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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躍進”運動是黨在探索建設社會主義道路過程中的一次嚴重挫折。“盡最大的努力把建設搞得快一點，以爭取更多的主動，是當時全黨全國人民的迫切愿望。但是，由于黨對大規模社會主義建設經驗不足，由于背離了黨一向倡導的實事求是的原則，憑主觀愿望和意志辦事，結果事與愿違。”（《中國共產黨簡史》 人民出版社 2021年2月 第193-194頁）

回顧這段歷史，可以發現，當時情況確實正如鄧小平1980年所指出的：“‘大躍進’，毛澤東同志頭腦發熱，我們不發熱？”然而，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就有媒體報道，“大躍進”期間，有位名人，擔任武漢大學校長的李達不但頭腦沒有發熱，而且當著毛澤東的面批評毛澤東：“你腦子發熱”。

筆者先后查閱《毛澤東年譜 （1949-1976） 》（以下簡稱《年譜》），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的《毛澤東傳》《李達年譜》（周可 汪信硯著 人民出版社 2016年1月）、《李達全集》（汪信硯主編 人民出版社 2016年12月）和與此事有關的《春秋》和《新華文摘》上的文章，發現實際上李達在“大躍進”運動中頭腦也發熱，并且一直沒有冷靜下來過。因此，他也不可能對毛澤東說：“你腦子發熱”。

兩篇文章之爭

2021年是中國共產黨建黨100周年紀念。媒體發表了大量的紀念文章。其中新華社發表的有一篇特別引人注目：《一封神秘來信，引網友盛贊“最牛公司”迎“百年店慶”》，文章寫道：“李達，號鶴鳴，是中共一大代表。后由于種種原因，脫離了中國共產黨，但思想上仍然堅信共產主義。李達在大學任教期間，一直教授馬克思主義哲學，并出版了《社會學大綱》等著作。隨著共產黨領導的隊伍節節勝利，1948年11月，作為黨的最高領導人，毛澤東派人給在湖南大學任教的李達帶信，請他速去解放區參加重要工作，因為送信人要穿過敵占區，所以信中特意用了‘暗語’。”李達也是毛澤東的老朋友，毛澤東對李達的哲學研究著作評價很高。解放后，李達先是擔任湖南大學校長，1953年開始擔任武漢大學校長。他在17年中全力從事高等教育和理論工作，主要是從事馬克思主義哲學、特別是毛澤東哲學思想的研究和宣傳。

【李達】

關于毛澤東和李達在解放后的交往，在書籍和報刊上出現過一些文章。有個經典的場面是：1958年“大躍進”期間，李達因“人有多大膽，地有多高產”口號等問題與毛澤東發生激烈爭論。李達對毛澤東說：“你腦子發熱，達到39度發高燒，下面就會發燒到40度，41度，42度，這樣中國人民就要遭受大災大難了！”

這段“史料”來自于“文革”前擔任過湖北省委副秘書長的梅白1988年發表在《春秋》雜志上的文章《毛澤東的幾次湖北之行》。該文講述了他親身經歷的1956年毛澤東的武漢之行和1958年毛澤東的兩次武漢之行。梅文發表一年后的1989年，1954年至1966年擔任湖北省委第一書記，時任全國政協副主席的王任重在《春秋》雜志發表了《滿篇謊言———評梅白的〈毛澤東的幾次湖北之行〉》（梅文和王文分別轉載于《新華文摘》1988年第5期和1989年第6期）。王文一開頭寫道，他看到梅文后，“我大吃一驚。想不到梅白竟做出這種說謊騙人的事情。他的動機是什么、我不想評論。如果他有勇氣，就由他自己作出說明吧。”（《新華文摘》1989年第6期 第174頁）接著，王文講述了他親身經歷的毛澤東三次武漢之行，全面駁斥了梅文的說法。梅白直到1992年去世也沒有回應王任重的批評。王任重也于1992年去世。但奇怪的是，王文從發表到現在，基本上無人提及，只在個別黨史學者的文章中引用過。而梅文中關于1958年李達和毛澤東爭辯的內容，則被許多文章引用，現在網上很容易搜索到。

