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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百多年來，中國的仁人志士有一個共同愿望：使國家強大起來，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近代林則徐和魏源大膽地否定了視西方科學技術為“奇技淫巧”的傳統觀念，提倡使“西洋之長技，盡成中國之長技”。此后，廢科舉，興學校，留學國外，中國努力學習西方。“科學”和“民主”成為“五四”運動的兩面旗幟。但是，在三座大山的壓迫下，“科教救國”行不通。新中國成立后，以毛澤東為代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將科學技術視為革命者完成自身歷史使命的重要工具，在西方國家封鎖禁運、蘇聯毀約的困境下，千方百計引進先進科技并促進自主研發，果斷地發展高科技產業，提高中華民族的國際地位，為中國進一步發展打下了基礎。在21世紀新形勢下，中共中央、國務院做出建設創新型國家的重大戰略決策。回顧毛澤東與中國科學技術自主研發的歷程，總結經驗教訓，有助于深刻認識和實踐這一決策。

一

新中國早期的發展目標，是解決國家安全和民生問題。經濟上就是要快速完成工業化，而科技進步直接關系著國家安全和經濟發展。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時，制約科技發展的因素很多，國內資源嚴重不足，國際環境十分惡劣。盡管如此，1949年10月31日，新中國誕生還不到一個月，毛澤東便親自將中國科學院的印信頒給院長郭沫若。第二天，中國科學院正式成立。這一舉措在全國及海外華裔科技人員中引起了強烈反響。各級各類科研機構和高等學校也隨即建立或重建。中國科學院建立時，僑居國外的科學家大約有5000人。到1956年底，近2000名科學家回到祖國。到1955年，全國科學技術研究機構已發展到840多個，科學技術人員增加到40多萬人。

1951年，我國財政首次實現收支平衡、略有節余，國家立即關注新興產業，決定發展航空工業。1955年，又做出了發展核技術和核工業的決定。1956年1月，中共中央召開全國知識分子問題會議。毛澤東、周恩來在會上要求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努力學習科學知識，為迅速趕上世界科學技術先進水平而努力奮斗。毛澤東在講話中指出：“我們國家大，人口多，資源豐富，地理位置好，應該建設成為世界上一個科學、文化、技術、工業各方面更好的國家”。就是在這次會議上，中共中央發出了“向科學進軍”的偉大號召。不久，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第六次會議上指出：“社會主義革命的目的是為了解放生產力”。“我國人民應該有一個遠大的規劃，要在幾十年內，努力改變我國在經濟上和科學文化上的落后狀況，迅速達到世界上的先進水平。”“為了實現這個偉大的目標，決定一切的是要有干部，要有數量足夠的、優秀的科學技術專家”。4月，毛澤東又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提出發展尖端技術的問題。在《論十大關系》中，他從鞏固國防安全的角度提出，不僅要有更多的飛機大炮，而且要有原子彈，“在今天的世界上，我們要不受人家欺負，就不能沒有這個東西”。根據毛澤東的一系列指示，由周恩來和聶榮臻等人牽頭，成立了科學技術規劃委員會，制定了《1956～1967年科學技術發展遠景規劃綱要》。這一規劃提出的“重點發展、迎頭趕上”的方針，對百廢待興的新中國盡快建立自己的科學技術體系并支撐經濟、社會發展，發揮了重要的指導作用。毛澤東從時代發展的高度，對黨和國家領導班子的人才結構進行了思考，在黨的八大預備會議上說：“中央委員會中應該有許多工程師，許多科學家。現在的中央委員會，我看還是一個政治中央委員會，還不是一個科學中央委員會。”1958年，毛澤東又提出要把工作重點轉移到技術革命和經濟建設上去，發出了“我們也要搞人造衛星”的號令。

　　在遭遇世界資本主義國家普遍封鎖的惡劣環境中，20世紀50年代，中國對來自蘇聯的技術和設備援助十分珍惜。盡管所有的技術和設備都是通過貿易形式交換取得的，中國卻一直稱之為“國際主義的無私援助”，虛心向蘇聯專家學習科學技術知識。在蘇聯的幫助下，從50年代到60年代初，我國成功地實現了航空、核能、火箭、電子、自動化等現代科技的啟動。

