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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躍進”時期毛澤東對“畝產萬斤”信還是不信

點擊：作者：張育誠來源：舊報刊剪輯微信公眾號發布時間:2020-12-04 10:16:38

1 9 5 8 年3 月，毛澤東在四川郫縣紅光農業生產合作社視察

1958年開始的“大躍進”運動，是以全國各地競相發射糧食高產“衛星”進入高潮的，“畝產萬斤”成為這個時期的一大標志。然而，當一個接一個的“衛星田”和“萬斤畝”的“喜報”傳到中南海時，長期在農村生活、具有豐富農業經驗的毛澤東，對這些高出實際的產量，究竟是信還是不信？對“大躍進”的糾偏工作開始后，為何唯獨糧食產量指標遲遲不降？當浮夸造成的糧食危機爆發后，毛澤東的心態又發生了怎樣的轉變？

出臺總路線，“大躍進”運動正式拉開帷幕

1958年上半年，毛澤東先后主持召開杭州會議、南寧會議、成都會議和一系列政治局會議。在這些會議中，毛澤東嚴厲地批評周恩來、陳云等在一線主管經濟工作的中央領導，指責他們在1956年搞的“反冒進”，“傷了許多人的心”，“泄了六億人民的勁”，沒有認清“九個指頭和一個指頭的區別”，并且表示，“今年下半年，要有一個大冒就是了”。在1958年5月召開的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上，中共中央根據毛澤東的意見，正式出臺了“鼓足干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至此，“大躍進”運動正式拉開帷幕。

毛澤東在發動“大躍進”運動的同時，也曾多次強調“要壓縮空氣”，并表達其憂慮，“不要吹得太大”，“這么個快法，我有點發愁”，“提口號、訂目標要留有余地”，甚至還要求對某些省份可能在短期內實現的“躍進”，在宣傳和報道上“硬是卡死”“不要登報”，但在一撥接一撥的“沖天干勁”下，就連他自己也沒能“頭腦冷靜”下來。僅就1958年的糧食產量指標而言，從1月南寧會議上通過的3920億斤，到3月成都會議上提高為4316億斤，再到6月鄧子恢上報中央，對全年糧食的估產可能達到5000億斤，再到8月北戴河會議上估計為7500億斤，短短半年多的時間，關于糧食產量的估計和指標幾番上揚，近乎翻了一倍，絲毫沒有一點“留有余地”的意思。

如果說在“大躍進”運動初期，所有指標均一路高歌猛進的情況下，糧食指標很難“獨善其身”，那么，在1958年下半年毛澤東主持的糾“左”進程中，當所有的指標紛紛下調到“確實可靠”的程度時，為何唯獨糧食指標還“穩中有升”？毛澤東對糧食產量如此“自信”的背后，究竟是怎樣的一種心態？

“糧食問題基本上解決了”

中共八大二次會議剛開過不久，第一顆糧食高產“衛星”就發射升空。此后，各地爭先恐后發射糧食高產“衛星”。6月30日，河北省安國縣南婁底鄉卓頭村農業社小麥“畝產5103斤”；7月23日，河南省遂平縣和平農業社小麥“畝產達到7320斤”；8月13日，湖北省麻城縣麻溪河鄉發射早稻高產“衛星”，據報“畝產超過10000斤”。截至9月底，廣西環江縣紅旗農業社在所有的水稻高產“衛星”中拔得頭籌，據報“畝產130435斤”；青海省柴達木盆地賽什克農場第一生產隊小麥“畝產8586斤”。

一個接一個的高產“衛星”升空，讓許多中央和地方領導人非常興奮，認為全國糧食取得了“大豐收”。連素以謹慎著稱的陳云，雖對“畝產萬斤”持保留看法，認為“那些都只是一些試驗田，大多數合作社還沒有達到這個數字”，但卻相信1958年糧食產量“比過去增產很多”。

毛澤東也不例外，各地傳來的豐收“捷報”令他十分興奮。6月16日，國務院副總理李先念向中央政治局報送第二個五年財政計劃要點，其中，在糧食問題方面，報告指出：“今年麥季增產已經達到三百五十多億斤，比1957年全年糧食增產數字還要多二百億斤。”毛澤東閱后，立即將該報告批轉給軍委擴大會議，稱“此件很好”。6月24日，鄧子恢向中央和毛澤東報送夏季糧食增產數字，指出“按夏收推算，全年糧食總產可突破五千二百億斤，增產可達兩千一百億斤或一千五百七十億斤”，“今年即可超過八大規定的第二個五年計劃的糧食產量指標”。毛澤東隔天即批示：“此件印發軍委會議各同志，是一個好消息。”7月7日，閱譚震林6月25日在合肥召開的閩、浙、皖、蘇、滬四省一市第一次農業協作會議上的總結后，毛澤東批轉給陳伯達：“此件似可登《紅旗》，你看如何？”8月16日，該總結即在《紅旗》雜志第6期刊登，標題為《爭取在兩三年內做到豐衣足食》。

