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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盼｜共同富裕：企業履行社會責任的應有使命

點擊：  作者：林盼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微信號  發布時間:2022-11-26 09:46:32

 

摘要：一般來說，企業應當同時履行多個層次的社會責任，在努力獲取經濟利益的同時，遵守相關法律，倡導社會倫理，支持慈善事業。當前，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處于重新理解和確立社會責任必要性和重大意義的關鍵階段，需要通過確定企業使命的方式，明確組織的發展方向和責任內容。使命是企業組織的存在理由，是企業的價值取向和事業定位，規定著企業的發展目的、發展方向、奮斗目標、基本任務和指導原則。“共同富裕”應成為企業履行社會責任的目標使命，成為不同所有制企業之間構建社會責任框架內容的最大公約數，以此實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提升基礎福利保障水平、完善收入分配體系、推動綠色戰略轉型，并推進不同所有制企業之間的戰略協同、優勢互補，使企業運營和國家發展同氣連枝，共同成長。

 

 

所謂企業的社會責任，一般是指企業為自己影響民眾、社會和環境的任何行為所承擔的必要責任[1]。2006年頒布的《公司法》第五條指出，“公司從事經營活動，必須遵守法律、行政法規，遵守社會公德、商業道德，誠實守信，接受政府和社會公眾的監督，承擔社會責任”[2]。美國學者阿奇·卡羅爾（Archie Carroll）提出企業社會責任的金字塔模型，其中經濟責任是必須承擔的基本責任，處于金字塔的底部；第二個層次是不得不承擔的法律責任，要求企業遵守法律；在此之上的倫理責任層次，要求企業應當承擔倫理要求，包括那些為社會成員所期望或禁止的尚未形成法律條文的做法，例如維護股東、消費者、職工權益，保護環境等，避免造成對利益相關者的損害；最后一個層次是希望企業履行其自愿的慈善責任，包括企業捐款、義務工作、自愿參與社區建設等[3]。總體來看，企業應當同時履行多個層次的社會責任，在努力獲取經濟利益的同時，遵守相關法律，倡導社會倫理，支持慈善事業。

 

與西方企業相比，中國企業承擔的社會責任在范圍上更為廣泛，除了確保盈利、遵守法律、保護環境、參與公益事業等常規內容之外，還包括穩定就業、培植商業道德、推動社會穩定與進步等維度[4]。其中，國有企業除了作為國民經濟的主導力量、根據市場規則和秩序從事經濟活動、確保國有資產保值增值的經濟功能外，還承擔著提供公共產品、彌補市場缺陷、調節市場經濟等社會職能，同時跨越經濟目標和非經濟目標兩個價值領域，這是國有企業的使命功能所決定的責任范圍[5]。同樣，民營企業作為推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重要力量，也具有超越經濟利益最大化的目標，有著為社會進步做出貢獻的崇高使命，積極投身提升就業水平、優化分配機制、熱心回報社會等核心事務。

 

有學者指出，使命是企業組織的存在理由，是企業的價值取向和事業定位，規定著企業的發展目的、發展方向、奮斗目標、基本任務和指導原則，“使命決定戰略定位、戰略定位決定戰略內容、戰略內容決定組織結構、組織結構決定企業運行效率、企業運行效率決定企業使命的實現”[6]。企業使命是企業在社會經濟中所承擔的角色責任，揭示了企業想要成為一個什么樣的組織，想要服務于哪些用戶。正確的企業使命，能夠幫助企業認清未來的發展方向，明確從事的核心業務，了解企業的性質內容，從而為企業的目標開發、資源配置和活動管理提供依據，提高企業的整體運行效率，并對組織成員進行有效激勵[7]。本文認為，當前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面臨著承擔社會責任目的和意義的重大挑戰，需要通過確立企業使命的方式，明確組織的發展方向和責任內容。“共同富裕”可以作為企業履行社會責任的目標使命，提升企業的戰略高度和管理能力，使企業運營和國家發展同氣連枝，共同成長。

 

一、國有企業履行社會責任的過程及難點

 

