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玉成丨從憂患意識到底線思維：黨的幾代領導人的堅持和發展

點擊：作者：楊玉成來源：昆侖策網【授權】發布時間:2023-02-14 10:25:45

【摘要】中國共產黨人是中國傳統憂患意識的繼承者和發揚者，憂患意識成為中國共產黨人的革命意識和執政意識的重要組成部分。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鄧小平、陳云等中國共產黨人在領導中國革命和建設過程中飽含憂患意識，時刻防備出現“最壞的情況”；改革開放以來，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等黨和國家領導人在領導中國改革開放過程中常懷憂患意識，在居安思危中不斷化解各種矛盾和風險，扎實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各項事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習近平進一步把“從最壞處著想”等思想方法提煉為“底線思維”方法，把它作為防控重大風險的重要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底線思維”方法對從根本上解決“跳出歷史周期率”這一重大課題提供了重要指引。

中國共產黨人既是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也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傳承者和發揚者，他們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對中國傳統憂患意識作出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第一代中國共產黨人較早運用馬克思主義唯物辯證法，把中國傳統憂患意識轉化為“從最壞處著想”等思想方法，把它作為應對重大困難和挑戰的重要思想方法、工作方法、領導方法。以習近平同志為主要代表的當代中國共產黨人進一步把“從最壞處著想”等思想方法提煉為“底線思維”方法，把它作為防控重大風險的重要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底線思維”方法不僅對防范化解那些有可能遲滯甚至中斷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進程的全局性風險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而且對從根本上解決“跳出歷史周期率”這一重大課題提供了重要指引。

一、從憂患意識到底線思維

憂患意識是中國傳統人文精神的重要組成部分，在中華傳統思想文化中源遠流長。先秦時期是我國思想文化形成和發展的重要時期，也是憂患意識形成和發展的重要時期。先秦儒家的憂患意識最具代表性。儒家經典著作《尚書》被看作我國古代最早的歷史文化典籍，其中就包含居安思危思想。《左傳·襄公十一年》記載，晉悼公大臣魏絳曾經引述《尚書》中的“居安思危”一語規勸悼公：“《書》曰：‘居安思危’，思則有備，有備無患。”意思是說，處安定時要想到危險，想到了就會防備，有了防備就沒有禍患。儒家的另一部經典著作《周易》更是彌漫著濃厚的憂患意識。《周易·乾卦》說：“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無咎。”意思是，君子整天勤勉努力，即使晚上也不敢懈怠，雖處危境，但并沒有太大的災殃。《周易·既濟卦·象辭》說：“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意思是，君子提前考慮災禍，預先防止它的發生。《周易·系辭下》記載：儒家代表人物孔子說，“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意思是，君子處在安定的時候不忘記可能出現的危險，國家保全的時候不忘記可能滅亡，國家大治的時候不忘記可能出現的禍亂，這樣自然身家性命安全，國家也可以保全無虞了。先秦儒家另一位代表人物孟子則對憂患的重大意義作出深刻闡述，他的“生于憂患而死于安樂”（《孟子·告子下》）成為千古名言。先秦道家代表人物老子和墨家代表人物墨子也主張提前防備危亂。老子強調：“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亂。”（《老子》第六十四章）墨子強調：“強必治，不強必亂；強必寧，不強必危，故不敢懈怠。”（《墨子·非命下》）

先秦之后，多數學者以史為鑒，從歷史的治亂興衰中吸取深刻教訓，不斷深化對憂患意識的認識。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為己任的西漢著名史學家司馬遷提出“原始察終，見盛觀衰”（《史記·太史公自序》）思想，強調從歷史角度把握事物盛衰規律。西晉著名史學家陳壽指出：“明者防禍于未萌，智者圖患于將來”（《三國志·吳書·呂蒙傳》），強調提前防止禍患的重大意義。唐代名臣魏征指出：“自古失國之主，皆為居安忘危，處理忘亂，所以不能長久”（吳兢《貞觀政要·政體》），勸戒統治者引以為戒。北宋著名史學家和文學家歐陽修聯系五代史上的治亂興衰教訓，指出“憂勞可以興國，逸豫可以亡身”（《新五代·伶官傳》）。清末著名學者魏源通過讀史深悟治亂循環之道，指出：“治久習安，安生樂，樂生亂；亂久習患，患生憂，憂生活。”（《默觚·治篇》）

