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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辰瑩：聽，穿越80載，延安窯洞里的女主播仍在向你播報……

點擊：作者：劉辰瑩來源：昆侖策網【作者授權】發布時間:2022-12-31 08:26:28

兩鬢秋霜憶當年，空間舌戰敵偽頑。

紅色電波傳軍令，大軍歡騰敵膽寒。

三座大山腳下踩，五洲同慶盡開顏。

滿目青山山爛漫，北京廣播全球傳。

延安新華廣播電臺的最早的播音員是四名女性，她們分別是：麥風、姚雯、蕭巖、孫茜。這首獻給人民廣播事業詩篇的作者，正是其中的蕭巖。

2010年，在人民廣播即將迎來70年華誕的時候，我們曾經采訪過時年91歲的蕭巖老人，而今距離那次采訪也已經過去了十多年，我們再次翻檢出那次采訪時的資料，重新聆聽這位耄耋老人講述那個年代的清涼山、王皮灣……

【2010年11月16日蕭巖在家中接受采訪】

去延安，作一塊刺破黑暗的巖石

延安新華廣播電臺的第一位播音員，叫麥風，她本名徐瑞璋，到延安后改名麥風，后來又成了中國人民的第一個“麥克風”。而“蕭巖”的名字又是怎樣來的呢？我們的采訪，就是從這個名字開始的。

【蕭巖家中陳列的麥風（前排左）的照片】

蕭巖，本名常麗華。1937年七七事變的爆發，標志著日本全面發動了侵略中國的戰爭。國民黨奉行的“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令很多愛國人士極為不滿。很多愛國青年紛紛奔向革命根據地延安，尋求真正的救國之路。而當時，常麗華還是在河北省通州女子師范學校上學的一名學生，因抗日戰爭爆發，她隨學校遷到了北京，后來又撤退到了陜西安康。受愛國學生運動和新思潮的影響，她和姐姐常順華、表姐常易彬也決定奔赴延安。當時，在愛國團體民青盟的引領下，她們先到達了西安，找到了八路軍辦事處。八路軍辦事處安排她們與一批青年學生一起，沖破了國民黨的層層封鎖，從西安徒步前往延安。

徒步行軍對于常家三姐妹這樣的來自大城市的、沒有經過艱苦生活鍛煉的年輕女學生來說，其辛苦可想而知，但是懷有一股投奔革命的熱情，她們把困苦當成了試練。在步行前往圣地延安的途中，有一天姐姐常順華對她說：“到了延安，參加革命了，我們改個名字吧。”這時，姐姐指著路邊堅硬的巖石，說：“我就叫‘路巖’吧，我想做一塊如路邊的巖石一樣堅強的革命青年。”妹妹常麗華想了想說：“那我就叫曉巖吧，東方破曉的曉。”這樣，兩個懷揣著堅定革命理想的女孩都以堅強為自己重新命名，由于“曉”并不是姓氏用字，所以后來到延安登記姓名時，改為了“蕭”。

據蕭巖回憶，當他們這一隊向往真理的年輕人，經過漫長的跋涉，走到延安城南看到寶塔山時，所有的人都情不自禁地高聲吶喊：“我們到家了！”直到2010年我們采訪時，回憶起這段1938年的往事，蕭巖那份激動依然蕩漾在臉上，70多年的歲月仍未曾冷卻當年那個19歲青年的熱情。

【蕭巖（右）和姐姐路巖在延安的合影】

當時，中國愛國青年都希望到延安去學習政治、軍事等各種本事，然后到戰場上真刀真槍的和日本帝國主義決一死戰，用鮮血澆灌民族的希望。而蕭巖當時卻沒有想到，有一天，她的戰場竟是在電波中。

到延安后，蕭巖加入了中國共產黨，1939年，蕭巖進入抗日軍政大學學習。后來，又進入中國女子大學學習。在那兩年中，蕭巖如饑似渴地系統學習著馬列主義經典和毛主席的著作，建立了更好的世界觀、方法論。提到當年的學習經歷時，蕭巖說，記得在女大學習時，毛主席還到學校給她們做過報告呢。那時，風華正茂的她一直埋藏在心底的理想是，在高級班畢業后，到馬列學院繼續深造，打好理論基礎，投身到抗日戰爭的前線去……

