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賈根良：中國需要在貿易談判中拿起保護主義的武器

點擊：  作者：賈根良    來源：人大經濟論壇  發布時間:2018-05-11 13:37:23

  

按語：在今天中美貿易談判之前，美國在強迫中國金融開放上已經達到目的了，因此，他們就不將這作為重點了，但2018年5月3日，我在其它方面都預測對了。美國一方面通過限制外國直接投資和高關稅保護自己的市場，另一方面卻強迫中國為外國直接投資完全敞開大門、降低關稅，這是什么強盜邏輯！美國一直在實施保護主義，現在更加變本加厲，這是符合其國家利益的。但實際上，最需要保護主義的是中國，不要再被美國欺騙了，不要再被自由貿易、外資帶來好處欺騙了！

                                                                                                                       2018年5月4日

 

 

美國貿易代表團于2018年5月3日早上到達北京，我忙到晚上10點多才想起中國如何應對的問題，想寫一篇隔空喊話的短文《我國如何使美國貿易代表團鎩羽而歸？》，其中包括下述觀點：美國取消所有貿易戰措施，中國不在任何問題上讓步，特別是美國在中國金融開放、美國在華投資提出的更苛刻條件上不能答應，取消對中興的禁運。否則，中國將對美國在華信息產業跨國公司采取制裁、限制和收購的措施，并針對美國對中國制造2025產品征收高關稅的行為采取報復措施，也就是針對美國銷往中國涉及中國制造2025的產品征收同等關稅。

 

       在寫這篇文章之前，我先在網上搜索了一下，只看到兩篇文章，其中一個是對梅新育研究員的訪談：《美國高規格貿易代表團來華談判，有些話要說在前頭》。在這個訪談中，梅新育研究員認為，“最后，無論此次談判結果如何，中國擴大開放的決心和步伐不會動搖，”筆者不同意梅新育研究員的這個看法，不分青紅皂白一意孤行的推行自由貿易和對外資敞開大門不符合中國國家利益，中國需要保護自己的價值鏈高端，保護研發核心技術的國內市場，對此，我過去有幾篇文章專門討論了這個問題。

 

梅新育研究員在“無論此次談判結果如何，中國擴大開放的決心和步伐不會動搖”這個論點中，提出了這樣一個論據：“我們理解一些國民對經濟安全的擔憂，但我們回顧19世紀的英國從重商主義政策轉向自由貿易政策的歷史，就可以發現，英國在實現工業化之后的一系列開放舉措，沒有讓英國喪失經濟安全，反而推動英國登上全球經濟體系的巔峰。”筆者認為，梅新育在有關英國19世紀下半葉這段經濟史的認識存在錯誤，將會誤導我國在對外開放上的認識，甚至誤導這次談判。因為筆者明早還有事情，所以，更全面的《我國如何使美國貿易代表團鎩羽而歸？》今晚就沒時間寫了，只能提出我國在中美貿易談判中應該拿起保護主義武器這個建議，并貼出我和我的學生鄧久根教授三年前合寫的文章。這篇文章可以說是在預感的引導下針對今天的中美貿易戰而寫的，在那時不可能想到今天中美貿易戰的具體內容，我們需要根據新情況深化這種研究。

 

寫作這篇文章的念頭產生于2012年，我當時考慮到，當國外對中國制造業產品出口的保護主義興起時，我國是否有可能重蹈英國的覆轍？何況中國目前在高端價值鏈上遠不如當時的英國？我國會不會在別國通過保護主義保護自己的新興產業的同時，卻通過我國對自由貿易和自由投資教條的迷信，驅動其新興產業產品大量占領我國市場并通過直接投資控制我國新興產業的價值鏈高端和核心技術呢？在我看來，這種可能性現在越來越大了。我擔心在這次中美貿易談判中，這種可能性變得更為可能，那真將是中國的不幸。

2018年5月3日深夜12點

 

附文：《英國因何喪失了第二次工業革命的領先地位？》，鄧久根、賈根良，原載《經濟社會體制比較》2015年第四期，收錄到賈根良等著：《新李斯特經濟學在中國》，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

 

論文要點綜述：

 