中國共產黨人是中國傳統憂患意識的繼承者和發揚者，憂患意識成為中國共產黨人革命意識和執政意識的重要組成部分。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鄧小平、陳云等中國共產黨人在領導中國革命和建設過程中飽含憂患意識，時刻防備出現“最壞的情況”。毛澤東在黨的七大前后認真考慮各種“最壞”情形，寧可把形勢想得更復雜一點，把挑戰看得更嚴峻一些，把困難估計得更充分一些，力爭對可能出現的最壞情形做好充分的預判和準備。他在這一時期反復提及要“準備最壞局面”，并以此作為想問題、辦事情、定政策的根本出發點。1945年5月31日，毛澤東在黨的七大上作結論時講到“準備吃虧”問題，專門講可能要面對的困難。他連續講了17條困難，一再提醒大家要充分估計困難，明確指出：“我們要把估計放在最困難的基礎上，可能性有兩種，我們要在最壞的可能性上建立我們的政策”“要有充分的信心估計到黑暗，把各方面都充分估計到”，“許多事情是意料不到的，但是一定要想到，尤其是我們的高級負責干部要有這種精神準備，準備對付非常的困難，對付非常的不利情況”。1955年3月，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上的講話中談到應對突然事變時強調：“從最壞的可能性著想，總不吃虧。不論任何工作，我們都要從最壞的可能性來想，來部署。”“準備對付最壞局面”，“要在最壞一點上來布置工作”。1962年5月，劉少奇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指出：“我們應當充分估計當前的困難以及現在還設想不到的困難。要準備迎接困難，克服困難。否則，對克服困難我們就會精神準備不夠，這是危險的。”

改革開放以來，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等黨和國家領導人在領導中國改革開放過程中常懷憂患意識，在居安思危中不斷化解各種矛盾和風險，扎實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各項事業。1988年6月3日，鄧小平在一次談話中指出：“我們要把工作的基點放在出現較大的風險上，準備好對策。這樣，即使出現了大的風險，天也不會塌下來。”江澤民指出：“領導干部特別是高級干部一定要居安思危，憂黨憂國憂民，千萬不能高枕無憂、歌舞升平。”胡錦濤強調：“我們必須有足夠估計，做好最充分的準備。……寧可把風險和困難估計足一些，也千萬不要因為估計不足而在風險發生時手足無措，陷于被動。”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一再強調，必須增強憂患意識，做到“居安思危”“未雨綢繆”。他繼承和發展了毛澤東等黨的幾代領導人“從最壞的可能性著想”“把困難估計充分”等思維方式，對領導干部明確提出“堅持底線思維”的要求。2016年1月18日，習近平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專題研討班上的講話中引述了毛澤東在黨的七大上所列舉的17條困難，把毛澤東的觀點看作“守住底線”的重要思想方法。2018年1月5日，習近平在新進中央委員、候補委員和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專題研討班上的講話中再次提到毛澤東所列的17條困難，并就增強憂患意識、防范風險挑戰作出專門論述，從8個方面列舉了16條需要高度重視的風險，強調指出：“各種風險我們都要防控，但重點要防控那些可能遲滯或中斷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全局性風險。”2019年1月21日，黨中央專門就“堅持底線思維著力防范化解重大風險”這個主題，舉辦了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堅持底線思維著力防范化解重大風險專題研討班，習近平在開班式上的講話中就防范化解政治、意識形態、經濟、科技、社會、外部環境、黨的建設等領域重大風險作出深刻分析，提出明確要求。2020年4月8日，習近平在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會議時，再次強調底線思維，要求做好較長時間應對外部環境變化的思想準備和工作準備。2021年11月習近平在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上號召：“全黨必須銘記生于憂患、死于安樂，常懷遠慮、居安思危。”這是當代中國共產黨人憂患意識和底線思維的集中表達。