1941年夏季的一天，組織科的同志和蕭巖談話，說要分配她到延安新華廣播電臺去做播音員。這個決定出乎她的預料，當時的她對廣播一竅不通，覺得所謂的播音工作不過是念念稿子，這樣平凡的“技術活兒”和她的抱負大相徑庭。盡管思想上不認同，作為一個共產黨員，她還是服從了組織的決定。第二天就卷起行李，提前結束了學習生活，告別了領導和同志，在通訊員的陪同下，到中央軍委三局領導下的延安新華廣播電臺報到。

即將走上空間戰場的花木蘭

到達設在鹽店子的中央軍委三局機關報到時，正值開午飯的時候，秘書把這個剛二十出頭的姑娘介紹給三局局長王諍。王諍同志熱情地招呼她：“來，我們一起吃飯，邊吃邊聊。”王諍仔細地詢問了蕭巖的經歷，親切地和她聊著。慢慢地，蕭巖對播音工作的偏見不自覺地流露出來。王諍溫和地笑笑，說道：“播音工作可不是什么單純的技術工作呀！而應該是一件頭等重要的政治工作呀。你知道，日本侵略者和國民黨反動派正在對邊區實行封鎖，延安出版的報紙運出去很困難。新聞封鎖的結果就意味著我們黨失去了自己的喉舌。為了使抗日根據地、國民黨統治區和敵占區的人民盡快聽到黨的聲音，打擊敵偽和國民黨反動派，黨中央才開辟了這條廣播戰線，決定在延安建立廣播電臺呀。你可能還不知道，廣播電臺用的發射機，是共產國際援助的，是周恩來副主席費盡千辛萬苦，沖破敵人的重重阻礙從蘇聯運回來的。我們就是要通過廣播和敵偽展開空間宣傳戰，宣傳黨的方針政策，組織群眾對敵斗爭，爭取抗戰勝利呀。你是女大培養出來的干部，又是一名即將出征走上空間戰場打擊敵人的戰士。黨期待你在這個戰場立戰功啊！”

牢記著王諍局長的一席話，當天下午，蕭巖就奔赴了代號為九分隊的延安新華廣播電臺所在地王皮灣。

我們的代號“三局九分隊”

王皮灣是一個離延安城四十里地，離三局也有十多里地的偏僻村子。但是，那里景色宜人，依山傍水，沿河一片桃樹和棗樹。全村有十多戶人家。延安新華廣播電臺就建在村對面的山坡上，坐擁一派田園風光。

當時的電臺只有兩孔石窯洞和十多間土房，那兩孔石窯洞用來做發射機房和發電機房。十多間土房住著電臺技術干部、工作人員和警衛班的同志們。播音室是另外的一間土窯。

當時，延安新華廣播電臺代號為九分隊。任隊長的就是曾經在清華大學無線電工程系學習的傅英豪同志。1940年，周恩來同志到蘇聯治病并親自帶回了一臺廣播發射機后，為建立廣播電臺，黨中央特意調來了傅英豪夫婦。在技術條件異常艱苦的情況下建立起了延安新華廣播電臺。

雖然有了發射機，但沒有好的發電機供電，只能用木炭爐燒煤氣，用煤氣代替汽油供發電機發電。因為沒有鋼絲架，天線架在機房山頂的樹上。為了保證發電機發電，每天要有十來個人出去撿拾木炭供木炭爐燒火。由于電壓不穩，在播音期間，技術員需要始終不斷地修理發射機，手搖發電機發電。甚至連王諍局長有的時候也都親自來到發電機房與電臺的技術人員一起搖滾筒幫助發電機發電。

再說播音室，是一孔面積僅有十幾平方米的窯洞，窗戶是用邊區生產的毛邊紙糊起來的，地上鋪的和洞內的墻上釘的都是延安生產的灰毛毯，這種毛毯可以起到一定的隔音效果。室內的陳設也很簡單，不過是一張白茬木桌，一只話筒和一本字典，還有一臺破舊的手搖唱機和毛主席特意送來的二十幾張京劇唱片。

