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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共和國70華誕，科學評價開國領袖毛澤東的功績，厘清毛澤東時代與改革開放的關系，是繞不開的議題。因此本文遵循“兩個不能否定”原則[1]，堅持習近平“走得再遠不能忘記從哪里出發”[2]的“不忘初心繼續前進”[3]重要思想，客觀解讀毛澤東時代的改革開放，以期正確把握改革開放前后社會主義實踐探索的關系，真正保持“將改革開放進行到底”的朝氣蓬勃精神，唱響紀念建國70周年的主旋律。

一、毛澤東時代傾力“人民當家作主站起來”的改革

現在不少人認為，毛澤東主席去世后才開始改革，是對新中國歷史特別是改革開放史不能全面解讀的緣故。實際上，毛澤東時代不僅開展了政治制度、社會制度、土地制度、管理制度以及教育醫療文化等制度的改革，而且是傾力人民當家作主站起來，具有革命性的全面徹底改革，由此開辟了共和國初步繁榮昌盛的風清氣正時代。

1、確保人民當家作主的最根本改革。新中國成立后，雖然建立了人民政權，但封建社會的官本位思想、特權思想依舊頑固的存在，官員奴役百姓的傳統制度依舊釋放著巨大慣性，資產階級貪圖享受思想有著相當大的市場。毛澤東的政治改革，就是圍繞人民當家作主、消除官本位和特權而展開的。

一是確保人民管理國家、企業和文化教育的權利。毛澤東讀《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時明確指出，“勞動者管理國家，管理軍隊，管理各種企業，管理文化教育的權利，實際上，這是社會主義制度下勞動者最大的權利，最根本的權利”，這種權利至關重要，是人民當家作主的重要保證，是勞動者工作權，休息權、受教育權等權利的重要前提，所以毛澤東的改革就是保證勞動者的管理權，以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政治協商制度各種有效的途徑和方式參與對國家事務的管理和監督，保證人民掌握國家機關、部隊、企業和文化教育事業的領導權，保證政治上的社會主義方向和經濟上的公有制基礎，有效地防止和制止特權思想的滋生。

二是發動人民群眾反對官僚主義。毛澤東始終把為人民服務作為黨的宗旨，強調領導干部必須做人民的勤務員，防止出現由社會公仆向“社會主人”的蛻變，如果“誰犯了官僚主義，不去解決群眾的問題，罵群眾，壓群眾，總是不改，群眾就有理由把他革掉”[4]。

三是要求革命功臣“不要吃老本要立新功”，發揚革命傳統，爭取更大光榮，徹底改變了打天下享受天下的封建傳統。顯然，毛澤東的改革，最核心內容最本質特征是讓人民當家作主，讓幾千年來高高在上的官員變成人民公仆，創造了由官欺民走向官懼民的千古奇觀。

2、社會主義三大改造的最偉大改革。社會主義改造是新中國成立后，進行的富有中國特色極具革命性質的偉大改革，是把資本主義私人所有制改造成為全民所有制，把以農民和手工業者個體勞動為基礎的私人所有制改造成為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全面確立社會主義的基本制度。

社會主義改造首先從農業合作化開始，1953年中共中央先后作出兩個關于農業合作化的決議，規定了農業社會主義改造的路線、方針和政策，毛澤東同志為指導農業合作化發表了《關于農業合作化問題》、《農業合作化必須依靠黨團員和貧農下中農》等文章，并為《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寫下2篇指導性序言和43則經典性按語，到1956年底全國加入合作社的農戶達96.3%，完成了幾千年的分散個體勞動向集體所有、集體經營的歷史性轉變。與此同時黨采取“積極領導、穩步前進”的方針，毛澤東同志專門發表《加快手工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以生產合作小組、供銷合作社、生產合作社等形式，從供銷入手，由小到大，由低到高，也在1956年底完成了對手工業社會主義改造。而重點是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為了把原來落后、混亂、畸形發展的資本主義工商業逐步引上社會主義道路，黨從1953年起先把資本主義轉變為國家資本主義，進而把國家資本主義轉變為社會主義，中共中央出臺了《關于利用、限制、改造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意見》和對民族資產階級實行"和平贖買"政策，毛澤東同志1953年9月專門與民主黨派、工商界部分代表座談，宣講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和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的政策，使他們中的絕大多數人自覺接受社會主義所有制改造，擁護共產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通過公私合營完成了對資本主義所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

