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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志剛 ：戰時英國華北撤軍決策與行動（1937—1939）

點擊：  作者：陳志剛    來源： 抗日戰爭研究微信號  發布時間:2024-05-27 12:47:46

 

內容提要：日本全面侵華后，英國為避免其華北駐軍卷入戰爭而考慮撤軍，并將1939年歐戰爆發視為撤軍的最佳時機。但是，歐戰爆發后日本發出的勸告照會打亂了英國的設想。為擺脫困境，英國采取多種策略，試圖有所轉圜，結果事與愿違。1939年10月13日，英國戰時內閣做出撤退華北駐軍的決定。此后，英國通過弱化撤軍行動與日本勸告照會關系的方式緩解尷尬。此次撤軍決策與行動表明，在英美合作有限的前提下，綏靖日本仍是英國無法繞過的路徑選擇。

 

英國在華北的駐軍源于《辛丑條約》的駐兵權條款，長期扮演武力護僑的角色。九一八事變后，日本排斥西方列強在華權益、獨霸中國的意圖日益明顯。此時，歐美國家在華北的駐軍成為國際上牽制日本鯨吞中國的因素。作為老牌帝國主義國家，英國因在華權益眾多，成為日本重點打擊的對象，其在華北的駐軍也不可避免地成為日本挑釁的對象，增加了英國卷入中日戰爭的可能性。

 

日本全面侵華后，英國在1939年10月做出自華北撤軍的決定。目前學界對該事件的論述散見于中英關系史的著作之中，尚不夠深入，甚至存在史實方面的謬誤。本文擬從英國外交部與軍方人員的角度，詳細梳理戰時英國華北撤軍決策與行動的來龍去脈，考察英國對該問題認識的前后變化，以及中日兩國對英國撤軍行動的反應，并為分析戰時英國的綏靖政策提供新的思考角度。

 

一、 全面抗戰初期英國對華北撤軍問題的認識

 

列強在華北駐軍始于義和團運動時期。1901年《辛丑條約》簽訂后，其中的駐兵權條款賦予列強在華北駐軍的權利。根據當時列強協商議定的駐軍人數，北京使館衛隊的總人數不超過2000名，北京至山海關鐵路沿線的駐軍不得超過6200名。

 

1911年10月武昌起義發生后，北京外交團決定將華北駐軍的數量提高至《辛丑條約》允許的上限。此后列強紛紛增兵來華，其中以英國數量最多，共2840人，包括北京使館衛隊332人、天津2332人、唐山116人、秦皇島35人、山海關25人。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后，英國撤出大部分華北駐軍。根據中國政府的秘密調查，當時留在華北的英軍僅為371人，遠低于美國的1328人。

 

國民革命時期，英國再次增兵華北，兵力最多時達兩個步兵營。至1929年1月，英國又將華北駐軍的兵力縮小為一個步兵營，并在此后一直維持這一規模。以1931年的統計為例，兵力為1009人。1936年11月，駐扎上海的蘭開夏燧發槍團第一營（1st Battalion, Lancashire Fusiliers）被換防至天津。上海公共租界的英國駐軍則由北蘭開夏忠誠團第二營（2nd Battalion, Loyal North Lancs）接防，直到1937年淞滬會戰爆發。因此，全面抗戰爆發前后，英國在華北的駐軍為蘭開夏燧發槍團第一營，兵力為1007人。除平津兩地外，英國華北駐軍還包括在山海關等地的軍隊，但僅在夏天駐防。根據英國外交部檔案，截至1937年7月，英國在華北各地的駐軍分別為：北平使館衛隊252人、天津348人、山海關等地407人，共計1007人。而1937年4月的統計則為：北平使館衛隊246人、天津755人，其他地區沒有駐軍。4月與7月，在駐軍總人數幾乎不變的情況下，駐軍地點的變化反映了英國華北駐軍隨季節調整的特點。

 