然而在關系到國防尖端技術上，蘇聯的援助并不可靠。1960年6月，二機部部長劉鼎率代表團赴蘇聯談判兩種導彈的7個項目，1個大口徑炮廠、3個配套的擴建項目的設計與設備供應期限問題，蘇方采取了既不拒絕又不積極援助的態度。項目設計要在1961～1963年才能完成，設備要在1965～1968年才能供應，把建設時間拖到八年之久。雖經反復談判，蘇方始終堅持原來意見不變。這次談判后不久，蘇聯政府7月就照會中國政府，撤離全部在華專家并帶走全部設計圖紙。8月16日，蘇聯外貿部通知中國，停止與中國簽訂合同，并對核子儀器、微波設備零件、電子管等已達成協議的商品提出撤銷供應。蘇聯撤走專家，對中國的建設項目、科技合作、特種國防技術、和平利用原子能以及與東歐各國的技術合作等方面造成了巨大的損失，使“大躍進”后已經嚴重困難的中國經濟雪上加霜。

二

　　在遭遇重大災難的背景下，對于先進科學技術的研發和探索，中國是放棄還是繼續堅持？黨和國家領導人做出了后一種選擇。毛澤東在抗日戰爭時期曾經說過：“往往有這種情形，有利的情況和主動的恢復，產生于‘再堅持一下’的努力之中。”

　　（一）毛澤東關于引進技術與自主創新的辯證思維

　　得知蘇聯政府撤走專家的照會后，1960年7月18日，毛澤東在北戴河中央工作會議上說：“要下決心，搞尖端技術。赫魯曉夫不給我們尖端技術，極好！如果給了，這個賬是很難還的。”1961年，中央批準了《關于自然科學研究機構當前工作的十四條意見》，糾正“左”的因素的不良影響，其中最突出的是明確了科研單位的根本任務是“提供科學成果，培養研究人才”。以后，又制定了《1963～1972年科學技術發展規劃》，這個規劃安排了重點科研374項，其中國民經濟和國防建設急需的333項、基礎研究41項。20世紀60年代初，毛澤東在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談話中，第一次完整地表述了四個現代化的思想。他說：“建設社會主義，原來要求是工業現代化，農業現代化，科學文化現代化，現在要加上國防現代化。”1963年，毛澤東指出：“人的正確思想，只能從社會實踐中來，只能從社會的生產斗爭、階級斗爭和科學實驗這三項實踐中來。”他把生產斗爭、階級斗爭和科學實驗并列為人類的三項實踐。1964年12月，毛澤東在修改三屆人大一次會議的政府工作報告草稿時，再次指出現代科學技術在我國現代化建設中的重要作用：“我們不能走世界各國技術發展的老路，跟在別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們必須打破常規，盡量采用先進技術，在一個不長的歷史時期內，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社會主義的現代化強國。”根據毛澤東的建議，周恩來在三屆人大一次會議上正式提出了四個現代化的宏偉目標，即把我國建設成為具有現代農業、現代工業、現代國防和現代科學技術的社會主義強國。周恩來曾經強調：“把我國建成為一個社會主義強國，關鍵在于實現科學技術的現代化。”自此，毛澤東規劃的社會主義建設的戰略目標，就以四個現代化的形式清晰地展現在全國人民面前。

　　毛澤東洞見先進技術在后發國家追趕發達國家中的作用，他指出：“資本主義各國，蘇聯，都是靠采用最先進的技術，來趕上最先進的國家，我國也要這樣。”“最先進的技術”與“最先進的國家”連接，既是因果關系，又是手段—目的行為，只有技術的跨越才能完成“趕上”的目標。毛澤東還將“技術革命”與“技術革新”作了區分：一般具體技術改革，叫做技術革新；而在歷史上重大技術改革，例如用蒸汽機代替手工，從而產生了廣泛、深刻影響的，叫技術革命。毛澤東認為外國有的我們要有，外國沒有的我們也要有，提出了引進與自主創新的問題。