本文基本結論是，英國在第二次工業革命中喪失領先地位的根本原因在于英國迷信自由貿易的信條，執著于為第一次工業革命的主導產業尋求市場以榨取最后的利潤，從而放棄了對第二次工業革命主導產業領先市場的追求，教訓深刻。主要觀點如下：第一，英國人自由貿易的謊言重復多了，自身也中了其流毒，并將自由貿易看成為應對英國經濟危機的最后一根稻草。這是英國強大后才轉向自由貿易的目的所在。第二，自由貿易之后，英國出現的“維多利亞大繁榮”是虛假繁榮，因為其背后是英國貿易結構和產業結構的惡化。貿易結構轉向了“壞的貿易”：出口原材料、進口制成品；產業結構上，新的主導產業被德、美趕超，這就喪失了第二次工業革命的領導權。第三，英國喪失第二次工業革命領導權的關鍵原因是，英國自由貿易政策使其專注于舊主導產業產品的推銷，在市場規模和利潤擴大的同時，市場質量卻在下降，所以在成熟的產業上沒有使產業領先的國家維持動態優勢的可能。第四，如何對待我國當前的“進口高附加值產品并出口低附加值產品”貿易結構和“高端失守、低端過剩”的產業結構？可行的辦法是放棄自由貿易的信條，傾力于提高本國高端制造業創新能力并打造其領先市場；引進智力進行自生發展，而不是仰賴引進資本；新的產業革命前夜，研究并制定避免重蹈英國覆轍的政策。

 

世界近代史就是英帝國興衰的歷史，學界對這段歷史的研究就像是“榨了三次汁的橘子”，著作和觀點可謂是汗牛充棟。一般認為，英國工業革命是亞當·斯密的功勞，自由放任政策是英國強盛的重要思想基礎和保證；英國的衰落是保護主義之過，自由放任政策的終結是英國走向衰落的標志[1]。事實上，英國在第一次工業革命后成為“世界工廠”是都鐸王朝以來200多年持續重商主義政策的結果。英國通過采取貿易限制、航海法案、谷物法、殖民地體系等一系列重商主義政策來扶植民族工業，從而在高關稅保護大墻之內催生了第一次工業革命。英國成功的秘訣就是其重商主義者很早就認識到的經濟增長具有產業特定性。在“進口原材料并出口制成品”的國家致富原則指導下，英國一方面通過制定促進本國制造業競爭力提高的政策，發明新技術，建立穩定的國內市場，扭轉了作為農牧業國家“出口原材料、進口制成品”的落后局面；而另一方面，則盡可能地阻止其他國家制造業的發展，甚至為增進英國的重大利益而積極地撲滅外國制造業的發展。因此，大多數學者所認為的，自由放任是英國工業革命的基本經濟方針，是不符合歷史事實的。[2]學界在這方面已有不少討論，但對于英國在第二次工業革命中工業力量衰敗的“阿喀琉斯之踵”依然像英國的巨石陣一樣，謎團仍然難以解開。本文在詳實歷史資料的基礎上，論證英國產業的衰敗恰恰是由自由貿易政策所導致的。

 

第一節 英國自由貿易的目的及其績效

 

19世紀中期，英國的外貿政策悄然發生了逆轉，從保護主義轉向了自由貿易，并沿著這一方向大踏步地前進。1842年，英國首相羅伯特·皮爾邁出了關鍵的第一步，提出了關稅改革法案，大幅降低了關稅，廢除了自1774年以來的機器出口禁令；1846年，英國廢除《谷物法》，取消了農業進口保護性關稅，這是英國自由貿易政策確立的重要標志之一；1849年，實行了將近200年的《航海法》被終止；1860年，英國單方面取消貿易和關稅上的所有限制，并同法國和其他歐洲國家建立了旨在促進自由貿易的互惠條約——《科布登-謝瓦利埃條約》，這意味著雙邊自由化同等地適用于所有參與國家。這使英國在通向自由貿易的道路上邁出了一大步，從而開啟了世界上第一次貿易自由化浪潮的大門。之后，直到1931年大蕭條最嚴重時為止，英國幾乎都是單方面地在實行自由貿易政策。由此可見，自由貿易不是英國強大的原因而是其結果。

 

在 1860年前后，自由貿易理論在英國至少有一兩百年的歷史，《國富論》也已問世幾十年，如果自由貿易果真如此之好，為何英國偏偏選擇在此時此刻轉向自由貿易呢？究其原因，至少不是英國對都鐸王朝以來歷史經驗的集體失憶，而是他們對自由貿易利益計算的結果。李斯特最早指出：“以其先進的經濟，英國可以逐步開創更大程度的世界自由貿易”[3]。英國人“要在有條約關系的一切國家擴展他們工業品的銷路，給予對方的表面利益則在農產品與原料方面。……摧毀這些國家的工業”[4]。同樣，其他經濟學家也指出，19世紀中期，英國成為“世界工廠”時，要使“日不落帝國”更為強大就需要進行自由貿易。