除在非常時期英國會增兵外，平時英國華北駐軍的兵力約為一個步兵營。在中日戰爭的背景下，對于是否有必要維持這樣一支為數不多的駐軍，英國內部意見并不統一。1937年2月4日，英國陸軍部曾提出，為增強香港的防御力量，應該將華北和上海的駐軍撤退至香港。因為一旦英日之間發生沖突，英國分駐兩地的軍隊會被日本輕而易舉地消滅。對此，英國外交部從政治的角度提出反對意見：過早撤軍會損害英國的條約權利與國家威望，是對日本的一種投降行為，英國必須通過保持駐軍向日本和其他國家表明其維護在華利益的決心。結果，英國外交部的意見占據上風，華北駐軍維持不撤。

 

1937年底，華北大部分地區淪陷后，英國華北駐軍的撤退問題被再次提出。在英國看來，一旦日本在華北建立偽政權，除非能夠得到列強承認，否則就有必要撤回平津的外交官員和北平的使館衛隊，天津的駐軍是否撤退也需要考慮。為此，英國積極與美法協商。結果美國以為時過早為由不予考慮，同時認為即便日本在華北建立偽政權，也不會影響列強的條約權益。法國反對撤軍的理由更為充分：首先，主動撤離外交官員與駐軍，會被視為對《辛丑條約》簽字國所承擔義務的背棄；其次，外交官員與駐軍是支持中國政府的象征，撤退會被日本用來作為打擊國民政府威信的工具；最后，撤軍會立即危及天津租界的地位。鑒于美法兩國的態度，英國的撤軍提議暫時作罷。

 

至1938年初，華北地區政治形勢的變化使美英法等國不得不再次正視華北駐軍的撤退問題。盡管美國在1月18日改變計劃，決定撤退大部分華北駐軍，但是在天津擁有諸多利益的英國不能像美國那樣一走了之。在英國看來，一旦撤退華北駐軍，日本可能會立即侵犯天津租界。19日，日本在華軍事當局就曾以搜捕反日分子為借口，試圖強行進入租界，但在英國強硬表態后，日本的態度隨之軟化，聲稱是翻譯錯誤所致。英國將此事視為一種“極端的羞辱”，從而堅定暫不撤軍的立場。

 

可以看出，面對華北形勢的日益復雜和日本在華軍事當局的挑釁，英國外交部與陸軍部之間，甚至英國與其他列強之間，對于撤退華北駐軍其實并無分歧，只是對于撤軍的時機存在不同認識。但是，在這些針對撤軍問題展開的討論中，英國對于何時撤軍并沒有給出明確的時間。在給美國的外交照會中，英國也只是籠統地用“除非華北地區的局勢惡化到危險的地步”來表示。撤軍時間節點的確定，還有待形勢的發展。

 

1938年9月12日，希特勒在紐倫堡納粹黨集會上發表演講，威脅如果蘇臺德地區的德意志人沒有獲得自決權，德國將發動戰爭，捷克斯洛伐克危機正式爆發。歐洲地區的緊張局勢引起法國對遠東局勢的擔憂。27日，因擔心日本可能趁機對在華駐軍采取敵對行動，法國就是否應該撤退全部在華駐軍征詢英國的意見，并表示法國愿意與英國共同進退。對此，英國外交部認為，只要英國與德國不發生戰爭，日本就不敢冒與英國開戰的風險同英國在華駐軍發生沖突。同理，如果英國與德國發生戰爭，就應該立即撤退所有在華駐軍，因為戰爭將會是對撤軍最合理的解釋。

 

10月3日，英國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子爵（Viscount Halifax）專門致電英國駐華大使卡爾(A. Clark-Kerr)，告知他關于英國政府的撤軍計劃：1.目前暫時不撤軍；2.一旦英國與德國發生戰爭，上海公共租界的駐軍可以從長計議，但華北駐軍則需要撤退。“如果與德國發生戰爭，我們傾向于認為日本不會立即加入對我們的戰爭，而會等待局勢的發展。因此，我們希望，如有必要，將有時間在這段時期內進行撤軍。”

 

由此可見，直到1938年10月，英國對于華北撤軍的時間才有了比較明確的態度：歐戰爆發是撤軍的最佳時機。時機的確定雖然讓英國的撤軍行動有了時間參照，但也并非板上釘釘。隨著形勢的發展，撤軍時機仍有改變的可能。1939年天津租界危機期間日本在淪陷區掀起的反英運動，就險些使英國提前撤軍。

 

二、 反英運動的發生與英國內部的撤軍討論

 

