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5月，在延安整風期間，毛澤東親自主持召開了延安文藝座談會并發表了重要講話。毛澤東指出文藝要為最廣大的人民大眾服務，文藝工作者不能脫離群眾，不能關門提高，這對后來黨的文藝政策的制定和文藝工作的健康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著名作家丁玲在回憶延安文藝座談會時說，《講話》的“影響及其作用是無可估量的”，它所展示的文藝運動“是我國文藝史上的‘奇觀’、‘壯舉’和‘偉業’，它的成就是突出的，經驗是豐富的，影響是深遠的”。“毛澤東文藝思想培養了一代人，今后還將繼續教育培養下一代的文藝工作者”。

毛澤東握手時的細節

1942年5月2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員及延安文藝界各單位被邀請的代表均于文藝座談會規定的1點半之前趕到了中央辦公廳樓下的會議室。

對于一次大型會議，主要領導人的入場只是會議程序的一個細節，但在這次會議上由于毛澤東入場給每一位與會文藝家都留下了難忘的印象，所以這一細節竟成了許多人言說延安文藝座談會實況的經典細節。

著名電影劇作家于敏回憶說：“座談會的第一天，毛主席出來以后就與每個人一一握手、問候、致意。他握手是真誠的，并不是一種單純的禮節。他握手時握得很緊，而且用眼睛真誠地看著你。”

【1940年，于敏（左）與好友在延安留影】

于敏實際上并沒有在被邀請之列，他是一個偶然的機緣參加的。2012年他在接受記者專訪時說：“延安文藝座談會召開的時候，我在魯藝戲劇系工作。1942年5月2日那天是個星期六，我和于學偉在魯藝駐地的東山下散步，碰到我們的院長周揚同志從山上下來。他招呼我們跟他一起去楊家嶺中央大禮堂開座談會。這樣，我們兩個‘小沙彌’，跟著我們的院長就去了。這個會，就是意義深遠的延安文藝座談會。”于敏在那次采訪中說：“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提到的‘為群眾’，如何‘為群眾’，這是主旨，條分縷析的所有論點都是圍繞和闡明這一主旨的。”于敏說，在《講話》精神指引下，他積極地投入到群眾中去，到沸騰的生活海洋中去。1949年，于敏編劇的電影《橋》問世，一舉拿下新中國電影史上4個第一：第一部故事片；第一部“寫工農兵，給工農兵看”的人民電影；第一部以工人階級為主人公的電影；第一部體現黨的知識分子政策的電影。

當時擔任陜甘寧邊區政府教育廳中等教育科科長的吳伯簫回憶說：毛澤東和同志們挨個握手時，“都有所詢問或作簡短的談話。針對一個同志的特點說了什么有趣的話時，便引起鄰座歡快的笑聲。那謙遜和博大的氣度，令人感到溫暖而親切。”

5月16 日，座談會第二次會議結束之后，傍晚時分，吳伯簫騎馬到楊家嶺辦事，出來的時候，遠遠地望見毛澤東從延河岸邊散步回來，正慢慢地向他所在的方向走來。這時，吳伯簫心里很矛盾，他想立刻策馬跑到毛澤東跟前，把參加座談會的感想向毛澤東傾訴幾句，但又擔憂：只和毛澤東握過一次手，還會認識自己嗎？他想到不如跳下馬來，牽馬在路旁等毛澤東過來……正當吳伯簫躊躇不定的時候，毛澤東看到了他，向他揮手喊道：“吳伯簫。”吳伯簫沒有想到和毛澤東握了一次手就真記住自己了，立刻跳下馬來，跑到毛澤東跟前，緊緊地握住了毛澤東伸過來的手。

【當代著名散文家和教育家吳伯簫】

吳伯簫后來成為著名的文學家和教育學家。他對毛澤東懷有很深厚的感情，文藝座談會在他的心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早在1952年紀念《講話》發表10周年的時候，吳伯簫就曾在5月23日的《東北日報》上發表了《回憶延安文藝座談會》的文章，詳細真切地回顧了他參加座談會的情景。此后他發表了《北極星》《天下第一山》《延安》《紅太陽升起的地方》等多篇散文，抒發了他對毛澤東的崇敬和思念。

