侯功不可沒，但分封以后，各藩王領地變成了一個個獨立王國，他們對抗中央集中統一領導，極力擴大勢力范圍。為了防止分裂，漢景帝采納晁錯的“削藩”政策，各諸侯國更加驚恐萬狀，發生了吳王劉濞為首的“七國之亂”。“吳王劉濞者，高帝兄劉仲之子也”，即劉邦的侄子，做吳王四十年，“積金錢，修兵革，聚糧食，夜以繼日”，一直圖謀推翻西漢政權，終于聯合六個“不甘于失去天堂”的諸侯國，發動了這場政變，并被粉碎。

……

封建地主階級取得政權后，確實打擊了一些奴隸主階級的殘余分子，進行了粉碎新政權中奴隸主階級代表人物復辟奴隸制的斗爭，做了一些鏟除舊土壤生出的“新毒草”的工作。

地主階級革命初期之所以“革命”，是因為那時他們順應了歷史的發展。就當時說，他們同奴隸階級、農民階級，共同受著奴隸主階級的統治和壓迫，所以，“事情是這樣的，每一個企圖代替舊統治階級的地位的新階級，為了達到自己的目的就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說成是社會全體成員的共同利益，……進行革命的階級，僅就它對抗另一個階級這一點來說，從一開始就不是作為一個階級，而是作為全社會的代表出現的；它儼然以社會全體群眾的姿態反對唯一的統治階級。它之所以這樣做，是因為它的利益在開始時的確同其余一切非統治階級的共同利益還有更多的聯系，在當時存在的那些關系的壓力下還來不及發展為特殊階級的特殊利益。”[1]

但是，地主階級推翻奴隸主階級的私有制，只是為了建立他們本階級的私有制；他們反對舊的剝削者，只是為了把本階級變為新的剝削者；他們反對奴隸主階級的等級制，只是為了建立本階級的等級制。所以，他們一旦爬上統治地位，隨著政權的日益鞏固，為維護本階級的既得利益，便把專政矛頭對向原來的同盟軍農民階級，從而喪失了它上升時期革命性，徹底地走向了反面，成了一個徹頭徹尾的反革命階級，整個地變為一株大毒草。毛主席說：“歷史上奴隸主階級、封建地主階級和資產階級，在它們取得統治權力以前和取得統治權力以后的一段時間內，它們是生氣勃勃的，是革命者，是先進者，是真老虎。在隨后的一段時間，由于它們的對立面，奴隸階級、農民階級和無產階級，逐步壯大，并同它們進行斗爭，越來越厲害，它們就逐步向反面轉化，化為反動派，化為落后的人們，化為紙老虎，終究被或者將被人民所推翻。”[2]

任何剝削階級取得政權后，都必然會由“真老虎”變成“紙老虎”，這是他們剝削階級本性所決定的，所以他們不存在革命成功以后繼續革命的問題，更不可能防止其整個階級變為人類社會的“垃圾”。這個清除封建地主階級“垃圾”的任務，只能由更先進的階級——新興資產階級來完成。

但是，由于資產階級也是一個剝削階級，必然地要重蹈地主階級的覆轍，成為人類社會更大的一堆“垃圾”。這個推翻資產階級政權，清理資產階級“垃圾”的任務，就歷史地落在無產階級革命的肩上。

二

無產階級是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階級，它不但在人數上比資產階級多得多，而且是社會化大生產本身的產物，為社會化大生產所組織、所訓練，是社會先進生產力的代表，它最有遠見、大公無私，是政治上、思想上、組織上、紀律上最強的一個階級。《共產黨宣言》指出：無產階級是“掌握著未來的階級”，“是真正革命的階級”，是資產階級的“掘墓人”[3]。

因為無產階級是消滅階級的階級，所以，它是人類歷史上是最后自行消亡的階級。無產階級“如果不同時使整個社會永遠擺脫剝削、壓迫和階級斗爭，就不能使自己從進行剝削它壓迫他的那個階級（資產階級）的奴役下解放出來。”[4] 馬克思指出：“（1）階級的存在僅僅同生產發展的一定歷史階段相聯系；（2）階級斗爭必然要導致無產階級專政；（3）這個專政不過是達到消滅一切階級和進入無階級社會的過渡。”[5] 這個通過階級斗爭和無產階級專政，所要“達到消滅一切階級”而“進入”的這個“無階級社會”，就是我們共產黨人所追求的遠大理想——人類共產主義社會。

