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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牟閔，原名牟惟豫，曾用名牟敏，1923年7月16日（農歷癸亥年六月初三亥時）出生于山東省福山縣芝水村（今煙臺市芝罘區只楚街道芝水村），1937年10月加入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1946年10月加入中國共產黨。中國海洋地質科研事業的主要創建人之一。曾任中共天津市委宣傳部原常務副部長、市委原對外宣傳小組組長等。1985年10月離職休養，享受副市（省）級醫療待遇。2014年12月3日病逝于天津，享年92歲。

一

1940年3月，我任膠東《大眾報》社國際新聞編輯科的科長，當時，還不滿17周歲。

一天晚上，區黨委社會部突然將我秘密逮捕，懷疑我是“托派”，差點將我槍斃。區黨委領導林一山、林江和五支隊民運科長王培英等，說我還是個孩子，怎么會是“托派”，將我“保”了出來。膠東區黨委青委書記、膠東青年聯合會主任林江同志，親自到社會部領我出來，隨他到青聯工作。

林江原名叢琪滋，文登下徐村人，煙臺八中高五級學生，193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七七”事變前，是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煙臺地區總負責人，曾組織我們在校學生成立“救亡歌詠隊”宣傳抗日救國，1937年10月去延安抗日軍政大學學習，1939年6月回到膠東工作。

林江對我十分關心，詳細詢問了我在煙臺參加學生抗日救亡工作、參加“民先”、參加天福山起義部隊和去魯南山東抗日軍政學校學習等情況，鼓勵我要經得起各種不同的考驗，努力做好革命工作。不久，我被選為膠東青年抗日救國聯合會的執委，并擔任了青聯宣傳部的副部長。

我的胞兄惟晉，1937年與平津流亡學生奔赴延安，曾從河南開封寄回一封家書（全國解放后才聽說，他在1938年春節期間，病逝于山西旬邑城郊）。林江給我講延安抗日軍政大學的事情，講革命道理，像大哥哥一樣教導我、鼓勵我，更激起我對延安的向往、對兄長的思念。

1941年5月，中央要膠東選送一批有文化的青年干部去延安學習，在林江的支持下，我積極申請，獲得區黨委批準。

我和青聯機關、孩子劇團的年輕戰友們戀戀不舍。李文耀將他的灰色棉毯一剪為二，送我帶走一半，山高路遠，情深誼長。

我向林江主任敬禮道別，不想，竟成永別！他在1942年12月反日偽“掃蕩”中英勇犧牲，年僅24歲。我永遠忘不了這位關心、愛護、幫助我成長的可敬可親的學長、師長和兄長！

二

五月下旬，我和區黨委直屬單位及東、南、西、北四個地區選送的200多名青年干部一起，離開膠東，踏上了去延安的征途。

部隊護送著我們，避開敵占區，沿著萊州灣荒涼的鹽堿灘西行。隊伍從廣饒地區南下，連夜在金嶺鎮附近通過了膠濟鐵路。這是我們去延安途中通過的第一道日偽軍封鎖線。

1937年春，華北日軍步步緊逼，我們煙臺八中高一級新生去濟南參加國民政府的軍訓，乘火車前往。1937年底，我從21旅政治部調到國防劇團不久，組織上派我去魯南山東抗日軍政學校學習，上百名干部在一個營部隊的護送下，繞道昌邑、濰縣、壽光、廣饒，直抵小青河畔，經索鎮插進敵戰區，在張店附近連夜通過膠濟鐵路封鎖線，從博山太和一帶進入我魯中根據地，到了山東分局和山東縱隊司令部所在的沂水縣東里店和王莊，又繼續南行，到了山東抗日軍政學校駐地岸堤。這是我第三次過膠濟鐵路線了。