1939年4月，偽聯合準備銀行天津支行經理、偽津海關監督程錫庚在天津英租界被刺殺斃命，英租界逮捕4名嫌疑犯。日方要求英方移交4人，但被拒絕，于是在6月封鎖英租界。7月15日，英國駐日大使克萊琪(R. Craigie）和日本外相有田八郎在東京舉行會談。為迫使英國讓步，日本在其國內和中國淪陷區同時掀起反英運動。在華北，激烈的反英運動致使多地英僑緊急撤離。如7月21日香港《大公報》報道：“開封偽當局提出‘最后通牒’后，已有英僑二十一人，于十七日離去開封。”青島的英國領事館甚至遭到反英組織的襲擊，一度迫使英國派遣炮艦予以馳援。7月24日，經過一系列的談判，英國與日本簽訂《有田—克萊琪協定》。盡管這個協定被視為自日本全面侵華戰爭爆發以來英國綏靖日本的最突出事例，但天津租界危機并未因此完全解除。實際上，英日就租界問題達成一般諒解后，雙方的談判進入細節討論階段，討論的核心是經濟問題，即是否禁止法幣流通以及是否將天津租界存銀移交給日方的問題。日本軍方明確表示，“除非經濟問題解決，否則決不解除封鎖”。此后，日本故技重施，繼續在淪陷區內煽動反英運動。

 

日本在淪陷區內掀起的反英運動給英國在華權益，尤其是在華英國僑民的生命財產安全造成極大威脅。用哈利法克斯的話說，英國在華北和華中幾乎已經陷入與日本公開敵對的狀態。在此背景下，英國僑民和以保護英國僑民生命財產安全為職能的華北駐軍卷入中日戰爭的可能性大大增加。基于此，8月14日，英國外交部又一次提出華北駐軍的撤退問題，并將華北英僑的撤退也納入考慮：“如果日本人在中國犯下的敵對行為危及英國婦孺的生命與自由，或者涉及英國軍隊，包括陸軍和海軍的生命與自由，將會有嚴重的危險，英國的公眾情緒會被激起并要求采取嚴厲的反擊行動。因此，我們需要考慮的是，是否應該盡量不引人注目地立即撤出那些極有可能在這里引起公眾騷動的因素。”

 

隨后，英國遠東外交官員和軍方人士先后就華北撤軍問題展開討論。8月17日，克萊琪發表意見稱，如果英國能夠與日本就天津租界問題達成協議，那么撤軍問題就不會出現。“如果談判破裂，我們仍可以得到美國的全力援助以抵消這種破裂的后果”。克萊琪稱，此時撤退華北駐軍將會被視為英國從中國撤退的第一個有形證據，進而會成為誘使日本進一步采取行動的引線。所謂進一步行動，指的是日本有可能借歐洲局勢緊張之際加入德意軸心國集團。因此，克萊琪認為，如果天津英租界遭到日本的攻擊，正確的做法應該是，“撤出英國僑民，將英國軍隊撤回香港，準備實施經濟反制措施，任何針對選擇留下的英國僑民的虐待都應通過逮捕適當的日本人作為反制”。

 

作為駐華大使，卡爾主要從撤軍對國民政府和華北英僑影響的角度進行分析。在卡爾看來，盡管英國在華北的駐軍數量不大，軍事價值微不足道，但是“道德價值巨大，撤退（除非在日本壓倒性軍事壓力下）將被認為是承認我們已經得出結論：‘就華北而言，游戲已經結束，我們已決定將我們現在和未來的利益轉交給日本人。’我認為這也是中國政府的看法，這對他們來說將是一個十分令人不安的打擊”。就撤軍對英國本身的影響而言，卡爾認為，如果歐戰尚未爆發就撤走華北駐軍，在政治上會對英國產生極為不利的影響，因為這意味著英國對日本的懼怕與示弱。從僑民的角度來說，卡爾認為由于在華駐軍的護僑職能，撤軍必然帶來撤僑問題，而華北地區大多數英國僑民迫于生計又不愿撤離。因此，在多數僑民不愿撤離的情況下，卡爾認為以護僑為己任的英國駐軍不能提前撤退。

 