1 9 5 8 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會議在北京舉行。會議通過了總路線

從這一系列密集而又迅速的批示中，明顯可以看出，毛澤東對下面報送上來的豐產“捷報”十分高興，基本上是信而不疑的。不僅如此，毛澤東在農村調查的過程中，甚至還對“畝產萬斤”表達了某種程度的期待和贊許。

8月4日，在河北省徐水縣視察時，當地縣委書記向毛澤東匯報說：“今年全縣夏秋兩季一共計劃要拿到十二億斤糧食，平均每畝產兩千斤。”毛澤東聽后的第一反應是：“怎么能吃得完那么多糧食啊？”“你們糧食多了怎么辦啊？”當聽到對方說要用糧食換機器時，毛澤東的回答是：“又不光是你們糧食多，哪一個縣糧食都多！你換機器，人家不要你的糧食呀！”“也要考慮怎么吃糧食哩！”“其實糧食多了還是好！多了，國家不要，誰也不要，農業社員們自己多吃嘛！一天吃五頓也行嘛！”8月9日，在山東歷城縣一個公社視察時，當聽到公社負責人講要從過去一畝兩三百斤爭取到畝產四萬斤時，毛澤東高興地說：“好，你這個人，不干就不干，一干就干大的。”

從毛澤東上述的這些談話中，可以看到他對這些高產“衛星”，雖有一定程度的驚詫，但并沒有表示太多的異議，反而是以“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的態度加以鼓勵。歷史地看，毛澤東實際上在相當程度上受到這些高產“衛星”的鼓舞，對當年糧食的豐產顯得信心十足。

在同年8月召開的北戴河會議上，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一九五九年計劃和第二個五年計劃問題的決定》，正式將1959年糧食生產指標提高到8000億斤至1萬億斤。毛澤東在這次會上宣布“糧食問題基本上解決了”，甚至提出“幾年之后，畝產量很高了，不需要那么多耕地面積了，可以拿三分之一種樹，三分之一種糧，三分之一休閑”。

信與不信之間的糾偏心態

毛澤東在北戴河會議上對糧食豐產“大體確認”，認為“糧食問題基本上解決了”，自己也就僅剩“百分之一的懷疑”。但是，北戴河會議后，從中央和地方領導的匯報中，毛澤東開始注意到各地存在糧食產量虛報浮夸的現象。

10月21日，河北省省長劉子厚向毛澤東談到下面有虛報糧食產量的現象時，毛澤東說：“虛報不好，對虛報的人要進行教育，進行辯論，不要講假話，是多少就是多少。”11月10日，河北省徐水縣上報中央和毛澤東，稱該縣“糧食虛報產量的不少，據說差不多的村都有虛報，因為上邊規定的任務很難完成”。毛澤東作出批示，“即送林鐵、張承先同志，請你們研究一下”，“此種情況，可能不止一個社有”。在11月底的武昌會議上，江蘇省委第二書記江渭清向毛澤東作檢討：“江蘇省的糧食產量存在夸大，上報中央550億斤，實際上只有400億斤。”毛澤東聽后以十分驚訝的語氣說：“少了150億斤啊？”江渭清又向毛澤東表示：“據這樣浮夸的產量來訂計劃指標，從實際情況看，是不可能達到的，都要打幾個折扣。”

在得知糧食產量存在虛報浮夸的情況后，毛澤東的心態發生了轉變，最為明顯的變化是他開始對超高產的“萬斤畝”公開提出質疑和批評。

11月14日，毛澤東到湖北視察。當地領導向毛澤東匯報：“孝感縣長風公社有人創造了畝產萬斤的稻谷。”毛澤東明確地說：“我不相信。”當有人說：“這是經過農村工作部長親自驗收的。”毛澤東的態度更加直白：“靠不住，誰驗收也靠不住。”在11月底召開的武昌會議上，毛澤東又說：“安國縣種了個天下第一田，搞得到搞不到，我是懷疑的。”為了表明他對這類“萬斤畝”報道的看法，毛澤東還對此篇報道作了一個批語，并將其作為武昌會議和中共八屆六中全會的參考文件加以印發。明顯可以看出，毛澤東此時對“畝產萬斤”的看法已經由前期的“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轉到公開認為產量“造假”“不可信”。