社會主義三大改造，是中國歷史上最偉大、影響最深遠的變革，被習總書記概括為黨的一大歷史貢獻，奠定當代中國一切發展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礎，奠定中國發展富強、中國人民生活富裕堅實基礎，實現中華民族由不斷衰落到根本扭轉命運、持續走向繁榮富強偉大飛躍。

3、全面土地改革的最耀眼改革。毛澤東一直把廢除幾千年封建土地制度作為革命和建設的重要任務，為了搞好新中國的全面土地改革，1949年12月訪問蘇聯期間專門征求斯大林的意見，認真慎重地對待富農問題，從上到下、從黨內到黨外、從中央局到七屆三中全會，從全國政協一屆二次會議討論到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八次會議通過，廣泛聽取意見，反復研究，專門討論，方在1950年6月30日頒布施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明確規定，土地改革的根本目的是“廢除地主階級封建剝削的土地所有制，實行農民的土地所有制，借以解放農村生產力，發展農業生產，為新中國的工業化開辟道路”[5]，由此在全國展開了一場轟轟烈烈的土改運動。

到1953年春，除少數民族地區外，全國基本實現了土地改革，三億多無地或者少地的農民無償獲得七億畝土地和大量生產資料，免除了過去每年向地主交納的約七百億斤糧食的繁重地租，徹底消滅了在我國延續幾千年的封建制度的基礎——地主階級的土地所有制，也使農民真正體悟到政治上“翻身”的意義。因為毛澤東非常注重把“普遍發動群眾”、“整頓基層組織”作為土改的最基本環節，與改朝換代的“均土地，抑豪強”嚴格區別開來，重構中國幾千年的農村社會結構，實現群眾自己解放自己的“土地還家”，讓農民深深感受到共產黨為人民謀幸福的偉大。

毛澤東時代土改釋放的更耀眼光芒，是在完成土地改革以后讓農民走向集體化道路，因為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多次指出組織農民走集體化道路是解決農民共同富裕問題的唯一途徑，“就農業來說，社會主義道路是我國農業唯一的道路。發展互助合作運動，不斷地提高農業生產力，這是黨在農村中工作的中心”[6]，所以在土改后毛澤東全力倡議引導農民遵循自愿互利、典型示范和國家幫助的原則，從互助組到初級農業生產合作社，再到主要生產資料歸集體所有的完全社會主義性質的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完成了由農民個體所有制到社會主義集體所有制的轉變，使得到土地的農民逐步走上集體化道路。

如果深入全面地了解新中國初期波瀾壯闊的土改運動和合作化運動，就會客觀認識改革開放后的家庭聯產承包，深化習近平鄉村振興戰略的認識，自覺增強貫徹落實的主動性。

4、兩參一改三結合和干部“三同”的最可寶貴改革。 “兩參一改三結合”，是毛澤東吸取蘇聯經濟管理的問題，通過遼寧鞍山市開展工業戰線上的技術革新和技術革命運動，科學總結了我國社會主義企業的管理工作，明確提出“對企業的管理，采取集中領導和群眾運動相結合，干部參加勞動，工人參加管理，不斷改革不合理的規章制度，工人群眾、領導干部和技術人員三結合”[7]，強調今后工業建設和工廠管理應實行“兩參一改三結合”的方針，并與蘇聯一長制管理方法的“馬鋼憲法”針鋒相對，將此稱為“鞍鋼憲法”。