雖然，我們黨創立的第一座廣播電臺播音室的全部家當只有這么多，包括技術員、警衛員、炊事員和政工人員在內也不過三十幾個，生活很艱苦，工作條件很簡陋，但那里點起的人民廣播的火種，終成燎原之勢！

【根據老同志回憶繪制的延安新華廣播電臺機房工作情景（左為發電機房，右為發射機房）】

黑夜里的一盞明燈

1940年底到1943年因發射機故障不得不停播，前后共有四名播音員，這其中，蕭巖播音的時間最長。此外，1941年12月3日，延安新華廣播電臺開始開設日語廣播，這一天后來被確定為中國人民對外廣播的起點。三局通訊學校校長程明升的夫人原清子（到延安后改名原清志），是日本人，已經加入了中國籍。她每星期三到電臺，用日語來播送對日軍廣播節目，旨在向日本士兵揭露日本侵華戰爭的反動性，號召他們積極投身反戰活動。

【原清子】

電臺的漢語播音稿，由新華社編輯部供稿，日語廣播稿則是由王家坪敵工部提供。每天上午，新華社廣播科的編輯人員把新聞稿編輯完成，由通訊員把稿件送到三局，九分隊的通訊員每天下午從三局取回來交到電臺。這條傳遞稿件的路，山水交錯，通訊員每天都要跋山涉水，最怕的是遇到暴雨，延河水漲。那時，通訊員就只好用一塊油布把稿件包好，頂在頭上，泅水過河。日復一日，風雨無阻，通訊員總能在下午四點左右按時把稿件送到電臺，其稿件大約為七八千字，可以滿足每天晚上八點到九點播音一個小時的需要。稿件中有黨中央軍委的決定、我軍軍事戰報、解放區情況等內容。

從拿到稿子的時候開始，蕭巖等播音員就開始備稿了。原本沒有播音經驗的蕭巖，逐漸摸索出一套工作規律。那時候，電臺沒有什么錄音設備，只能是對著話筒直接播出，因此一旦有了差錯是無可挽回的。蕭巖嚴肅認真地對待每一次播音，在兩年多的播音工作中，竟從來沒有讀錯過字。

除了新聞稿件外，電臺還播放一些文藝節目。作為播音員，蕭巖也根據宣傳的需要，配合著演一些文藝節目。她曾經在廣播電臺演唱過《延安頌》等不少反映抗日斗爭的進步歌曲。在一些愛好文藝的青年的幫助下，蕭巖還參與播送過郭沫若寫的話劇《屈原》《裳棣之花》的片段。還用電唱機播放過梅蘭芳、馬連良的京劇唱片。

當時，收聽廣播成為各解放區首長每天不可缺少的工作。人民廣播在敵占區也發揮了宣傳我們黨的方針政策的重要作用。1942年，黨中央接到西南聯大寄來的群眾來信，信中說聽到了延安新華廣播電臺播送的新聞和社論，并把延安的廣播比作“黑暗里的一盞明燈”。

“這里是延安新華廣播電臺，X-N-C-R，現在開始廣播……”

延安新華廣播電臺的呼號是XNCR，X是國際上規定的中國電臺的呼號，NCR是New Chinese Radio，是新華廣播電臺的意思。每天開播時，首先都要呼臺號。在日本侵華的歲月里，中華大地陷入沉沉的黑暗，而每天晚上，敵占區、國統區、解放區，都會有人守在收音機旁，搜索著這個XNCR，不間斷地尋找黑暗里的這盞明燈……

【1985年設立的“中國人民廣播誕生地”紀念碑】

耄耋回首，那就是她的青春歲月

蕭巖回憶，延安新華廣播電臺的重要特點是堅持艱苦奮斗，自力更生。由于延安在國民黨和日軍的圍攻、封鎖之下，生活十分困難，全隊每天只有一兩多油，全月是一斤半油，伙食很簡單。當時延安各地都在搞大生產，三局九分隊自然也不例外，他們就在場地內外種蔬菜，種土豆。為了給菜地上肥，他們有時會到山路上去撿糞。沒有鏟子，就用手去撿。每次看到路邊有驢糞蛋，就高興得很，趕緊撿到筐里再放到田里。

