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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看到溫先生提到“人民經濟”這個詞，有些學者驚恐萬狀，甚至放狗咬人，我覺得擔憂過頭了，這個詞又不是什么新鮮的詞，人民加后綴曾經風靡一時，每個城市都還有“人民路”呢。

有人說是開倒車，大包大攬啥的，從這個詞誕生的那一天，就沒有這個意思。按照中式文字的詮釋很簡單，就是一切以維護人民的利益為出發點的經濟，就叫人民經濟。以我在車間干活這么多年，用農民工的思維來理解，廠里遵守勞動法，就是最低層次的“人民經濟”，至于河南胖東來老總說，他每年把利潤90%分給員工，這屬于高層次“人民經濟”，這和個人道德有關，我們也不能強迫別人這樣做。

驚慌的學者他們是學西方經濟學出身的，不愿意見到中國創造的詞語，在他們知識結構里，只有市場經濟和計劃經濟，非此即彼。其實他們沒有看透美帝的本質，他們沒有市場經濟也沒有計劃經濟，只有壟斷經濟，土地和能源都是被幾大家族瓜分了，別人也進不去。即使現在跳出來一個馬斯克，他們也挑明了說，不為我們壟斷經濟服務，你就是死路一條，所以現在馬斯克也在為美國軍工集團服務。

至于溫先生呢，他說了人民經濟這個詞，也不是他的原創，而是很久很久以前偉人說的。不過溫先生沒有說透，或者沒有具體展開，這就沒有辦法執行。經濟學理論是動態的，它隨著環境的變化而不斷進行改動，只要你的改動萬變不離其宗，始終是維護人民的利益，它都叫人民經濟。

1933的時候，偉人寫了一篇文章，叫《必須注意經濟工作》，那時候革命工作激烈開展，他提出要搞經濟建設，但很多人反對，說應該革命勝利了，在和平的年代搞建設。

他說，這些意見是不對的，沒有經濟建設，革命的物質條件就不能保障，人民在長期的戰爭中就會疲倦。工農群眾對生活不滿意，影響到我們擴大隊伍。我們要搞人民經濟，這和革命工作并不沖突，我們只是組織者，動員群眾去開展經濟工作。

如何搞人民經濟，他并不是從理論到理論，而是先去調研，然后才找到問題所在。比如農民為什么得過且過，有口吃的就不愿意再奮斗了？那是他們的地位出了問題，干的再多，得到的很少，就會出現這種結果。得給他們的地位提高，分完地之后，還得要農會保障他們的經濟利益。

另外他發現一個現象，比如他去太和、萬安兩縣的調查，農民五角錢一擔谷賣給商人，而商人運到贛州賣四塊錢一擔，而商人把鹽弄回來，一塊錢七斤，運到我區，賣一塊錢十二兩，這不是嚇死人的剝削嗎？像這樣的現象，我們再不能不管了，以后一定要管起來。

他在30年代寫的各種經濟文章中，沒有提計劃這個詞，那時候地盤很小，他說的人民經濟組成部分，分為三大塊，公營事業、合作社事業、私人事業，而且對私人做生意的看法，不但違法，還要去鼓勵。

公營經濟是做大局，它是一個信用體系，私人干不了，比如1933年發了300萬元（當年的貨幣）經濟建設公債，只有政府來做，老百姓信我們，就愿意買。要是我們允許私人去干，集到錢之后，人跑了，老百姓恨的倒不是這個私人，是恨我們，會說我們是這不良商家的保護傘，這種出力不討好的事情要杜絕。

合作社經濟，其實就是集體經濟，當時搞農村經濟建設，一個人兩個人干不了，荒掉的土地要重新拾起，還要開發新土地，都需要大量的人工，要盡快把農村經濟搞上去，得成立勞動互助社和耕田隊，那怎么保證田地有收益和運出去，那就得號召農民去修路、修水利，另外還要設立農業研究學校，科學種田，保證增產增收。