這個無限美好的社會，不是哪個先哲想象出來的，而是人類社會基本矛盾，即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矛盾、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的矛盾發展的必然結果。生產關系與生產力相適應，上層建筑與經濟基礎相適應，就促進生產力和經濟基礎發展，反之，“這些關系便由生產力的發展形式變成生產力的桎梏。那時社會革命的時代就到來了。隨著經濟基礎的變更，全部龐大的上層建筑也或慢或快地發生變革。”[6] 資本主義社會基本矛盾，集中地表現為生產的社會化同生產資料資產階級私人占有之間的矛盾，集中地表現為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的階級斗爭，階級斗爭的必然結果，就是資產階級社會“全部龐大的上層建筑也或慢或快地發生變革”，就是“資產階級的滅亡和無產階級的勝利是同樣不可避免的。”[7]

綜上所述，無產階級與歷史上各個剝削階級根本的區別在于：它的革命不是為本階級一己之私利；它革剝削階級的命，絕不是要把自己變成新的剝削者；它推翻地主、資產階級的統治，絕不是要把自己變成新“地主”、新“資本家”。正如《共產黨宣言》所說：“過去一切階級在爭得統治之后，總是使整個社會服從于他們發財致富的條件，企圖以此來鞏固他們已經獲得的經濟地位”，而“無產者沒有什么自己的東西必須加以保護，他們必須摧毀至今保護和保障私有財產的一切”；“過去的一切運動都是少數人的或者為少數人謀利益的運動。無產階級的運動是絕大多數人的，為絕大多數人謀利益的獨立的運動。無產階級，現今社會的最下層，如果不炸毀構成官方社會的整個上層，就不能抬起頭來，挺起胸來。”[8] 簡而言之，無產階級革命，就是我黨《黨章》所說的：“黨除了工人階級和最廣大的人民群眾的利益，沒有自己特殊的利益”；就是毛主席制定的黨的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所以，無產階級革命，無論是在奪取政權的斗爭中，還是在奪取和鞏固政權的一整個歷史進程中，不存在，也不應當存在任何階級的局限性。

但是，說無產階級革命沒有任何階級局限性，只是就無產階級整個階級的本性及其歷史使命而言。在無產階級革命和取得無產階級專政以后的歷史階段中，無產階級隊伍中的某些部分、某些組織、某些個人，在各種內因、外因條件的影響下，發生面積不同、規模不同的蛻化變質，是常有的事。正如恩格斯所說：“無產階級的運動必然要經過各種發展階段；在每一個階段上都有一部分人停留下來，不再前進。”[9] 也正如列寧所說：“有些人像小私有者一樣看待對資本家的勝利，他們說‘資本家已經撈了一把，現在該輪到我了。”[10] 又正如毛主席所說：社會主義社會“工人階級一部分，黨員一部分，也有這種情況。無產階級中，機關工作人員中，都有發生資產階級生活作風的。”[11]他還一語道破實質：“有的人到底是為人民服務還是為資產階級服務。”“社會上有資產階級、封建階級，它就要在共產黨里找代理人。”[12]

在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舊社會之間并沒有隔著一道萬里長城。無產階級革命，特別是取得政權以后，無產階級專政不但必須鎮壓公開的南霸天、胡漢三等剝削階級“還鄉團”，妄圖奪回他們失去的天堂的反攻倒算，而且必須防止“堡壘從內部攻破”，進行鏟除舊土壤中生出的“新毒草”的斗爭；特別是在老一代地主、資產階級相繼死去的情況下，同這種新生的資產階級分子、利益集團的斗爭，就顯得越來越突出、重要。由此看來，黨提出“刀刃向內”，堅持“自我革命”是完全正確的，非常必要的。

