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2月，毛澤東主席訪問蘇聯期間，到巴拉維赫療養院看望在這里養病的任弼時。】
1950年10月27日，任弼時突發腦溢血，不幸與世長辭，享年46歲。毛主席獲悉后，十分悲痛和震驚。第二天，即成立了以他為首的中央治喪委員會。毛主席親自來到任弼時的住所，親眼看著任弼時的遺體入殮，親手給任弼時的遺體覆蓋上黨旗，親筆寫下題詞“任弼時同志的革命精神永垂不朽”，親自執紼任弼時的靈柩前往勞動人民文化宮。某君不禁要問了，為什么毛主席對任弼時有這等至高的隆待呀？他們之間到底有怎樣的情分呢？莫非是任弼時有恩于毛主席？
第一，任弼時是給毛主席制造“麻煩”的人。而且這個“麻煩”非同小可，它致使毛主席一度陷入人生的最低谷。
我們都知道，毛主席是1921年參加建黨的人，而且是在南湖紅船上通過中國共產黨的第一個綱領和決議、宣布中國共產黨成立的七人之一。但有的可能不太了解的是，1923年6月黨的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毛主席與陳獨秀、李大釗一同被選為中央委員，是九名委員之一，不僅如此，毛主席還與陳獨秀、蔡和森等5人被選為中央局委員，也就是現在的中央政治局委員。在中央局的分工上，由毛主席負責組織工作，并兼任中央局秘書，協助中央局委員長陳獨秀處理中央日常事務。當時中央規定，中央要發出的文件，必須由陳獨秀和毛主席聯合簽署才能發出。這也就是說，毛主席“在30歲的時候，便干起了黨內事實上的‘二把手’。”很顯然，這時的毛主席是已經有了很高的地位和影響力的，這從第一次國共合作的情況也可以很明顯地看出來。1924年1月，國民黨召開了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選舉產生出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毛主席與李大釗、譚平山等當選為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這也相當于中國共產黨的中央政治局委員，會后，毛主席還被委以國民黨中央宣傳部代理部長（部長是汪精衛）的重要職務。后來的歷史大家都清楚，1927年國民黨反動派發動“四一二”、“七一五”反革命政變，大肆清洗屠殺中國共產黨員。在此種情況下，中國共產黨在漢口緊急召開“八七會議”，會上毛主席提出了“槍桿子里出政權”的英明論斷，會議正式確定實行武裝起義。根據中央決定，毛主席1927年9月領導秋收暴動。他創造性地開辟了以農村包圍城市的革命道路，上井岡山創建了第一個革命根據地，算是給中國共產黨建了第一個家。于是，1928年4月下旬迎接朱德、陳毅上山，1928年12月又迎接彭德懷、滕代遠、黃公略上山，進而又開創了中央蘇區革命根據地，算是中國共產黨有了自己的一塊地盤。按說，以毛主席的顯赫資歷和顯著功績，他應是在黨內得到充分認可和受到很好地尊敬的。但當時在上海的中央看不在眼里，認為這不符合馬列主義，不符合俄國人的路，而毛主席的政策策略又與中央的不太一致。于是中央就決定在中央蘇區設立中共蘇區中央局和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加在毛主席的頭上，以對他實施控制性領導。這個蘇區中央局，由周恩來任書記，但當時周恩來在上海不得分身，就先派項英任代理書記，兼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而項英沒有實際的能力，不能左右毛主席，所以上海的臨時中央就覺得項英不得力，于是很快又派了“三人團”來。這個“三人團”，為首的就是我們這篇小文的主人公任弼時，另兩位是王稼祥和顧作霖。這三個人不得了。一是都很年輕，年齡最大的是任弼時，才27歲，小毛主席11歲，王稼祥是25歲，而顧作霖則只有23歲，正值血氣方剛。二來他們都受過高等教育，尤其是任弼時和王稼祥，是留學蘇聯的科班，通熟馬列主義本本，而這在當時是頭等的金子招牌，這也是他們受中央指派到蘇區領導毛主席的資本。