從理論層面而言，國有企業是政府參與和干預經濟的一種工具，既要調節已出現或可能出現的市場失靈現象，也承擔著為公眾提供公共產品的責任。上世紀二三十年代，凱恩斯針對西方國家普遍面臨的生產嚴重過剩問題，主張由政府直接投資和經營公用事業，而不計較商業利益，“國家可以向遠處看，從社會福利著眼，計算資本、商品之邊界效率，故我希望國家多負起直接投資之責”[8]。薩繆爾森也提出，在公共產品和自然壟斷品提供方面，國有企業可以修正自由市場競爭帶來的扭曲，“私人生產公共產品勢必導致供應不足，因為生產這些物品的收益非常分散”，需要由政府生產公共產品并提供給消費者[9]。有學者認為，公共物品、外部經濟、壟斷、不確定性、風險和信息非對稱性等問題，容易造成市場失靈，國有企業能夠規避資本市場失靈的情況，建立對公平的關切，為底層民眾提供社會保障[10]。

 

通過上述理論的推導可以看到，西方國有企業的邊界和責任處于動態的收放狀態。當國家、地區或行業經濟處于景氣周期時，可適當收縮國有企業邊界；反之，當經濟周期步入低谷、甚至發生重大經濟危機之時，政府可以通過新設國有企業、或國有企業大規模兼并陷入困境的民營企業等方式增加社會投資和就業機會，減少經濟動蕩[11]。在經濟效益差、社會效益好、建設周期長、關乎國計民生的重要領域，國有企業發揮著重要作用。值得注意的是，國有企業還為國家構筑合理的產業結構，減少地區之間的發展不平衡做出貢獻[12]。

 

與西方國有企業相比，中國國有企業履行的社會責任更為直接深入，并體現出內生性特點。回顧計劃經濟時期，國家對社會的整合和控制，主要是通過國有企業（當時稱“國營企業”）、集體企業等“單位”來實現的。有研究者認為，“單位是連接國家與社會的惟一橋梁。整個社會資源的生產、交換和分配都是通過單位這個中介來完成的”，構成“國家—單位—單位人”的聯結模式，個人只能通過單位來獲取政治地位、教育、收入、住房和福利，各種生活必需品、社會服務、醫療保健、勞動保險等均由單位通過行政或事務部門及工會提供給職工，“從頭包到腳，從生包到死”，形成個人對單位在組織和資源意義上的依附關系。一旦個人的利益受到損害，可以由單位出面進行協調、庇護，滿足成員的實際需求。單位借助制度安排控制單位人的自主權，同時對工人進行全方位的關懷，可將其概括為“父愛主義”特征[13]。

 

計劃經濟時期的國有企業作為基本調控單位和資源分配單位，構建“小而全、大而全”的社會服務體系，提供“從搖籃到墳墓”的一攬子福利保障，承擔對職工的無限責任。這一做法的利弊是顯而易見的。從正向效果來看，中國的基尼系數長期控制在0.3以下，階層之間貧富差距不大，社會矛盾不突出[14]。而從負面效應來看，企業將過多精力放在承擔社會責任方面，甚至成為政府行政機構的附屬物，只是一個兼有生產、社會保障、社會福利和社會管理多種職能的“社區單位”，沒有自主企劃事業的內在動力和外部環境條件[15]。

 

如何發揮企業的經濟作用，重構企業與社會之間的關系，成為1978年之后的重點改革目標。以“放權讓利”為特征的國有企業改革，目的是為了使企業擺脫行政附屬物的地位，成為具有一定自主權和經濟利益的實體組織。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公報中指出，現在我國經濟管理體制的一個嚴重缺點是權力過于集中，應該讓企業在國家統一計劃的指導下有更多的經營管理自主權[16]。1984年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提出使企業“真正成為相對獨立的經濟實體，成為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社會主義商品生產者和經營者，具有自我改造和自我發展的能力，成為具有一定權利和義務的法人”[17]。

 