毛澤東很重視前方的文藝工作者及其文藝活動。著名戲劇家歐陽山尊回憶說：當毛主席“走近我的時候，我有一些緊張。他握著我的手，看著我，非常親切地說：‘歐陽同志，你從前方回來了。’真沒有想到，離開延安三四年了，主席的心里還記得我這么一個人，還知道我上了前線又回來了，只覺得心上涌起一股暖流，眼睛被幸福的淚水潤濕了”。

當時參加文藝座談會的同志，在延安工作的一般穿的衣服都是灰顏色的，從前線部隊回來的大多穿綠軍衣。著名油畫家羅工柳回憶：“毛主席到我跟前以后，看我穿綠衣服馬上跟我握手，問我從哪里回來。我還沒來得及說話呢，周圍的人就說了，他是木刻工作團的，剛從太行山回來，叫羅工柳。毛主席想了想，把我的手握得很緊，他說知道知道。我想大概是朱總司令回來說我們搞年畫搞成功了。我覺得這在我黨工作里面是小芝麻，但毛主席還放在心里。我覺得非常感動。那個時候我才26 歲，是個小伙子，遇到這種情況我這一輩子都忘不了的，感到毛主席對我們這些小兵很關心。”羅工柳對毛澤東倡導的用“舊瓶裝新酒”的形式創作領會尤其深。用木刻宣傳抗日的新年畫，就是羅工柳和其他幾位同志領導的魯藝木刻工作團在敵后根據地摸索出來的。不但當時在邊區群眾中影響很大，而且民主人士李公樸把部分作品帶到國統區，轉送給報道中國抗戰的外國記者，成為世界反法西斯陣營具有影響力的美術作品。新中國成立后的創作環境變化很大，木刻版畫不適合大規模的展示陳列，而有豐富表現力特點的油畫更具號召力。羅工柳放下熟悉的刻刀，開始油畫創作。1951年創作的經典名作《毛澤東在延安作整風報告》很快激起了“延安人”的共鳴，鄧穎超曾說：“這樣畫，我們在延安呆過的老同志看了，都感到親切。”2021年為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在系列短視頻節目《光輝歷程 時代畫卷——美術作品中的黨史》中，專門介紹了這幅作品。有關專家介紹說：“作者羅工柳從那個時代走過來，既是參與者，又是記錄者，為我們留下來這樣一幅生動的歷史畫面，讓我們在畫面中感覺到一種歷史的真實。”

當時擔任延安文藝界抗敵協會黨組書記的鄭星燕回憶說：“會議開始前，毛澤東同志站在大禮堂前頭，和到會的同志一一握手，他握手那么有力，眼睛總是注視著你的面孔，并且親自詢問或由陪同人員介紹姓名，令人感到溫暖，感到平易近人。當我報出自己的名字時，他便知道我是在文抗專職做黨的工作的。在其他一些作家通報姓名時，毛澤東同志有時很幽默地開點玩笑。”鄭星燕喜歡作詩詞，后來他賦詩寫道：“文藝座談會上逢，楊家嶺下百花紅。迎門握手春風暖，一席鴻詞岱岳崇。”

座談會上的幾個經典場面

著名作家歐陽山在1979年5月撰文紀念延安文藝座談會時寫道：“雖然時間相隔這么久，但是毛澤東同志對我們的親切關懷和熱情的幫助，以及開會時候的種種情境，至今還是歷歷在目，記憶猶新。按照我個人的理解，我認為這個會是真正貫徹毛澤東的‘百花齊放， 百家爭鳴’思想的會。雖然他當時還沒有明顯地提出這個方針，但是實際上他是按照這種思想召集的。因此在會上大家都各抒己見，暢所欲言，不管對的錯的都可以無拘無束地講出來，講完之后，也沒有向任何人追究責任，真正做到文藝方面的事情由文藝界來討論解決，不帶任何一點強迫的性質，發揚了藝術民主，使大家心情非常舒暢。”曾任中國新聞教育學會會長的新聞學家溫濟澤回憶道：“當時會場上的民主空氣是后來很難想象的，有幾個人提了不同的意見，蕭軍是最激烈的一個，很‘蠻橫’。”