三

歷史上常常有驚人的相似之處。無論是一個剝削階級代替另一個剝削階級的斗爭，還是無產階級推翻一切剝削階級的革命，搞復辟倒退的，絕不僅僅是舊的剝削階級分子和他們的傳宗接代，而必然包括一批批從舊土壤生出來的“新毒草”。因此共產黨人領導的無產階級革命，在取得政權后，即由無產階級專政向共產主義社會過渡時期，必須鏟除這種從舊土壤中產生出來的“新毒草”——新生的資產階級分子。

有資料披露，赫魯曉夫出身貧困，曾經給人家放過豬，當過臨時工，衛國戰爭時期擔任過幾個方面軍的軍事委員會委員；勃列日涅夫青年時期當過冶金廠的工人，他1941年入伍后，從戰士……團長、旅政委，直至集團軍政治部主任，少將軍銜；戈爾巴喬夫的父親，在衛國戰爭中多次負傷，母親當了一輩子農民，他本人1952年入黨，1974年任蘇聯青年事務委員會主席，1978年進入蘇共高層，直至蘇共中央總書記……然而，就是這樣一些出身貧寒，從社會底層一步步爬上高位的人，做了蘇聯復辟資本主義的元兇。

早在蘇聯解體前，蘇共高層一些領導人，在美國金錢腐蝕下，精神防線就徹底崩潰。有資料證明，“西方不僅給予戈爾巴喬夫精神鼓勵，還進行豐厚的物質引誘，讓他分泌更多的‘異質’新思維”，戈“上臺后不久就從西方得到許多獎金、獎品、稿費，其個人賬戶上很快就有了100多萬美元”，“1990年，西方還授予戈爾巴喬夫‘諾貝爾和平獎’，獎金86萬美元”；葉利欽1989年9月訪美，受到 “國家元首”級別的接待，使他頭昏腦漲，口中念念有詞，“大肆詆毀共產主義是‘一張幸福的烏托邦支票’，盛贊資本主義‘繁榮向上’”，他“由衷地感言：從那時起‘我已改變了自己的世界觀’，‘不再是一個共產黨人了’”。就是“這么一批隨時出賣黨、出賣國家、出賣人民、出賣同盟者的人”被西方收買，成了共產主義的叛徒。

從我國從解放初期被處決的貪污分子劉青山、張子善，到十八大以后揭露、懲處的腐敗官員，也都是一步一步地由革命走向墮落。劉青山、張子善，曾經是革命的功臣，掌權以后成了侵吞人民的血汗、背叛無產階級專政的罪人；黨的十八大以來，被查處的落馬貪官大多數，之前也是出身平民。1942年出生的周永康，小時候因“家里貧困兄弟三人的衣服，都是大的穿不了了，就讓小的穿”[13]；1943年出生的徐才厚“確實是農民家庭的孩子”，“父母都是地地道道的農民，他完全是通過自己的努力大學畢業后參軍、干到軍委副主席的。”[14] 1942年7月出生的郭伯雄，50年代末60年代初當過工人，入伍后從戰士、副班長、班長、排長、參謀、干事、股長、師參謀長，直至集團軍軍長、軍區司令、常務副總長、軍委副主席；1956年出生的令計劃，可以說是生在新中國，長在紅旗下，各個崗位的口碑是“愛學習、肯鉆研、很勤勉、有才氣、寫字好、口才好、文章好”，從一個普通排字工人、“特別勤快的娃，叫干啥就干啥，干得有模有樣，領導一看就滿意”的青年才俊，一路爬升到中辦主任、全國政協副主席的高位[15]；雖然不是政府官員，但身為共產黨員的“恒大帝國”的許家印，原本也是“出身貧寒，并具有奮斗自強的上進精神的人”，“青年時代，一直保持著自我勤奮和為人善良的品德”，在私有化市場經濟的大潮中，變成一個暴貪邪淫的人間惡魔，侵吞國有資產，負債2.58萬億，卻把大量資金轉到國外和妻子、兒子。