隨著現代企業制度的逐步建立，中央多次提出，要分離“企業辦社會”的功能，切實減輕國有企業的社會負擔，將社會服務機構移交地方政府統籌管理，國有企業的社會屬性開始剝離，作為國家與個人之間的中介角色日趨弱化[18]。這些改革措施顯著加強了國有企業的盈利欲望，有助于提高企業的經濟效益，但也直接或間接導致了國有企業過于關注利潤的追逐，削弱了社會職能和社會責任的承擔程度，多數國有企業既不愿意承擔那些長期以來都在承擔的社會職能，也沒有在企業內部建立起承擔其應該承擔的、由企業國有性質所決定的社會責任的基本制度，國有企業陷入社會責任相對缺失的境地，出現勞動力價格估值過低、產品質量不過關、商業道德意識薄弱等一系列問題[19]。

 

國有企業對短期利潤的追求，導致企業社會責任的制度性缺失，原本內生性的社會責任逐步“外部化”，從之前過度承擔的一個極端走向基本缺位的另一個極端。這種“由內向外”的態勢背離了國有企業的基本性質與發展目標，對國有企業的經營活動和社會形象造成負面影響[20]。國有企業“甩包袱”的現象，集中表現在20世紀90年代職工下崗事件之中。根據勞動和社會保障部1997年的調查，該年國有企業下崗職工634.3萬人，僅有11.3%的職工進入再就業服務中心，未進入再就業服務中心的有88.7%（562.8萬人），其中有309.5萬人沒有領到基本生活費。換言之，多數職工離開企業之后，既沒有找到接續工作，也未能拿到基本的經濟保障，處于某種意義上的“棄養”狀態[21]。同時，職工安置方案的出臺和施行往往未經職代會的參與決策，相關的勞動糾紛層出不窮，公眾對國有企業產生了愈來愈多的不滿[22]。有研究指出，國有企業未能發揮好應有的社會責任示范作用，在一些領域甚至不如民營企業[23]。

 

如何構建國有企業社會責任管理體系，使企業將社會責任重新“內部化”，成為國務院國資委成立之后主要關注和投入的領域。時任國資委主任李榮融指出，根據國有企業的特點、地位與作用，國有企業首先要履行政治責任，也要履行經濟、道德、法律、環境資源和慈善責任等社會責任[24]。

 

為推動國有企業全面履行社會責任，國資委多次以政策或指導性文件的形式，將國有企業社會責任具體化、規范化、制度化，明確提出需要承擔的責任內容。2007年底，國資委發布《關于中央企業履行社會責任的指導意見》，把中央企業的社會責任歸結為堅持依法經營誠實守信；不斷提高持續盈利能力；切實提高產品質量和服務水平；加強資源節約和環境保護；推進自主創新和技術進步；保障生產安全；維護職工合法權益；參與社會公益事業等八個方面[25]。2012年，國資委成立“中央企業社會責任指導委員會”，為企業開展社會責任工作提供業務指導。2016年7月，國資委印發《關于國有企業更好履行社會責任的指導意見》，對國有企業深化社會責任理念、明確社會責任議題、將社會責任融入企業運營、加強社會責任溝通、加強社會責任工作保障等方面提出規范性要求，要求國有企業“積極履行社會責任，以遵循法律和道德的透明行為，在運營全過程對利益相關方、社會和環境負責，最大限度地創造經濟、社會和環境的綜合價值，促進可持續發展”[26]。這些舉措在推動國有企業履行社會責任、樹立行業標桿等方面取得顯著效果。根據2021年“中國企業社會責任發展指數”，國有企業100強在指數上得到55.4分，連續13年領先民營企業100強（33.7分）和外資企業100強（19.1分）。縱向對比來看，國有企業社會責任發展指數整體呈上升趨勢，從2009年的25.6分起步，2012年達到40.9分，基本保持在三星級水平[27]19-20。

 