　　毛澤東還將大力發展科學技術視為國家的重要職能：“科學技術這一仗，一定要打，而且必須打好。過去我們打的是上層建筑的仗，是建立人民政權、人民軍隊。建立這些上層建筑干什么呢？就是要搞生產。搞上層建筑、搞生產關系的目的就是解放生產力。現在生產關系是改變了，就要提高生產力。不搞科學技術，生產力無法提高。”1964年初，國家科委向毛澤東和劉少奇匯報工作時，毛澤東針對科學規劃問題作出以下指示：（1）十年科學規劃既然搞了，就一定要認真執行，所需經費不多，可以保證。（2）這一仗是要打的，生產關系的仗打了以后，還要打生產力這一仗，不打科學仗，生產力就上不去。（3）理論研究要專門搞，擺上一批人，不要催他馬上拿成果，好好搞點研究工作。戰爭向來有兩手，一手防，一手攻。講數量我們趕不上人家，因此，要考慮一點辦法，從防的方面想辦法，可以勝過別人，可以超過他們。（4）要培養一支強大的科學技術隊伍，這支隊伍必須又紅又專。留學生不要都派往國外，國內也有很多很好的經驗值得學習。

　　（二）重視大眾教育

　　毛澤東認為“世間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個可寶貴的。”這其中包含了人的素質提高和受教育問題。為了奠定科技發展的基礎，毛澤東始終注重大眾教育。1949年以前，中國的教育十分落后。全國人口中80％以上是文盲，學齡兒童入學率只有20％左右，勞動者很少能進入學校學習。全國各級各類學校學生僅占全國人口的5％左右，而且教學設備十分缺乏，教材陳舊落后。1949年之后的近30年間，中國的教育事業盡管也經歷種種曲折、磨難，但仍然獲得了巨大的發展。其中一項明顯的成就是大眾教育的興起，并對中國的社會經濟發生了重大影響。中國實行了學校“向工農開門”的方針，大眾教育取得了極為顯著的成就。1949年，中等學校的在校學生為126.8萬人，1976年上升至5905.5萬人；1949年，小學在校學生為2439.1萬人，1976年上升至15005.5萬人。1965年，中國的小學入學率為89％，而世界低收入國家平均為73％，中下等收入國家平均為78％；1965年，中國的中學入學率為51.8％，而世界低收入國家平均為20％，中下等收入國家平均為26％。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國城市的文盲率為16.4％、農村的文盲率為34.7％，而同為后發大國的印度的城市文盲率則是34.9％、農村文盲率是67.3％，巴西的城市文盲率為16.8％、農村文盲率為46.3％，埃及的城市文盲率為39.7％、農村的文盲率為70.6％。顯然，中國的大眾教育在后發國家尤其是后發大國中走在了前列。中國這一時期大眾教育長足發展的意義是深遠的，不僅僅在于對于整個民族文化素質的普遍提升，而且為以后高等教育的正常發展、為中國科技發展乃至于中國社會經濟今天的全面發展奠定了一個比較扎實的基礎。

　　（三）高技術開發與科學技術基礎的初步奠定

高技術產業是當代國際經濟貿易活動中起先導和核心作用的產業。高技術產業與其他產業的主要區別在于：研究與開發費用以及擁有的科學家和工程師人數普遍超過一般制造業的平均水平。在發展中國家，我國是率先進行高技術開發、擁有高技術攻關能力并初步建立了高技術產業的國家。建國初期，1951年我國即重視新興產業，開始發展航空工業。1955年做出了發展核技術和核工業的決定。1956年在第一個長期科技發展規劃——《1956～1967年科學技術發展遠景規劃綱要》中，確定計算機技術、半導體技術、自動化技術、無線電技術、核技術、噴氣技術等高技術領域的57項重點任務和616個中心問題為我國最急需的科技領域，并提出了“重點發展，迎頭趕上”的方針。

1949年以來的30年中，我國累計向高技術領域的投資超過1000億元，約占國家全部建設投資的6.3％。到20世紀80年代末已擁有一支300多萬人的高技術產業隊伍，初步形成了一定的產業規模。1987年，我國高技術產業的產值估算已達到740多億元，約占國民生產總值的6.8％。

為加強對原子能工業和尖端武器的研究試驗工作的領導，有效組織全國大協作，毛澤東專門批示：“要大力協同做好這件工作。”1962年11月，中央成立了以周恩來為首的15人專門委員會，周恩來任主任，羅瑞卿兼任委員會下設的辦公室主任，形成強有力的領導指揮機構，加強對原子能工業的領導和原子彈的研制攻關。從此，原子能工業的建設和核武器研制的步伐大大加快。1964年10月16日，我國自行研制的第一顆原子彈成功爆炸之后，毛澤東又指示：“原子彈要有，氫彈也要快”。[16]（p.100）1967年6月17日，我國成功地進行了300萬噸級的氫彈試驗。從第一顆原子彈爆炸到第一顆氫彈爆炸，蘇聯用了4年，英國用了4年零7個月，法國用了8年零6個月，我國僅用了兩年零8個月。而且與國外相比，事故少，成功率高，耗資也最少。1970年4月24日，我國第一顆人造衛星升空入軌。[17]