從實質上看，毛澤東等黨的幾代領導人提出的“從最壞的可能性著想、準備對付最壞局面”等思維方式是中國傳統憂患意識和馬克思主義辯證思維相結合的成果，是中國傳統居安思危理念的具體化。習近平把黨的幾代領導人的相關思維方法提煉為“底線思維”，明確指出我們在政治、意識形態、經濟、科技、社會、外部環境、黨的建設等方面應當守住的“底線”，這是對中國傳統居安思危理念的進一步具體化和細化，使之更具有可操作性。

二、底線思維的基本內涵

習近平多次強調：“要善于運用‘底線思維’的方法，凡事從壞處準備，努力爭取最好的結果，這樣才能有備無患、遇事不慌，牢牢把握主動權。”這就是說，對于任何事情，如果我們能夠按照出現最壞情況來做準備，這樣的準備就是最周詳、最充分的，有這樣的充分準備“打底”，再努力往好的方向爭取，往往能得到好的結果。概括地說，底線思維就是“客觀地設定最低目標，立足最低點，爭取最大期望值”的思維方法。

（一）何謂底線

底線思維所講的“底線”又可稱作下限、紅線、警戒線等，包含一定價值內涵，通常是對社會事物或社會事態而言的，指的是社會事物向不好狀態轉變的界線。在日常生活中，底線往往指談判雙方討價還價時心里可以承受或能夠認可閾值的下限，或者指進行某項活動前設定的最低期望目標，或者指不容侵犯的警戒線，等等。突破或逾越諸如此類底線將造成行為主體不愿看到甚至難以承受的后果。從馬克思主義哲學角度看，社會事物在現有質態下，既有可能通過質變向高層次質態“飛躍”，也有可能通過質變向低層次質態“墜落”或“蛻變”。所謂“底線”，就是社會事物保持其現有質態的“度”的下限，往倒退或壞的方向質變的臨界點，一旦突破此“下限”或“臨界點”，社會事物就陷入更低一個層次的質態，甚至墜入不堪設想的可怕境地。底線之所以不可逾越，就是因為它是向壞的質態蛻變的臨界點。比如，一個社會主義社會如果拋棄了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也就突破了社會主義社會的底線，蛻變為前社會主義社會。一個干部如果突破廉潔自律的底線，就滑入“違紀違法”狀態，甚至墜入“犯罪”深淵。

有學者指出，“底線”概念在不同場合有不同含義，概括地說，有兩種基本含義：“一是目標底線，即主體確定的在實踐中應該達到的最低期望；二是行動底線，即為保障最低目標，主體劃定的行為界限，如需要遵循的實踐原則以及什么決不能做、什么又必須要做等具體行動規范等。”這個概括有一定道理。確實，“底線”在不同領域有不同體現，在有的領域表現為我們必須遵循的基本原則和行動規范，這主要是一種定性的劃線；在有的領域表現為行動主體依據客觀情況確定的最低期望目標，這主要是一種定量的劃線。在政治、思想文化和國際關系等領域，“底線”主要表現為必須堅守的原則和規范。比如，在政治領域，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堅持以人民至上的政治立場、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等，是必須堅守的政治底線；在思想文化領域，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是必須堅守的意識形態底線；在國際關系領域，維護國家正當利益，特別是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等核心利益，是必須堅守的國家安全底線。在經濟社會發展領域，底線主要表現為根據客觀情況科學地設定的最低目標。比如習近平明確提出各領域各部門的最低任務目標，“18億畝耕地紅線絕不能突破”；“要牢固樹立生態紅線的觀念”；“牢固確立法律紅線不能觸碰、法律底線不能逾越的觀念”；金融領域要“堅決守住不發生系統性和區域性金融風險的底線”；在社會保障領域要“保基本、兜底線”。習近平還用“軍令狀”來明確脫貧攻堅和反腐是必須完成的剛性任務，指出“明確到2020年現行標準下農村貧困人口全部脫貧、貧困縣全部摘帽，是我們黨立下的軍令狀”；反腐“必須除惡務盡”“軍令狀不是隨便立的，我們說到就要做到。”