他們三人不負所期，來到蘇區瑞金的葉坪，就召開了“贛南會議”，批判毛主席的三大錯誤：“狹隘的經驗主義”、“富農路線”和“極嚴重的一貫右傾機會主義”，同時又采取了組織措施，通過取消紅一方面軍總司令和總政委、總前委書記的設置，剝奪了毛主席的蘇區最高領導人的地位。要說，當時中央的明白人是周恩來，他知道，離開毛主席打不了仗啊！所以，他到蘇區后，于1932年8月在中央局興國會議上，又堅持恢復了毛主席的紅一方面軍總政委的職務。但到了10月3日，在任弼時主持召開的“寧都會議”上，任弼時、項英、顧作霖、鄧發等，對毛主席又展開了更為猛烈的抨擊和集中批判，是老賬新賬一起算，批判他拒不執行中央“奪取中心城市”的右傾路線，再次撤銷了他剛剛恢復的紅一方面軍總政委的職務，并批準他去后方養病。這樣，毛主席就徹底離開了他一手創建的紅軍部隊。至此，毛主席陷入了極為艱難的處境，他受到了徹底的孤立，被“搞得臭得很”，許多人不敢與他接近，“不但一個人也不上門，連一個鬼也不上門”。他的親屬也因受株連而遭受打擊，包括妻子賀子珍、弟弟毛澤覃和賀子珍的哥哥賀敏學、妹妹賀怡。看看，這是不是“麻煩”，是不是非同小可。當然，這并非是任弼時一人之“功”，但他卻是其中的骨干力量，起了主導的作用。
第二，任弼時是給毛主席辯白“是非”的人。而且是完全拋棄了自我，真正客觀地評價了毛主席。
順著歷史走，時間很快便進到了1933年。1月份，共產黨臨時中央在上海待不下去，博古和張聞天也到了中央蘇區。這樣，中共臨時中央與蘇區中央局合并，改稱中共中央局，對中央蘇區實施直接領導。毛主席離開了部隊，第五次反“圍剿”開始了，沒有了毛主席的實際指揮，紅軍的仗越打越差，1934年4月的廣昌戰役失敗后，中央經請示共產國際同意，倉促決定撤離蘇區，實施戰略轉移，這便有了我黨的苦難輝煌——長征。1934年8月，任弼時作為中央代表，奉命率紅六軍團突圍西征，10月與賀龍的紅二軍團會合，組成了以任弼時為首的黨的領導機構，由任弼時和賀龍率領紅二、六軍團長征。1936年6月30日，任弼時、賀龍率領紅二、六軍團到達四川的甘孜，與滯留在那里的朱德、劉伯承會面。朱德、劉伯承即向任弼時、賀龍介紹了張國燾另立黨的“中央”，并宣布開除毛主席、周恩來等人黨籍，下令通緝毛主席、周恩來等人的情況。這里需要補入的一個情況是，1935年6月紅一方面軍和紅四方面軍會合后，張國燾通過欺騙的手段，收繳了中央與紅軍部隊的無線電聯絡密碼，所以任弼時與賀龍并不知道張國燾搞的這些分裂活動，而且也不知道這之前他們接到的指令都是張國燾假冒的。
而當任弼時得知真相后，即明確表態，紅二、紅六軍團聽中央的。這一表態，無疑是一個捍衛黨的宣示，從而也強化了他們共同與張國燾斗爭的信心。此后，任弼時同張國燾分裂黨分裂紅軍的行徑做了堅決的斗爭，力促了紅二方面軍、紅四方面軍與紅一方面軍三大紅軍主力的勝利會師。共產黨中央到達陜北后，在毛主席的英明領導下，黨中央召開了瓦窯堡會議，制定了正確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路線和政策，成功地開展了與東北軍、西北軍的統一戰線工作，又和平解決了“西安事變”，促成了國共合作抗日，邊區呈現出一片艷陽天。但就在此時，1937年11月29日，王明由莫斯科來到了延安。王明是在1931年1月中共召開的六屆四中全會上，在共產國際代表米夫的支持下，當選為中共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政治局常委，主持中央工作。6月，中共中央總書記向忠發被捕叛變，米夫又以共產國際的名義，指定王明代理中央總書記。10月，王明去蘇聯，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不久他被選為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委員和書記處候補書記。王明來到延安，僅10天，就在12月召開的中央會議上，以共產國際的“一切服從統一戰線，一切經過統一戰線”的指示為主旨，對毛主席和瓦窯堡會議確定的正確抗戰路線發起了挑戰，而王明顯赫的身份，唬住了許多中央領導，以致于使得毛主席又被孤立起來。而且，王明很快去了武漢，以中央長江局與延安中央分庭抗禮，以致于形成了南北對峙的局面，這也導致了后來新四軍的項英（皖南事變）、華北的彭德懷、山東的郭洪濤領導的敵后抗戰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響。