目前阻礙國有企業履行社會責任的主要問題是如何設置國有企業社會責任的邊界，避免過度承擔不必要的責任，導致本末倒置，不利于企業經營業務的正常開展。有學者指出，國有企業除了需要主動承擔一般企業所履行的勞動者關愛、環境保護、社會保障等一般性社會責任外，還應該承擔一般企業不履行的特定社會責任，包括推動國民經濟持續增長，為社會經濟發展提供條件，保障勞動力充分就業，提升科技創新水平，促進社會公平及調節財富分配[28]。甚至還有學者提出，國有企業應當承擔起引領工業化升級的歷史使命，擔負塑造民族精神、創新我國自主品牌、引領民營資本健康發展等責任[29]。問題在于，國有企業作為市場經濟主體，一旦承擔過多的社會責任，很有可能顯著影響到企業的經濟效益。計劃經濟時期的“企業辦社會”所導致的企業不堪重負，就是一個突出的例證[30]。因此，如何在實踐層面劃定社會責任的邊界，做到“有所為有所不為”，既發揮先行引領作用，又不至于出現大包大攬的越位行為，這是制度設計過程中需要重點關注的問題。2015年推動的國有企業分類改革，即是通過國有企業的功能界定和目標劃分使企業承擔的社會責任更為明確，既有整體的原則性，又有操作的靈活性。在國資委、財政部、發展和改革委員會聯合下發的《關于國有企業功能界定與分類的指導意見》中規定，商業類國有企業按照市場化要求實行商業化運作，以增強國有經濟活力、放大國有資本功能、實現國有資產保值增值為主要目標，依法獨立自主開展生產經營活動，實現優勝劣汰、有序進退；公益類國有企業以保障民生、服務社會、提供公共產品和服務為主要目標，引入市場機制，提高公共服務效率和能力，更加強調非經濟功能，考核中要引入社會評價[31]。總之，通過界定功能、劃分類別，實行分類改革、分類發展、分類監管、分類定責、分類考核，提高改革的針對性、監管的有效性、考核評價的科學性，推動國有企業同市場經濟深入融合，促進國有企業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有機統一。

 

二、民營企業踐行社會責任的發展過程及障礙

 

2020年7月，習近平總書記在企業家座談會上強調，“企業既有經濟責任、法律責任，也有社會責任、道德責任。任何企業存在于社會之中，都是社會的企業。社會是企業家施展才華的舞臺”[32]。改革開放以來，民營經濟作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在穩定增長、促進就業、改善民生等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與之相對應的是，如何激勵民營企業更好地履行社會責任，使企業的社會責任逐步“內部化”，也成為需要面對和解決的重要問題。

 

回溯可見，民營企業承擔社會責任的程度是逐步提升的。改革開放初期，民營企業處于孕育起步階段，面臨激烈的生存競爭，難以顧及社會責任問題，企業家的道德素質缺失現象嚴重，時常出現缺乏誠信、不正當競爭的情況。根據中國社會科學院民營經濟研究中心2003年的一項調查顯示，超過30%的民營企業沒有給員工繳納工傷、醫療和失業保險，多數民營企業不同程度存在非法雇傭工人、侵犯人身權利、安全設施不健全、欺詐顧客等行為[33]。這些狀況隨著民營企業的發展壯大、企業家的整體素質提升、制度建設的逐步完善而得以好轉，越來越多的企業意識到講究社會誠信、重視產品質量的重要性，主動承擔社會責任，既做到合法經營管理、維護職工權益、依法進行納稅，也積極從事社會慈善、公益事業、環境資源保護、扶貧助學助教等工作。

 

有學者發現，民營企業的社會責任意識逐步提升，在積極參與脫貧攻堅、推進穩經濟促就業、加大公益慈善投入、成為科技創新主力軍、加快綠色低碳發展等方面發揮重要作用，不斷聚焦助力解決公共問題，形成平臺化、規范化、組織化、專業化和品牌化特征，呈現“發展快、活力足、潛力大、態勢好”的階段性特點[34]。根據“中國企業社會責任發展指數”，民營企業社會責任發展指數整體呈上升趨勢，2009年僅為12.9分，2014年達到20.5分，2017年進入發展高峰，達到29.7分，基本保持在二星級水平[27]53-54。

 