從50年代劉青山、張子善貪污171.6億舊幣人民幣（折合現在人民幣170萬元），到如今許家印一類新資本家，以及和他們官商勾結的官僚大員，貪污百萬、千萬、億萬、百億、千億、數萬億的天文數字，著實讓人驚掉下巴。2022年10月17日中紀委在二十大新聞中心介紹：十八大以來，全國紀檢監察機關共立案464.8萬余件，其中，立案審查調查中管干部553人，處分廳局級干部2.5萬多人、縣處級干部18.2萬多人；在553名中管干部中，含十八屆中央委員、中央候補委員49人，十八屆中央紀委委員12人，十九屆中央委員、中央候補委員12人，十九屆中央紀委委員6人。全國紀檢監察機關共立案審查調查嚴重違紀違法的各級一把手20.7萬多人。

可以說，這些人都是“宰相起于州郡，將帥起于卒伍”，一步步“成長”起來的；無論是官僚主義者階級，還是許家印一類新資本家，無論是“大老虎”還是“小蒼蠅”，無論是副國級高官，還是某些鄉村“國家最低領導人”，貪腐人數之多、數額之巨，可謂歷史之最。這也從反面證明了毛主席關于“社會主義社會是一個相當長的歷史階段。在社會主義社會這個歷史階段中，還存在著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存在著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斗爭，存在著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性。要認識這種斗爭的長期性和復雜性。要提高警惕。要進行社會主義教育。要正確理解和處理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問題，正確區別和處理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不然的話，我們這樣的社會主義國家，就會走向反面，就會變質，就會出現復辟”的論斷無比正確[16]。

難道那些貪官污吏以及許家印之流，不就是舊社會土壤中生出來的“新毒草”嗎？一旦這些家伙得勢掌權，能帶領人民群眾走社會主義道路，而不搞資本主義復辟嗎？面對如此情景，連王光美同志都慨嘆“看來當年毛主席是對的！”

四

是黨沒有教育他們嗎？不對了。

眾所周知，早在新中國成立前夕，毛主席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報告中就告誡全黨：奪取全國勝利，只是萬里長征走完了第一步，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長，工作更偉大，更艱苦，取得政權以后，必須防止產生“黨內的驕傲情緒，以功臣自居的情緒，停頓起來不求進步的情緒，貪圖享樂不愿再過艱苦生活的情緒”，指出：“因為勝利，人民感謝我們，資產階級也會出來捧場。敵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們的，這點已經得到證明了。資產階級的捧場則可能征服我們隊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這樣一些共產黨人，他們是不曾被拿槍的敵人征服過的，他們在這些敵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稱號；但是經不起人們用糖衣裹著的炮彈的攻擊，他們在糖彈面前要打敗仗。我們必須預防這種情況”；“中國的革命是偉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長，工作更偉大，更艱苦。這一點現在就必須向黨內講明白，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艱苦奮斗的作風。”[17] 1949年3月，毛主席率中央機關從西柏坡前往北平時，也一再告誡說，我們是進京“趕考”，一定要“考個好成績”，“不能退回來”，絕不當“李自成”。毛主席所說的“兩個務必”、“不能退回來”，核心要義就是告誡我們：奪取全國的勝利，即在共和國成立和社會主義制度建立后，必須繼續為鞏固無產階級專政，保衛新生的人民政權而斗爭。

眾所周知，十八大以來，我黨反腐敗斗爭力度空前，成就巨大，世人矚目。但也不能不承認，在毛主席之后多年中，反腐敗斗爭有好有差，某些時候甚至出現過較大反復，為當今積累了如同“塌方式腐敗”這樣的工作難度。但是，黨從來沒有放松對黨員進行清正廉潔的思想教育，十八大以后，“八項規定”以來，先后開展了“黨的群眾路線”教育、“三嚴三實”教育、“兩學一做”教育、“不忘初心，牢記使命”教育、“黨史學習教育”、“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主題教育，等等，等等。

但正如上述，反腐敗斗爭確有諸多不盡人意之處，落馬貪官“前腐后繼”，貪腐面積之大、人數之多、官位之高、范圍之廣前所未有，黨員和群眾怨氣較大，乃至憤怒……除了反腐敗工作具體舉措需要進一步改進外，重要的是要提高對新時期無產階級革命的復雜性、艱巨性的認識，高度重視鏟除資產階級社會舊土壤生出的“新毒草”的斗爭。