正因為這種嚴重的路線分歧，中央決定派任弼時赴莫斯科向共產國際匯報。1938年3月，任弼時拖著病體，經過20多天的路途顛簸到達莫斯科，他抓緊時間寫了《中國抗日戰爭的形勢與中國共產黨的工作與任務》的書面報告，于4月14日提交共產國際執委會會議，并詳細地做了口頭匯報。在談到黨的建設時，他客觀地談了遵義會議后，毛主席帶領共產黨和紅軍走出困境的過程和毛主席作出的巨大貢獻，強調了毛主席才是中國共產黨在實際斗爭中成長起來的領袖。正是任弼時的正確報告和客觀介紹，使共產國際才真實了解了中國共產黨的情況和抗戰路線與政策的正確，從而使共產國際和斯大林轉而表態支持確立毛主席的領導地位。共產國際對即將回國的王稼祥特別交代說：“保持中共黨領導核心的團結是爭取抗戰勝利的關鍵，要以毛澤東為首解決統一領導問題。”“中共中央內部應支持毛澤東的領導地位，王明缺乏實際工作經驗，不應爭當領袖。”要知道，這個轉變不但是從根本上確保了中國共產黨以后的勝利，更為主要的是它的來之不易。因為，中國共產黨一直受共產國際的領導，而共產國際是反對毛主席的路線和理論的。1934年5月，博古派人參加共產國際代表會議，還向王明報告情況說毛主席是“大事有錯，小事沒有錯的”，就是說毛主席的路線是錯誤的。所以，這就看出了任弼時匯報情況的極其重要性。1938年9月14日，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由王稼祥傳達了共產國際的指示。由此，摘掉了王明的光環，使與會者認清了王明的錯誤觀點，也為六屆六中全會克服王明的右傾錯誤路線，確立毛主席的領導地位，統一全黨的步調，發揮了根本性作用。講到這里，諸君一定會想，任弼時這前后的態度，簡直就是掉了個，截然不同。對。這就是任弼時。他立黨為公，不講個人情面。要知道任弼時在一定意義上說，他是毛主席的學生啊！1920年，他與劉少奇參加毛主席組織的俄羅斯研究會，是在毛主席的組織下才去了蘇聯留學的。但，就是這樣的一個私人關系，當他以共產國際的一套理論看毛主席時，他認為毛主席是錯的，是“山溝溝里出不了馬列主義”，就指責就批判，毫無學生對老師的情面，也毫無湖南同鄉的情面。任弼時是湖南汨羅人，與毛主席隔著個長沙。
而當后來在現實中，他認識到了毛主席的理論與路線是完全正確的，就又毫無個人私心、毫無個人情面地全力支持毛主席。這更是極為難得的，因為這是一個完全的自我否定啊。說完了這兩點，諸君可能也就明白了。他們之間不存在個人的什么情分，有的只是立黨為公的初心使命。當然了，還有一點也很重要，這就是任弼時的人性品格。任弼時是被贊譽為駱駝的人。葉劍英評價任弼時：他是我們共產黨的駱駝，中國人民的駱駝，擔負著沉重的擔子，走著漫長的艱苦的道路，沒有休息，沒有享受，沒有個人的任何計較。他是杰出的共產主義者，是我們黨最好的黨員，是我們的模范。任弼時以勤勤懇懇、任勞任怨著稱于黨內。他1938年到莫斯科后，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在共產國際整整工作了3年后，于1940年3月回到延安，任中共中央秘書長。根據延安當時的情況，他領導組建了中央辦公廳，并兼任主任，統一領導延安的黨政軍機關工作，一切的工作安排，大事小情的處理，極其勤勉周細，被稱為“黨內的老媽媽”。抗戰勝利了 ，蔣介石發動內戰，指揮20萬大軍進攻延安。根據當時的嚴峻形勢，1947年3月，毛主席決定，中央領導機關一分為三，組織中央前委、中央工委和中央后委，以防最壞局面的出現。中央前委，由毛主席和周恩來、任弼時組成，率中共中央機關和人民解放軍總部留在陜北，指揮全國作戰。中央工委，以劉少奇、朱德、董必武、彭真、康生組成中央工作委員會，簡稱中央工委，去華北擔任部分中央領導工作。中央后委，以葉劍英、楊尚昆、李維漢、鄧穎超組成后方支隊，也叫后委，去山西呂梁統籌后方工作。毛主席率領中央前委轉戰陜北，時間長達一年零五天，轉戰歷程2000余里，途徑12個縣，駐足37個村莊，裸露于暴雨，疾行于寒霜，吃住沒保障，而且要面對百倍于敵的追擊，其艱危之狀可想而知。對于轉戰陜北，范文瀾曾說過，“那是一段人民領袖的傳奇，那是人類歷史上從沒有過的偉大”。