對于撤軍后是否會誘使日本加入軸心國集團，卡爾表示，“我傾向于懷疑撤軍是否會對日本立即加入軸心國產生任何實質性影響，撤軍當然會被他們視為軟弱的標志，但我認為撤軍不能給他們帶來什么額外的誘惑。因為到目前為止，他們肯定已經衡量了我們的實力，以及如何根據我們的實力來討論他們與德國和意大利綁在一起是否明智”。

 

卡爾的觀點得到英國駐天津總領事杰彌遜(J. W. Jamieson)的贊同。杰彌遜也認為，如果歐洲爆發戰爭，日本不會立即加入軸心國集團，反而會采取觀望態度。撤退華北駐軍將會被視為英國對華北利益的放棄，而華北的英國僑民則不可避免地將撤軍視為一場災難。另外，杰彌遜還提出一種新的觀點，即在任何情況下，華北的英國駐軍都不能全部撤退，至少北平的使館衛隊要有所保留。

 

英國軍方人士的觀點與外交官員的看法基本一致。英國駐華海軍總司令諾布爾（Percy Noble）認為，英國完全從華北撤軍不切實際，因為這將會誘使日本同英國開戰，同時也會讓日本占領天津租界。諾布爾還認為，撤軍會對世界輿論尤其是美國輿論產生不利影響。因此，諾布爾建議在撤軍問題上，英國應該與法國保持密切聯系。英國天津駐軍司令官勞里（John Laurie）出于政治上的考慮，也反對撤退華北駐軍。

 

可以看到，盡管華北地區的反英運動愈演愈烈，但無論英國遠東外交官員還是軍方人士，大部分均反對立即撤軍。換言之，他們仍然更傾向于將歐戰爆發作為撤退華北駐軍的時機。有鑒于此，在8月29日召開的內部討論會上，英國外交部制定了“先撤僑后撤軍”的原則。可以預見的是，如果不出意外，一旦歐戰爆發，英國便可按部就班地將撤軍行動付諸實施。然而，就在英國安排撤退駐軍事宜之際，歐戰爆發后日本勸告照會的發出，打亂了英國此前對于撤軍時機的設想，使得英國的處置方略不得不由主動計劃變為被動應對。

 

三、 歐戰爆發后日本勸告照會的發出

與英國的應對

 

1939年9月1日，德國突襲波蘭，英國和法國對德宣戰，歐戰全面爆發。9月5日，日本以避免卷入戰爭為由，迅速向英、法、德、波等交戰國發出外交照會，勸告他們撤離在中國淪陷區內的所有駐軍。美國和意大利作為中立國，也收到日本的勸告照會。日本此舉的真實意圖，用法國外交部亞洲司司長肖維爾（Jean Chauvel）的話說，“顯然是利用歐洲局勢以逐步排除西方大國在中國的利益和影響”。

 

日本勸告照會的發出，使英國華北撤軍問題變得復雜起來。首先，撤軍范圍擴大至淪陷區的所有軍事力量，包含淪陷區水域的炮艦，而英國此前對于炮艦的撤退問題并未有過多的考慮。其次，對英國來說，此時撤軍與否都是棘手的難題：撤軍，會被看作是遵從日本建議的結果，從而損害英國在遠東的威望；不撤軍，則可能會面臨日本更加嚴重的壓力甚至沖突。面對此種進退兩難的處境，英國沒有選擇立即撤軍，而是采取以下策略予以應對，試圖有所轉圜。

 

第一，否認日本勸告照會的法理性。在收到照會后，英國首先的反應是質疑其合理性。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日本曾以最后通牒的方式要求德國從日本及中國的領海撤出所有軍隊與炮艦，遭到拒絕后，日本以此為借口向德國宣戰。克萊琪認為，盡管有前例可循，但1939年的中國與1914年完全不同，此時德國在華并無駐軍，交戰國軍隊也就不會形成軍事對峙的局面，因此日本的說法沒有根據。克萊琪的觀點得到英國外交部的認可，哈利法克斯同時提出，在通常情況下，如果占領國保持中立，則占領區的中立權利與義務可以移交給占領國。但是日本在1937年全面侵華后，并未正式宣布中立，因而也就不能行使占領區的中立權利與義務。

 