當然，我們也要看到，民營企業在承擔社會責任方面仍有巨大空間。2019年頒布的《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營造更好發展環境支持民營企業改革發展的意見》明確指出，民營企業要筑牢守法合規的經營底線，認真履行環境保護、安全生產、職工權益保障等責任，自覺強化信用管理，及時進行信息披露，積極履行社會責任[35]。這從一個側面表明，民營企業需要繼續加強社會責任，提升履責水平。民營企業都有逐利的天性，受到經濟利益的強烈驅動，往往以“追求利潤最大化”作為頭等目標。與國有企業相比，民營企業普遍未曾經歷社會責任“內部化”的階段，沒有受到計劃和行政的硬約束，出現暫時性的責任真空難以避免。根據2021年“中國企業社會責任發展指數”，民營企業100強在指數上得到33.7分，低于國有企業100強的55.4分，高于外資企業100強的19.1分。在100家主要民營企業之中，仍有近40%（39家）企業的社會責任發展指數為一星級，處于旁觀者階段[27]53-54。

 

導致民營企業承擔社會責任的主要障礙在哪里？一些學者就此問題展開分析。

 

首先，民營企業處于激勵的生存競逐之中，踐行社會責任“有心無力”。與國有企業相比，民營企業在市場準入、產權保護、獲得生產要素等方面普遍面對區別待遇。盡管一系列擴大非公有制企業市場準入、平等發展的改革舉措相繼推出，民營企業獲得了依法進入更多領域的機會，但各類看不見的門檻、天花板仍然限制民營企業的發展壯大。民營企業作為自負盈虧的組織，追求績效優化是不變的目標導向，在實現經濟目標之后，才能關注到非經濟目標及其相關責任[36]。隨著經濟下行壓力加大，民營企業在考慮承擔社會責任時，首先需要在市場競爭中求得生存。換言之，只有在“做大蛋糕”的前提滿足之后，才能考慮如何“分蛋糕”的問題。

 

其次，民營企業管理者對于“何為社會責任”以及履行社會責任的必要性認識不足。不少企業主認為，只要企業盈利，遵守法律法規，按時向國家納稅，就已經盡到了社會責任。一些民營企業將企業盈利和社會責任對立起來，認為保障員工安全、繳納社會保險、改善生態環境、從事慈善事業等做法只會提高企業生產成本、降低經濟收益、給企業帶來負擔，因此對踐行社會責任顧慮重重。還有企業表示，社會責任的成本由企業承擔，最終收益則成為公共產品，雖然盡到了“企業公民”的職責，但也對企業經營造成額外負擔。

 

其三，制度建設不完善、激勵約束機制不健全，是阻礙民營企業履行社會責任的重要因素。不少民營企業受到政策設計和政府行為的區別對待，承擔著原本不需要履行的職責。一旦市場競爭的公平性得不到保障，必然削弱民營企業踐行社會責任的積極性。同時，由于監督管理制度不健全，企業的不良社會責任行為并不會直接影響經營業績，缺少相應的約束機制，容易產生機會主義行為，往往只有在其經營活動嚴重影響到公眾權益、受到媒體曝光和法律制裁時，才會關注到社會責任問題。

 

有學者指出，國有企業的社會責任意識來源于公有性質和制度，民營企業的社會責任意識既是外部市場的強制結果，也是內在情感的驅動產物，不少民營企業具有濃重的鄉土情結，對所在社區具有歸屬感，且有一定的感恩情結，期望為發展民族產業出力、為國家和社會多做貢獻[37]。如何使民營企業更多履行社會責任，使責任意識逐漸“由外及內”是目前各方需要關注與解決的重要問題。如果不能充分認識到民營企業生存環境的復雜性和制度環境的不完善現狀，單純地要求企業承擔社會責任，就難以得到企業的理解、支持和配合，甚至被企業消極抵制[38]。因此，政府需要通過有力手段，使企業履責的想法成為實際行動。

 