萊州灣的鹽堿灘一望無垠，沒有樹木，只有一種不怕鹽堿的矮草在微風中搖曳。從一個村子走到另一個村子要走上整整一天，當地老鄉只說是“一眼的道”，而不講走多少里數，真的是可望而不可及！這一帶缺少淡水，流積在村邊坑塘里的雨水，又苦又澀，還浮游著一些蝌蚪和孑孓，渴急了，用洋瓷碗舀起來，抿著嘴唇潷開污濁直喝下去，還真解渴。

行行重行行。經過二十多天的行軍跋涉，我們到了臨沂的青駝寺。此時，山東分局和八路軍山東縱隊的領導機關住在這里。

青駝寺是魯南重鎮，沂河從旁流過。山區的河流，一下雨山洪洶涌而下，聲勢嚇人，洪水過后卻清流緩緩，可見沙底。我們這群年輕的膠東人，在河流里洗去了身上的征塵，精神煥發。

三

在青駝寺，我們會合了由渤海和濱海地區來的干部，經山東縱隊政治部再度審查后，三百多名男女青年分編成“山東縱隊西進干部隊”一隊和二隊。

我被編在一隊，隊長王佐川，指導員李釗，副隊長董剛，支部書記王冠五，文書王澄之，通訊員劉伯增、呂超、王捷，一區隊長魯作夫，二區隊長于祥云，三區隊長是我。從渤海來的鄭自修為三區隊的副隊長。記得名字的還有：李文美（女）、楊積萼、林華棟、宋信生、梁玉芝、程廣太、韓光、侯鵬、葉滕、徐相國、劉光、丁昆、張祥、張功、宋岐、苑愛農、苑乘風、王文山、李日新、盛傳家、黃蒲齡、于海、董惠民、李飛、回吉勝、劉春郊、孫書孟、姜德緒、楊震鼎、李朝暉、孫興華、陳鳳才、徐亞光、呂放、劉治洲、宋宗范、張自芳、蘆寶鏡、黃士元等。全隊同志大多數20來歲，我剛滿18周歲。

為了避開日偽軍對魯南的“掃蕩”，過了“八一”建軍節，西進干部隊從青駝寺南下，到費縣天寶山下的小閘口一帶，休整待命。

貧瘠的魯南山區，生活異常艱苦。部隊每天只能吃到帶殼的高粱糊糊攤烙的酸煎餅和鹽水泡辣椒，許多人大便干結，排不下來只能用手摳。一天夜里，我睡在地鋪上，一只蟲子鉆進了左耳，痛得我抓耳撓腮。天明，護送部隊的衛生員，往我耳朵里倒了些藥水，然后用藥棉簽把蟲子沾了出來，一看，竟是一條蠹蟲。同志們戲謔地說：“你看的書太多了，蠹蟲都要往你腦子里鉆了”。從此，我的左耳有些重聽。

九月底，山東縱隊決定二隊留在魯南，一隊以“西進干部隊”的名義出發。同志們高唱著山東縱隊政治部宣傳部長劉子超作詞的“八路軍山東縱隊進行曲”，離開魯南，繼續奔向延安。

這是一支特殊的隊伍。離開魯南時，全隊人員沒有槍支武器，但每個人的腰間卻緊緊捆著一個白布縫制的小包，里邊分別裝的是黃金、銀元或者關金券、法幣，這是山東帶給中央的資金，是黨和首長對我們全隊的信任與重托。

颯爽的秋風中，西進干部隊跟著護送部隊，從滕縣以南夜過津浦鐵路，這是我們去延安路上通過的第二道封鎖線。

過了鐵路，來到了微山湖邊。我們在夏鎮附近乘上小船橫渡微山湖。黎明，十幾條小船在平靜的湖里劃行著，我和戰友們俯身藏在船篷下，看著一群群的魚蝦在清澈見底的湖水中游動，尚未采摘的蓮藕和菱角，輕輕地拂擦著船舷和船底，感到十分新奇。太陽升起后，萬道金色的霞光撒在湖面上，耀眼奪目，天光水色，景色迷人。只有遠處傳來日偽軍的槍聲，不斷打破時空平靜，讓我們又回到戰爭的現實中。“我們戰黃河，我們戰淮河，微山湖水今又生洪波……”，伴著我和幾個戰友輕聲地哼唱的“洪波曲”，我們興奮、緊張、冷靜地通過了不平靜的微山湖，到達了湖西，沿著江蘇西北部豐（縣）沛（縣）的濱湖邊境逶迤北行，進入了冀魯豫邊區。