9月10日，英國外交部訓令克萊琪以口頭形式表達對日本勸告照會的反對態度。然而，法理層面的自圓其說不能保證現實層面的萬無一失。英國當然知道不能僅憑空談國際法就能應付日本的建議，所以研判日本勸告照會背后訴諸武力的可能性，成為英國接下來的應對策略。

 

第二，撤退部分淪陷區水域的炮艦以緩和形勢。實際上，早在收到日本勸告照會的當天，英國長江分遣艦隊指揮官霍爾特（Reginald Holt）即致電諾布爾，提出先撤退淪陷區5艘炮艦的建議，得到諾布爾的同意。與此同時，英國軍方和外交部門也陸續收到日本可能會訴諸武力的情報，從而加速了英國撤退炮艦的步伐。

 

9月7日，英國陸軍部通過香港“最秘密的來源”向英國外交部發送情報稱，日本對于占領天津租界勢在必得，且并未完全否認使用武力。同日，克萊琪從東京發回的電報證明了該情報的準確性，因為日本駐香港總領事曾向克萊琪直言，如果歐洲交戰國的軍隊和炮艦拒絕從日本控制區撤出，“在天津的日本軍隊可能會發現有必要解除那里英國駐軍的武裝”。25日，英國駐上海的海軍聯絡官也向英國海軍部發送情報，稱他與日本海軍大將野村吉三郎已進行會談，野村認為英國在撤軍問題上拖延過久，被日本視為在制造摩擦。因此，該聯絡官認為英國應該立即撤出一些炮艦作為緩和英日關系的表示。

 

基于對上述信息的研判，9月28日，英國海軍部最終同意按照霍爾特和霍布爾的意見先行撤退5艘炮艦。29日，英國外交部在與海軍部短暫溝通后，正式訓令卡爾和克萊琪將英國的撤軍決定告知中日兩國政府。然而，英國的行動并未起到緩和形勢的作用。10月2日，日本海軍中國方面艦隊司令及川古志郎發布聲明，敦促英國繼續撤退中國水域的剩余炮艦。由此，英國緩和形勢的策略歸于失敗。

 

第三，爭取美國的支持。1939年9月美國回應日本勸告照會，其反對撤退上海駐軍的強硬態度和日本的妥協讓步，使英國對爭取美國在華北撤軍問題上給予支持抱有期待。9月9日，英國拉攏法國，提出與美國協調的4個原則：強調歐洲局勢的嚴峻性，英法必須避免與日本發生不必要的摩擦；英法兩國早在日本發布勸告照會之前就已經考慮撤軍問題；在不久的將來撤退天津駐軍；一旦做出決定立即告知日本政府。這些原則實際上是在要求美國必須支持英國，否則英法華北駐軍就全部撤退。這與其說是同美國協調，倒不如說是以退為進，探尋美國對華北撤軍問題的底線。用英國外交部的話說，英國此舉在于“確定我們可以依賴美國支持的力度”。

 

9月19日，英國正式以備忘錄的形式將上述4個原則告知美國。英國在備忘錄中著重強調：“如果美國政府認為英國駐軍的撤出會削弱他們希望采取的立場，那么英國政府將很樂意重新考慮這個問題。”言外之意，英國在撤軍問題上會優先考慮美國的立場，但是英國的兵力有限，英軍繼續駐留華北需要有美國“明確支持的保證”。所謂“明確支持的保證”，指英國一旦與日本發生沖突，美國要給予英國軍事上的支援。在英國看來，英美合作一致可以成為應對華北撤軍問題的嘗試性辦法。9月20日，法國也給美國發送了一份措辭相同的備忘錄。

 

然而，對于英法的期待，美國不為所動。9月27日，美國正式回復英法兩國的備忘錄稱：“美國政府仔細考慮目前局勢中的各種因素，得出的結論是，當前美國在華駐軍應該留在原地，美國政府不希望他們從駐扎之地撤退。”在隨后同英國駐美大使洛西恩侯爵（Marquess of Lothian）的談話中，美國國務院政治關系顧問亨貝克（Stanley K. Hornbeck）再次明確指出“不希望撤軍”就是美國對各方期望的基本態度。由此可見，盡管英國非常希望爭取美國對華北撤軍問題的明確支持，但美國秉持1937年以來的“平行獨立”原則，始終沒有過多的表態，導致英國的期待落空。