從工業發展的角度來看，自由貿易表面上具有為英國工業降低原材料成本和工人階級食品價格的效應，但其真實的目的卻在于破壞其他國家的產業競爭力，尤其要將主要競爭對手——德國和法國的工業扼殺在襁褓之中。英國自恃產業強大，企圖通過自由貿易的手段，輸出大量的工業制成品，從而達到壟斷世界工業利益的目的。確實，英國在19世紀40年代是世界上最強大、最有效率的生產者，幾乎沒有競爭對手。英國史學家對此管窺蠡測：“保護，盡管在早些階段是必要的，現在對于工業界來說卻是個煩人的累贅，工業界沒有可以看得見的競爭對手，只希望盡量低成本地生產，盡量廣泛地銷售其產品”[5]。一部分人希望單方面地降低英國關稅將會誘使他國貿易自由化，這將導致一種國際間的勞動分工，由英國專門制造加工他國的農產品和原料品[6]。其邏輯體系可以歸納為：一方面為阻止他國的趕超，即通過商品輸出遏制世界其他國家紡織業的發展；另一方面，工業革命使得英國的產能過剩和利潤率下降，存在著發生經濟危機的風險，自由貿易被認為是英國應對危機的最后一根稻草。

 

推行自由貿易戰略給英國帶來了“立竿見影”的效果。大量文獻表明，1850年之后英國確實出現了“烈火烹油、鮮花著錦”之盛的“維多利亞大繁榮”。英國作為首個自由貿易試驗田，似乎開出了繁榮之花。1846以后，英國經濟每年以2.4%的速度高速增長，這在當時世界經濟增長紀錄中是最高的。英國工業曾占世界工業比重的50%，一直到1870年這個比重仍占32%，具有壓倒性優勢。同時，英國貿易規模相當可觀，其出口增速由1846年之前15年間的年均5%提高到了6%，這是從1697年該領域有數據可考以來，歷史的最高值。從主導產業來看，從1846年開始，英國棉紡工業制品出口份額由下降再次轉為上升，紡織業的國際地位得到了進一步的鞏固。英國在1850-1870年間，棉紡織品出口的價值和數量均增長了大約150%。這被認為“貿易條件持續地而且最終地開始陡然改善”。同時英國鋼鐵的產量，占歐洲產量的份額從1838-1842年的54.2%上升到1851-1862年的58.5%。[7]

 

第二節自由貿易虛假繁榮背后的結構變化

 

在英國推行自由貿易的同時，美國一直沒有向英國工業開放市場，到了十九世紀八十年代末，德國和西歐一些國家也大幅度加強了對其工業的保護。即便如此，英國的貿易規模還在擴大。其原因在于，當時畢竟世界大多數國家還沒有工業化，英國完全可以為其第一次工業革命的制成品找到廣闊的國際市場，同時英國遍地的殖民地使英國可以遁入自己的殖民地市場[8]。但是，英國在對第一次工業革命產品貿易繁榮的背后，卻發生了對美國和德國貿易結構的扭轉。

 

英國開始大量進口制成品，特別是第二次工業革命創造出的新工業制成品。在機械、化學制品、加工食品以及某些種類的金屬的消費上，英國大量地從其兩個主要競爭者——美國和德國進口。最突出的是，19世紀50年代英國率先研制出了人工合成染料，就在短短30年間，德國后來居上成為領先市場，英國不得不從德國進口染料，并出口其原材料——焦炭給德國。吊詭的是英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不得不用敵國——德國的染料來裝扮自己的軍隊。而有機化學工業恰恰就是第二次工業革命的主導產業。與英國從美國和德國進口第二次工業革命新產品相伴隨的是原材料出口的增長。1860年以后，英國煤炭的出口在慢慢地增長，而且再也沒有出現過煤炭進口，若不是其他國家的保護政策，出口的增長還會更快一點。統計顯示，1864-1873年間，將近三分之二的英國貿易是以制成品換取原料和食品，而到1874-1903年間，該比重已降低到不過三分之一。同時，英國的出口規模隨同其工業生產一起，大約從1870年開始便不再像過去那樣快速地擴大。還有，制成品和半制成品進口卻從1870-1875年間占進口總額的18.4％升高到1890-1895年間的24％[9]。這種貿易結構變化的結果是，英國工業耗盡了第一次工業革命早期由創新集群創造出來的財富，更加準確地說“它把大量財富消耗殆盡”[10]。