微山湖區的蚊子特別多，到了湖西后，許多同志被蚊子叮咬患了瘧疾，九名重病號住進了醫院，因為沒有藥，霍秉德同志病逝了。

由魯西南、豫北和冀南連成的冀魯豫邊區，沃野千里，一望無際。一一五師三四三旅和一些地方武裝活躍在這里堅持敵后抗戰，是聯系我山東與太行兩個根據地的紐帶。

西進干部隊在這里遇到了從延安回山東的一批干部，其中有我認識的原膠東五支隊參謀長趙錫純和北海軍分區司令員于仲淑等。這些領導同志十分關心我們這批西去的年輕干部，向我們介紹了延安的情況，叮囑路上應注意的事項。聽說我們有人患瘧疾，慷慨地送給我們一些難得的金雞納霜藥片。戰爭年代，人和人之間、上級和下級之間，那種患難與共、生死與共真摯的同志情、戰友情和上下級關系，令人永遠難以忘懷。

老黃河、衛河和滏陽河流過冀魯豫平原。自從1938年冬國民黨在鄭州花園口決堤后，黃河改道流向淮海，這里已無滾滾激流，但黃河故道中仍潴有一人多深的黃水。當地軍民為了便于打擊日偽軍，在這些泥底河流的水下筑有暗堤，作為秘密渡河的通道。西進干部隊穿過這些河流，向著平漢鐵路急進。

四

為了封鎖華北平原與太行山抗日根據地的聯系，日偽軍將平漢鐵路修成了一道防守十分嚴密的封鎖線。鐵路兩側各挖有一條既深又寬的封鎖溝，溝的兩側每隔五百米就有一個炮樓，組成交叉射擊的火力網；在封鎖溝與鐵路之間還修有公路，可以迅速調動兵力；鐵路和公路兩旁的村莊，都被迫組織了“反共自衛團”，成立“護路村”。這就是橫在我們去延安路上的第三道封鎖線。

11月底，冀南軍區的一支部隊，護送西進干部隊從邯鄲以南的碼頭附近夜過平漢路，接近封鎖溝時被日偽軍發現，被迫退了回來，一過平漢鐵路封鎖線沒有成功。

12月底，選擇從邯鄲以北的臨洺關附近過封鎖線。我們緊張地一個跟著一個，一溜小跑沖向封鎖線，又被日偽軍發現，擲彈筒炮彈劈頭蓋腦地轟過來，劉克，林華棟同志負了輕傷，二過平漢路又沒有成功。

1942年的春節前夕，我們在沙河附近第三次過路。這次過路的還有八路軍野戰政治部的組織部長周桓和冀魯豫軍區政委崔田民等及其他一些干部，隊伍較大。為了安全過路，鐵路兩邊各有我軍強大兵力護送和接應。掩護部隊破襲了日偽軍的鐵路和公路，包圍了日偽軍的炮樓和據點。為了避免日偽軍的火力殺傷，還在封鎖溝兩側挖掘了交通溝，墊上柴草和干土，以便過路人馬隱蔽通過。

不料，一股在外巡邏的日偽軍，未被掩護部隊圍住，發現我過路部隊后，端著上了刺刀的三八槍就沖了過來，幸被我護衛部隊發現，堅決阻擊，頓時槍聲大作。這時，日偽軍的鐵甲列車也閃亮著探照燈，向鐵路兩側搜索，槍炮聲四起。前邊的隊伍沖過封鎖線了，西進干部隊和后衛部隊卻被截斷，受驚的馬匹嘶叫著向后奔跑，隊伍被沖散了，打亂了，又倒退回來。