 

第四，將華北撤軍問題與重啟天津租界談判掛鉤，以撤軍推動天津租界危機的解決。9月22日，在尋求美國的支持失敗后，英國戰時內閣就華北撤軍問題給出新思路：撤軍是必然的，但撤軍時機要選擇，必須在解決天津租界危機之后，“給人一種退而不弱的印象”。英國這種“先談判后撤軍”的思路，實際是將華北撤軍與重啟天津租界談判掛鉤，最早由英國外交部次官賈德干(Alexander Cadogan）提出。賈德干試圖通過英國主動撤軍換取日本在天津租界存銀問題和法幣流通問題上的讓步，進而促進天津租界危機的解決。29日，賈德干的計劃得到英國外交部的支持。

 

然而，英國此項策略的實施也不順利。9月25日，為改善與美國的關系，日本政府任命野村吉三郎為外相。克萊琪認為，日本外務省的此次人事變動可能會影響天津租界談判的重啟，“起碼幾天內無法恢復談判”。更讓英國意想不到的是，野村擔任外相后不久即陷入一場政治斗爭，直接中斷了英日之間可能重啟的談判。1939年9月，日本軍方為加強對外貿的統制，試圖將外務省的通商局與商工省的貿易局合并為貿易省。如此一來，外務省的權力必將受到削弱。為表示反對，以野村為首的外務省高級官員幾乎全部提出辭呈，讓日本阿部信行內閣岌岌可危。此次事件嚴重影響了英國的謀劃。當克萊琪10月11日拜訪野村并試探其對重啟天津租界談判的態度時，野村明確表示，在處理好外務省的危機之前，他無法集中精力思考天津租界問題。鑒于重啟談判的不確定性，英國不得不再次調整華北撤軍問題的解決方向，放棄先談判后撤軍的想法，轉而決定先撤軍。

 

四、 英國決定撤軍

 

在尋求美國的支持和將華北撤軍問題與重啟天津租界談判掛鉤等策略失敗后，1939年10月13日，英國戰時內閣正式做出撤退華北駐軍的決定。在此之后，英國通過弱化撤軍行動與日本勸告照會關系的方式緩解尷尬。

 

第一，推遲淪陷區水域剩余炮艦的撤退。面對日本要求撤退淪陷區水域剩余炮艦的要求，英國駐華使館代辦布羅德米德（Broadmead）認為應該照辦，而且位于長江上游中國大后方水域的炮艦也應該撤退。諾布爾對此持有不同意見。他認為，在日本頻繁轟炸中國后方的背景下，英國炮艦可以發揮作用，因此建議暫時不撤退長江上游的炮艦。與諾布爾關注炮艦的撤與留不同，卡爾更關心炮艦與華北駐軍的撤退順序。卡爾認為，在英國已經決定要撤退華北駐軍的情況下，大后方和淪陷區水域的炮艦以及華北的駐軍不能同時撤退，因此建議推遲炮艦的撤退。卡爾的意見得到英國外交部的贊同。11月3日，英國外交部綜合各方意見，對撤退剩余炮艦的問題做出決定：炮艦與華北駐軍不能同時撤退，逐步撤退整個淪陷區水域的炮艦，大后方水域的炮艦暫時不撤退。16日，英國海軍部對外交部的決定做出回應，同意再撤退淪陷區水域的3艘炮艦。

 

12月13日，英國正式向外界發布撤退中國淪陷區水域部分炮艦的聲明，而實際的撤軍行動則推遲到1940年1月。其中，“蚊蚋”（Gnat）號和“圣甲蟲”（Scarab）號于1940年1月3日撤往香港，“蝎子”（Scorpion）號于1940年1月5日撤往香港，而“燕鷗”（Tern）號和“海燕”（Petrel）號留在上海，暫時不撤退。經過此次撤退行動，英國在淪陷區水域的炮艦只剩下4艘，即長江分遣艦隊的“燕鷗”號、“海燕”號和“蟋蟀”（Cricket）號，以及西江分遣艦隊的“海鷗”號。通過分批撤退與延遲撤軍，英國在時間上盡可能地弱化了撤軍行動與日本勸告照會的關系。