1965年成立了中國核動力研究設計院，當年毛澤東發出核潛艇一萬年也要搞出來的豪邁誓言，結果不到十年，他們就在非常艱苦的條件下成功地研制出我國第一艘核潛艇。[18]這里建造了我國第一座核動力反應堆、第一座高通量工程試驗堆。這些工作為21世紀的核能民用奠定了基礎。

　　由于20世紀50年代根據世界科技發展加速的趨勢做出的具有遠見的決策，主管機構強有力的組織領導以及高科技攻關人員的勤奮拼搏，到60年代中期和70年代，我國尖端科學技術取得了突破性進展。這些成就，體現了毛澤東引進技術與自主創新相結合的辯證思維的勝利。

　　（四）民用科技、基礎理論的開發與創新

　　在毛澤東的領導下，新中國的各項民用事業和基礎研究也都有長足的進步。如前所述，毛澤東歷來重視科學實驗，并將其視為三大革命運動之一。他還指出：“在生產斗爭和科學實驗范圍內，人類總是不斷發展的，自然界也總是不斷發展的，永遠不會停止在一個水平上。”遵照他的指示，1965年4月5日，中共中央批轉《關于全國農業科學實驗工作會議的報告》，要求各級黨委加強對科學實驗特別是農業科學實驗的領導，既要抓樣板田，又要抓專業的農業科學技術工作和農民群眾的科學實驗活動，要學一點農業科學技術知識。由此廣大農村中群眾科學實驗小組紛紛建立起來，不少農業科學技術工作者下鄉蹲點，辦起了領導干部、農業科學技術人員和農民群眾三結合的樣板田。據統計，當年由農業科學研究部門約4000人舉辦的樣板田近1200個，由農業技術推廣站12000人舉辦的樣板田有4000多個，群眾科學實驗小組舉辦的數量更多。樣板的典型材料既有糧、棉等大田作物，也有畜牧、獸醫、果樹、橡膠、機械等專業的。農業科學技術隊伍有了很大發展，科學研究人員由解放前不足千人，發展到1965年的15000人，推廣站的技術人員由解放前的寥寥無幾，發展到近5萬人。1964年6月，任職于湖南省安江農校的袁隆平最先發現了水稻天然雄性不育株，并帶領研究組開展了雜交水稻的研究。1967年，這一研究項目被列入湖南省重點科研課題。1972年春，雜交水稻研究被列入全國重點科研項目。1973年，實現了雜交水稻不育系、保持系、恢復系三系配套，在世界上首次育成強優勢雜交水稻。1976年，全國大面積推廣這一新技術，我國成為世界上第一個利用雜交優勢生產水稻的國家。同樣的事例還見之于醫藥衛生、石油開發、三線建設和交通運輸等多個領域。

　　毛澤東非常看重將基礎研究與生產實踐相結合。華羅庚是中國最早把數學理論研究和生產實踐緊密結合并做出巨大貢獻的科學家。1954年，華羅庚完成了《多復變數函數論中的典型域的調和分析》一書的初稿。1956年，他因在典型域上的多元復變數函數論方面的突出貢獻，榮獲第一屆國家自然科學一等獎。1964年，華羅庚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建議在生產實踐中推廣優選法和統籌法，認為可以提高管理水平和效率。毛澤東回信稱贊他的想法“壯志凌云，可喜可賀”。受此巨大鼓舞，華羅庚在近20年間深入工廠、礦山，用深入淺出的語言向工人、農民介紹優選法和統籌法。毛澤東后來又一次給華羅庚復信說：“你現在奮發有為，不為個人，而為人民服務，十分歡迎。”

總之，自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中國的科技工作者為我國科學技術事業的進步，為國家經濟建設和國防建設的發展，為我國國際地位的提高，嘔心瀝血，艱苦奮斗，努力攀登科學的高峰，不斷開創、填補和發展各個領域的科技事業，取得了豐碩的科技成果，而這一切，都離不開毛澤東等老一輩革命家的親切關懷和正確領導。