我也跟著向后跑，突然，身旁一個同志被流彈打倒，我連忙俯下身去拉，卻怎么也拉不動，他犧牲了。我起身又跑，前邊的幾個同志不知被什么絆倒，我也跟著跌倒，前邊的同志猛地又挺身爬起，我的近視眼鏡被撞掉了，我只得瞇起兩只眼睛，在黑夜里“瞎”跑。后來，虧得苑愛農同志一把拉住我，深一腳淺一腳地跑到一個村邊，遇到了正在那里集合的隊伍。

槍炮聲稀遠了，離開鐵路大約已有三十多里路，這里已有我抗日軍民挖掘的縱橫交錯的道溝——抗日溝，一個營的掩護部隊在前邊開路，西進干部隊順著道溝繼續向根據地里撤退。

剛出村子不遠，又被從附近據點趕來的日偽軍迎頭攔擊，部隊且戰且走。上午9點多，從南和、雞澤、曲周各據點出動的日偽軍，又將我們包圍在一處廣闊的沙丘地帶，密集的火力，再次將隊伍打散。我跟著掩護部隊的一個機槍班往外沖，正跑著，突然覺得背后有一股巨大的沖擊力將我撞倒，扭頭看時，卻原來是一顆擲彈筒的炮彈，斜擦著我的背包落在沙灘上，卻沒有爆炸。我一滾身爬起來再跑，日偽軍的步槍又射向我，有的子彈啾啾地在頭上飛過，有的子彈就在我的身旁、腳下鉆進沙里。沙窩陷足，跑起來非常吃力，我跑著跑著，累得實在跑不動了，便臥倒在一個小沙坑中想緩緩氣。我下意識地將兩條叉開的腿向里縮了一下，準備再跑，一顆子彈貼著我的右腿肚子外側穿過，棉褲和裹腿的綁帶被鉆了個洞。我下意識地用手一摸，沒有血跡，一躍而起，借著護送部隊的機槍掩護，竟一口氣沖出了包圍圈。

傍晚，在根據地的一個村頭，我和陸續突圍出來的戰友們會合。這一夜一天的惡戰，沒有戰斗力的西進干部隊，犧牲和失蹤了近20人。后來，我們把這次戰斗稱做“沙灘會一場血戰”。

過不去封鎖線，西進干部隊就隨著冀南軍區陸軍中學在冀南、冀魯豫地區打游擊。那年冬天，雪多天寒，夜晚行軍，寒氣更甚，許多人的手腳都凍得皴裂了。開春后又鬧春荒，根據地的軍民都缺糧吃，餓得人心里發慌，連青苗和還沒長核的棗兒都吞食了。接著，日偽軍又自南向北，對華北平原各抗日根據地進行了慘絕人寰的“五一大掃蕩”，實行燒光、殺光、搶光的“三光政策”，根據地到處是狼煙烽火，到處是殘壁斷垣，到處有無人收斂的尸體。

1942年，這是敵后抗戰最艱苦的歲月啊！但是，抗日軍民沒有屈服。大家悲壯地傳唱著：“英勇挺進在毛澤東的旗幟下，結成鋼鐵的隊伍，堅持生死的斗爭，敵人不死亡，我們不收兵！敵人不投降，我們不收兵！毛澤東的旗幟迎風飄揚！在斗爭中前進，在前進中號召，團結奮斗，自由解放，人民得著救星，祖國走向太陽！……”，頑強地堅持在敵后戰場上。

大浪淘沙。殘酷的斗爭，也使一些人感到悲觀失望。在西進干部隊里，個別人開了小差。為了鞏固隊伍，堅持斗爭必勝的信心，也為了勉勵自己，我創作了一首“西進曲”，和戰友們一起歌唱：“革命的熱情，在我們胸中奔騰！學習的進程，縱橫荊棘叢叢。踏著前進的道路，向前啊，不管日寇逞兇，莫怕敵人猙獰，我們勇敢擔承歷史的使命，要意志堅定，高舉起戰斗的旗幟，投身偉大火熱的斗爭！用斗爭的力量，加強鍛煉我們的黨性！高舉起戰斗的旗幟，消滅敵人的猙獰！用斗爭的力量，開辟那學習的進程！”