這種弘揚工人階級主人翁精神、強化知識分子作用的改革，不僅推進了中國的社會主義企業管理的革命，而且對世界的企業管理產生了深遠影響，日本的豐田管理方式就是汲取鞍鋼憲法精神的代表。另一方面是干部的“三同”，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針對革命勝利后容易產生脫離群眾的官僚主義傾向，提出凡能勞動的“縣區鄉三級黨政主要干部，每年抽一部分時間下田參加生產”[8]，并要求縣以上各級黨政軍主要干部“每年以一部分時間，分別下田、下工場、下礦山、下工地或者到其他場所和工人農民一道從事可能勝任的一小部分體力勞動”[9]，由此形成了機關干部與農民同吃、同住、同勞動的“三同”制度，干部蹲點并參加勞動，深入田間地頭和農戶家中聽民意、察民情、聚民智，增進黨群干群關系，形成了良好的工作作風。

在落實習近平總書記關于反對官僚主義指示中，全國許多地方啟動了干部“三同”活動計劃，大量地方黨校增設了學員“三同”的科目，足見毛澤東當年“三同”影響力。可以說，兩參一改三結合和干部三同制度，是調動工農群眾積極性、提到領導干部領導水平的重大改革，開辟了實踐黨的群眾路線的全新境界。

此外，毛澤東時代還大刀闊斧進行了“教育必須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必須同生產勞動相結合”[10]的教育改革，實行“把醫療工作的重點放到農村去”[11]的醫療改革，展開“我們的文學藝術都是為人民大眾的，首先是為工農兵的，為工農兵而創作,為工農兵所利用的”[12]之“二為”文藝改革，等等，都表明不僅具有改天換地氣魄和經天緯地膽略，而且改革所取得成就更是史無前例，具有扭轉乾坤的天翻地覆，堪稱亙古未有、驚天地泣鬼神。

二、毛澤東時代沖破打壓封鎖的開放

關于毛澤東時代的開放，總有些別有用心的人說三道四，他們不明白當時不是我們不開放，而是西方列強企圖扼殺新中國，合起伙來對我們大門緊閉，還變本加厲實行軍事威脅經濟封鎖。面對敵對勢力妄想把新中國餓死困死的國際環境，毛澤東抓住帝國主義封鎖的縫隙，利用霸權主義之間的矛盾，不失時機打開擁抱世界的開放大門，結成了反對世界霸權的統一戰線，贏得“我們的朋友遍天下”，為后來的改革開放創造良好的國際環境。

1、毛澤東時代的開放，充滿著夾縫中生存的大智慧。新中國成立時，西方列強拒絕承認還阻撓其他國家與中國的聯系，因此只能采取“一邊倒”的向“社會主義陣營”開放，1949年底就與蘇聯等9個社會主義國家建交，毛澤東又及時訪問蘇聯，簽訂了《中蘇友好互助同盟條約》和經濟技術援助等條約協定，創造了國民經濟恢復發展機會。尤其是推出“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得到國際社會普遍認可，毛澤東《在新政協籌備會議上的講話》中就向全世界聲明，任何外國政府，只要與中國的反動派斷絕關系，“我們就愿意同它在平等、互利和尊重領土主權的原則的基礎之上，談判建立外交關系的問題”[13]，1954年6月，周恩來總理訪問印度和緬甸，將此擴展為互相尊重領土主權，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惠與和平共處的五項原則，受到國際社會特別是亞非拉國家的廣泛響應支持。1955年4月新中國代表團首次亮相萬隆會議國際舞臺，周恩來正式唱響“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以“求同存異”的外交智慧，回應了親美國家對新中國的非議，促成了《亞非會議最后公報》，形成了增強各國人民團結友誼的萬隆精神，大大提升了新中國的國際聲望。毛主席1957年在莫斯科向全世界莊嚴宣告,中國堅決主張一切國家實行“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促進了亞非各國人民團結，1963年周恩來總理第一次出訪了13個亞非國家，進一步建立了與他們深厚的友誼。新中國抗美援朝、抗美援越、支持世界革命，支持美國黑人斗爭，由此成為反對帝國主義、爭取和維護民族獨立的中心，促成了“國家要獨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的世界潮流[14]。20世紀70年代初,毛澤東主席從調整中、美、蘇大三角關系的外交戰略需要出發,通過請美國作家斯諾傳話，邀請美國乒乓球隊訪華等方式,用小球推動大球,促使中美關系乃至中國同西方外交關系解凍。美國總統尼克松1972年2月21日訪華，簽訂了《中美聯合公報》，打破了西方封鎖新中國的堅冰，迎來了世界各國與新中國建交的熱潮,極大改善了中國的國際環境，為中國后來的改革開放奠定了基礎。