 

英國貿易結構的扭轉反映的是其產業結構的變化。鑄鐵和棉紡織品是英國當時的拳頭工業產品。英國鐵產量占歐洲的比重從1838-1842年的54.2％又提高到1851-1862年的58.5%，棉織品占海外銷售額的比重則一改1846年前縮小的勢頭而重新擴大。無可非議，1870年前自由貿易的賬面記錄對于遙遙領先的工業強國英國而言是十分有利的，這一點正好符合英國決策者的初衷[11]。然而，相對于19世紀70年代開始的第二次工業革命，鑄鐵和棉紡織業無疑屬于夕陽產業。與德國和美國相比，英國在新興工業發展上要緩慢的多[12]。在英國，“電力出現的情況很少見。雖然各個方面都承認電力的好處，但是由于私人電力企業的績效微不足道，因此難以引起政府的主動性和公共計劃”。而在德國，電氣工業已經領先于英國，盡管許多原創的發明和創新源于英國。同樣，19世紀30-40年代，英國的造船業在與美國的競爭中落伍了……英國貿易的3/4被美國的船只承載。……鐵殼汽船的出現重塑了英國的競爭優勢地位[13]。1880-1913年英國鋼產量從130萬噸增加到770萬噸，而同期，美國的鋼產量卻由100萬噸攀升到3100萬噸，德國從70萬噸增加到1890萬噸[14]。從這些統計數據可以看出，德國和美國產量的增長非常明顯。

 

大約從19世紀七、八十年代開始，英國形成了“從美國和德國進口第二次工業革命的制成品，對外出口第一次工業革命的制成品”的工業貿易結構。但是，向其殖民地出售制成品并未促使生產商的產業升級，反倒因為忽視在國內對第二次工業革命新興產業的投資，對英國工業競爭地位的削弱“助”了一臂之力。英國貿易規模的持續擴大帶有很大的欺騙性，掩蓋了這種質變的潛流。但當時著名的歷史學派經濟學家阿什利看到了英國面臨的危險，他針對英國在戰略性新興工業發展上的滯后，一針見血地指出，自由貿易政策使英國財政受惠，但卻忽視了英國的工業發展。然而，由于當時英國主流經濟學的喧囂，英國的精英們聽不到、更聽不進被視為異端的英國歷史學派經濟學家的聲音，他們堅信“維多利亞繁榮”就是納索·西尼爾所指的自由貿易“理論的勝利”[15]，并為這種表面的繁榮所陶醉。

 

1876年，在紀念《國富論》發表100周年的斯密晚宴上，英國終于揭開了關于是否終止自由貿易的斗爭序幕。首先，在經濟理論上，催生了與馬歇爾新古典經濟學相對立的英國歷史學派，他們意在復興英國的重商主義。其主要代表人物坎寧安看到了自由放任時代自私的個人對利潤追求的威脅[16]，他對都鐸王朝大加贊揚，支持經濟發展時空特定性的政策和國家的作用等，并公開仇視馬歇爾；1885年，英國翻譯出版了李斯特的《政治經濟學的國民體系》作為其理論基礎[17]。其次，在經濟政策上，自由貿易懷疑論者于1881年組成了公平貿易同盟，要求先制訂外國制造品的適度的進口稅，豁免允準英國制造品自由進口國貨物的進口稅；1886年，著名政治家約瑟夫·張伯倫（1836-1914）指出帝國的自由貿易政策再繼續下去，英國將回歸到與英倫三島的面積相稱的國際地位上去。他呼吁英國放棄自由貿易政策，實行關稅保護政策，并很快在全國引發了一場影響深遠的關稅改革運動。然而，這一系列的行動都沒能扭轉英國的政策方向[18]。只是到了后來，經由1915年的“產業保護關稅”，再到1932年“渥太華協定”的“帝國特惠制”，英國才又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重新回到貿易保護的老路，但到這時，英國已經完全喪失了第二次工業革命的主導權，這個國家風光不再，霸權旁落已成定局。

 

第三節 英國喪失第二次工業革命歷史機遇的原因

 