梅文和王文的兩種敘事，因為內容大相徑庭，其中必有一種是假的?，F在可以與2013年出版的《毛澤東年譜（1949-1976）》對照一下，以利鑒別。

《年譜》：“1956 年5月31 日 晨七時二十分，由長沙乘專機到達武漢。上午八時四十分，在長江船上聽取關于武漢長江大橋工程情況的匯報，羅瑞卿、楊尚昆、王任重、張體學、宋侃夫、陳再道、李達等參加。隨后，毛澤東下水游泳，從蛇山北邊游到漢口的淡水池附近，約十五公里，歷時兩小時。這是毛澤東第一次橫渡長江。6月1日 上午，在漢口住處和羅瑞卿、楊尚昆、王任重等聽取武漢裕華紗廠和六渡橋百貨公司的情況匯報。隨后參觀國棉一廠。晚上，邀請幾位民主人士一起進餐。6月2日 上午，在漢口住處和羅瑞卿、楊尚昆、王任重等聽取重型機床廠生產準備工作情況的匯報。下午，第二次游長江，在武漢長江大橋以上一千五百米的漢陽岸下水，從大橋第一、二號橋墩之間穿過，游到徐家棚以北上岸，約十五公里。對陪同游泳的王任重說：這是多么好的游泳場所，應當號召人們到大江大河里去游水，可以鍛煉人們的意志。有些人害怕大的東西，美國不是很大嗎？我們碰了它一次（指抗美援朝戰爭——編者注），也沒有什么了不起。6月3日上午，在武昌東湖客舍和羅瑞卿、楊尚昆、王任重等聽取武漢鋼鐵廠施工情況的匯報。下午三時半，再次游長江一小時。五時半，參觀湖北省工業展覽會。晚上，在湖北省政府禮堂觀看楚劇。6月4日下午，乘專機回到北京。”（《年譜》第二卷 第582頁）

梅文：“1956年，毛澤東到武漢第一件事，就是要開座談會。中心議題是對農業合作化的經驗進行總結。”（《春秋》1988年第1期 第7頁）

王文：“1956 年5 月 31 日，毛主席從廣州經湖南到達武漢，主要是為了游長江。只參觀了幾個工廠和長江大橋，聽了幾個單位匯報，根本沒有召集湖北省委會議。”（《新華文摘》1989年第6期 第174頁）

【刊登梅文和王文的《春秋》《新華文摘》】

筆者之所以將《年譜》中的這一部分全文引用，是想說明：第一，毛澤東這次整個行程沒有任何內容可以與梅文中的“座談會”有關聯；第二，稍有學術常識的人都知道，“年譜”類著作的真實性是它的靈魂和生命力。毛澤東的年譜，對其真實性的要求之嚴，是毋庸置疑的。

《年譜》：“（1958年11月14日）下午，到達湖北孝感。在專列上聽取王延春、孝感地委和縣委的第一書記、長風公社黨委書記和農民代表的匯報，王任重參加。當匯報說長風公社有人創造了畝產萬斤稻谷的‘萬斤田’時，毛澤東說：我不相信。當有人說這是經過農村工作部長親自驗收的時，他說：靠不住，誰驗收也靠不住。”（《年譜》第三卷 第513-514頁）

梅文：“當時任重同志發低燒，體學（張體學，時任湖北省省長——引者注）要我向主席匯報。省委書記處提出的意見是報四百億斤，我認為這必將賣過頭糧，全省三千萬人可能餓肚子。最后任重同志還是決定由我代表省委，向主席匯報。”（《春秋》1988年第1期 第9頁）