2、毛澤東時代的開放，彰顯著“三個世界劃分”的大手筆。美國霸權主義和西方列強不僅敵視新中國，也欺負亞非拉等弱小國家，毛澤東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特別注重團結支持這些弱小國家，在自己還不富裕的境況下給予他們無私的援助，與他們結成反霸同盟，隨著20世紀60年代風起云涌的民族解放運動,一些國家紛紛獨立的世界潮流，毛澤東逐漸形成了“三個世界劃分”的理論，在1970年會見非洲客人時指出,亞非拉是第三世界,第一次明確表示中國屬于第三世界[15]，1974年2月會見贊比亞總統卡翁達時，明確提出劃分“三個世界”的戰略思想“我看美國、蘇聯是第一世界。中間派，日本、歐洲、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們是第三世界”，“第三世界人口很多。亞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個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是第三世界”[16]。1974年4月，鄧小平在聯合國第六屆特別會議上詳細闡述了毛澤東關于三個世界劃分的戰略思想，明確表示“中國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也是一個發展中國家，中國屬于第三世界。中國政府和人民堅決支持一切被壓迫人民和被壓迫民族的正義斗爭”[17]。毛澤東主席創造性地提出“三個世界”的理論，并非按照意識形態和社會制度，而是根據中國的外交和開放戰略，明確了依靠、團結和孤立對象，使得敵友陣線分明，堅定地站在第三世界一邊,自然贏得了廣大亞非拉國家的擁護和支持，結成反對超級大國霸權主義的統一戰線。于是有了窮朋友把中國抬進聯合國的大事件，1971年10月25日，聯合國第二十六屆大會壓倒多數通過阿爾巴尼亞、阿爾及利亞等18個國家共同提出的恢復中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驅逐蔣介石集團代表的提案，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一切合法權利，粉碎了美國控制聯合國的霸道行徑，也從此改變了世界格局。它是毛澤東長期廣交亞非拉廣大第三世界國家窮朋友的結果，更是毛澤東獨具慧眼外交開放戰略的勝利。

3、毛澤東時代的開放，凝聚著經濟技術交流沖破封鎖的大戰略。新中國成立前夕，毛澤東就在七屆二中全會講話中表明“中國人民愿意同世界各國人民實行友好合作，恢復和發展國際間的通商事業，以利發展生產和繁榮經濟”[18]的務實、靈活對外經濟政策。然而，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不僅對新中國實行敵視和在政治上孤立、軍事上包圍，還操縱聯合國和“巴黎統籌委員會”對新中國實行全面禁運的封鎖政策。可新中國陸續從蘇聯引進了156個重大項目，從東歐國家引進了一大批成套項目，還從蘇聯、東歐國家聘請了一大批專家，向這些國家派出大批留學生、實習生，1957年4月中國有了“廣交會”，即“中國出口商品交易會”，成為打通中國內地與港澳、東南亞地區乃至全世界的貿易渠道，由此打破了西方國家的經濟技術封鎖，順利完成了第一個五個計劃，初步奠定了工業化的基礎，從而成為新中國探索走向世界的一個創舉。但由于蘇聯背信毀約，關上了新中國對蘇聯東歐開放的大門。毛澤東在強調自力更生搞建設的同時，及時提出把對外貿易和引進技術裝備的重點，轉移到與毗鄰國家和民族獨立國家的經貿往來，取得了與日本和西歐對外貿易的突破，陸續引進了一些冶金、石化、電子、精密機械等成套設備，也通過擴大經濟技術交往實現了同西方國家聯系的突破。所以說，毛澤東時代不是閉關鎖國，而是取得了對外開放的巨大成就，寫下了凝聚大智慧對外開放的光輝一頁。

三、堅定不移遵循“兩個不能否定”，讀懂毛澤東時代改革開放的地位和作用

全面解讀新中國完整的不可分割的波瀾壯闊成長壯大發展歷史，科學對待毛澤東時代的改革開放，是紀念建國70周年的必然要求，更是與以習近平為核心黨中央保持一致的重大政治原則，必須堅持“兩個不能否定”，維護習近平開創強起來新時代的戰略布局。