私人經濟要大力倡導，茶、綾羅綢緞等，也是經濟條件好的人需要的，但是不允許再出現鹽和大米翻十倍賣的情況出現，老百姓賴以生存的物資必須管控。其他手工業我們要鼓勵，在閩浙贛邊區方面，有些當地從來就缺乏的工業，例如造紙、織布、制糖居然發展起來了。

“我們對于私人經濟，只要不出于政府法律范圍之外，不但不加阻止，而且要提倡和鼓勵，目前私人經濟的發展，是國家利益和人民利益的需要，私人經濟，不待說，現在占絕對優勢，并且在相當長時間內也必然還是優勢，目前的私人經濟還是小規模經營的形式。”【1934年1月23日文章，《我們的經濟政策》】

在人民經濟的闡述中，他又提到合作社和國營經濟的重要性，那就是做規模。“江西福建兩省統計，發展最盛的是消費合作社、糧食合作社、其次是生產合作社，信用合作社才剛剛開始，經過發展，將對私人經濟逐漸占優勢并取得領導地位，所以，盡可能發展國營經濟和大規模地發展合作社經濟，應該是與獎勵私人經濟發展、同時并進的。”

“我們對于國家財政收入的使用方法，應該和國民黨的方法有嚴格的區別，為了民族利益，認真地進行人民經濟的建設工作，事情是非常明白的，只有我們實行了有計劃的有組織的經濟建設工作，才能挽救全國人民出于空前的浩劫。”

大的框架執行了之后，下面就是細枝末節了，解決群眾的穿衣問題、吃飯問題、住房問題、柴米油鹽問題、疾病衛生問題、婚姻問題，人民的經濟，最終說到底，就是解決群眾的實際生活問題。【1934年1月27日文章，《關心群眾生活，注意工作方法》】

他還舉了兩個例子，“汀州市工農代表每次會議只討論擴大隊伍和動員運輸隊，完全不理群眾生活，后來群眾都不來參會了。而江西的長崗鄉呢，一個貧苦農民被火燒了房子，鄉政府發動群眾捐錢幫助他，有三個人沒飯吃，鄉政府和互濟會就馬上捐米救濟他們，這樣的鄉鎮府，是真正模仿鄉鎮府，和汀州市的領導方法完全不同，我們要學習長崗鄉，反對汀州市那樣的官僚主義領導者。”

越到基層，事情越繁細，上面喊口號，到了下面還在那研究理論，那就完了。到了最下面，“就是注意群眾生活問題，比如婦女群眾要學習犁耙，找什么人來教他們呢？小孩子要求讀書，小學辦起來沒有呢？對面的木橋太小會跌倒行人，要不要修理一下呢？許多人生瘡害病，想個什么辦法呢？”

我把他1933年、1934年的關于人民經濟的文章大概說了下，就明白為什么現在一些學者的爭論是多么的膚淺，紙上談兵的太多，甚至還有人恐懼“人民”這個詞，人民經濟不是糾結于市場經濟還是計劃經濟，還是什么其他新概念經濟，比如一伙人還搞出了“互聯網經濟”。

這些都不是重點，重點是你七毛錢買農民的玉米，九塊錢去賣，這就不是人民經濟。30年代是用行政去干預，現在是法治社會，你行政干預，老板們動不動跳腳喊冤，但可以采取稅收調節的方式，高利潤我就高稅收，然后我財政去補貼種植戶，這又回到“人民經濟”上來了。

現在的學者不要整天瞎吵吵，尤其是讀了幾本歐美的破爛腐朽的書，自以為站在上帝的視角來看人民，你們懂什么叫“人民經濟”？人民經濟就是以人民利益為中心，多辦實事，少說空話，比如去車間看看，為什么好多人每天要干14個小時呢？為什么老板裁人不賠償呢？為什么遍地都是勞務中介呢？為什么農村孩子讀小學就必須寄宿呢？為什么放貸給人兒子收錢的時候卻去罵人家父母舅舅舅媽呢？

學者們隨便選擇一個作業題，然后去把他解決了，我就尊稱你為“人民的經濟學家”。

作者：zhoubotong；來源： 周伯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