在敵后嚴酷的斗爭環境里，迎來了整風運動。我們從《冀南日報》上看到了毛澤東同志在延安作的《改造我們的學習》報告。大家通過學習認識到，整頓學風、黨風、文風，清除主觀主義、教條主義、宗派主義、黨八股，是黨中央的決定，是黨在思想上的革命。

為了提高部隊干部的文化水平，冀南軍區成立了陸軍中學，培訓連營級干部。由于師資不足，便向西進干部隊借調了我、鄭自修和焦鵬三人，我被任為主任國文教員。我們努力教學，得到了學校領導和學員們的歡迎與好評。1942年3月到8月，我和兩位戰友在冀南軍區陸軍中學幫助工作，約半年時間。

夏天，我得了痢疾，沒有藥，一直治不好。9月初，冀中軍區司令員呂正操率領冀中警備旅南下冀魯豫，要從這邊過平漢鐵路封鎖線到太行山去，西進干部隊奉命隨行。我不愿留下治病，在同志們的幫助下，掙扎著跟上部隊，一路急行軍，經過內黃沙區，在安陽與湯陰間四過平漢鐵路。

這段路沒有北邊那樣的封鎖溝壕。國民黨軍孫殿英和龐炳勛的部隊曾駐扎這一帶，他們打著“曲線救國”的旗子，接受漢奸汪精衛的偽軍番號，與日寇共同反共、防共。他們想不到八路軍竟會從他們的眼皮子底下過路西去。直到我們到了太行山腳下時，守衛封鎖山區通道的日偽軍才慌亂地打槍打炮，妄圖截擊我軍。在太行部隊的接應下，戰斗力極強的冀中警備旅很快就把日偽軍的一串炮樓摧毀。

經過千辛萬苦，四過平漢路，西進干部隊終于勝利地進入了威震敵寇的八路軍野戰總部所在的太行山根據地。我的痢疾也奇跡般地好了。我高興地跟同志們說，以后誰再拉痢疾，就跑上一百里路，吃饅頭干、喝山泉水，保險能治好。

西進干部隊經過林縣任村，沿著清漳河走到了麻田、桐峪。野戰總部熱情地接待我們，特地慰勞我們一只羊。那時，由于日偽軍的封鎖，根據地里食鹽緊缺，軍民們都吃用鹽堿土熬制的硝鹽。就是這種又苦又澀的硝鹽，每人每天也只能供應三錢。當我們吃著沒有鹽味、既淡又膻的羊肉時，心里卻感到極大的滿足，因為這是總部對我們一年多來艱苦戰斗的犒賞啊！

在總部休整的日子里，吃糧要爬十幾里的山路到指定的地點去背。我們沒有牲口，沒有裝糧食的口袋，便把長褲脫下，扎起褲腳和褲腰，裝滿糧食，放在脖頸上扛回來。西進干部隊中唯一的女同志李文美，也和男同志一樣背，大家都親切地叫她“假小子”。她有著年輕女性的婀娜，卻毫無嬌氣；她有著堅強的意志，克服了女同志的特殊生理困難，跋山涉水，出死入生，從膠東一直走到了延安。她受到全隊同志們的尊敬。

五

陰歷九月中旬，太行山就飛起了雪花。冒著凜冽的寒風，西進干部隊繼續向延安進發。幾天以后，我們到達了太行三分區的榆次、太谷山區。因護送我們過同蒲鐵路封鎖線的部隊另有任務，不能立即過路，我們換上便衣，隱蔽疏散在綿山東北靠近敵占區的幾個小山村里待命。