歷史學界對英國在第二次工業革命中工業力量衰落的原因眾說紛紜。不可否認，“隨著海外競爭的加劇和經濟增長顯著減緩，19世紀最后25年是英國經濟發展的一個分水嶺”[19]。但在我們看來，英國由盛轉衰的轉折點并不是經濟危機的1873年，更不是1913年，而是開始全面實行自由貿易的1860年。實施自由貿易政策后出現的“維多利亞繁榮”僅僅是英國第一次工業革命的市場力量釋放的井噴現象，不是其真正的繁榮，恰恰是其衰退的開端。即自由貿易是英國強盛的結果而非原因，帝國因選擇了自由貿易戰略而衰落，英國對自由貿易的利益算盤打錯了，這恰恰給予對手——德國和美國在第二次工業革命中一個難得的追趕契機。因此，我們認為，英國在第二次工業革命中工業力量衰落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對自由貿易的迷信。這一切的關鍵就在于英國關注市場規模擴大的同時，市場質量卻在下降，從而導致了新工業革命的主導產業領先市場的丟失。

 

1、領先市場的丟失

 

熊彼特曾指出：在資本主義市場上真正占主導地位的并不是經濟學家們所說的那種競爭，而是新產品、新技術的競爭……這種競爭沖擊的不只是現存的企業的盈利空間和產出能力，而是它們的基礎和生命。因此，當我們討論生產率時，必須區分開工業革命的舊工業與新工業。舊工業包括煤炭、生鐵、紡織品和蒸汽動力，而在1880年之后成長起來的新工業則主要是電力、鋼、有機化學和內燃機。因此，在19世紀六、七十年代，整個世界正處于新舊主導產業交替時期，這段時期的競爭不是市場規模、生產效率和原有產品質量的競爭，而是新舊產業之間的競爭。

 

在1880年前后，英國舊工業的生產率遠高于德國，英國的舊技術已經擴散到它所適用的每個地方。19世紀80年代，英國當時的棉紡織工業和利用焦炭制造生鐵的生產率已經在一個相當高的水平上運行。但是，十九世紀六十年代后，第二次技術革命初露端倪。鋼鐵、電力、有機化學工業等等成為新的主導產業。尤其是鋼材在19世紀80-90年代越來越便宜，越來越充足，滿足了佩蕾絲“核心投入”的標準[20]。19世紀80年代，吉芬就認為衰退是任何一個國家工業化過程中不可避免的，并呼吁英國集中精力增加生產力，并將生產轉移到那些擁有比較優勢的工業中[21]。但英國卻選擇了最為省事的措施——貿易[22]，并提出要么死亡，要么貿易的口號。英國長期專注于推銷紡織品的自由貿易，對外依賴度增強，似乎對國家競爭力問題考慮不多，重視不夠，考慮更多的則是靜態的利潤計算。

 

作為老牌資本主義國家的英國，憑借著第一次工業革命在主導產業——紡織業上所取得的優勢，長期居于世界工業壟斷地位并占有廣大的殖民地市場，據此可以獲得規模報酬的利潤，企業為實現利潤最大化總是抵制創新[23]。英國在資源配置上任由市場經濟起決定作用，完全信賴資本的逐利性，而資本家由于豐厚的利潤，不愿意另行耗資進行固定資產更新和追逐先進技術，從而造成了各重要工業部門技術和設備的陳舊和落后。這種路徑依賴事實上阻礙了英國企業家對新生主導產業的追求，而自由放任政策則使英國在國家戰略上放棄了對鋼鐵、有機化學、電力等新的主導產業領先市場的角逐，在這些新的行業，英國發展遲緩非常明顯[24]就是明證。當然，當時的英國經濟也不乏“亮點”，但卻集中在零售業、食品加工、家用產品、服裝業等傳統工業。

 

19世紀中后期產生了壟斷資本主義，其最突出的特征之一就是資本輸出。英國的金融機構和企業家們此時正在不斷努力向海外拓展，進行著一種截然不同的投資——為世界提供信貸，以賺取更高的短期收益率。老牌資本主義的英國當時并沒有認識到對外直接投資（FDI）與貨幣資本輸出的致命區別，在引進德國和美國的FDI的同時，大量對外借出資本。英國給全世界提供了大量的信貸，“英國信貸供應了差不多全世界的資本”[25]。對外投資總是至少有一半投放在公債方面。貨幣資本輸出導致國內投資不足以及引進FDI是對英國在新產業上獲取競爭優勢的雙重打擊。與此同時，19世紀美國與英國進行了互逆操作：英國大量貨幣資本流向美國，而美國大量的對外直接投資流向了英國。這是導致英國衰落、美國興起的重要原因。英國金融機構片面地攫取利潤和剪息票，忽視新技術對大規模融資的需求。接下來的境況就是英國國內投資不足，導致新技術難以擴散，生產規模無法擴大，而電力、鋼鐵和其他許多新興工業如化工工業都存在巨大的規模經濟。在基于世界性網絡的產業，如煤礦的開采、種植業、煉油業（殼牌）、煙草業和保險業中，英國的大公司表現不錯并在世界最大公司中保有了一席之地，但英國缺少新的工業制造部門，沒有新技術和新的投資機遇，因而英國資本是貧瘠的。