三

　　美國著名的蘭德公司在對世界各國經濟的分析報告中曾指出：一國的技術獨立是經濟獨立的基礎，技術及經濟獨立是國家獨立的基礎。這是很有見地的分析。目前我國在技術獨立方面的現狀不容樂觀。據國家知識產權局披露，我國國內擁有自主知識產權核心技術的企業僅為萬分之三，99％的企業沒有申請專利，60％的企業沒有自己的商標。這說明了我國自主研發的不足與薄弱。回顧歷史可以得出的經驗教訓是很多的。

　　（一）全球化不能“替代”自主研發，提高自主創新能力是我國的唯一選擇

　　當前，中國正處在一個難得的科技發展和經濟社會發展雙重戰略機遇期。我國和世界的經濟發展史告訴我們：技術引進對后發國家經濟起步有重要幫助。但是，一個國家要真正成為科技強國、經濟強國，就必須努力提高科技自主創新能力。經濟競爭背后是科技競爭，而科技“競爭”背后必然有科技“保護”。歷史經驗表明，真正的核心技術是買不來的。只有擁有強大的科技創新能力，擁有自主的知識產權，才能提高我國的國際競爭力，才能享有受人尊重的國際地位和尊嚴。毛澤東將科技研發作為國家的重要職能之一，并且在極端困難的條件下仍堅定不移，絕不放棄自主攻關、突破高科技的瓶頸。這種自力自強的精神今天仍然是至關重要的。

　　（二）科學無止境，自主創新需要智慧和勇氣

　　“自主創新”在科學技術上意味著不依賴于外來技術，包括加強原始創新、集成創新和引進消化吸收再創新。而要實現創新，關鍵是創新精神和創新思維能力的培養。大多數中國人不缺少智慧，缺少的是創新的勇氣。要真正提出一個新的概念，要有勇氣，要理性地去面對權威的成論。為了激發整個民族的創新精神，提升創新能力，需要毛澤東提倡的大無畏精神。愛因斯坦寫作他最著名的五篇文章時，僅僅是專利局里的普通職員，沒有在任何一所大學、科研機構擁有職位。但是他改寫了整個20世紀的科學發展史。

　　在追求真理的歷程中，社會科學承擔著人文素質和思維能力開發與提升的職能。馬克思主義是馬克思、恩格斯在19世紀根據當時的社會、經濟、科技的實際情況，在實踐中總結出來的新思想、新理論。他們探求真理的科學精神為我們樹立了光輝典范。毛澤東在總結人類發展歷史的基礎上指出：“人類總得不斷地總結經驗，有所發現，有所發明，有所創造，有所前進。停止的論點，悲觀的論點，無所作為和驕傲自滿的論點，都是錯誤的。”[10]（p.325）毛澤東這種關于科學無止境的思想正是自主創新智慧和勇氣的來源。

　　（三）保護知識產權，需要創造良好的體制環境

　　借鑒發達國家的經驗，廣泛的科技創新需要建立以企業為主體、市場為導向、產學研結合的技術創新體系，形成自主創新的基本體制框架。發揮各類企業的創新活力，不僅需要技術基礎和技術標準，而且需要完善自主創新的激勵機制，從政策上扶持開發對經濟社會發展具有重大帶動作用的高新技術，加大知識產權保護力度，健全知識產權保護體系，優化科技創新環境。目前我國企業創新動力不足，一個重要的原因是由于許多企業只重視有形資產的積累與保護，忽視了對企業發展最重要的知識產權，模仿照搬，漠視他人權利。這種情況同歷史上毛澤東對資產階級法權的誤解相關聯。反思毛澤東時代的群眾運動，特別是“文化大革命”的經驗教訓，我們不容漠視知識產權的重要性，要對創造性的構思加以鼓勵和獎賞，并寬容創新過程中的失誤。

　　在1958年“大躍進”、人民公社化運動中，毛澤東提出要破除資產階級法權，并發展成毛澤東追求理想社會的指導思想和方式。他構想的社會主義理想社會是“逐步限制社會分工和商品生產、逐步限制按勞分配物質利益原則、在經濟上自給自足或半自給自足的社會組織（他認為不作這些限制就會產生資本主義）”，這是一種“帶有空想色彩的以平均主義為特征的社會主義構想”。[22]這成為1958年后毛澤東發動歷次政治運動的重要思想基礎之一，涉及什么是社會主義和如何建設社會主義的問題。在限制資產階級法權和以階級斗爭為綱的思想指導下，創新思維不僅難以得到保護，而且可能被輕易扼殺。這是我國在20世紀60～70年代與世界發達國家科技和經濟水平拉大的重要原因之一。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正確總結和借鑒中外歷史經驗，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建立起知識產權制度，短短20多年走過了發達國家幾百年的歷程。但是，在總結經驗教訓的基礎上，對于加強知識產權工作、完善知識產權制度、健全知識產權保護體系，還需要得到社會各界的普遍認同并切實貫徹落實。