【蕭軍】

在召開座談會之前，毛澤東先后和二十多位文藝界人士進行了接觸，并請他們幫助收集文藝界提出的各種意見。東北籍優秀作家蕭軍在那段時間與毛澤東有過多次書面的和當面的思想交流。毛澤東在5月 2日的座談會上首先發表講話。接著與會者進行座談、討論。蕭軍第一個發言，意思說作家要有“自由”，作家是“獨立”的。蕭軍剛講完，坐在蕭軍旁邊的胡喬木就站起來大聲要求發言。他說：“文藝界需要有組織。歸根到底是黨要不要領導文藝，能不能領導文藝的問題。”兩人爭論得很激烈。在5月16日的第二次會議上，蕭軍不但繼續堅持自己的觀點，而且說了更難聽的話，這或許就是他的“蠻橫”之處。

在這次座談會上，參加座談的朱德、賀龍等也積極參與討論。著名詩人艾青發完言后，朱德說：“艾青同志說‘生不用封萬戶侯，但愿一識韓荊州’，我們的韓荊州是工農兵。”艾青后來回憶：“我第一次聽到了為工農兵的論點。總司令的話，我一直都記在心里。”座談會后，艾青寫了一封信給毛澤東，要求到前方去。后來如愿以償地去了前方。賀龍是第五個發言者。賀龍和王震是最早察覺到延安文藝界出現了政治偏向問題的。賀龍的發言主要是談他對文藝作品“暴露黑暗”的看法。

【丁玲】

在5月16日的第二次大會上，時任陜甘寧邊區文協副主席的著名女作家丁玲第一個發言，主要就她的《三八節有感》作自我批評。這篇文章的錯誤傾向最早就是賀龍和王震察覺到的。在這次會上最令人難忘的還是詩人柯仲平的發言和劇作家歐陽山尊的發言。

【柯仲平】

柯仲平是邊區民眾劇團負責人，他講了他們的劇團經常到邊區各個分區去演出，受到群眾熱情的歡迎和接待。離開的時候，群眾遠遠地把他們送到村子外面，并且給他們送了許多慰勞品。他說：“我們就是演《小放?！?。你們瞧不起《小放?！穯?？老百姓卻很歡迎。你們要在那些地區找我們劇團，怎么找呢？你們只要順著雞蛋殼、花生殼、水果皮、紅棗核多的道路走，就可以找到。老百姓慰勞我們的雞蛋、花生、水果、紅棗，我們吃不完，裝滿了我們的衣袋、行囊和馬褡。”他這樣大聲說的時候，許多到會的人都笑了，毛澤東也笑了?？轮倨降陌l言涉及到的普及和提高的關系問題，符合毛澤東倡導的“我們的提高，是在普及基礎上的提高；我們的普及，是在提高指導下的普及”的觀點。而就在這次會上，有些同志在發言中并不認同。比較有影響的是后來擔任民族歌劇《白毛女》創作總負責的戲劇教育家張庚，他在發言時說他不同意毛澤東的觀點，他認為普及和提高不可兼顧。但后來在實踐中張庚還是接受了毛澤東的觀點。張庚是魯藝戲劇系主任，原先演的洋氣和城市氣濃厚的戲劇，延安的老百姓沒興趣。座談會后魯藝從民眾喜愛的秧歌舞入手，起到了立竿見影的效果。在秧歌舞基礎上創作民族歌劇《白毛女》的時候，張庚告訴創作人員：“別的你們啥也不用想，你們就想著要中國老百姓愛聽愛唱愛看就行了。”

歐陽山尊的發言與柯仲平的發言情形一樣，也因其內容和形式的特別，而成為座談會上的一道獨特風景。歐陽山尊在座談會第一次會議時沒有發言。他開完會回到住的窯洞，思潮洶涌，心里久久不能平靜。他把毛澤東的講話記錄讀了一遍又一遍，一直到深夜。經過幾天的思考，他終于鼓起勇氣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建議加強黨對文藝工作的領導和動員作家、藝術家們到實際斗爭中去，到抗日的前線上去。信發出去幾天后接到了回信，回信是毛澤東親筆寫的，內容簡明扼要，總共一句話七個字：“你的意見是對的。”歐陽山尊后來回憶：“由于主席的回信所給的鼓勵，我大著膽子報名發了言。”