應該看到：封建地主階級推翻奴隸主階級的斗爭，資產階級推翻封建地主階級的斗爭，都只是一個剝削制度代替另一個剝削制度，只是對前一個剝削制度的否定，“新毒草”尚且一茬一茬地產生出來；而無產階級革命是反對和消滅一切剝削階級的階級的斗爭，是“把舊世界打個落花流水”的斗爭，是“消滅一切害人蟲”的斗爭，是“最后的斗爭”（國際歌詞），是對之前一切剝削制度的徹底否定。無產階級革命建立起來的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制度，它所面對的絕不是資產階級一個階級的反抗，而是要遭到資產階級和之前的各個剝削階級的殘余勢力、新生的“階級異己分子”、“利益集團”的“群起而攻之”。改革開放的四十多年，西方意識形態潮水般涌入，對社會，對青年，尤其是對黨員干部腐蝕的嚴重程度前所未有，更增加了無產階級革命的復雜性和堅持無產階級專政社會主義制度的難度。

我國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完成以后，作為階級的地主階級、資產階級整體是被消滅了，但奴隸主階級、封建地主階級、資產階級意識形態還是長期存在，帝國主義還存在，國際階級斗爭還存在；因此，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時期，比較封建地主階級反對奴隸主階級的斗爭、資產階級反對封建地主階級的斗爭，要復雜百倍、千倍、萬倍，腐敗反復、反彈、“塌方式”腐敗、整個班子“連鍋端”的情況，就可以得到解釋。君不見，現在的落馬貪官，哪一個身上不是“封資修”“五毒俱全”的“大雜燴”？

在各種剝削階級思想腐蝕下，一些人的思想言行，可以說是丑態百出——官員“不信馬列信鬼神”，熱衷于算卦相面看風水者有之；不抓落實、空話連篇，專搞形式主義者有之；攀龍附鳳、溜須拍馬、“抓著龍尾巴上天”者有之；唯我獨尊、家長制、一言堂、順者昌、逆者亡、打擊報復者有之；嫉賢妒能、“比我高的不用”，壓制人才者有之；等級森嚴、官本位、“吃果果，排座座”、目無群眾者有之；拉幫結派、結黨營私、做“兩面人”、搞“小圈子”者有之；司法腐敗、官官相護、貪贓枉法，錯審錯判，草菅人命者有之；官商勾結、行賄受賄、賣官鬻爵，貪污過百億者有之；黃金萬兩、揮金如土、妻妾成群、小蜜小三幾十上百者有之；面對事故遇難群眾“微笑”的“表哥”有之；“是替黨說話，還是替百姓說話”的“雷語”官員有之；酒足飯飽后大罵百姓“德行”、“給臉不要臉”的“書記”有之；打罵群眾、踢菜攤、奪稱具，暴踩菜販頭顱、把百姓的孩子扔進魚塘的“執法者”有之；“我爸是公安局長”“我老公是派出所所長”，欺壓群眾，酷似舊社會“官府衙內”“誥命夫人”者有之；坑蒙拐騙，假官職、假文憑、假論文、假職稱、教授抄襲者有之；出版美化侵略者毒教材、鼓吹讀書為了金錢，為了“挑好男人、好女人”的“公知”有之；“高過趙高”，變“指鹿為馬”為“指鼠為鴨”，蒙混過關者有之……總之，一切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的污泥濁水，在這些新生資產階級分子身上，表現得淋漓盡致！再加歷史虛無主義、崇洋媚外西化分子、通敵叛國間諜特務、第五縱隊者等等，把個意識形態領域搞得烏煙瘴氣、陰霾滿天，被打倒的“帝封官”死灰復燃，……要這些人樹立共產主義理想，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堅持無產階級專政、社會主義制度，堅持黨的根本宗旨，簡直是天方夜譚！

人的正確思想不是天上掉下來的，不是頭腦中固有的，難道這些錯誤思想、丑惡現象，不是社會實踐的反映，不是各種剝削階級意識形態腐蝕的結果嗎？事實上，有多少“帝封官”的腐朽意識形態，就有多少封資修的“大染缸”，就有多少貪腐、多少丑惡，就有多少舊土壤生出的“新毒草”！社會主義社會貪腐多發，是各種剝削階級腐朽意識形態的折射。