 

第二，調派海軍陸戰隊北上接防。英國調派海軍陸戰隊北上接防的建議來自美國。在最初的撤軍設想中，英國原本計劃將華北駐軍全部撤退，并將華北地區英僑的生命財產安全交由日本軍隊保護。美國對此持有異議，建議英國在北平和天津保留一小部分象征性的力量。美國的建議得到英國戰時內閣的認可。關于象征性力量的兵力構成，10月24日，英國陸軍部最初的計劃是兩個排，但英國陸軍大臣霍爾·貝利沙（Leslise Hore-Belisha）認為兩個排的兵力不夠，應該適當增加：從上海英國駐軍中抽調一個連隊約175人到華北，其中連部和兩個排駐扎在天津，一個排駐扎在北平。貝利沙的建議得到英國外交部的贊同。英國外交部稱：“鑒于決定在天津和北平留下象征性的軍隊，我們的行動既不能被認為是屈服于日本人的建議，也不能被視為對日本人的善意姿態。”

 

第三，斟酌撤軍聲明。關于此次撤軍聲明的一般原則，在10月28日的戰時內閣會議上已經基本確定。其中主要包括：1.強調英國撤軍不是全面撤退，而只是減少人數；2.英國的撤軍行動既不能被認為是屈服于日本的建議，也不能被認為是英國為促進英日友好關系而向日本所做的讓步。根據這些原則，11月7日，英國陸軍部擬定撤軍聲明并征求英國外交部的意見：“為繼續執行保留英軍的政策，并盡可能減少所有的分遣駐軍，目前駐扎在華北的英軍正在撤出，并從上海派遣一個連隊接防，以維護我們基于1901年《辛丑條約》所規定的各項權利。”對此，英國外交部提出兩條修改意見：1.不提具體撤軍安排，尤其是從上海調派軍隊北上接防之事；2.不提《辛丑條約》，“忽略1901年的《辛丑條約》似乎更好，這樣就不會給日本人爭辯在目前的情況下《辛丑條約》已不再適用的機會”。總之，英國外交部認為撤軍聲明越簡單越好，盡量不要節外生枝，尤其不要給日本人否認《辛丑條約》的機會。

 

就在英國陸軍部與外交部商討之際，法國擬定的撤軍聲明帶給英國極大的啟發。法國認為，撤軍聲明應該僅限于華北地區，而且不應將撤軍描述為“撤退駐軍”，而是英法兩國根據歐洲形勢的需要，“基于1901年《辛丑條約》對在中國維持有效駐軍構成上的臨時修改”。關于上海駐軍，法國認為，由于這些駐軍1927年以后才來到中國，缺少條約依據，因此最好不要多說，“建議法國和英國的駐東京大使只有在被日本人問到時才應口頭提及此事”。

 

11月12日，在參考法國的撤軍聲明后，英國外交部正式確定撤軍聲明的內容：“根據1901年《辛丑條約》，英國政府在華北駐有部分軍事力量。由于歐洲的沖突在軍事上提供了契機和便利，英國政府決定只在華北駐留保護財產與維持秩序所必需的兵力。這個決定已經告知基于1901年《辛丑條約》同樣在華北駐有軍隊的各國政府。”13日，英國正式向外界發布自華北撤軍的聲明。可以看出，英國的撤軍聲明圍繞《辛丑條約》展開，不僅有助于維護英國的條約權益，而且讓英國的撤軍行動變得正面且合理，尤其是留駐少量兵力的說明，使得英國得以在法理層面進一步弱化撤軍行動與日本勸告照會的關系。

 

在一切準備就緒之后，12月3日，由上海北上接防的英軍連隊正式出發。18日，北平的使館衛隊正式撤離。香港《大公報》報道稱：“一向在北平擔任守衛英使館之德漢輕步兵縱隊，十八日乘晚車離平，轉道南下赴港，僅留東塞萊旅之一小隊接替，由軍官兩名指揮。”“東塞萊旅”的“小隊”即是從上海抽調的接防連隊。24日，天津的英軍也在香港完成集結，于1940年1月5日登船前往蘇伊士。至此，英國戰時在華北的撤軍行動告一段落。