（二）做好最壞打算、爭取最好結果

習近平指出，堅持底線思維，要“從最壞處著眼，做最充分的準備，朝好的方向努力，爭取最好的結果”。由此可見，堅持底線思維包含“從何處著眼”“做什么樣的準備”“如何努力和爭取”三個相互聯系的方面，是“知”與“行”、“有守”與“有為”、“遵循客觀規律”與“發揮主觀能動性”的有機結合。

“從最壞處著眼”，就是要預想事情滑向“底線”即走向最壞情況的各種可能性，預估可能出現的各種風險。強化這種預想和預估，實際上就是強化憂患意識、危機意識、風險意識，就是居安思危。這種“從最壞處著眼”的思維方式，實際上就是古人所謂“居安而念危，則終不危，操治而慮亂，則終不亂”（宋祁《直言對》）。由此可見，底線思維首先是一種“以退為進”的防范型思維，在思想上和策略上重視預測風險、防范潛在危機，因此也可以說是一種憂患型思維。有人認為，這是“中國傳統憂患意識思想在現代思維方法中的自然延伸與邏輯發展”。從馬克思主義哲學角度看，底線思維實際上是辯證思維的深化和拓展。2012年11月30日，習近平在中共中央召開的黨外人士座談會上的講話中就明確指出：“我們要堅持‘兩點論’，一分為二地看問題，既要看到國際國內形勢中有利的一面，也看到不利的一面，從壞處著想，做最充分的準備，爭取較好的結果。”2017年7月26日，習近平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專題研討班上的講話中進一步指出：“分析國際國內形勢，既要看到成績和機遇，更要看到短板和不足、困難和挑戰，看到形勢發展變化給我們帶來的風險，從壞處著眼，做最充分的準備，朝好的方向努力，爭取最好的結果。”由此可見，底線思維強調凡事從壞處著想，就是告誡我們要善于運用矛盾的觀點來分析客觀形勢，不僅要看到積極因素、有利因素，更要看到消極因素、不利因素，在追求“好”的結果的時候，更要有“事情變壞”的思想準備，而且還要把不利的方面看作矛盾的主要方面，把預防“事情變壞”作為思考問題的基點，否則不僅容易陷入安于現狀、夜郎自大、不思進取的精神狀態，更有可能犯下不可挽回的錯誤。

“做最充分的準備”，就是針對預想的最壞情況和預估的風險，做好應對的充分思想準備和工作預案準備。有備才能無患，才能遇事不慌，才能牢牢把握主動權。有備首先是心理、思想上的準備。毛澤東指出：“許多事情是意料不到的，但是一定要想到，尤其是我們的高級負責干部要有這種精神準備，準備對付非常的困難，對付非常的不利情況。”把困難估計充分，不是為了制造緊張氣氛和悲觀失望情緒，而是為了沉著應對挑戰、有效戰勝困難。習近平也一再告誡全黨“要堅持底線思維，保持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的態度”，有了心理上、思想上的防范，就不會對危機到來感到意外，也能有效減輕危機猝然爆發時的心理恐慌。有備，更重要的是應對之策的準備，以應對預案之備來求得“無患”。面對國際國內復雜多變的形勢，習近平在指出要“盡可能把各種可能的情況想全想透”的同時，更強調“把各項措施制定得周詳完善”。他指出：“對已經看得清的方面，要深入研判、早做謀劃、從容應對；對暫時難以看清的方面，要密切跟蹤、未雨綢繆、靈活應對。”有了對策準備，才會有“兵來將擋、水來土掩”的有條不紊，而不致進退失據、茫然失措。

總之，做好最充分的準備，是堅持底線思維的核心。有“最充分的準備”打底，如果事情真的走到最壞地步，我們就能夠果斷使出已經準備好的招數去解決，堅決守住底線，促使事情轉危為安。這也就是說，就算真的出現最壞情況，我們也可以從容不迫地應對，做到心中有數、處之泰然，從而掌握處理風險或危機的主動權。而如果事情沒有走向最壞的情況，那么我們為出現最壞情況所做的充分準備，對于應對這種非最壞的情況就綽綽有余了。