我和林華棟、楊積萼三人為一個小組，疏散在離太谷縣城約五十華里，離山下日偽軍據點滸濮只有十五華里的濮子嶺。這個村頭有一座石砌的小碉樓，上邊是一座小廟，下邊的門洞供行人來往。夕陽落山的時候，我們三個人站在碉樓前向山下眺望，縷縷炊煙和重重暮靄，使山下的敵占區更顯得朦朦朧朧。我們默默地沉思，一條平漢鐵路過了四次，這最后一道封鎖線又將怎樣過去？

山西的山村，大多是窯洞式的房屋，只有正面才有門窗。冬天的夜晚，農民都睡得很早。我和兩個戰友都很警惕，臨睡前總是先到村外去聽一會兒動靜，沒有狗吠，沒有什么異常才回到窯屋里睡覺。盡管如此，一場災難還是悄悄地降臨了。我們的房東，岳父家在太谷城里，他去太谷時，曾向偽軍泄露，有幾個八路軍住在他家里。

10月26日午夜，從太谷等地出發“掃蕩”我太行根據地的日偽軍經過該村時，幾個偽軍在房東的指引下，把我們三人堵在窯屋里。當我們聽到外邊響起一陣沓雜的腳步聲，再想開門逃跑時，已經來不及了。林華棟首先在窯屋門口被日偽軍抓住，我和楊積萼急忙藏身到兩扇門后。房東在外邊說：“里邊還有兩個”，偽軍一邊喊叫“快出來！”、“快投降！”一邊從窗口向窯屋里打槍。我和楊積萼藏身的地方是個死角，槍打不到，可是也跑不出去。不一會，日偽軍讓那個房東在前邊端著燈，幾個偽軍便跟在后邊沖進了屋里，將手無寸鐵的我倆先后抓了出去。

偽軍將我們捆起來，卻沒有判明我們的身份。一個偽軍官匆忙地問了幾句：“八路在哪里？”“縣政府在哪里？”“糧食在哪里？”我們都回答“不知道”。一個手持門栓的偽軍狠狠地打我們，一下正打在我的左額上，鮮血順著面頰流了下來。我心里告訴自己，一定要挺住，不能倒下，不能向敵人屈服。這時，日偽軍的大部隊已經通過了村子，幾個偽軍不敢停留，押著我們跟在大部隊尾部，向我根據地縱深走去。

林華棟是黨員，一路上，他暗暗同我們商量，誰得到機會誰就跑，決不能讓日偽軍帶到據點去。拂曉，在一處狹隘山路的轉彎處，林華棟趁敵不備，縱身跳下山溝，不幸，捆綁他的繩子又被日偽軍抓住，他被拖回打了一頓，沒能跑掉。

這股日偽軍約有一百多名日軍和二三百名偽軍，拉著一門山炮，攜有十多挺輕重機槍和擲彈筒，武器裝備優良，卻怕我軍伏擊，走走停停，行進的速度十分緩慢。天亮后，一個日軍少佐不時地舉起望遠鏡向周圍的山上窺望，并指揮敵軍用機槍進行火力偵察。當晚，日偽軍在一個村子住下，大部日偽軍都住進村里的房屋和窯洞，只有少數偽軍圍縮在村邊的背風處，生起一堆火，看守著先后被捉來的十幾個抗日軍民。我和林華棟、楊積萼背靠背地坐著，綁縛林華棟和楊積萼的繩子都拴在我背后的粗繩子上，我偷偷地先給林華棟解開了繩子，他趁著看守的偽軍打瞌睡的瞬間，溜到暗處逃走了。偽軍似乎聽到些動靜，起來查看，發現少了一個人，便用槍托捅打我們這些被捕的受難者，但大家都說不知道，偽軍也無可奈何。

第五天的夜晚，日偽軍住在太谷三區的官寨村，這個周圍都是大山的小山村，約有二三十戶人家，散落在山坡的溝坎上。日偽軍“掃蕩”前，這里曾是我太谷抗日縣政府的駐地。一隊隊日偽軍吃過晚飯就搜山去了，看押我們的偽軍，將幾天來抓到的二十多個人，統統關在村邊一座四合院的東廂房內，也跟著日軍出發了。