毛澤東對高產“衛星”的態度轉變，也影響到了他對前一時期新聞宣傳工作的看法。11月22日，毛澤東專門找新華社社長、人民日報社總編輯吳冷西談話，批評道：“《人民日報》在大躍進中搞各省進度表、放‘衛星’等報道方法，對各地壓力很大，結果‘你追我趕’，大搞虛夸。這要引以為戒。”同時，他也要求記者和編輯在今后作報道的時候，“頭腦要清醒，做冷靜的促進派”。針對各地虛報產量的問題，毛澤東認為，“對下面送來的報表不能全信，要打折扣，恐怕要打它三分虛假，比較穩當”。

然而，毛澤東雖然多次明確地表示“不相信畝產萬斤”，并對各地糧食產量的虛報和浮夸提出了批評，但這絲毫沒有改變他對全國糧食大豐收的判斷。

在11月底召開的中共八屆六中全會上，譚震林向中央和毛澤東報告，雖然考慮到了“下面報產，有浮夸虛報的，也有隱瞞產量的情況”，也作了一定程度的壓縮，但結論仍是“1958年比1957年的糧食產量（注：1957年糧食產量為3700億斤）翻一番，還稍多一點”，并表示“不能因為少數的虛報浮夸現象以及某些缺點錯誤而動搖了這個總的估計”。譚震林的報告得到毛澤東的認可。中共八屆六中全會上，中央對1958年糧食估產為“七千五百億斤”，對1959年的糧食產量指標則修訂為“一萬零五百億斤”。這個指標甚至比北戴河會議上確定的還要高上500億～2500億斤。

這說明毛澤東雖然對下面的虛報浮夸的情況有一定程度的認識，但也僅認為“最多三分虛假”，在壓縮過后得到的數字是“確實可靠的”，對1958年的糧食戰線上的“大豐收”不作絲毫懷疑。在這種心態下，毛澤東對糧食產量虛報浮夸的糾偏工作未能深入，對相關的報道和宣傳工作的批評，也僅維持在成都會議上所定下的“氣可鼓而不可泄”的基調內，點到為止。毛澤東和中央有關部門對糧食產量的誤判，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1959年春荒危機的到來。

“春荒”危機的爆發

1959年初，全國各地陸續出現缺糧現象。起初，毛澤東對此感到困惑不解。如前所述，雖然毛澤東發現全國各地存在不同程度的糧食產量虛報浮夸的情況，但是始終認為最多“三分虛假”，全國糧食總體上是大豐收的。

1 9 5 8 年8月，毛澤東在山東濟南近郊視察水稻生長情況

2月初，廣東省委轉發的一份關于《雷南縣干部大會解決糧食問題的報告》引起了毛澤東的注意。《報告》中說：“雷南縣去年晚稻生產有很大躍進，年底卻出現了糧食緊張的不正常現象，結果查出瞞產私分的糧食七千萬斤。”《報告》中還說：“雷南縣的經驗證明，目前農村有大量糧食，糧食緊張完全是假象，是生產隊和分隊進行瞞產私分造成的。”這份文件對毛澤東糾偏的方向產生了巨大影響。毛澤東看到此件后“異常興奮”，認為找到了“春荒”問題的癥結所在，把解決問題的目光轉移到了人民公社所有制上，認為是人民公社在規模上出現了問題。為此，他先后召開了第二次鄭州會議和上海會議，討論解決人民公社存在的“一大二公”和“共產風”問題，以求“安撫民心”，促使農民將“瞞產私分”的糧食上交國家。而真正造成缺糧的主因，是糧食產量的虛報浮夸造成的豐產假象，以及在假象的基礎上制定了過高的征購指標。毛澤東和中央的糾偏方向顯然失準。

同樣，在這兩次“糾偏”會議上，關于1959年的糧食產量指標，仍維持在“一萬零五百億斤”。毛澤東是在糧食大豐收的認知前提下，去尋找缺糧原因的。廣東省委轉發報告中說的“糧食緊張完全是假象”，無疑在某種程度上“解答”了毛澤東的困惑。

由于應對策略的失誤，缺糧危機愈演愈烈。4月初，各地缺糧的報告如雪片一般飛入中南海，山東、江蘇、河南、河北、安徽等產糧大省紛紛向中央告“斷炊”之急，各地大面積出現“浮腫病”的情況也隨之傳來。

山東省向中央報告，“截止到3月中旬，山東省僅濟寧地區水腫病發病人數就達到67萬余人”，“很多人臥床不起，有的大小便不通，有的肚皮腫裂了口”。山東情況危急，其他省份的狀況也好不到哪里去。許多大中城市的糧食庫存見底，斷糧危機籠罩上空。有的省份甚至“在向鄰區借糧的同時，還把中央安排從四川調往上海過境的一條糧船截留使用”。