王文：“我當時沒有發低燒，所以更沒有讓他（指梅白——引者注）代表我匯報的事。”“我對主席說朋興鄉有塊高產田，畝產萬斤稻谷。主席說：‘我不相信。’我說是農村工作部長王良來驗收的。他說：‘驗收也靠不住，除非派解放軍站崗放哨，單打單收，才能算數。’”（《新華文摘》1989年第6期 第175頁）

就這兩次毛澤東的武漢之行而言，從上面的史料完全可以分辨出，誰講的是真話，誰講的是假話。

至于1958年李達和毛澤東見面談話一事，在《年譜》中沒有記載。但梅白和王任重兩人的文章都說有此事。梅文說：“1958年，李達同毛澤東有點分歧……李老要我陪他去‘找潤之’。”“李達一見毛澤東就發起火來：‘潤之，‘人有多大膽，地有多高產’這句話通不通？”“李達繼續說：‘你腦子發熱，達到39度發高燒，下面就會發燒到40度，41度，42度……，這樣中國人民就要遭受大災大難，你承認不承認？’”（《春秋》1988年第1期 第8頁）王文說：“1958年10月的一天，主席讓我打電話給李達，請他到東湖客舍甲所見見面。主席和李達談什么問題，我沒有參加，更不會讓梅白參加。事后主席告訴我，他對李達說：‘你現在寫的東西（可能是指《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不如過去寫的《社會學大綱》有生氣了，凈是抄書本上老生常談的東西，沒什么創造性，沒有自己的新見解。’1959年春節，我去看望李達同志的時候，把主席的意見轉告他。他說主席當時和他說過了，主席的意見是對的。”（《新華文摘》1989年第6期 第175頁）

李達是1966年8月去世的。據現有資料，李達生前也沒有提到過這次見面。這樣，梅白和王任重兩人的說法都成了孤證。前面已經說過關于年譜撰寫的真實性問題。因此，《年譜》對這次見面沒有記載也是正常的。有人曾把擔任過毛澤東衛士長的李銀橋的《在毛澤東身邊十五年》中的內容作為支持梅文說法的證據，但其實如果了解這本書的來龍去脈，就知道此書的相關內容是不能作為證據的?！赌曜V》沒有采用也可說明這一點。因此，關于證據采用的問題，在此就不再展開。因為實際上，只要認真讀讀筆者上面提到的四部著作中的相關內容，就可以得出結論：假如歷史上有這次見面，李達根本不可能說出毛澤東“你腦子發熱”這樣的話，而只有可能是談論關于哲學方面的事。

李達盛贊的“大躍進”運動

1958年元旦，《人民日報》發表了題為《乘風破浪》的社論。這是根據毛澤東在莫斯科會議上的多次講話精神寫的。社論再次強調“多、快、好、省”的方針，并提出“鼓足干勁，力爭上游”的口號。

李達在1957年12月31日的武漢大學的《學習簡報》發表了《元旦獻辭》，該文充滿“乘風破浪”的精神：“這一年，在國際上發生了兩件劃時代的大事：一件大事是12個國家的共產黨和工人黨在莫斯科舉行了代表會議……毛澤東同志說得好：‘現在不是西風壓倒東風，而是東風壓倒西風。’”“再經過大約15年的和平競賽，社會主義陣營就將要把帝國主義陣營更遠地拋在后面。不管帝國主義者怎樣阻撓，世界的未來總是屬于社會主義的。難道我們不應該感到興奮，感到自豪嗎？”

1958年5月5日黨的八大二次會議在北京舉行。劉少奇代表黨中央作的工作報告，“引起代表們的熱烈討論。大家一致贊成和擁護這個報告”，標志著“全國‘大躍進’已經進入高潮。”（《中央文獻出版社《毛澤東傳》 第816頁、第822頁）