我們聽得院內靜悄悄，從窗欞的破紙洞中向外看，只有一匹馬在牲口棚下吃草，時而發出噴鼻和蹬蹄聲。我向楊積萼和三十團的一個司務長打招呼，準備逃跑。我先松脫下自己胳膊上的繩子，楊積萼和難友們也互相幫助松脫了捆綁的繩子。我說：“我先出去看看，跑得了，大家就跟著跑。”我長得瘦削，從門縫中伸出手，弄掉插在門搭扣上的“撥吊子”（當地農村紡線用的一種鐵簽子），輕輕地將門扇錯開，先鉆了出去。腳上一雙舊鞋，走了幾天山路，早已經破爛不堪了，索性赤著腳順著墻輕輕地掩到大門口，只見門洞里有個日偽軍的哨兵，面向門外，正拄著槍打瞌睡。怕驚動偽軍，沒敢貿然從大門出去，我又退回院子里，縱身攀爬西墻頭，不料墻太高，沒有扳上去，又奔到東墻頭，奮力一跳，終于爬了上去，回頭向望著我的難友們招了招手，便順著墻溜了下去。房子后邊是一條山溝，不管不顧地跳下溝撒腿就跑，我脫險了。

我先向西北面的一座大山奔去，爬到半山腰，再折向南跑，下到一個布滿大大小小卵石的河灘，趴在河邊喝了幾口水，喘息了一下，在河邊摸起兩塊拳頭大的鵝卵石做為“防身武器”，又翻山越嶺朝著根據地方向疾跑。山上沒有路，我抱著頭從峭壁上團身滾下，樹枝亂草的棘針扎滿了我的背、腿和手腳，顧不得疼痛，張望著遠處搜山的日偽軍生起的一堆堆篝火，盡量繞著、躲著、遠遠地避開。

跑了一夜，跌跌撞撞地也不知跑了多少路。黎明，忽然聽到山坡下有人說話，連忙躲藏到齊人深的野草叢中。過了一會，人聲近了，原來是兩個夜間躲在山溝里的農民牽著毛驢回家。“可遇見親人了！”當兩個老鄉走近時，我沖出草叢迎了上去，說自己是從日偽軍那里逃出來的八路軍。兩位老鄉驚喜地扶住我、安慰我，告訴我抗日縣政府就在這山里的老鴰溝。這里離我逃出來的官寨村有十來里路。老鄉將我送到了老鴰溝。縣政府的同志看到我的雙足血跡淋漓，趕緊給我找了一雙鞋換上，對我說，聽幾個從官寨跑出來的人說，有個八路軍先跑了出來，他們正在尋找。原來，當地逃出的人地熟路熟，沒走彎路就徑直跑回來了。

日偽軍還在附近搜山。縣政府的同志派了個老鄉將我送到深山溝里的一孔廢窯洞里躲藏。餓了吃點老鄉給我放下的山藥蛋和紅棗，渴了喝點山溝里的水。齊人深的野草將窯洞口遮得嚴嚴實實，卻擋不住夜晚的寒冷，我只能把老鄉給的一條破口袋套在腿上卷曲著，警醒地諦聽著外邊風吹草動的窸窣聲和貓頭鷹的“咕咕”啼叫聲。在似睡非睡的朦朧中，我夢見了西進干部隊的戰友們，一張張親切的面孔、一個個熟悉的身影在腦海里閃過，多么想念這些一起奔向延安的親人啊！

好容易等到搜山的日偽軍撤走，我回到了老鴰溝。縣政府打聽到西進干部隊的住處，送我歸隊。戰友們熱烈地歡迎我。共同經歷了一場生死考驗的林華棟和楊積萼，已經先我歸隊，我們緊緊地擁抱在一起，難分難舍。

黨支部書記王冠五，輕輕地、仔細地為我拔出殘留在脊背上的棘針。夜晚，他和我同蓋一條薄棉毯御寒，深情地對我說：“到延安后，我愿意做你的入黨介紹人。”

