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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劇《沙家浜》五十多年常演不衰，不僅是因為它塑造了以郭建光為首的十八位新四軍指戰員英雄群體、阿慶嫂這樣勇敢機智的我黨地下交通員、沙奶奶等熱愛黨和人民軍隊鮮活的人物群象，歌頌了軍民團結、同仇敵愾消滅日本帝國主義和汪偽漢奸的偉大斗爭，以及《智斗》這場膾炙人口、高超的藝術情節；還有一個不得不提的重要原因，就是文藝工作者對劇本一絲不茍、精雕細刻修改的成就。

《沙家浜》最初叫《蘆蕩火種》。筆者1964年夏天參加遼寧省在丹東舉辦的新聞培訓班時，曾看過一次。到“文革”初期，由《蘆蕩火種》改名為《沙家浜》之后，不知道修改過多少個版本，也不記得自己看過了多少次。

據報道，從《蘆蕩火種》到搬上銀幕的《沙家浜》，期間遵照毛主席教導，把以人民群眾不惜犧牲掩護“蘆蕩火種”新四軍傷病員，提高到突出武裝斗爭，由郭建光等傷愈指戰員組成突擊排“奇襲沙家浜”，配合主力部隊一舉殲滅日寇“黑田大佐”和日偽漢奸胡傳魁、刁德一部隊的戰斗場面，在原版本增加了《奔襲》《突破》《聚殲》三場戲；六七年內該劇多次、多處修改，但其中最精彩的幾處戲詞改動，筆者至今記憶猶新，有的只一、兩個字的變動，卻妙不可言，現試舉幾例：

第一處是第二場《轉移》，沙奶奶家門前指導員郭建光與沙奶奶軍民魚水情的對唱，原《蘆蕩火種》沙奶奶的一大段唱詞多處改動，最精彩的是把 “七個兒有五個短命夭亡”，改成 “四個兒有兩個凍餓夭亡”；原來的“七龍”變“四龍”。改動后，無論是“兒子”的數量，還是“夭亡”的原因，都較原句更加符合歷史的真實。“短命夭亡”是宿命論，“凍餓夭亡”反映的是舊社會勞動人民受剝削、受壓迫的苦難實事。

第二處是第四場《智斗》，當匪首胡傳魁問到阿慶嫂沙家浜有沒有新四軍傷病員時，阿慶嫂唱：“還有一些傷病員，傷勢有重也有輕”。這里的“還有一些傷病員”，原本上是“還有不少傷病員”。“不少”，表示我軍傷亡大，長敵人的志氣，滅自己的威風；而“一些”則更為貼切、符合敵我軍事斗爭歷史真實。

第三處也是《智斗》一場，刁德一為引誘我軍傷病員“出蘆蕩”，欺騙鄉親們下湖撲魚捉蟹，阿慶嫂唱詞中原本上是“鄉親們若是來違抗”，改成“鄉親們若是來抵抗”，這里，對待敵人的欺詐、壓迫，只能是“抵抗”而不能說成“違抗”！

第四處是第六場《授計》，阿慶嫂“風聲緊”的大段唱詞中“十八個人和我們骨肉相連”，這里的“和我們骨肉相連”，原本是“都和我骨肉相連”。“我們”是人民群眾，“我”則可能被理解為阿慶嫂個人，多一個“們”字，思想境界極大升華。  

第五處還是阿慶嫂這段唱詞中 “昨夜里趙鎮長與四龍去送炒面”，把有的老版本中“四龍和阿祥去送米面”，修改成“趙鎮長與四龍去送炒面”。“米面”變“炒面”，一字之差，精妙絕倫——新四軍傷病員如果在蘆蕩內點火做飯，容易引起火災不說，點火冒煙，必然讓鬼子和刁德一發現，豈不壞了大事？以陽澄湖水拌“炒面”，比送“米面”、“糧食”更加合乎情理、符合實事。這，與其說是阿慶嫂的細心，不如說是劇作家們的苦心、責任心。

第六處是第七場《斥敵》，沙奶奶唱道：“‘八一三’，日寇在上海打了仗，江南國土遭淪亡，尸骨成堆鮮血淌……”，這里 “遭淪亡”，原本上是“都淪亡”；“尸骨成堆”，原本上是“尸骨成山”。顯然，說“遭淪亡”，符合歷史真實，而“都淪亡”則言過其實；尸骨“成堆”比“成山”，在量化上更為恰當、貼切。

第七處是第八場《奔襲》，郭建光唱“要消滅日寇、漢奸匪幫”，有的本子是“要消滅胡傳魁漢奸匪幫”。改動后，先提“日寇”，再說“漢奸匪幫”，符合中國共產黨抗日戰爭時期對我國主要矛盾的判定：在日本帝國主義大舉侵犯的情況下，中國人民與日本帝國主義的矛盾，是當時的主要矛盾，原本上未提“日寇”這個主要矛盾，有悖于我黨堅持和鞏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