1、實事求是肯定毛澤東時代的改革開放。盡管改革開放不是毛澤東時代主流特征，具有革命性的改革也稱作社會主義革命，但也把改革叫得很響，即使在在土改、三大改造完成后，毛澤東還明確指出“中國的改革和建設靠我們來領導。如果我們把作風整頓好了，我們在工作中間就會更加主動，我們的本事就會更大，工作就會做得更好。我們國家要有很多誠心為人民服務、誠心為社會主義事業服務、立志改革的人。我們共產黨員都應該是這樣的人”[19]，并且強調還要團結黨外的志士仁人“同我們一起來為改革和建設我們的社會而無所畏懼地奮斗”[20]。而且毛澤東時代對外開放的愿望亦很強烈，不僅沖破種種阻撓封鎖開展外交外貿，毛澤東甚至還提出：在一定時候，可以讓日本人來中國辦工廠、開礦，向他們學技術[21]。我們之所以提出并論證毛澤東時代的改革開放，是為了回擊那些打著改革開放旗號，否定毛澤東、否定新中國的歷史虛無主義，消除強加于毛澤東時代封閉僵化、閉關鎖國的影響。谷牧同志曾經在一篇文章[22]中申明毛澤東從來沒有閉關鎖國的念頭[23]。鄧小平說得更清楚“毛澤東同志在世的時候，我們也想擴大中外經濟技術交流，包括同一些資本主義國家發展經濟貿易關系，甚至引進外資、合資經營等等。但是那時候沒有條件，人家封鎖我們。……毛澤東同志關于三個世界劃分的戰略思想，給我們開辟了道路”[24]。所以，我們必須全面準確理解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毛澤東同志畢生最突出最偉大的貢獻，就是領導我們黨和人民找到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正確道路，完成了反帝反封建的任務，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確立了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取得了社會主義建設的基礎性成就，并為我們探索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積累了經驗和提供了條件，為我們黨和人民事業勝利發展、為中華民族闊步趕上時代發展潮流創造了根本前提，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和實踐基礎”[25]，實事求是肯定毛澤東時代改革開放，肯定這個時期改革開放為后來積累的經驗。這是政治態度問題，也是政治立場問題。

2、準確把握中國改革開放的有機統一。立足馬克思主義唯物主義縱觀新中國的改革開放，其實就是黨實現國家富強、人民富裕薪火相傳的事業，她以著力點和目標戰略的不同，形成了毛澤東開創站起來、鄧小平開創富起來、習近平開創強起來的三個時代。毛澤東開創的站起來時代，時間上是新中國成立到1978年（即通常所說的前30年），著力點是上層建筑，目標是人民當家作主站起來，戰略是沖破帝國主義封鎖，實現社會主義中國的初步繁榮昌盛；鄧小平開創的富起來時代，時間上是十一屆三中全會到十八大（即通常所說的后30年），著力點是經濟基礎，目標是人民富起來，戰略是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習近平開創的強起來時代，時間上是黨的十八大至今（此處以改革開放里程碑為據，有別于十九大關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時間劃分），著力點是“五位一體”，目標是中國強起來，戰略是“四個全面”，加速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這三個時代既緊密聯系又具有鮮明的時代特征，是一個密不可分的統一體，但由于鄧小平開創的富起來時代是針對完善毛澤東開創的站起來時代，一些居心叵測的人便以后30年成就和毛澤東晚年的重大失誤否定前30年，直至否定共產黨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而出于維護毛澤東思想和新中國的好心人，又以前30年的風清氣正和后來改革開放出現的腐敗蔓延、貧富懸殊、道德滑坡否定后30年，造成了極大的思想混亂。而習近平開創的強起來時代，以高超的政治智慧果斷提出“兩個不能否定”，充分肯定了毛澤東時代沖破帝國主義封鎖的偉大功勛，力挽狂瀾撥正了改革開放的航向，實現了由站起來、富起來向強起來的巨大飛躍。