現在許多人談論1945年黃炎培訪問延安時與毛主席的“窯洞對”。黃炎培的原話是：“我生六十年，耳聞的不說，所親眼看到的，真所謂‘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團體，一地方，乃至一國，不少單位都沒有能夠跳出這周期率的支配。大凡初時聚精會神，沒有一事不用心，沒有一人不賣力，也許那時艱難困苦，只有從萬死中覓取一生。繼而環境漸漸好轉了，精神也就漸漸放下了。有的因為歷時長久，自然地惰性發作，由少數演為多數，到風氣養成，雖有大力，無法扭轉，并且無法補救。……一部歷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榮取辱’的也有。總之沒有跳出這周期率。中共諸君從過去到現在，我略略地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條新路，來跳出這周期率的支配。”

什么樣的“大力扭轉”才是跳出“興勃亡忽”歷史周期率的新路？毛主席給出的答案就是由人民管理國家，他說：“我們已經找到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周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18] 習近平總書記說：“我們黨歷史這么長，規模這么大，執政這么久，如何跳出治亂興衰的歷史周期率？毛澤東同志在延安的窯洞里給出了第一個答案，這就是‘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經過百年奮斗特別是十八大以來新的實踐，我們黨又給出了第二個答案，這就是自我革命。”[19]

五

眾所周知，上世紀40年代，毛主席提出跳出“周期率”的“新路”以來，帶領黨和人民進行了“讓人民來監督政府”的實踐，為防止“人亡政息”取得了巨大成就；尤其到了晚年，老人家冒著被“摔得粉碎”的風險，進行了艱苦卓絕的探索……。但由于問題特別重大，絕非本文所能承擔的任務。現就黨的“自我革命”問題，談一點粗淺思考：

第一，針對當今剝削階級意識形態死灰復燃的種種表現，學習毛主席“兩個務必”的教導，來個“正面鏡子”“反面鏡子”一起照，黨員干部自我檢查，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是否產生或存在 “驕傲情緒，以功臣自居的情緒，停頓起來不求進步的情緒，貪圖享樂不愿再過艱苦生活的情緒”，在執政過程中是否經住了資產階級“糖衣炮彈”襲擊，是否保持了“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和“艱苦奮斗的作風。”看一看自己身上有沒有、有多少、有哪幾種剝削階級思想的余毒和反映？

尚未落馬的黨員領導干部，應對照落馬貪官的丑態百出，自我檢查是否還記得《共產黨宣言》關于“無產階級的運動是絕大多數人的，為絕大多數人謀利益的獨立的運動”？是否還記得毛主席制定的黨的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是否還記得《黨章》說的“黨除了工人階級和最廣大的人民群眾的利益，沒有自己特殊的利益”？

戰爭年代，共產黨員、部隊官兵，執行“三大紀律，八項注意”，“不拿群眾一針一線”，“一切繳獲要歸公”， “買賣公平”，“借東西要還”，“損壞東西要賠”，包括對待俘虜也是“不許打罵不許搜腰包”。而現在的黨員干部，“無論職務高低”，一貪就是成千上億、黃金數噸，且前腐后繼，像割韭菜一樣一茬一茬冒出來。官員腐敗，嚴重污染了社會風氣，在“吏令世昏”的情況下，民間唯利是圖，坑蒙拐騙，假冒偽劣，缺斤短兩無，有毒食品……，人民深受其害。面對如此“一切向錢看”、“人不為己天誅地滅”的個人主義大行其道，是否應進行斗私批修、興無滅資的思想斗爭？

第二，無論是民主革命時期入黨的黨員，還是建國后入黨的黨員，還是改開以來入黨的黨員，應通過黨史學習，感悟革命戰爭年代，黨和人民軍隊與人民群眾的魚水關系。那時是“我為人民扛起槍，我為人民來打仗”，黨員戰士與百姓同呼吸、共命運，“吃的是一鍋飯，點的是一燈油”，每到一村一戶做到“缸滿院凈”；人民對我們是“最后的一碗米，送去做軍糧；最后一尺布，拿去做軍裝；最后的老棉襖，蓋在擔架上”……有多少鄉親面對敵人的刺刀、機關槍，為了掩護黨員、戰士，獻出了他們的生命？共產黨和人民軍隊，就是依靠了人民的力量，戰勝國內外強大敵人，取得了革命的偉大勝利，建立了人民當家做主的新中國。毛主席的名言：“兵民是勝利之本”；陳毅說，中國革命的勝利“是老百姓用小車推出來的。”這才是歷史，才是歷史唯物主義。