……

筆者不是專業戲劇工作者，但在當時“八億人民八臺戲”的情況下，看的次數確實很多，雖然自己也經常“哼著玩”，但并沒有仔細想過原來的戲詞有什么不妥當，只是后來看了銀幕上的《沙家浜》新詞，才“心里一亮”，深感妙不可言，所以記憶猶新。至今想到這些細微而重要的修改，都為當年文藝工作者精益求精的高度責任感所感動。

回顧四十多年前，一些人對現代戲大肆“批判”，什么“身穿小紅襖，站在高臺上，張口講路線，抬手指方向”（指《龍江頌》的江水英、《杜鵑山》的柯湘）等等；有個相聲段子叫“英雄不死”，對革命文藝作品中共產黨員、革命烈士犧牲前以微弱的聲音交“最后一次黨費”的遺言，進行污蔑、嘲諷；當前的影視作品中粗制濫造，胡吹溜啦的抗日“神”劇，更是無奇不有，有“手撕”鬼子的，有“鬼子騎豬”的；更有不少“少爺”、“少東家”和“穿紅掛綠”、涂口紅、穿高跟鞋的富家“小姐”、流氓土匪“抗日”的“英雄事跡”等等，可以說五花八門、千奇百怪；更不要說帝王將相、太監、大辮子充斥舞臺等等，這些完全違背歷史事實的所謂文藝“作品”，看了令人氣憤。

除戲劇、影視以外，其它方面的一些文藝“作品”，例如申請加入國家作協的“屎尿詩”、一些“書法家”披頭散發、呼嚎喊叫、狂跳亂舞、水桶“潑墨”的“雜技書法”，甚至不堪入目的所謂“性書”；還有80年代以來，隨著夜總會、歌舞廳的興起“愛的死去活來”等流行歌曲和搖滾舞、霹靂舞等“狗尿苔”一樣的“星光燦爛”，嚴重誤導了群眾的文化生活，西方資產階級靡靡之音大肆入侵，嚴重腐蝕、扭曲了人民群眾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就是這種丟掉中國文化自信，致使文化墮落的嚴重惡果。國際斗爭的經驗是“欲亡其國，先亡其心”。文化影響人心，文化就是人心，文化變了，人心變了，意識形態變了，必然危及國家安全。蘇聯解體、蘇東劇變，就是多年意識形態演變造成的惡果，這個教訓，我們應當永遠記取。

筆者還注意到，一些節目的制作、一些作品、作者、節目主持人等等，由于文化底子“低到了谷底”，戲劇、影視播放中打出的字幕，錯別字層出不窮；有的演員不懂中國傳統文化，不了解歷史和人民群眾基本生活常識，唱、念臺詞洋相百出。前不久，一個抗日電視劇，主角演員不知道民間稱糧食“十升位為一斗，十斗為一石”（“石”讀音“旦”）的計量方法，愣把“幾十石糧食”，說成“幾十‘時’糧食”；最近網上錄制的一些文章配音，類似于“騎著‘自航駒’來到了人民‘銀形’”那樣把字同音不同、形同意不同的字詞，顛倒原意宣讀的例子也不在少數；至于大學校長念錯字的笑話，更是讓人哭笑不得，“驚掉下巴”！

毛主席在《反對黨八股》中指出：“文章是客觀事物的反映，而事物是曲折復雜的，必須反復研究，才能反映恰當；在這里粗心大意，就是不懂得做文章的起碼知識。”他還以洗臉作比方，說我們每天都要洗臉，有的同志一天還不只洗一次，洗完臉還要照照鏡子，生怕有什么不妥當，而有些人寫文章“反而隨隨便便，這就叫做輕重倒置。” “這種責任心薄弱的壞習慣，必須改正才好。”他《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也說“文化軍隊，這是團結自己、戰勝敵人必不可少的一支軍隊。”（《毛澤東選集》第3卷，1991年6月版，第844、840、847頁）因此，無論寫文章，還是編寫、導演、演出戲劇、影視，以及其它各類文藝作品的創作，都是影響人的思想和行動，做“人類靈魂工程師”的工作，必須堅持“實事求是”、一絲不茍，報以嚴肅認真的態度和強烈的政治責任感，來不得半點馬虎。

筆者認為，文字問題不單是業務、藝術、技術問題，而是能不能堅持文化自信、堅守我們文化家園的大問題；文化自信絕不是一句口號，必須落實到行動上，落實到教育、文化、文藝工作的各個方面。筆者在這方面也有一些教訓，在努力加強修養，與諸君共勉！

（作者系河北省文化市場管委會辦公室會原主任、文化市場處長；來源：昆侖策網【原創】修訂稿，作者授權首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