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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1945年7月初，毛主席在延安窯洞中，問從國統區來訪的黃炎培有什么感想。

黃炎培說，他六十多年耳聞目睹，真所謂“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團體，一地方，乃至一國，都沒有能跳出這周期率的支配力。一部歷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榮取辱”的也有，總之沒有能跳出這周期率。他希望中共找出一條新路，跳出這周期率的支配。

毛主席對曰：“我們已經找到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周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

黃炎培點頭稱是：“把民主來打破這周期率，怕是有效的。”

“窯洞對”證明，早在奪取政權之前很多年，毛主席就在認真思考人民當家作主的問題。新中國成立之后的實踐也表明，毛主席一直在以極大的努力尋找他所說的“民主新路”，直到晚年。

02

在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之交，在經歷了廬山會議上關于大躍進的爭論之后，毛主席曾專門抽時間帶著幾個“秀才”閱讀蘇聯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并做了大量批注和談話，后來由參與讀書的“秀才”之一的鄧力群出版了一本《毛澤東讀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批注與談話》。

根據“批注與談話”記載，蘇聯教科書在第23章，講到1936年蘇聯新憲法時，論述了蘇聯公民或勞動者享有的各種權利，包括“勞動權利，休息權利，受教育權利，年老、患病及喪失勞動能力時獲得物質保證的權利”。

毛主席在這段文字旁醒目地批注道：“最大的權利是管理國家”，并發表議論說：“這里講到蘇聯勞動者享受的各種權利時，沒有講到勞動者管理國家、管理軍隊、管理各種企業、管理文化教育的權利。實際上，這是社會主義制度下勞動者最大的權利，最根本的權利。沒有這種權利，勞動者的工作權、休息權、受教育權等等權利，就沒有保證。”

從“窯洞對”到“批注與談話”，我們發現毛主席對民主的理解有了重大變化，他已經不再單純地滿足于“人民監督政府”了，也不再籠統地談論“人人起來負責”了，而是要把“勞動者管理國家、管理軍隊、管理各種企業、管理文化教育的權利”作為民主的主要內涵——由充分實現了主體性的勞動者(人民)直接而不是假手他人管理國家——只有這樣，才算真正實現了人民民主。

理解了毛主席的這一思路，我們就能夠理解，當以“工人參加管理”為重要內容的“鞍鋼憲法”呈現在面前時，他極為興奮，以一種歡呼式的語氣批示說，“鞍鋼憲法在遠東，在中國出現了。”

此外，毛主席在大躍進遭遇挫折后開始思考這些問題是大有深意的。

大躍進為什么沒有達到預期的目標?

直接的原因當然是干部隊伍中普遍存在的“瞎指揮”、“浮夸風”、“共產風”等問題，那么，在社會主義制度基本確立之后為什么還會出現這種現象?很明顯，是干部為了追求自己的政績而犧牲了人民的利益。解決這些問題，對干部進行教育、整風等都是必要的，但如何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呢?

很顯然，毛澤東的答案是：必須真正落實人民“最大的權利”，即管理國家的權利。

03

1965年，毛澤東重上井岡山，他在山上又有過一次關于民主問題的重要談話。

時任江西省公安廳廳長，陪同毛主席上山的王卓超后來回憶道：

“記得那天下午主席像老師考學生一樣問我們井岡山精神是什么。我們回答說艱苦奮斗。他笑了，叫我們再想想，說艱苦奮斗只是一個方向，只是一點，還差兩點，要從制度方向想。汪東興加了一條支部建在連上。主席點點頭，繼續說：在井岡山時，我們摸索了一套好制度、好作風，現在比較提倡的是艱苦奮斗，得到重視的是支部建在連上，忽視的是士兵委員會。支部建在連上，隨著我們掌握政權，現在全國各行各業都建有黨的組織，成為領導機構。黨的力量加強了。但自覺接受群眾監督，實行政治民主，保證我們黨不脫離群眾，比井岡山時士兵委員會就要差多了。全國性的政治民主更沒有形成為一種制度、一種有效的方式，井岡山時期士兵委員會是有很大作用的。”

從“窯洞對”到“勞動者最大的權利是管理國家”，再到重新激活“士兵委員會”作為通向“全國性的政治民主”的橋梁，毛主席的思路日漸清晰、具體。

不久之后，他即冒著“跌得粉碎”的巨大風險，開始了尋找“民主新路”的偉大探索。

今天，對毛主席最好的紀念，莫過于沿著他老人家開辟的“民主新路”走下去，如此，中國才會有光明的未來，人類也才會有光明的未來。

（作者系昆侖策研究院高級研究員；來源：昆侖策網【作者授權】，轉編自“郭松民”今日頭條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