“朝好的方向努力，爭取最好的結果”，就是在實際工作中努力防止事情滑向底線，即努力防止出現最壞的情況，這樣再經過努力往好的方向爭取，就有可能取得最好的結果。因此，堅持底線思維絕不是聽天由命，絕不能靠“心想事成”。要把可能變為現實，取得盡可能好的結果，需要的是切實的主觀努力。為此，在部署各項工作時，習近平總是不忘提醒全黨：充分估計最壞的可能性，同時通過工作確保不出現最壞的情景。從馬克思主義哲學角度看，這種思維方式是唯物辯證法的質量互變規律的運用。前面說過，底線實際上是事物從一種質態向另一種質態倒退的臨界點，防止事物滑向底線并在事物滑到底線時堅決出手守住底線，實際上就是堅定不移地把事物控制在“度”的范圍內，守住事物的現有質態。凡事從底線出發考慮，就有最充分的心理準備和應對策略準備，在堅守“底線”的基礎上努力追求好的結果，最終往往會有好的收獲。因此，善于運用底線思維，不是守著底線無所作為，而是以“保底”作為可靠的保證，從而更有信心和決心去追求更好的結果。因此，堅守底線并不是底線思維的核心價值目標，力求在堅守底線的前提下取得更好的結果才是底線思維的核心價值取向。這是“有守”和“有為”的辯證統一。

習近平在治國理政實踐中善用底線思維，在改革的政治方向、經濟工作、思想文化和意識形態工作、社會治理、生態文明建設、軍隊建設、黨的建設以及外交工作等方面都預設“底線”，并做好應對策略的充分準備，在立足“底線”的基礎上，努力爭取好的結果。

（三）守住“底線”、防范化解重大風險

習近平在講底線思維時總是與講防控風險連在一起，強調要充分估計最壞的可能性，要通過工作防止出現最壞的情景，堅決守住經濟、政治、民生、生態環境、外交等領域的各種底線，特別是要重點防控那些可能遲滯或中斷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全局性風險，體現出強烈的憂患意識和高度的風險意識。

習近平指出：“防范化解重大風險，需要有充沛頑強的斗爭精神。領導干部要敢于擔當、敢于斗爭，保持斗爭精神、增強斗爭本領，年輕干部要到重大斗爭中去真刀真槍干。”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在多個重要場合一再強調我們要進行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必須發揚斗爭精神、增強斗爭本領。他還把進行偉大斗爭擺在“四個偉大”之首，可見重視之程度。習近平是從社會矛盾分析角度來認識斗爭的，他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指出，社會是在矛盾運動中前進的，有矛盾就會有斗爭。我們黨在領導人民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過程中，要有效應對重大挑戰、抵御重大風險、克服重大阻力、解決重大矛盾，必須進行偉大斗爭，才能取得勝利。2019年9月3日，習近平在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中青年干部培訓班上的講話的主題就是“發揚斗爭精神，增強斗爭本領”，明確指出：“我們共產黨人的斗爭，從來都是奔著矛盾問題、風險挑戰去的。”特別是面對危害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等各種重大風險挑戰，我們必須進行堅決斗爭，而且必須取得勝利。

三、底線思維對憂患意識的創新和發展

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內蘊厚重的憂患意識，盡管這種傳統憂患意識對于維系中華民族的生存和發展發揮了重要作用，但也有其歷史局限性。一是中國傳統憂患意識以及作為其核心的居安思危理念基本上還屬于“警世危言”范疇，不屬于現代科學思維方法論范疇，盡管經常能起到令人警醒的作用，但可操作性不強，既沒有提出準確識別和判斷危機到來的方法，也沒有提出防備和化解危機的預案或具體辦法。二是盡管中國古代許多國家和社會治理精英不乏憂患意識，其憂患意識或許確實有助于延緩政治危機和社會危機的到來，但由于歷史的局限性，他們找不到防范化解風險挑戰的根本之策，無法使中國社會從根本上擺脫治亂循環的歷史周期率。