 

余論

 

縱觀英國此次華北撤軍決策與行動，充滿反復與波折，其間的起承轉合、進退微妙，充分顯示歐戰之于英國遠東決策的重要影響。而在歐戰爆發后，英國已無余力與日本周旋。究其原因，首先在于英國此時仍未跳脫國際聯盟的解決框架。日本侵華本質上是對一戰后遠東國際秩序的挑戰，英國借助其主持的國際聯盟，在九一八事變后就介入中日沖突。盡管此后日本退出國聯，但英國仍然深受國聯解決框架的牽絆，中立與調停成為戰時英國對華政策的重要行動依據。因此，在華北撤軍問題上，英國仍想通過“保持現狀”來維持其“公道”的國際形象，其否認日本勸告照會法理性的做法可視為這一理念的體現。此外，英國堅持歐戰爆發前不撤軍的態度，也與保護其在整個亞洲的利益有關。英國當時在南亞、東南亞仍有大量殖民地，一味遷就日本可能會觸發骨牌效應，進而影響其在亞洲的殖民體系。

 

不過，從結果來看，英國最終撤軍亦是不爭的事實。和簽訂《有田—克萊琪協定》及封鎖滇緬公路一樣，撤退華北駐軍是太平洋戰爭爆發前英國對日本采取綏靖政策的重要證明。之所以如此，在于英國遠東決策中的德國因素具有壓倒性作用。正如《申報》所言：“今日英法之所亟，端在對德，故于凡百問題，悉以所影響及于對德問題之利害為權衡中心，從而分別取舍從違。”將歐戰爆發作為華北撤軍的最佳時機，是英國在1938年捷克斯洛伐克危機中得出的認識，這個認識并沒有因為1939年日本在淪陷區發動反英運動而改變，亦從反面顯示德國因素的重要影響。

 

對于日本來說，英國最終撤軍的事實足以讓他們感到滿意。《讀賣新聞》在1939年底發布的日本年度外交政策檢討中，將英國的撤軍行動視為英國特別渴望與日本合作的表現。對于英國撤軍與日本勸告照會的關系，《東京朝日新聞》也有意將兩者聯系起來，認為英國的撤軍與日本的勸告照會“趣旨相符”。相比之下，中國報刊輿論界的反應則比較復雜，其中以批評英國撤軍與強調英美遠東政策的差異最具代表性。《大公報》認為，英國在日本于華北掀起反英運動之際撤軍，時機并不明智。《申報》在批評英國撤軍行動的同時，重點肯定美國不撤軍聲明所彰顯的遠東政策的堅定性。

 

實際上，報刊輿論界的認識也是中國政府的態度。就反對撤軍而言，國民政府外交部部長王寵惠曾經明確要求駐英大使郭泰祺勸告英國堅持立場，拒絕日本的無理要求。就強調英美遠東政策的差異而言，1939年11月18日，蔣介石在其日記的“上星期反省錄”中也記載：“英法撤退華北大部分軍隊，僅留小部隊保護其權利之聲明，此又英美矛盾現象之一。”在蔣介石看來，英國撤軍與否已經無足輕重，態度堅定的美國才是遠東危局的挽救者。

 

對于中國方面這種明顯的“抑英揚美”傾向，英國并不認同。面對遠東危局，英國認為盡管美國高喊打敗日本軍國主義是永久性解決問題的辦法，但卻在該出手時不出手：“如果美國不愿意幫忙，那誰來打敗日本軍國主義呢?”不過，英國這套說辭在美國看來也不成立。正如美國學者克利福德(Nicholas Clifford)所言，雖然維護西方的條約立場有助于增強中國的抗戰地位，但同時也意味著維持英國在華的特權地位。在此背景下，美國自然不愿為英國火中取栗。這既是在1939年華北撤軍問題上英美合作有限的原因，也是美國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前秉持“平行獨立”原則的根源。總之，英國此次撤軍決策與行動表明，在英美合作有限的前提下，綏靖日本仍是英國無法繞過的路徑選擇。

 

作者：陳志剛，西南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副教授、重慶中國抗戰大后方研究中心研究人員；來源：《抗日戰爭研究》2024年第1期，注釋從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