在如此嚴重的缺糧危機下，毛澤東終于意識到對原有糧食產量估計可能過高。4月29日，毛澤東緊急下發《黨內通信》至省、地、縣、社、隊、小隊六級干部。他在信中說道：“根本不要管上級規定的那一套指標。不管這些，只管現實可能性。例如，去年畝產實際只有三百斤的，今年能增產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實在辦不到，有何益處呢？又例如，去年畝產五百斤的，今年增加二百斤、三百斤，也就算成績很大了。再增上去，就一般說，不可能的。”“包產能包多少，就講能包多少，不講經過努力實在做不到而又勉強講做得到的假話。收獲多少，就講多少，不可以講不合實際情況的假話……應當說，有許多假話是上面壓出來的。上面‘一吹二壓三許愿’，使下面很難辦。”“經過十年八年奮斗，糧食問題可能解決。在十年內，一切大話、高調，切不可講，講就是十分危險的。”

審視《黨內通信》的內容，不難看出此時毛澤東的心態已然轉變，對糧食的畝產量甚至已經不相信能夠超過1000斤。同時，他也徹底改變了對“糧食問題基本上解決了”的看法，對糧食產量虛報浮夸造成的嚴重后果開始嚴肅對待，并且下調對糧食產量的原有估計。

毛澤東對糧食豐產的心態已經趨冷

4月30日，毛澤東在天津同主持農村工作的譚震林、廖魯言及地方負責人談話時問道：“今年能搞到多少糧食？”廖魯言說：“今年大概六千億斤。”毛澤東問：“保收多少呢？”廖魯言說：“保收六千億斤。”毛澤東說：“照你的說法，有可能超過六千億了？”譚震林接過話來說：“超過。”毛澤東沒有再追問下去，但言語中透露著極大的懷疑與擔憂。

6月13日，毛澤東在中南海頤年堂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當廖魯言提出將1959年糧食指標從8000億斤降到6000億斤時，毛澤東說：“我的意思是包五千億斤就差不多了，今年只比去年增產二百億斤。”他還說道：“糧食有五千億斤就好了。不要按照五千億斤安排，要按照四千五安排。”這是毛澤東第一次談到要降低糧食指標到5000億斤，并要求按照4500億斤來安排生活。與前期維持不變的1.05萬億斤的指標相比，這無疑是一個“腰斬式”的下調，足以顯見此時的毛澤東對糧食豐產的心態已經趨冷。

在宣傳問題上，毛澤東的語氣則變得更為嚴肅。他說：“現在宣傳上要轉，非轉不可。”“我們不能務虛名而得實禍”，“過去開了那么大的腔，現在要想一個辦法轉過來。那么高的指標，吹了，不要了。我們自己立一個菩薩，就在那里迷信這個菩薩”。

同樣，在糧食征購的問題上，毛澤東也趨于冷靜和謹慎。7月5日，在審閱李先念報送的《糧食問題》的報告時，毛澤東批示：“下年度銷售計劃，我感覺不但一千零二十億斤，是太多了，這個文件上調整為八百五十五億斤，似乎也略為多了一點。是否可以調整為八百億斤，或者八百一十、二十億呢？”

從上述一系列講話中明顯可以看出，自《黨內通信》下發后，毛澤東對糧食問題愈加冷靜和清醒，不斷下調糧食指標，并且要求新聞宣傳“非轉不可”。對虛報浮夸產量的問題日益重視，對糧食實際產量的估計也不斷降低，始終抱著一種懷疑的態度去審視下面有關糧食產量問題的匯報。雖然在廬山會議后期，發生了“彭德懷意見書”事件，前期糾“左”進程被打斷，但在其他指標紛紛重新上揚的情況下，糧食產量指標和估計卻相對“低調”。

10月，毛澤東在與江蘇省委負責人的一次談話中，謹慎地問：“你們今年糧食有沒有希望多少增一點產呢？”答：“糧食情況今年比較好……無論如何明年春天的問題不會再是今年春天那個樣子了。”毛澤東又追問道：“明年春天會比今年春天更好一些？”答：“恐怕好得多，我覺得，這個糧食問題，心已經是比較放下來了。”毛澤東又問：“心放下來了？”答：“心比較放下來了。”毛澤東接著說：“還是不要放下。搞十年吧，搞十年能夠儲備一年的口糧就好。能夠不能夠？”得到的答復是：“大概差不多。”從這段對話中，可以明顯發現毛澤東對糧食問題的態度十分謹慎，在反復追問之下，還是對地方領導人的說法抱有懷疑，始終覺得“心沒有放下來”。檢視史料不難發現，實際上自4月開始，毛澤東對糧食產量“大躍進”的心態已經發生了不可逆的轉變，比任何人變得都更為冷靜和清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