幾年前看過一部電視連續劇《我的家鄉晉察冀》，至今想起其中一些情節，還是淚流滿面——榮大娘的兒媳杏兒，為掩護山洞里我軍傷員、婦女兒童，用乳頭堵住了哭聲不止的孩子小嘴，使循著嬰兒哭聲逼近的鬼子走開，八個月的孩子犧牲了他幼嫩的生命……；由于耿三七和妻子秀梅都要上戰場，把兒子小阜平托付給榮大娘和杏兒收養，她們在敵人數次“掃蕩”中，保住了小阜平的生命……；榮大娘的兒子、杏兒的丈夫參軍后在戰場犧牲后，在隱瞞不住的情況下，耿三七和全體戰士跪地向榮大娘上磕頭：“我們就是你的親兒子”，一聲聲叫“娘”，令觀眾喉嚨哽咽……；為解放北平，部隊離開六郎鎮前，耿三七讓小阜平跪在地上給鄉親們磕頭，囑咐他“不論走到哪里，永遠都不要忘了六郎鎮”，不要忘了養育他、保護他的家鄉父老，說“如果忘了父老鄉親，就是忘了自己的‘根’，就不是共產黨的‘種’！”隊伍漸行漸遠，鄉親們含淚相送，小聲問答：“他們還能回來嗎？”……撫今追昔，重溫毛主席教導“我們共產黨人好比種子，人民好比土地。我們到了一個地方，就要同那里的人民結合起來，在人民中間生根、開花。”[20]

捫心自問，現在有多少黨員已經不是“人民的兒子”了？有多少黨員已經忘了自己的“根”了？有多少黨員已經不再是共產黨的“種”了？作為一名黨員，自己是不是離人民漸行漸遠了？

第三，既不要“階級斗爭擴大化”，又不要“階級斗爭熄滅論”，不能怕影響某些勢力或人士的“情緒”，就回避“階級”、回避社會主義時期的階級斗爭仍然存在的基本性質和基本事實。按照《黨章》《憲法》的要求，實事求是地認識當前在“國內的因素和國際的影響”下存在階級斗爭的客觀實際狀況；在國內，正確處理“一定范圍內”存在階級斗爭和“在某種條件下還有可能激化”的現實突出問題；在國際，做好思想、物質和軍事準備，殲滅一切來犯之敵，實現祖國統一大業，保衛祖國和平安寧，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我們擯棄“以階級斗爭為綱”的提法，把黨的工作重點轉移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上來了，但階級斗爭并沒有熄滅。對明擺著的階級斗爭事件，如對殺人放火，破壞工農業生產，撒藥毒死大片莊稼、果樹、魚塘的行為；對歷史虛無主義反黨、反毛、反社會主義，對第五縱隊、間諜特務，是不是應以階級斗爭觀點認識和處理？反腐敗、鏟除舊土壤生出的“新毒草”，是不是應以階級斗爭觀點認識和處理？當然，對帶有階級斗爭性質的事件，必須具體問題具體分析，依據情節輕重，正確區別和處理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對腐敗分子取消死刑、只判無期，“一人牢底坐穿，家人幸福平安”是否應予以改革？不搞大規模的階級斗爭，增強一點階級觀點總是應該的吧？

第四，在整個社會主義時期，只有堅持和鞏固無產階級專政，才能堅持社會主義道路、防止資本主義復辟，才能推動社會主義社會向著“無階級”的共產主義社會過渡。堅持無產階級專政，就是堅持共產主義偉大理想；堅持共產主義偉大理想，就必須堅持無產階級專政；否定無產階級專政，必然滑向修正主義，犯“顛覆性錯誤”。堅持無產階級專政，防止資本主義復辟，是從毛主席到習總書記，歷屆黨中央都高度重視的重大的戰略思想，必須堅持“共和國是紅色的，不能淡化這個顏色。”[21] 必須堅持反修防修，鏟除舊土壤生出的“新毒草”，高度警惕蘇聯資本主義復辟的歷史悲劇在我國重演！