歐陽山尊的發言明確地表達了他對延安文藝界的不滿。他說：開會的時候，有的專家說得很長，很有理論性。我也沒有那么高的理論，我就匯報前方的情況。我說，第一點，前方軍民，他們需要文藝，但是文藝工作者去了應該有一個正確的態度。前方部隊老百姓要什么你得給什么，前方的群眾要你唱歌，你說我是搞電影的，不會唱歌。這在前方是根本講不下去的，是對前方老百姓的不尊重，實際上也就是你不勝任，是不能完成文藝工作任務的表現。我所說的這個現象在參加文藝座談會的文藝家中就有，如陳波兒就曾在前方這樣說過。其實陳波兒這樣說是實事求是的，但是群眾的要求也是正當的。再比如部隊布置救亡展覽時，要你寫幾個美術字。你說我不會，我是詩人。那不行，你會寫字就寫幾筆，你會畫畫你就畫幾幅。畫得好不好沒關系。你真心誠意地為老百姓服務就行。這樣多的文藝干部，留在后方干什么？大家都上前方去吧，我舉雙手歡迎！

歐陽山尊的直言不諱在全場引發了一陣波瀾。著名詩人何其芳、著名音樂編輯出版家潘奇和著名美術家華君武在他們回憶錄中都描述了當時的場景并贊揚了歐陽山尊的發言。他們自己后來都成為了新中國文藝界的扛鼎人物。

這年11月，歐陽山尊率戰斗劇社從前方回來，住在魯藝總結工作，演出了他們在前方演的戲。歐陽山尊和幾位同事一道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談了促進革命文藝事業發展的想法。不久，毛澤東就給他們回了信。直到晚年，歐陽山尊依然清楚地記得這封信的內容，他回憶說：“毛主席在信中說，你們的信收到了，感謝你們！你們的劇我以為是好的，延安及邊區正需看反映敵后斗爭生活的戲劇。”歐陽山尊于2009年去世。他在去世前曾特地向中國藝術研究院的研究人員強調說：“我覺得延安文藝座談會講話精神，今天還是正確的。”

1942年5月23日晚，毛澤東作了總結講話，延安文藝座談會結束。

在《講話》精神的指導下，邊區的文藝工作者紛紛深入生活第一線，使延安文藝出現空前的繁榮局面。1943年春節興起的大秧歌運動，為延安文藝運動敲響第一聲鑼鼓。春節那幾天，延安城里熱鬧非凡，魯藝秧歌隊表演的歌舞聲和當地鄉親們的喝彩聲，匯成了歡樂的海洋。

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中央領導人和群眾一起觀看演出，感到耳目一新。毛澤東說：“像個為工農兵服務的樣子。”朱德說：“不錯，今年的節目和往年大不同了。革命的文藝創作就是要密切結合政治運動和生產斗爭啊！”

1944年6月30 日，延安《解放日報》刊登了丁玲的新作《田保霖》和歐陽山的新作《活在新社會里》。毛澤東讀了這兩篇作品后，心里特別滿意，感覺到了某種別開生面的變化，于7月1日凌晨熱情洋溢地給他們二人寫了一封信以鼓勵。丁玲和歐陽山后來又分別寫出了影響很大的《太陽照在桑干河上》和《高干大》。

新中國成立后，當年參加過延安座談會的文藝工作者，堅持不懈地踐行《講話》精神。

【何其芳】

何其芳從1938年作為詩人投奔延安，到1953年聽從黨的指示創建文學研究所，1959年根據毛澤東的指示完成選編《不怕鬼的故事》，直到1977年逝世，他的一生對毛澤東滿懷崇敬之情。臨終前他完成了一直想寫的《毛澤東之歌》。他寫道：“我很慚愧，參加過這樣一生難逢的極其重要的會議，聽了偉大領袖毛主席的講話，會前會后又受過他幾次的親自教育，卻學習很差，理解很差，實踐更差。”他深情地說，《講話》“是使我們免于迷途的指南，是永遠應該感謝的照亮我們一生的金色的陽光”。