而我們也明白，那也是極其艱難、極其危險的一段歷程。而任弼時參加中共中央前委，一身兼兩職，一方面是毛主席的助手，一方面是中央直屬隊司令。作為助手，他要與周恩來一起參與毛主席的決策研究，協助毛主席指揮全國作戰。作為中央直屬隊司令員，他每天要繁重地組織協調中央機關和直屬隊的運轉。而問題還在于任弼時的身體很不好，可謂是拖著病體工作。所以，他被稱為中央隊伍中身體最差的一人，又是最忙的一人。還是在1946年初的時候，蘇聯的米爾尼柯夫醫生到延安，給在延安的領導同志們檢查過身體，當時就診斷任弼時患有動脈血管硬化、高血壓、糖尿病和腦供血不足等病癥。為此，黨中央做出決定，要任弼時停止工作，立即休息。可見病情是相當嚴重的。可是，持續作戰的戰爭環境下，任弼時并沒有得到真正的休息。他以鋼鐵般的意志和刻苦耐勞的精神，對事業和工作恪守著“能堅持走一百步，就不該走九十九步”的準則，長期抱病工作。任弼時也經常向身邊的人表示，自己活不長，所以抓緊時間工作。1948年春，任弼時隨中央進入西柏坡，又支撐著病體，協助周恩來協調各戰略區的物資調配和后勤支援。1949年3月，任弼時隨中央機關進駐香山，又開始投入了繁忙地籌備共青團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工作。4月14日大會隆重開幕，任弼時抱病作了政治報告。1950年5月底，任弼時從蘇聯養病返回祖國。沒過多久，朝鮮戰爭爆發。任弼時給毛主席寫信，主動要求恢復部分工作，他說：“身體也覺得堅實一些……做點工作，如分管組織部和青委，我想是可以的，請加考慮……”毛主席征詢醫生的意見后，批示：“同意弼時意見，試做工作，每日不超過四小時，主管組織部和青委。” 但任弼時重新工作后，就把自己的病情完全拋在了腦后，每天實際工作的強度，以超過了8小時。無疑，這對于一位尚未康復的病人來說，就是一種生命的付出！正是，任弼時由于過度疲勞，病情突然惡化，就在中國人民志愿軍跨過鴨綠江、抗美援朝戰爭打響的第二天，這位偉大的革命家永遠離開了他為之奮斗的革命事業。【任弼時（1904.4.30－1950.10.27）】
第三，任弼時是一個堂堂正正的人。他光明坦蕩，以真人示人，沒有陽一套陰一套，從不搞陰謀詭計。
1927年6月13日，黨中央在武昌召開擴大會，任弼時要求發言。一連三次要求，一連三次遭到陳獨秀拒絕后，任弼時站起來就直接宣讀他的《團中央致黨中央政治意見書》。陳獨秀越聽越有氣，氣的上去搶過稿子來，把稿子撕得粉碎，踩在腳下，大吼道：“這是黨的會議，青年團沒有資格發言。”任弼時則針鋒相對，“誰有真理，誰就有資格發言。”任弼時繼續講，陳獨秀拍桌子不讓講。任弼時則對大家說：“同志們，真理最后會勝利的。”這個小故事，可以從不同角度想，我在這里想到的就是任弼時的人性品格。他反映了任弼時做人的真性情，高風亮節，不騙人，不騙己。有了這樣的人性，所以任弼時得到了最為普遍的贊譽。有黨的高級領導說：“黨內沒有一個人在人品上對任弼時有意見”。但我們看到的，有些人不是，包括一些黨員和黨的高級領導干部，以對毛主席來說，毛主席在世時，他們極盡歌功頌德之能事，甚至發誓般表態效忠毛主席，而毛主席逝世了，他們又極盡詆毀之瘋狂，凡是有關毛主席的，就否定，就詆毀抹黑，甚至造謠污蔑。但最終的結果是，他們把自己騙子的嘴臉攤在了民間，成為了為人所不齒的奸佞小人。毛主席說過，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陰謀詭計。習近平總書記講，堅決反對搞兩面派、做兩面人。我覺得這很是重要，人立于世，對人也好，對己也好，要講光明正大，誠誠實實，唯有如此，才能贏得他人和社會的尊重。今年，是偉大光榮正確的中國共產黨的百年華誕，學史明理，我們就是要像任弼時那樣，做一個高尚的人，一個純粹的人，一個有道德的人，一個脫離了低級趣味的人，一個有益于人民的人。
（作者系昆侖策研究院高級研究員，解放軍原后勤學院教授、博導，《毛澤東精神》作者，中國紅色管理研究專家；來源：昆侖策網【作者授權】，修訂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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