已有一些研究成果提出，應當完善制度建設、健全法律體系，使民營企業愿意承擔、敢于承擔社會責任。其具體措施包括建立有效的制度制約，將企業社會責任的概念、范圍、內容以法律的形式進行系統明確的規范界定，加大對違法行為的懲戒力度，提高違約成本。對于已有的與社會責任相關的法律法規，如執法部門應當以《公司法》《生產安全法》《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等為依據，加強對企業承擔社會責任的情況進行監督，將企業社會責任納入規范化、法制化的管理體系。同時，對于政府違規要求企業承擔額外責任的行為也應當通過制度加以監督規范[39]。此外，還可通過經濟杠桿和表彰手段，解決民營企業所擔心的履責支出問題，使企業獲得相應的社會認可和經濟收益[40]。

 

上述措施目前已在部分領域逐步推行并取得較好的社會效應。目前需要繼續做的工作是，通過確立社會責任遠景目標的方式，使民營企業履行社會責任常態化、長效化、內部化，進而將社會責任理念融入企業戰略管理體系之中，使管理者和普通員工都能積極主動地參與到企業社會責任的行動中來。

 

三、共同富裕：企業社會責任的應有使命

 

企業受到戰略目標和有限資源的約束，只有在保持自身可持續發展的情況下，才能更好地服務經濟社會發展需要，因此，需要從企業經營目標、主營業務等情況出發，劃定社會責任內容邊界[41]。國有企業因其所有制特征，而擁有履行對職工、消費者、環境等方面的內在社會責任，隨著現代企業制度的建立與發展，國企的社會責任逐步消解，甚至出現“內部責任外部化”的趨勢。與之對應的是，民營企業的社會責任具有外部性特征，并非天然有承擔責任的要求，盡管不少企業有履責的動機，但因生存壓力、觀念意識、制度環境等條件約束難以使履責行為“內部化”。要使企業自覺自愿地承擔社會責任，關鍵是要找到組織使命。

 

卓越的企業往往只是將盈利作為發展手段，而不是將其作為組織發展目標。企業使命是組織內在戰略意圖的外顯和應用。企業通過使命的制定和強化，引領、影響和指導企業組織和員工為實現既定目標而努力[42]。這就從使命的角度將企業（國有企業與民營企業）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建設及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緊密聯系起來，不僅有利于企業在制度和實施發展戰略時能夠與國家戰略同頻共振，還有利于企業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避免短期化行為和培養全局意識，從而促進企業的長遠發展[43]11-14。

 

本文認為，“共同富裕”應成為企業社會責任的崇高使命，成為不同所有制企業之間構建社會責任框架內容的最大公約數。對于共同富裕的概念，鄧小平同志強調，“社會主義最大的優越性就是共同富裕，這是體現社會主義本質的一個東西”，并提出要“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44]。2020年10月，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把“人民生活更加美好，人的全面發展、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為明顯的實質性進展”作為2035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遠景目標的重要內容[45]。2021年3月召開的全國人大，將“全體人民共同富裕邁出堅實步伐”列為“十四五”期間經濟社會發展的主要目標[46]。2021年8月，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財經委員會第十次會議上表示，“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特征，要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在高質量發展中促進共同富裕”[47]，并對共同富裕的特征、內涵以及實現路徑進行闡釋。在新發展階段，面臨邁向共同富裕的時代要求，深化分配體制改革，強化企業社會責任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成為題中應有之義。有別于市場主導的第一次分配和政府主導的第二次分配，第三次分配將通過釋放企業的社會生產力，強化企業的社會屬性，推動企業的社會責任實踐創新，推動實現共同富裕的宏偉目標[48]。各類企業應當將促進人民共同富裕視為“最大的社會責任”，通過社會責任的確立，創造更多的經濟社會綜合價值。

 

 “國有企業必須要承擔國家和人民意志，這是國有企業存在的根本理由”[49]。以促進共同富裕為目標，國有企業應當確立以下方面的社會責任：

 