在文藝座談會前后，劉白羽擔負了聯絡廣大文藝工作者的工作，多次向毛澤東匯報文藝界的情況。他后來回憶道，“那段時間是我的人生、我的文學生涯的轉折點，我和許多同代人一樣，在《講話》的指引下成為自覺的革命者，成為戰士”。解放后，他的散文名篇《長江三日》《日出》被編入中學語文教科書，他的長篇小說《第二個太陽》獲得“第三屆茅盾文學獎”。作為軍旅作家，他的作品開拓造就了軍事文學的高峰。中國作協主席鐵凝稱贊他：“‘不忘初心’，這也是劉白羽一生創作道路的寫照。”

被中國文學界稱為“大師”的嚴文井，在文藝座談會前毛澤東找他談過話后，他就堅定了一生跟毛澤東干革命的信念。鐵凝在紀念嚴文井百年誕辰時說：參加文藝座談會后，嚴文井“自覺以《講話》精神指導他的工作與創作”。“他的童話、寓言，多次獲得全國大獎，被改編成電影、電視劇、連環畫，成為兒童文學的經典讀本，并譯為英、德、俄、印度等多種文字出版，豐富了世界兒童文學的成就，他的童話和對童話的理論探索，為中國的兒童文學創作與理論的發展提供了寶貴的經驗，并影響著新中國一代代讀者的人格成長，嚴文井雖然已經離開了我們，但他的作品在今天仍然發揮著培養‘未來的共產主義接班人’的巨大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丁玲、艾青、蕭軍等一些在解放后有過曲折經歷的文藝家，在困難的處境中仍然堅持《講話》精神，堅持創作。丁玲和艾青在1957年錯劃右派后，王震親自安排他們到北大荒（后王震又將艾青調到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并向在當地墾荒的轉業官兵介紹他們是老革命，大詩人，要尊重他們。艾青擔任了一家林場的副場長，丁玲則擔任了畜牧隊的專職文化教員。在王震的鼓勵下，丁玲和艾青都創作出了一些頗有影響的作品。蕭軍在1948年受到錯誤處理后，出版新作《五月的礦山》遇到困難，后來在毛澤東的幫助下得以順利出版。

上世紀八十年代后，當年的延安文藝工作者紛紛撰文紀念延安文藝座談會。丁玲、艾青、蕭軍也不例外。丁玲回顧了她參加文藝座談會后的感受：“我是非常愉快地、誠懇地用《講話》為武器，挖掘自己，以能洗去自己思想上從舊社會沾染的污垢為愉快，我很情愿在整風運動中痛痛快快洗一個澡，然后輕裝上陣，以利再戰。當時在整個機關，每個人都打起精神，鼓足勇氣，每天開會，互相啟發，交換批評，和風細雨，實事求是地檢查自己，這一段嚴肅、緊張、痛苦、愉快的學習經歷，將永遠留在人們記憶中，成為一生中幸福的一頁。”艾青的文章寫道：“現在，事隔幾十年，國家和個人都歷盡滄桑，變動太大了，許多事情都顯得淡漠了。但《講話》的一些基本原則卻烙印在我的腦子里，不易消失。例如‘面向工農兵’”。蕭軍在1987年5月11日《人民日報》上發表的《難忘的延安歲月》說：“《講話》制定了抗日戰爭時期黨的各項文藝方針政策，解決了文藝界存在的各種矛盾，理順了各種關系，如文藝和政治的關系，文藝和群眾的關系，源和流的關系，普及和提高的關系，以及歌頌光明與暴露黑暗、政治標準與藝術標準、愛與恨等等的關系問題，基本取得了一致看法。”“事實證明，從那以后，大家都照著《講話》的方向、道路和目標去做，果然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蕭軍見到第一部反映當年延安文壇生活的《延安文藝運動紀盛》一書時，熱情地寫文章推薦，并且自己率先買了五本，說：“我要給我的孩子每人發一本，讓他們看看我們當年在延安是怎樣生活、怎樣學習、怎樣工作的，讓他們受受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