習近平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和中國傳統憂患意識相結合，對傳統憂患意識特別是作為其核心的居安思危理念作出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形成“底線思維”方法。如前所述，底線思維方法屬于現代科學思維方法，具有清晰內涵、較強的可操作性，包括精準識別底線、按照堅守底線的要求做好預案或應對準備、爭取最好結果等明確的操作步驟。

更為重要的是，習近平還把底線思維與戰略思維、歷史思維、創新思維等科學思維方法相結合，對于如何跳出歷史周期率課題進行深邃思考，為我們防范化解中國數千年歷史中治亂循環這一根本性的風險挑戰指明了方向。中國共產黨人繼承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的憂患意識，很早就開始思考如何跳出歷史周期率問題。在毛澤東與黃炎培的“窯洞對”中，毛澤東自信地說：“我們已經找到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周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毛澤東的總體思路是“走民主新路”。那么，怎么走民主新路？一方面要讓人民監督政府，另一方面還要靠人人起來負責，即人民參政議政。我們黨創建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這一根本政治制度以及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就是這一初衷的重要體現。

習近平較早就開始思考跳出歷史周期率問題，并且高度重視毛澤東提出的“走民主新路”。早在1989年1月，習近平在《干部的基本功——密切聯系人民群眾》一文中，把毛澤東對如何克服歷史周期率的回答理解為走新路，“這條新路就是民主，走群眾路線”。習近平富有創意地把走群眾路線看作有中國特色的“民主路線”。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進一步深化和拓展對“走民主新路”的思考，拓展為對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思考。他運用戰略思維、歷史思維、創新思維，把握人類社會發展的總體趨勢和方向，把握歷史規律，提出通過全面深化改革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大戰略任務。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和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提出并作出系統部署的“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是解決跳出歷史周期率問題的一個大方向，一個根本之策。“走民主新路”實際上是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我們黨必須通過全面深化改革，不斷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整個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當然，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是解決跳出歷史周期率課題的一個方面。對于中國共產黨這樣一個長期執政的馬克思主義政黨而言，還必須解決保持黨自身的先進性和純潔性問題，必須解決長期執政所可能產生“懈怠”問題。這主要靠黨的自我革命，靠黨的自我凈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黨的自我革命的主要手段是全面從嚴治黨，這是我們黨永葆青春活力的重要法寶。全面從嚴治黨的關鍵是搞好黨的建設，所以習近平強調，在統攬偉大斗爭、偉大工程、偉大事業、偉大夢想這“四個偉大”中，“起決定性作用的是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從制度層面看，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把堅持和完善黨和國家監督體系作為黨在長期執政條件下實現自我凈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重要制度保證，也就是作為自我革命的重要制度保障。這個制度體系有三個方面：一是健全黨和國家監督制度；二是完善權力配置和運行制約機制；三是構建一體推進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體制機制。這個制度體系的實質就是要實現治黨方式的現代化，實現“依規依紀依法治黨”的現代政黨治理方式。總之，通過全面從嚴治黨推動黨的自我革命和通過全面深化改革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是解決跳出歷史周期率問題的兩個重要方面，并且黨的自我革命對于全面深化改革和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還有重要的引領作用。這也是“以偉大自我革命引領偉大社會革命”的重要內涵。通過“推進黨的自我革命”和“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雙輪驅動，我們黨一定能夠在解決跳出歷史周期率問題上邁出堅實的步伐，創造出中國歷史上真正的千秋偉業。

總之，通過對跳出歷史周期率課題的深入思考并提出行之有效的應對舉措，習近平的底線思維使蘊含于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傳統憂患意識具體化和細化，具有較強的實際可操作性，使傳統的居安思危理念和智慧在新時代獲得新的生命和力量。

（作者系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哲學教研部教授、博士生導師；來源：昆侖策網【授權】，轉編自“毛鄧理論研究”，原刊于《毛澤東鄧小平理論研究》2022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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