六

護送西進干部隊過路的太行三十團一支便衣分隊過來了。一個漆黑的夜晚，他們帶著西進干部隊，冒著風寒從山上急行軍到了平川。午夜，跨過同蒲鐵路到了晉中平原。

因為鐵路和汾河平行橫貫在晉中平原，從晉東南太行山區到晉西北根據地相距約一百六七十華里，一夜過不去。拂曉，我們在鐵路與汾河之間的南席村住下，隱蔽在一座整齊的四合院里。這里是敵占區，村里的“維持會”和“反共自衛團”照常站崗放哨，應付著炮樓上的日偽軍，暗地里卻掩護著我過路人員，做著抗日的工作。白天，小分隊和西進干部隊就在這座磚瓦房的四合院里吃喝拉撒睡，天黑，又悄悄地離去，消失在夜幕之中。

靜靜的汾河，只是在岸邊結了一層薄冰，河面沒有封凍。我們身著衣褲從冰涼刺骨的河水中趟了過去，濕透的衣褲立即凝結起一層冰凌，劃破了皮膚，麻木了手腳。大家不覺得疼痛和寒冷，只是緊緊地相跟著奔跑。奔跑使人的血液急劇循環，升高的體溫暖化了衣褲上的河水與汗水結成的冰凌。

太陽升起了。在便衣小分隊的護送下，西進干部隊越過了離（石）嵐（縣）公路，通過了去延安路上的最后一道日偽軍封鎖線，進入了晉西北抗日根據地。

綿亙在晉西北的呂梁山，樹林深密，人煙稀少。干枯的落葉衰草，在征人的腳下簌簌作響。西進干部隊從一個兵站走到下一個兵站，爬過一道道山梁，向著延安，越走越近，走到了黃河邊。

興縣黑峪口，是從晉西北到陜甘寧邊區的渡河點。我們這些來自渤海和黃海之濱的兒女，站在奔騰咆哮的母親河邊，心情特別激動，感慨萬千。從山東出發，踏六省（魯、蘇、豫、冀、晉、陜）征塵，歷生死磨難、盡忠誠考驗，義無反顧，一行108人，只剩72人了。

早晨的陽光照耀著黃河對岸的黃土高原，那里，就是我們心神向往的黨中央所在地陜甘寧邊區。兩只大木船載著我們七十多人渡河了。船夫的雙臂奮力地劃著船槳，舵手聚精會神地緊緊把握著船舵，木船沖過翻滾的黃河波濤，徑向河的對岸斜插過去。

陜北的黃土高原另是一番景象。這里沒有敵情，人民安居樂業。牧羊人高亢悠揚地拉唱著動聽的陜北民歌，山坡窯洞前傳來一陣陣雞鳴犬吠聲。這一切，使我們一路走來高度緊張的神經，悠忽間得到了松弛。

我們從神府的賀家川渡口下船后，沿著大河右岸，晝行夜宿，經佳縣、米脂、綏德、清澗……一站站地向延安前進。米脂是李自成的家鄉，綏德有宋朝抗金名將韓世忠的蘄王廟。懷著對中華民族英雄的崇敬心情，我們憑吊了蘄王廟。

大踏步地行軍六天，西進干部隊走到了延安東邊的橋兒溝。沿著狹長的河谷，老遠就看到了寶塔山，我們這些來自黃海、渤海之濱的年輕人，激動得一溜小跑起來。從寶塔山下踏著石塊過了延河，穿過了曾被敵機多次轟炸破壞了的延安古城，我們來到了北門外延河邊的蘭家坪招待所。黨中央組織部的同志，親切地接待了我們這批沖破硝煙烽火勝利歸來的戰士。

我們終于走到了延安，走到了黨中央的身邊。此時，告別膠東已經19個月，離開魯南也15個月了。

這一天，是1942年的12月24日。

【2022年12月1日節選整理自牟閔回憶錄遺稿】

（供稿：牟閔長子牟承晉，昆侖策研究院高級研究員；來源：昆侖策網【原創】修訂稿，授權首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