李達在5月份發表的文章《整風運動的辯證法》（全文見《李達全集 (第十八卷)》第392-410頁）中，以十分興奮的心情講述了“大躍進”運動：“1957年5月以來，我們憑借這種民主的新形式（即1957年的整風運動——引者注），正確地處理人民內部的矛盾，給我們帶來了經濟上、政治上思想上的全面大躍進。”“億萬農民蘊藏著的勞動潛力，異常深厚，一旦發動起來，有如原子爆炸，連鎖反應，蔓延全國。”“這真是古今中外所未有的大奇跡。關于糧食增產的指標，各地英雄的農民爭取3年、5年、7 年的期間《實現農業發展綱要四十條》，福建爭取7年成為千斤省，廣東爭取10年成為千斤省。全國農民千方百計要實現增產指標。他們要苦戰 3年，爭取改變農村的全部面貌。所有這些豪邁的計劃，在黨的領導下，完全有把握可以實現。農業合作化的這種生產關系的優越性，是能夠使農民充分發揮勞動創造性，使產量躍進到非常的高度的。農業生產大躍進仍在繼續進行，截至目前，小麥的最高產量已達每畝7000多斤，水稻的最高產量則更已達到36000多斤，全國各地普遍出現了大面積豐產，今年早稻增產了800億斤，而農業生產的潛力的發揮還不過剛剛開始。”“幾年來的實踐，特別是1957年冬季以來，農業生產大躍進、工業生產大躍進及其他一切事業大躍進，完全證明了這條總路線的正確。”

1958年11月7日，李達在武漢大學慶祝十月革命41周年大會上發表講話，激動地指出：“我國今年鋼產量肯定會超過1070萬噸，比去年翻一番，這樣的發展速度是古今中外從未有過的。在農業方面，我國小麥的總產量已經由去年的4200億斤躍進到8000億斤，超過了美國27億斤。美國一直吹噓它是‘小麥王國’，現在只好讓出‘王位’了。”（《李達全集(第十八卷)》第440頁）

【李達】

李達對“大躍進”運動的堅決擁護是始終如一的。1960年1月1日，李達在武漢大學校報《新武大》上發表了《高舉毛澤東思想和總路線的紅旗前進》。文章仍然充滿興奮的心情：“國內的形勢是好得很，好得很，好得很。1959 年是在 1958年‘大躍進’的基礎上繼續躍進的一年。在這一年里，我們黨在毛澤東同志的領導下舉行了八屆八中全會，粉碎了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進攻。在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的旗幟下，全國人民鼓足了沖天的干勁，在各個戰線上展開了有聲有色的、轟轟烈烈的斗爭，一個高潮接著一個高潮，一個勝利接著一個勝利，一個奇跡接著一個奇跡，有如波濤澎湃，萬馬奔騰。” “這些無可辯駁的生動事實，充分證明了1959年是繼續躍進的一年，是取得了輝煌勝利的一年。國際國內的反動勢力以及跟在他們后面隨聲附和的右傾機會主義分子那樣下死勁攻擊我們，污蔑我們，把我們在1959年所做的事情說成漆黑一團，這恰恰表明了他們對于我們偉大成就的恐懼心情。如果說，敵人的稱贊就意味著我們做了某種傻事的話，那么，他們的咒罵和攻擊不是恰好證明了我們做得完全正確嗎？”（全文見《李達全集(第十九卷)》第1-2頁）

而毛澤東在這段時間則保持相對的冷靜?！赌曜V(第三卷)》記載：毛澤東在1957年9 月7日在武昌東湖客舍同湖北省部分地委書記座談時指出：“要爭取三年到五年大部分合作社的生產水平趕上和超過富裕中農的生產水平。”（見該書第202頁）這才是毛澤東期待的生產水平。所以，到1958年“大躍進”高潮時，他也不相信會有“萬畝田”。

李達對“大躍進”運動的評價如此之高，甚至在1958年5月就相信畝產36000斤，他有可能對毛澤東“發火”，說毛澤東“腦子發熱”嗎？

關于毛澤東與李達的談話

李達是共產黨員，他和當時的全國的廣大共產黨員一樣，忠誠黨的事業，真心欽佩毛澤東。正如鄧小平后來指出的：“毛澤東思想培育了我們整整一代人。”