第一，實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提升“強鏈”“固鏈”水平。只有解決核心技術的“卡脖子”難題，打造一整套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的產業鏈、供應鏈，才能保障全民的富裕水平向高水平發展。國有企業主要集中在關系國計民生和國家安全的重要領域，聚集全國最重要的科技創新資源，擁有強大的戰略科技力量，需要承擔起引領國內經濟高端化發展的責任。為此，國有企業要堅定不移自主創新，不斷加大研發投入力度，圍繞技術創新進行資本布局，積極探索市場經濟條件下的新型舉國體制模式，加快形成關鍵產業鏈領域的集群優勢、規模優勢，增強關鍵技術的創新能力，組織協調各方力量攻關克難，大力推進面向市場領域中的交叉融合與原始創新，實現要素集成、流程優化、技術研發、人才培育等復合型戰略目標，提高中國的工業基礎能力，使之成為構建新發展格局的原創技術策源地[50]。

 

第二，加快基礎設施、公益設施建設，促進全民基礎福利保障。共同富裕的實現，建立在堅實的基礎設施、公益設施，保障城鄉公共服務一體化之上[51]。這一領域的前期資金投入多、投資回報率低、經營風險較大，多數企業不愿涉足，導致地區之間、城鄉之間的教育、就業、醫療、養老等公共服務水平參差不齊。為此，國有企業理應身先士卒，既要繼續在鐵路、公路、機場、碼頭、水電站等大型基礎設施的興建和維護方面扮演主導角色，又要引領扶貧攻堅項目推動鄉村全面振興，在加強生態環保建設、開發就業崗位、發布公共信息、促進產業合作等方面擔當“調節器”。在這些方面，國有企業已經起到帶頭作用。2013年以來，中央企業充分發揮產業優勢，以重大扶貧工程為抓手，加強結對幫扶地區脫貧攻堅的支持保障力度，定點幫扶248個國家扶貧開發工作重點縣全部脫貧摘帽，累計完成1.2萬個扶貧點任務，共在貧困地區直接投入和引進各類資金超過千億元，援建產業扶貧項目5萬多個，扶持鄉村龍頭企業和農村合作社1.2萬個，引進扶貧企業2400多家，帶動投資200多億元，由全部中央企業共同出資的央企扶貧基金，累計滾動投資340億元，投資項目132個[52]。

 

第三，完善收入分配體系，健全內部激勵分配機制。國有企業是調控收入分配結構、縮小收入分配差距的重要標桿，需要通過內部分配制度的有效探索為全社會示范公平正義的共同富裕實現機制。十八大以來，國有企業推行以增加知識價值為導向的分配制度，加強對創新人才的股權、期權、分紅激勵，保障人才以知識、技能、管理等創新要素參與利益分配，以市場價值回報人才價值，目的在于強化工資收入分配制度的價值導向，提高技術工人工資待遇和津貼水平，勞動者尤其是一線職工在收入分配中的占比大為提高[53]。同時，國有企業建立職工工資正常增長機制，探索技術骨干長效激勵機制，制定職工技能要素和創新成果按貢獻參與分配辦法，堅持工資增長與勞動生產率及企業利潤掛鉤，依據職工的勞動業績，評定職工實際的勞動貢獻，以此確定勞動報酬，從制度上保障職工收入同步穩定增長[54]。通過國有企業薪酬管理制度的探索示范，使薪酬制度更為公平，促進共同富裕。

 

第四，推進綠色戰略轉型，實踐“雙碳”目標。黨的十九大報告明確指出，要建立健全綠色低碳循環發展的經濟體系[55]。2021年，國務院印發《關于加快建立健全綠色低碳循環發展經濟體系的指導意見》，這些政策文件要求國有企業以智能化、創新化發展為目標，推動企業轉型升級，實現可持續發展。同時，我國正式提出“碳達峰”“碳中和”發展目標，這是一個莊嚴的承諾和挑戰。國有企業應當通過技術創新、制度創新、商業模式創新等方式，從企業使命出發制定“雙碳”路線圖和時間表，通過能源技術和管理方式的創新發展循環經濟，通過大規模的綠色技術創新降低綠色生產、綠色消費、綠色出行的成本和價格，推動投資、生產和消費向綠色化轉型，探索符合企業特性的綠色、低碳發展道路[43]178-181。

