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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政府采購在美國計算機、大飛機、芯片產業和互聯網等眾多核心技術的原始創新和霸主地位的形成中發揮了關鍵性的作用。但與美國的做法相反，中興事件揭露出我國一直沒有利用政府采購推進自主芯片和操作系統等核心技術的發展，這是導致美國在中興事件中攥住我國信息產業命根子的主要根源，中興事件給我國加入WTO《政府采購協定》提出了嚴重的警告。在我國已經加入世貿組織的情況下，政府采購已經成為我國在研發資金投入之外支持核心技術創新的唯一手段，而前者的效率遠比后者更有效。

政府采購又被稱作公共采購，它并不限于狹義的政府部門，而是涵蓋了使用財政資金進行采購和投資的學校、公立醫院、國防部門和國有企業等。WTO的“GPA（政府采購協定）所稱政府采購涵蓋了國家預算單位，以及接受財政和政府其他支持的機構，包括國有企業。”政府采購一般占各國國民生產總值的10-15%左右，但在許多發達國家要占到20%以上。在我國，由于國有企業在國民經濟中所占比例遠遠高于其它國家，因此，筆者估計，政府采購占我國國民生產總值的比例不會低于20%。在發達國家特別是在美國，在建立產業價值鏈高端、推動核心技術創新和發動顛覆式創新方面，政府采購作為一種替代關稅保護的產業政策是其最重要的需求方創新政策。

美國經濟史的研究說明，美國計算機、噴氣式發動機、半導體和互聯網等幾乎所有核心技術創新的產品試用機會和初始市場都是由美國政府通過包括國防訂貨在內的政府采購提供的。弗農·拉坦是世界上公認的和最負盛名的技術創新研究專家，2006年他在《戰爭對經濟增長是必要的嗎？——軍事采購與技術發展》的研究報告中直言，他竟然長期沒有重視軍事及國防相關的研究、開發和采購在商用技術創新中所發揮的重要作用，而美國的國防及國防相關政府部門的政府采購在半導體、計算機、互聯網、航天、航空和核能等許多通用型顛覆性技術的革命中都發揮了主導作用，他感慨到：“它們的作用是那么的一目了然，我竟然視而不見！”

正如科技專家們注意到的，“軍事采購和政府提供資金的研發”是戰后早期美國電子、計算機和飛機工業發展的主要因素，在微電子領域，人們普遍認為，軍隊在推動計算機、半導體和軟件技術發展方面的作用至關重要。在這方面，美國政府提供研發資金發揮著重要作用。例如，以集成電路（或稱半導體）產業的發展為例，從1948年到1957年，美國軍方承擔了貝爾實驗室晶體管研究費用的38%，在1953年，該實驗室大約有一半的研究經費來自于美國陸軍信號部隊；1953年，陸軍部又資助西方電氣公司在賓夕法尼亞州羅德戴爾建立晶體管制造廠，之后又先后資助通用電氣和美國無線電公司設廠生產晶體管，并簽訂采購合同。

雖然政府提供研發資金對集成電路產業的發展發揮了重要作用，但是，一些學者卻指出，在戰后美國的顛覆式創新特別是在其信息技術革命中，“通過國防對技術提供刺激的大部分是通過大膽的（政府）采購，而不是通過為研發提供資金”實現的。例如，在航空領域，美國波音公司的工程師們在20世紀40年代就在考慮開發商用噴氣式飛機的可能性。但是，礙于龐大的開發成本和高風險，實際工作一直沒有成行，直到波音公司拿到美國空軍的采購合同，要求其為美國空軍B-52轟炸機研制軍用噴氣式空中加油機，波音的噴氣式飛機計劃才得以成行，在此基礎上，才誕生了世界第一架在商業上取得成功的噴氣式民航客機--波音707。

在許多學者看來，政府采購要比政府提供研發資金更能推動顛覆式創新或核心技術創新。著名國際政治經濟學家琳達·維斯在對美國戰后技術發展史進行深入研究后指出，“美國聯邦政府機構建立了以（政府）技術采購作為驅動力的最強大的技術發展模式。”政府采購“相當于政府承諾從私營部門購買新開發的商品和服務，這基本上是通過與私營部門簽訂研發合同提供補貼的。這是‘需求拉動’的有力杠桿，因為（在政府采購的情況下），政府既為產品創造了市場，又為其發展提供了融資”，而“單靠研發投資是不足以帶來創新或利用創新的”：“雖然研發項目已經成為新知識和技術選擇的寶貴來源，但僅憑研發投入還不足以促成新技術的快速應用。電子技術的創新之所以能實現經濟效益，關鍵在于它能得到廣泛的商業化應用。”由于政府采購可以為顛覆式創新或核心技術的起飛提供有保障的市場，因而，相對于政府提供研發資金而言，政府采購對技術創新產生了更強有力的刺激。

政府采購之所以在美國戰后信息技術產業的形成中發揮著關鍵性的作用，原因就在于這些顛覆性創新產品在一開始是不可能有商用市場的，正是政府采購為這些初創企業創造了有保證的初始市場和技術試錯的機會，使其在早期階段通過政府采購所提供的有保障的市場順利并快速地渡過學習曲線，并在其壯大階段中通過政府對其開拓商用市場的大力支持，助其獲取更多社會資金的支持等。美國主要的先進半導體芯片生產商，如英特爾、仙童、美國國家半導體公司等，就是在與政府簽訂采購合同生產(用于軍事和商業用途的)芯片的條件下建立的，政府采購的作用不只是通過采購合同為其提供了充足的研發資金，更重要的是它也保護了這些企業免受外國公司的競爭，并在成本加成的基礎上為其提供了大量銷售的市場。

在琳達·維斯看來，在美國國內市場上，政府采購是美國政府培育其民族工業領先于外國競爭者并具有普遍性的一種產業政策工具。“政府采購與美國冠軍企業的全球性增長緊密相連: 波音、IBM、洛克希德、卡特彼勒和摩托羅拉，這只是一些家喻戶曉的名字，它們的興起就在于政府的采購合同，并繼續躋身于美國政府的頂級承包商之列。與政府簽訂的長期采購合約為美國計算機產業的起飛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初始市場。”就政府采購在信息技術早期發階段所發揮的重要作用而言，這方面的例子不勝枚舉。例如，直到20世紀60年代中期，美國政府一直是美國制造的集成電路器件的唯一客戶。“在20世紀50年代，IBM超過50%的收入來自于政府采購合同，政府采購為之提供了實質性的、有保障的市場，幫助IBM成為了業界的佼佼者。”

目前,許多人業已知道，導致蘋果電腦和手機創新成功的技術創新都是美國聯邦政府研發投資的結果，沒有一項較重要的技術創新是蘋果公司自己研發投資的。但是，人們卻很少知道，“政府采購政策幫助蘋果公司度過了許多危險期，并使其能夠在殘酷的競爭中生存下來。”克魯斯特認為，在經歷了20世紀80年代末蘋果三代和麗薩電腦的失敗后，公立學校成為了蘋果公司的一個重要市場。美國的公立學校是蘋果產品忠實的客戶，從20世紀90年代就開始購買蘋果的電腦和軟件,例如，1994年，蘋果公司就占據了美國小學和高中教育電腦支出的58%。蘋果公司的這個案例說明，政府采購不僅在美國的計算機、集成電路和操作系統軟件的起飛階段發揮著關鍵性的作用，而且，在產業相對成熟時期仍發揮著培育冠軍企業的重要作用。

（文獻注釋略）

【賈根良，察網專欄學者，長江學者，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教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協同創新中心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