 

由此可見，英國可謂“成也紡織業，敗也紡織業”，可見并非所有的貿易都對一國有利。此時英國的主要癥結已經不是市場效率問題而是產業發展方向問題了，即產業選擇問題，也即應該重視重大產品創新而非工序創新。英國商品蜷縮在發展相對滯后的、龐大的殖民地市場，雖然使英國在原有產業上穩穩當當地攫取最后的產業利潤，但這種保守的經濟不能很快適應新科技帶來的技術革命和經濟轉變，國內資本卻一直沒有像美國那樣大力發展新興工業。可見，在成熟的產業上，不但不能使后發國家獲得趕超的機會，也不能使產業領先國家維持競爭優勢的可能。

 

2、美國和德國在新興工業上的趕超與侵蝕

 

國家之間的競爭猶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德國與美國利用英國的自由貿易而大舉進入英國市場并出售其第二次工業革命的新產品，在英國市場上與英國制成品展開激烈競爭[26]。他們趕超的共同主線就是對自由貿易的集體不信任，特點是不在原有主導產業上與老牌帝國一決高下，而是另辟蹊徑尋求和發展新的主導產業，尋求和發展動態的競爭力。

 

獨立自主的工業化是美國經濟發展的前提。先是獨立戰爭使美國政治獨立；然后是1807年杰弗遜禁運和1812-1815年英美戰爭使北方經濟得以獨立，再就是南北戰爭事實上使美國在經濟上完全獨立于英國。軍事上咄咄逼人是基于國家根本利益的考量，美國在拉丁美洲推行的門羅主義與漢密爾頓的經濟發展戰略是一脈相承的：做英國人所做，不做英國人所說，一步步將英國人洪水猛獸般的廉價制成品擋在國門之外，通過“美國制造體系”建立完整的工業體系，利用巨大的國內市場和英國單方面開放的市場發展新興工業。一方面，美國加大創新力度，19世紀末，美國工程師和科學家都開發出了生產率高于英國的新工藝和新產品[27]。一系列基本的工藝創新，如貝西膜工藝、西門子工藝和吉克利斯-托馬斯工藝，為美國鋼鐵業帶來了高速發展。在十九世紀后期，以電燈、打字機、電話以及三種技術革命——電、汽車和飛機——改變了世界。另一方面，利用英國單方面的開放，到英國設廠，如福特公司、通用電氣、奧的斯電梯、杜邦公司、辛格公司等等紛紛在英國設廠生產。結果是：美國的產業結構中制造業與農業的位置徹底顛倒了過來[28]。……更重要的是美國的進出口結構大大改善，反映出美國工業對英國的趕超態勢。

 

縱觀德國，一方面如李斯特所見，發達的英國工業對德國構成威脅，因而力加防范，使國內市場為本國企業家所保留；另一方面又敏銳地注意到德國可以利用外部廣泛而開放的市場，因為較早工業化國家所能享有的國際市場空間是非常廣闊的，因此，德國利用英國敞開的自由貿易大門，憑借化工等新技術的突破而形成強勁的工業競爭力，反過來大舉占領英國市場。尤其是可以利用英國廉價的鐵、紗線、機器等生產資料，服務于自己開拓市場的目的，可以說，德國有機化學工業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利用英國自由貿易為其提供的市場而獲得的（英國是當時有機化學工業的最大的需求國）。不僅如此，從事化學制藥業的赫斯特和西門子這樣的德國公司也在英國進行直接投資。從絕對意義上來說，雖然這些投資規模較小，但是這些小投資既預示了后續的大規模投資，也標志著英國的衰落難以逆轉。

 

美、德等新興資本主義國家崛起，加強了同英國商品的競爭能力。美國和德國公司對英國國內市場的入侵給英國帶來了新難題。在新的技術革命面前，由于單方面的自由貿易，英國在過去所獲得的工業成功和巨大市場并未確保今后持久的競爭優勢。恰恰相反，這事實上造成了英國“去工業化”的狀況。英國本土企業家的行為顯著落后于德國和美國同行，“在許多情況下，新興產業在英國的投資都是外國人進行的”[29]。英國人自然地就干起了擔水劈柴的活，所以英國宣揚的自由貿易政策實際上被德美“自由”地利用了。