　　（四）注重知識普及、基礎研究、人的素質提高與尖端人才的培養

　　提高國家、城市、企業的自主創新能力，要夯實自主創新的人才基礎。我國科技人力資源總量現有3200萬人（其中科學家、工程師900萬人），研發人員總數105萬人/年（全時工作當量），分別居世界第一、第二位。科研投入（研究與開發經費）占GDP的比例2004年已達到1.23％（1998年為0.7％），十年間年均增長超過15％，投入強度為發展中國家之首。但我們的科研產出，發明專利授權量世界排名僅列第10位左右（其中七成以上為外國公司申請）；論文數量增長很快，但有影響的還不多（美國科學論文平均引用次數為12次強，而我國不到3次）。[23]可以說，我們缺少貨真價實的創造能力。為了改變現狀，需要繼續實施科教興國戰略和人才強國戰略，培養大批創新型人才。毛澤東一貫強調和重視學習，主張全社會成為大學校。而從歷史上看，科學技術的發展是形成學習型社會的重要條件。科技發展不僅為學習型社會的形成提供了技術條件，還為學習型社會的擴展提供了技術支持，互聯網、衛星視頻系統等現代信息技術使人們突破了傳統的學習模式，擺脫了時間和空間的限制，為全民學習和終身學習的實現提供了便利條件。此外，科學技術的發展也為學習型社會的形成提供了社會需求。在世界科技革命推動之下，科技競爭成為綜合國力競爭的焦點。為了在競爭中取得主動權，人們產生了強烈的求知欲以及不斷學習、創新的強大動力和壓力。這些因素綜合起來，有力地推動了學習型社會的發展。以往公有制企業之間的“非競爭性”，使得企業之間的生產技術的學習成本極低，可以由一個或者一群企業無條件地幫助新企業完成技術“復制”工作，這對于私人企業而言是無法得到的。今后，我們面臨的課題是如何揚長避短，增加投入。

　　人才的培養要有長遠目光，要加強基礎研究。基礎研究猶如對科技發展的長線投資。忽視了基礎研究，就等于遏制了自主創新的源泉。基礎研究永遠是自主創新的精神動力。

　　（五）正確處理引進和創新的關系

　　技術引進是后發展國家“后發優勢”的體現，引進、學習和模仿可以在對發達國家的趕超過程中節省巨大的經濟資源和寶貴的時間。也只有站在技術進步的最前沿，才有資格談創新。

　　技術引進和中國企業創新能力不足并非因果關系，技術的引進不會降低只會提高企業的創新能力，隨著資本積累的增加、企業規模的增大、研發能力的提高，企業家是不會漠視技術創新所帶來的巨額利潤的。因此，企業是采取引進技術還是自主創新，應該由不同的企業根據自己的情況和對市場與研發活動投資收益的獨立判斷自主選擇。

現在，世界上的各大國都越來越清醒地認識到：在新的科技革命面前，面臨全球范圍內經濟上更加激烈的大規模的競爭。因此，許多西方國家都力圖在生產組織、經濟制度以及政治、教育等方面進行戰略性的調整，為容納新科技革命必將導致的生產力的飛躍創造有利條件。法國前總統密特朗當年在大選中發表《告全國人民書》大聲疾呼：“當前世界經濟宛如一個戰場，各國企業在其間無情的爭斗，倒下者必定死亡，不會寬容俘虜”，“只有奮斗才能成功”。當前，許多國家都在加緊調整科技和經濟發展戰略，增強以經濟和科技為基礎的綜合國力。這對我國的經濟發展和現代化是一種挑戰，更是一種機遇。在迎接新科技革命的浪潮中，只要我們汲取歷史經驗教訓，搞好改革，抓住機會，就有可能使我國落后的經濟以跳躍的方式前進。

董志凱（來源：《當代中國史研究》2006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