【蕭巖家中陳列的傅英豪（右）的照片】

盡管生活艱苦，不過當時全隊親如一家，過得生活類似于軍事共產主義。傅英豪夫婦因為是大學生，可以每月補貼十五斤面粉，技術員每月每人有一塊肥皂。而像蕭巖這樣的單身青年，什么補貼也沒有。她就經常去“蹭飯”，被他們稱為“打牙祭”，看到哪個隊員家蒸饅頭，就去吃一個。洗衣服沒有肥皂，就借人家的肥皂用。當然，由于大家都不富裕，更多的時候是遇到困難自己想辦法。比如女同志們洗頭發，就用灶膛里掏出來的木炭灰水洗。這種水堿性高，可以去臟，洗出來的頭發很干凈的。年輕的女同志當然愛美，但又不可能有雪花膏之類的東西，就用小米湯來洗臉，洗過的皮膚很滋潤。

九分隊在政治生活上也抓得很緊，每周到三局去聽報告，根據當時的形勢進行政治討論，開展組織生活，相互進行批評與自我批評。

也就是在兩年最美的青春歲月里，蕭巖結識了后來聞名新聞界的吳冷西，并最終和他攜手一生。和蕭巖同歲的吳冷西，當時是新華社國際部的年輕編輯。兩人談戀愛的時候，每到休息日，吳冷西都要步行四十里地從清涼山到王皮灣來看望蕭巖，當時同志們拿他倆兒開玩笑說這是“愛情長征”。后來，在延安，兩個人建立了革命家庭。吳冷西，后來歷任新華社社長、廣東省省委書記、廣播電視部部長。上世紀80年代初，吳冷西部長提出的廣播“揚獨家之優勢，匯天下之精華”，影響了一代代廣播人，至今仍發揮著指導作用。這也更加深了蕭巖與廣播的緣分。

【青年時期的吳冷西同志】

惜別廣播，她依然在宣講延安學到的真理

1943年，延安廣播電臺因為機器故障不得不停播了。此后，蕭巖轉到了新華社工作，曾任延安《解放日報》國際部資料員等職。解放后，蕭巖曾經在新華社新聞學院擔任教員、教務科長，為新中國培養新聞干部。再以后，又歷任北京師范學校副校長、校長，北京師范專科學校校長、書記，教育部政教司副司長、高教司副司長，全國記者學會新聞學院院長、顧問，中央教委高等教育學會副秘書長等職務。1986年離休。

蕭巖講，不論走到哪個工作崗位，她都忘不了青年時期在抗大、女大接受的革命教育，忘不了在延安廣播電臺的工作和生活，那段經歷為她以后的人生道路奠定了堅實的政治基礎。從一方話筒走向三尺講臺，她依然用洪亮的聲音宣講著從延安學到的救國真理，依然在向世人發布著民族振興的消息！

2010年接受我們采訪時，時年91歲的蕭巖老人嗓音依然洪亮，采訪的近兩個小時里，她時刻充滿激情的談話，一下子帶我們回到了人民廣播剛剛誕生的那艱苦卻激情奔騰的年代。而今，101歲高齡的蕭巖，依然每天看《人民日報》等報紙，仍然是廣播電臺和電視臺的忠實聽眾、觀眾。

十年前，當我們面對這位從人民廣播原點走來的耄耋老人，聽她講述人民廣播事業最初的故事，感慨油然而生。采訪的最后，記者滿蘸著感情寫下祝福詞：我們感謝并祝福您——我們廣播事業的母親，空間戰場上的花木蘭！

80年前，一條咆哮的巨龍從延安的窯洞里直沖云霄，它劃破黑暗的天宇，用正義的吶喊喚醒沉睡的民族。80年來，延安的一點火種，已成熊熊烈焰，助推著華夏民族奮力前行的車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