1950年2月中旬，李達由北京回長沙，就任湖南大學校長。4月26日，李達在《人民湖大》第3期發表文章，把毛主席比喻為“中華人民共和國這艘大船的舵手”。作為哲學家，李達從1950年到1951年，發表了系列解說毛澤東《實踐論》的文章四篇。他指出：“毛澤東思想，是全國人民的革命與建設的指導思想，是全國人民所服膺與學習的對象。我們要很好地學習毛澤東思想，必須學習《實踐論》。”1951年8月30日，他在《人民日報》發文認為，毛澤東“具有馬列主義的高深造詣和革命天才”。同年9月，他在《怎樣學習黨史》中指出，學習黨史的總的目的和要求是：“學習毛澤東同志在每個時期為中國革命所規劃的策略與路線，從而領會革命的艱苦過程，認識黨對中國人民的偉大貢獻，堅定對黨對毛主席的更深的信仰，堅定對中國革命與建設事業更大的信心。”1952年，他在《怎樣分析農村階級》一文中指出：“毛澤東選集是毛澤東同志天才地應用馬克思列寧主義解決中國革命實際問題的偉大匯集，是毛澤東思想的結晶，是中國人民革命的寶庫。”從1952年到1953年，李達還發表系列解說毛澤東的《矛盾論》的文章共七篇。他說：“《矛盾論》正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的范本。”1953年2月23日李達就任武漢大學校長直至1966年8月24日去世。

李達始終和黨中央保持一致。對待當時發生的每個重大事件，例如“三反”“五反”，抗美援朝，批判電影《武訓傳》，批判胡適反動思想，整風反右和反右傾，等等，都旗幟鮮明地站在一個共產黨員的立場上，運用他深厚的學養和在學術界、教育界聲譽，發表文章和講話，產生了相當大的影響。

現在回到毛澤東和李達談話的話題上。根據權威史料，自從李達擔任武漢大學校長后，毛澤東和李達有過兩次談話。

《年譜》：“1957年6月9日 晨二時，修改形成《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草稿第七稿，注明為‘六月八日修正稿’，并批示：‘即打清樣三十五份，于本日上午九時交楊尚昆同志，即分送政治局、書記處各同志，及田家英……’同日晚上，同李達談話。”當時還有一位擔任國防部副部長的李達。因此，在此條備注中寫道：“李達，哲學家。當時任全國人大代表、全國政協委員、武漢大學校長、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委員。” （《年譜(第三卷)》 第173頁）

據《李達全集(第二十卷)》的李達書信部分記載：李達在1961年8月28日在給武漢大學余志宏的信中寫道：“日前見到毛主席，在談話中，主席囑我把社會學大綱修改出版。”（見該書 第445頁）

【1958年4月，毛澤東與李達（右一）在武漢?！?/span>

1957年6 月9日的談話內容雖然沒有公布，但可以肯定與毛澤東的《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以下簡稱《正處》）有關。因為：第一，李達自這次談話后，除了當年11月發表了關于《正處》對整風反右的重要意義的文章外，后來幾乎每年都有關于《正處》的文章發表；第二，李達將研讀《正處》列為他終生的工作計劃的一部分。還有一點是他對《正處》的研讀與他對“大躍進”運動看法有直接關系。關于這一點，他在1958年5月發表的《整風運動的辯證法》和11月發表的《認真學習毛主席的著作，改正學風、教風和文風》中體現得尤其明顯。

《整風運動的辯證法》寫道：“（整風運動）是正確地解決人民內部的矛盾因而促進社會主義事業發展的一種最恰當最有效的民主運動的形式。”“1957年5月以來，我們憑借這種民主的新形式，正確地處理人民內部的矛盾，給我們帶來了經濟上、政治上思想上的全面大躍進。”“因此，農村和企業中的生產關系迅速地得到改善，就鼓起工農群眾革命的干勁，掀起了生產大躍進的高潮。”