3、深刻體悟習近平強起來改革開放汲取毛澤東思想精髓的劃時代意義。新中國改革開放雖然是一脈相承，但習近平汲取毛澤東思想精髓，圍繞強起來改革開放的地位和作用怎么評價都不過分。因為習近平的強起來改革開放，繼承了毛澤東時代站起來改革開放的優良傳統，汲取了鄧小平時代富起來改革開放的內核，重申堅持社會主義的改革開放方向，堅持黨領導一切的改革開放政治原則，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改革開放根本目的，做出了改革開放最杰出貢獻；硬起手腕打擊了否定共產黨、否定新中國、否定毛澤東的歷史虛無主義，聚集了深化改革開放的政治力量；全面從嚴治黨，繼續進行歷史性趕考，走好今天的長征路，營造了深化改革開放的良好政治環境；以“不忘初心繼續前進”完整統一了新中國站起來、富起來、強起來的成長壯大史，完整統一了毛澤東時代、鄧小平時代和習近平時代改革開放史，帶領中國跨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繼續實現中國夢的偉大征程。因此，習近平圍繞強起來改革開放具有當之無愧的劃時代意義。

結語。新中國70年的歷史是一部完整的站起來、富起來、強起來的輝煌史，也是一部著眼站起來改革、立足富起來改革、致力強起來改革的奮斗史，更是毛澤東開創站起來時代、鄧小平開創富起來時代、習近平開創強起來新時代的創造人間奇跡史。紀念建國70周年，務必牢記習總書記的教導“走得再遠、走到再光輝的未來，也不能忘記走過的過去”[26]，銘記毛澤東時代的不朽功勛，銘記毛澤東時代改革開放的偉大，創造習近平新時代的更加輝煌。

注 釋：

[1] 習近平《在紀念毛澤東同志誕辰120周年座談會上的講話》，《 人民日報 》2013年12月27日 02 版

[2] 《習近平在建黨95周年慶祝大會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16年7月2日02版

[3] 同上

[4] 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講話》，《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第326頁，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

[5] 《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人民日報》1950年6月30日　

[6] 顧龍生編著：《毛澤東經濟年譜》，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324頁

[7] 許耀桐《從群眾中來 到群眾中去》，中國共產黨新聞網2016年06月27日

[8] 王傳利《干部“三同”,掃除“驕嬌”二氣》，《人民論壇》2017年第13期

[9] 同上

[10] 侯樹棟《黨的三代領導人教育思想簡論》， 《鄧小平理論學習與研究》2005年第2期

[11] 姚力《把醫療衛生工作的重點放到農村去》，《當代中國史研究》2007年第3期

[12] 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毛澤東選集》第3卷第863頁，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13] 《毛澤東選集》第4卷第1466頁，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

[14] 《中美聯合公報》，《人民日報》1972年2月28日第一版

[15]  張世會《中國道路是民族復興之路》，人民網-理論頻道2013年04月22日

[16] 《毛澤東提出劃分三個世界的理論》，中國網 2009-02-22

[17] 《毛澤東主席關于三個世界的理論和“一條線”戰略》，中國網 2013-12-19

[18] 毛澤東《在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議上的講話》， 《毛澤東選集》第4卷第1466頁，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

[19] 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第411頁，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

[20] 同上

[21] 1964年1月7日毛澤東在聽取工交會議情況匯報時的講話。轉引自《中國共產黨歷史》第2卷(1949—1978)下冊，中央黨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862頁 

[22] 谷牧《新中國前30年不開放是因毛澤東的失誤的看法不符合歷史的真實》，《北京日報》2009年1月11日

[23] 劉國光《也談“改革開放”——共和國六十周年感言》，《中國改革報》2009-08-31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2009年09月02日

[24] 鄧小平《高舉毛澤東思想旗幟，堅持實事求是原則》，《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127頁，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版

[25] 習近平《在紀念毛澤東同志誕辰120周年座談會上的講話》，人民網2013年12月27日 來源：人民日報

[26] 《習近平在建黨95周年慶祝大會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16年7月2日02版

 （作者系昆侖策研究院高級研究員；來源：昆侖策網【原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