 

3、社會體系的惰性和僵化：源于自由放任

 

18世紀80年代以來，英國形成了非常有利于工業增長的制度和社會框架，英國在19世紀中期，完全可以像在第一次工業革命的蒸汽技術引發新浪潮中那樣處于領先地位，但英國卻未能有效行動，其主要原因在于自由貿易使社會體系走向了惰性和僵化。霍布森·霍布斯鮑姆也提及，英國可以帶來一種截然不同的制度變遷、有助于英國工業和技術革新的推動力，但這種力量在英國卻被大大削弱了[30]。

 

首先，正如熊彼特指出的，與德國和美國相比，英國的企業家精神發育滯后，其原因就是我們這里所討論的，自由貿易導致了他們對海外傳統產品市場的依賴。

 

其次，管理的職業化在美國和德國迅速發展，而英國企業的小型化延緩了這種發展步伐。管理和組織創新及擴散的落后是19世紀最后三、四十年英國技術經濟落后而美國與德國后來居上的一個主要原因。拉佐尼克指出了英國車間作業管理系統的衰退，以及美國職業管理機構與19世紀晚期和20世紀早期的興起[31]。

 

最后，英國19世紀教育改革的失敗。英國教育體制最突出的特點有兩點，一是教育紳士化，二是英國的非全日制培訓和在職教育傳統越來越不適應于新技術革命的要求。雖然不斷有教育家、工業家和官方調查機構與委員會倡導改革的呼聲[32]，但對自由放任信條的迷信使英國政府舉棋不定，改革最終歸于流產。

 

總而言之，英國因保護主義在第一次工業革命中技術領先進而致使國家強大，因為自恃技術領先和國家強大選擇了自由貿易。在當時，英國出于其國家利益，選擇自由貿易無可厚非，但英國國家精英們對自由貿易和自由放任的迷信，卻使得英國在第二次技術革命新的主導產業上被后進國家所超越，進而導致英國的衰落。自由貿易理論本來是英國用于出口的，但英國人謊言重復多了，自己相信了，也中了自由貿易的流毒，以至于無法自拔，任憑競爭力日強的對手（如美國、德國）占據本國新興工業的市場。正如李斯特認為的，英國自由貿易政策的本意是踢掉梯子，阻止后進國家的工業發展，最終把自己繼續往上爬的梯子踢給了德美。

第四節 英國自由貿易的教訓對我國的警示

 

我國錯過了第一次和第二次工業革命，是否可以通過抓住第三次工業革命的歷史機遇，實現后來居上？物種異地形成理論以及美國和德國的歷史經驗說明，答案應該是肯定的[33]。因為歷史經驗告訴我們，趕超并不是沿著既定技術軌跡持續發展的問題；在技術經濟范式變革的年代，趕超主要是關乎路徑創造的問題，這也是第二次工業革命的主導產業這一新物種異地形成于德國和美國的秘訣。英國在第二次工業革命中落伍的重要原因就在于其試圖通過全球化戰略，使第一次工業革命的產品占領世界的各個角落，卻嚴重忽視了搶占第二次工業革命的技術領先地位，導致英國企業對新興工業的投資嚴重不足。目前的中國與19世紀末的英國很相似，惟一的差別則在于英國當時是第一次技術革命技術領先國，而我國現在并不是技術領先國[34]。因此，適當保護民族工業而非自由貿易的戰略是必不可少的，幾乎當今所有發達國家在其趕超階段，都無一例外實行了干預性的產業、貿易和技術（ITT）政策，以扶持本國的幼稚工業。

 

目前，“自由貿易”是經濟增長靈丹妙藥的觀點在我國甚囂塵上。然而，資本主義世界的發展經驗卻顯示了相反的現實——貿易保護主義才是經濟增長較快地區的貿易政策的一個重要構成部分。貝羅奇給出了證據：1890到1913年是歐洲在整個19世紀經濟增長最快的時期，同時也是保護主義全盛時期；相反地，在19世紀歐洲貿易最自由的1870至1890年間，卻正值其歷史上有名的經濟大衰退時期[35]。美國的情況亦類似，在1870至1914年間其工業增長速度極快的時段，當地政府是采取了極高的關稅政策。更重要的是，那些受保護最多的產業，也正是增長率最高的。相反，在其關稅大幅降低后的20世紀70年代，美國的經濟不但沒有如“自由貿易”理論所推測的不斷增長，反而大不如前，而出口更出現了持續的負增長，這亦是為什么美國保護主義聲浪近年得以盛行的根源。這就說明外貿規模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貿易結構。因為貿易擴張本身并非目的，它僅僅是實現經濟增長的一種手段。