《認真學習毛主席的著作，改正學風、教風和文風》（全文見《李達全集(第十八卷)》第433-436頁）寫道：“工農業生產這樣的大躍進，我們哲學工作者也應該來一個大躍進。這個大躍進的第一步，就是要認真學習毛主席的著作，改變過去理論脫離實際的學風、教風和文風，樹立理論聯系實際的學風、教風和文風。”“這時期毛主席所發表的最主要的著作有《關于農業合作化問題》、《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的序言和按語和《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前兩著作促進了經濟戰線上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后一著作則促進了政治戰線和思想戰線上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這樣一來，就出現千百萬群眾在生產戰線上的大躍進，使整個國家的生產力獲得了一日千里的發展。”

順便提供兩個細節。一個是1958年11月，毛澤東批評了人民公社企圖取消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的錯誤思想傾向。李達在1959年1月24日撰文指出人民公社要取消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是錯誤的”。另一個是在1958年1月的南寧會議上，毛澤東提出了一個指頭與九個指頭的關系問題，涉及到對“大躍進”的整體看法。李達在1960年2月撰文指出，“九個指頭和一個指頭”是毛澤東對馬克思主義認識論的一個最卓越貢獻中創造出來的工作方法新形式之一。這年6月，他發文紀念《正處》發表三周年，指出：“毛澤東同志的這部偉大著作之所以具有這樣巨大的理論威力，是因為它一貫到底地堅持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原則，敢于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推向前進。”

李達在1961年8月28日致余志宏的信中寫道：“日前見到毛主席，在談話中，主席囑我把社會學大綱修改出版。我說，現在的精力不濟，他說可找幾個得力的助手幫忙。我表示照做。因此，我想回校后即開始這一工作……請你替我考慮一下，并大力予以支持。假我數年，擬首先完成下面幾項工作：一、《唯物辯證法》——即社會學大綱上半部的改寫。至于下半部不擬改寫了。二、《中國革命的唯物史觀》——已有一些輪廓。三、修改《〈實踐論〉解說》。四、修改《〈矛盾論〉解說》。五、《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讀后記。六、《毛澤東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上面六項工作如能在三年之內完成，并且那時我還能活著，就再進一步搞別的東西。這是后話。”

1961年9月，李達由廬山返回武漢后，即組建武漢大學毛澤東思想研究室，決定全部改寫《社會學大綱》，重新編寫一本《馬克思主義哲學大綱》。1965年10月26日，在北京的李達致信他的學術助手陶德麟，說：“幾年以來，我們毛澤東思想研究室的同人，主要地是編寫《馬克思主義哲學大綱》，但這書是以毛澤東思想為指導，以反修為綱寫成的。用毛澤東思想寫這本哲學大綱，這是毛澤東思想研究的基本工作。”1966年2月14日，《〈馬克思主義哲學大綱〉下冊（歷史唯物主義部分）》編寫人員根據李達的指示，撰寫了編寫工作計劃要點。該計劃闡述了下冊的任務和要求、指導思想、編寫方法、工作制度和進度。“根據李達同志的指示，本冊的總的指導思想是：闡發毛澤東同志關于歷史唯物論的理論，闡發毛澤東同志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和國內革命建設的新經驗的理論概括，揭露和批判現代修正主義對歷史唯物論的歪曲和篡改。”

“文革”開始后，李達受到錯誤處理。在去世前一周的1966年8月17日，他囑托夫人石曼華：“我如死去，請轉告陶德麟同志，我唯一的懇求，就是希望他定要把《馬克思主義哲學大綱》下冊編出來，把上冊改好，幫我完成毛主席交給我的任務。”

回顧毛澤東和李達的這兩次談話的前前后后，假如王任重和梅白所說的1958年的那次談話確實有過，毛澤東會和李達談些什么內容，讀者肯定不難得到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