第五，“消滅私有制”、實行“兩個最徹底的決裂”，是《共產黨宣言》的重要思想。在貫徹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中，必須確保公有制為主體的前提下多種經濟共同發展，反對所謂“資本主義補課”和“國退民進”的歪理邪說，消除過去以國企改革為名，賤賣國企搞私有化，企業領導層變成新資本家，工人階級淪為雇傭勞動者的不良影響，確保中國共產黨執政的經濟基礎，確保工人階級領導地位，確保我國“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社會主義國家不改變顏色”。

第六，歸根到底是必須樹立共產主義偉大理想。黃炎培說的“政怠患成”“求榮取辱”“興勃亡忽”的歷史周期率，只是一切剝削階級的周期率；無產階級也有自己產生、發展和消亡的歷史規律，這就是階級、階級斗爭完全消滅后，才能自行消亡的一整個過程。毛主席說：“我們和資產階級政黨相反。他們怕說階級的消滅，國家權力的消滅和黨的消滅。我們則公開聲明，恰恰是為著促進這些東西的消滅而創設條件，而努力奮斗。共產黨的領導和人民專政的國家權力，就是這樣的條件。不承認這一條真理，就不是共產主義者。……必須懂得這一條真理，才有正確的宇宙觀。”又說：“消滅階級，消滅國家權力，消滅黨，全人類都要走這一條路的，問題只是時間和條件。全世界共產主義者比資產階級高明，他們懂得事物的生存和發展的規律，他們懂得辯證法，他們看得遠些。”[22]

蘇聯解體，東歐劇變，一些黨的領導人，在向著共產主義前進的中途被歷史的車輪甩下來，成為無產階級專政的叛徒，葬送了列寧、斯大林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和千千萬萬革命先烈用生命鮮血打下的人民江山，都是背叛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自己跳入“興勃亡忽”的周期率的。

當然，實現共產主義，是一個路途遙遠、長久的歷史過程，中間必然要發生無數曲折、復辟、倒退，甚至發生了像蘇聯那樣整個黨和國家改變顏色的事情。但筆者堅信，無論這個過程有多么遙遠，無論經過多少曲折、無論出現多少國家、多少地區的“顏色革命”，人類社會實現共產主義的規律終究是改變不了的。

眾所周知，巴黎公社起義前，馬克思已經預見到起義會失敗；但當1871年3月工人起義已經成為事實，并遭到法國資產階級殘酷鎮壓時，馬克思還是高度贊揚巴黎公社“沖天的英雄主義”精神，他明確指出“即使公社被搞垮了，斗爭也只是延期而已。公社的原則是永存的，是消滅不了的；在工人階級得到解放以前，這些原則將一再表現出來。”[23] 馬克思所說“原則是永存的”的這個“原則”不是別的，就是人類社會發展規律，就是共產主義必然實現的規律。在我國新民主主義革命中犧牲的千千萬萬共產黨員，他們明明知道自己等不到那一天，但仍然堅貞不屈、大義凜然、義無反顧，為了人民慷慨就義，“使我們每個活著的人想起他們就心里難過”。現在，每一位共產黨員，都應該牢記自己在黨旗下高舉拳頭的莊嚴宣誓：“為共產主義奮斗終身” ！

注釋：

[1]《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1972年5月版，第53-54頁

[2]《和美國記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談話》題注，《毛澤東選集》第4卷1991年6月版，第1192頁

[3]《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9月版，第410-411、413頁

[4]《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2012年9月版，第380頁

[5]《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2012年9月版，第426頁

[6]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9月版，第3頁

[7]《共產黨宣言》《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2012年9月版，第413頁

[8]《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411、411-412頁

[9]《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1972年版，第411-412頁

[10]《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列寧全集》第27卷，第257頁，轉自《人民日報》1976年7月6日文章

[11] 見1975年2月22日《人民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