 

第五，加強不同所有制企業之間的戰略協同、優勢互補。這是國有企業特有的社會責任。國有企業尤其是中央企業有責任帶動行業共榮發展，努力發揮“頭雁”領飛作用，通過行業關鍵技術研發與知識產權共享、組織協同攻關和共性技術研發等多種方式向行業合作者賦能，形成具有更強創新力、更高附加值、更安全可靠的產業鏈供應鏈。同時，民營企業由于經營環境、制度規定等因素的影響，有時會觸及政策“天花板”，需要國有企業運用市場經濟規則加以支援，通過積極推進混合所有制改革等形式履行經濟責任，為民營企業提供授信，拓展民營企業的發展空間，發揮產業結合的優勢，形成國民互進、共同推動富裕目標的實現。

 

從民營企業的角度來看，同樣可以從以下幾個層面著手，共同實現共同富裕的目標。

 

第一，發揮體制機制靈活優勢，探索實現科技自立自強。民營企業的科技研發水平逐年提升，既有像華為、中興這樣的行業巨頭，也有迅猛發展的領軍企業和充滿創新活力的中小企業，貼近市場、反應敏捷、機制靈活，這些都是推動科技創新的有利因素。因此，民營企業需要加快技術與資本、市場、勞動等要素的有效結合，通過“揭榜掛帥”的機制設計，吸納更多創新要素，強化技術成果的商業化應用，建立健全符合科技創新活動規律的評價制度。有關部門應當營造公平競爭環境，為民營企業發展創造良好條件，滿足民營企業開展科技創新的資金、人才、政策需求，為民營企業獲得新成果、使用新成果創造良好條件[56]。

 

第二，參與脫貧攻堅和鄉村振興，積極回饋社會。民營企業應當充分發揮資金、管理、人才、技術等優勢，探索參與鄉村振興的新途徑、新模式，做大做強優勢特色產業，帶動新型經營主體發展，開展產業扶持、技能培訓、就業扶貧、教育扶貧、定點扶貧、美麗鄉村建設等項目，培養一批產業發展帶頭人和農村職業經理人，直接或間接吸納當地群眾參與就業，提供公益性崗位，組建農業產業化聯合體，帶動全產業鏈貧困地區百姓脫貧致富，讓農民分享更多增值收益。在這些方面，無論是阿里巴巴的淘寶村、淘寶鎮建設，伊利扶貧方案的“精準滴灌”模式，還是寧德時代以產業項目為依托實現長效脫貧，都做出了有益的實踐，也能夠為民營企業參與共同富裕提供借鑒[27]132-148。

 

第三，優化分配結構，構建和諧勞動關系。民營企業吸納了我國 70%以上的就業人口，是推進共同富裕的關鍵點。企業應當加強對勞動、管理、技術、數據等要素如何進行收益分配的研究，完善由市場評價貢獻、按貢獻參與分配的機制，使員工更好地享受到企業改革發展帶來的成果。積極探索工資集體協商制度，促進企業利潤、勞動者工資增長和勞動生產率增長相協調，融洽勞資關系，形成多方共贏的態勢。此外，還應強化工資法治，健全完善全國統一信用信息平臺，規范工資支付行為，提高失信主體代價，保障勞動者合法權益[57]。

 

第四，致力綠色生產，為生態環境增值賦能。民營企業在積極提升經濟效益的同時，要進一步注視環境治理問題，應當通過技術創新和管理創新引導資金向綠色產業投入，主動進行產業升級和生態改造，打造科技含量高、資源消耗低、環境污染少的綠色生產新方式，成為綠色產業的引領者、組織者、開拓者，為企業發展開辟新空間，為經濟發展培育新的增長點，展現企業落實社會責任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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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文為作者提供的原稿，正式發表時有修改）

 

作者簡介

林盼，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副研究員，《資本論》研究室副主任，研究方向為新中國經濟史、歷史社會學。

來源：《河北經貿大學學報》2022年第6期  圖片來源網絡 侵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