 

在西方看來，中國崛起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國政府成功利用了全球自由貿易體制，特別是全球化帶來的外部市場的擴大，由外部一體化而非內部一體化來實現的，也就是說，發揮中國在廉價勞動力方面的比較優勢，實行出口導向型經濟發展戰略，通過增加出口來拉動經濟增長。這是事實，但增長未必有發展。普遍的自由貿易是人類的共同理想，即坎寧安所謂的“人間天堂”，也即保羅·薩繆爾森所謂的要素價格的均等化：在資本主義自由貿易之下，世界上所有的工資收入者都將同樣地富裕。但在“世界并未聯盟”的時期，普遍的自由貿易的古老理想只是一種烏托邦式的愿望[36]。

 

我國實行出口導向型經濟發展戰略在很大程度上是對東亞模式誤讀的結果。實際上，亞洲四小龍的成功并不是比較優勢戰略的勝利，也不是出口導向型發展戰略的勝利。相反，東亞模式的“成功”得益于冷戰，得益于美國對其單方面開放市場以及大量資本援助和技術轉讓。尤其是朝鮮戰爭與越南戰爭的軍需采購以及半導體技術對日本的轉讓。冷戰結束后，這一重大的國際情勢是無法復制的。我國自上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的改革開放，核心就是貿易逐步自由化的過程，GDP取得了明顯的增長，工業制成品出口占全部出口的比重雖然已達到95%，但其中90%的出口產品屬于貼牌生產。特別是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后，我國制造業出口的平均利潤率只有2%-3%，最高不超過5%，許多行業的出口實際上是通過補貼外國消費者的出口退稅維持著生存[37]。

 

在上述出口導向型經濟發展戰略的實施過程中，我國形成了“進口高附加值的高端產品并出口低附加值的低端產品”的貿易結構。在全球價值鏈分工的當代世界，我國這種貿易結構實際上是與歷史上“出口原材料并進口制成品”相類似的“壞的貿易”。我國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實質就是通過壓縮低端工業制成品出口和擴大內需的結構調整，從這種“壞的貿易”結構逐步向“出口高端產品并進口低端產品”轉變[38]。但這種轉變受到了長期以來流行的自由貿易信條的嚴重阻礙。而這種自由貿易信條在我國之所以根深蒂固，原因就在于我國要為一直以來就長期存在的低端產能過剩在世界市場上尋找出路。然而，自由貿易信條的信奉者并不明白，我國各產業目前普遍存在的“高端失守、低端過剩”正是過去推行自由貿易政策所產生的結果。

 

然而，我國僅僅為了解決低端產能過剩問題而捍衛自由貿易政策是一種短視行為，它將使我國在“進口高附加值的高端產品并出口低附加值的低端產品”的低端發展道路上越陷越深，對我國的長期利益是有極大傷害的。在“走出去”戰略中，我國對外投資也主要集中在資源、能源和勞動密集型技術上，即使是高科技產品也是勞動密集型部分，這非常類似于19世紀末英國的情況[39]。因此，目前的“走出去”戰略很可能對中國迎接第三次工業革命產生很大的不利影響，因為投資于傳統產業只是將國內傳統產業過剩產能轉移到國外，反過來會導致國內創新資本不足，不利于我國技術提升和領先市場的建設。為了迎接第三次工業革命的挑戰，我國企業應該把投資重點集中在新興產業的核心技術和設備制造業方面，吸取英國全球化戰略失敗的教訓。

 

可行的辦法是傾力于培養提高本國高端制造業的創新能力并打造其領先市場。即使是開放，也涉及到開放的次序問題。比如臺灣在汽車產業中的例子就非常值得學習，臺灣先是開放高端市場、關閉低端市場，等到臺灣汽車需要產業提升時進行了政策轉換：開放低端市場、關閉高端市場。同時，在開放中，要引進智力進行自生發展，而不是仰賴引進資本（本文指FDI）。引進智力資源是生產主義，目的是使民族工業獲得競爭優勢，它將促進國家生產力的提高；而引進FDI是交易主義，是GDP主義，它所來帶來的僅僅是“擔水劈柴”的就業，資源的枯竭和環境的惡化，最終造成國家生產力的衰敗。因此，我國應該研究并制定相關政策，避免在新一輪產業革命中重蹈英國全球化戰略失敗的覆轍。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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