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明：反動文人懼怕毛主席，猶如他們當年懼怕魯迅先生
點擊： 作者：秦明 來源：子夜吶喊微信號 發布時間:2022-10-02 10:47:28
按：魯迅先生誕辰141周年，發一篇筆者的舊文吧，建議大家讀毛選之外，也讀讀魯迅。
某些人對毛主席的憎惡與恐懼，猶如當年他們的同類對魯迅先生的憎惡與恐懼。
筆者幾年前購入了一套《魯迅全集》，發現其中占比最多的竟是魯迅先生同這些人的戰斗，也忽然明白了為何至今沒有毛主席的“全集”；而毛主席與魯迅先生身前身后的遭遇竟又是如此的相似……
1927年是一個風雷激蕩的年份，白色恐怖籠罩著整個中國。就在這一年，魯迅先生和毛主席的人生軌跡均發生了巨大的變軌，在各自的戰場開始了殊死的搏斗。
1927年9月9日，毛主席領導的湘贛邊界秋收起義按預定計劃爆發。在遭遇挫敗之后，毛主席主持前委會議，及時作出放棄進攻大城市的決定，率領秋收起義的隊伍上了井岡山，開創了“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
盡管在接下來短短幾年時間里，毛主席開創的這條道路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并在瑞金創立了第一個全國性的工農政權，然而，來自同一陣營的掣肘甚至是背后的冷箭卻時時刻刻在阻礙著毛主席。
毛主席不僅要不斷地同陳獨秀、李立三、王明的“左”右傾機會主義路線斗爭，還要時刻面對那些“下車伊始哇啦大叫”的特派員的橫加干涉和指責，甚至一度連“老伙計”朱軍長也不理解他……機會主義路線最終葬送了紅色割據的大好局面，紅軍被迫轉入長征。
1926年“三·一八慘案”發生后，魯迅先生南下廈門；1927年1月，魯迅先生又輾轉來到大革命中心的廣州；在中山大學執教僅僅三個月后，“四·一二”發生、大革命失敗；4月29日，營救進步學生無果的魯迅先生憤然辭職，于10月落戶上海。
此時的上海由一個工業城市變成了蔣介石的新型封建專制政府的第二首都。在反動派的心臟，魯迅先生由職業教授學者轉變成為自由撰稿人和左翼作家，成為操“投槍匕首”的文化戰士。
在離開廣州赴上海之前，為了反對國民黨的文化“圍剿”，魯迅先生便表達了聯合創造社（1921年成立的新文學團體，大革命失敗后大力倡導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意愿，答應全力支持恢復《創造周報》并領銜署名在報刊公開刊登恢復啟事。
然而，魯迅先生到上海不久，創造社并不復刊《創造周報》，卻創辦了《文化批判》，批判的第一個對象就是魯迅。在當時上海“中央”的“左”傾機會主義路線影響下，后期創造社搞起了教條主義、宗派主義和關門主義，后期創造社的幾位青年新銳作家公開發表《藝術與社會生活》等文章，將魯迅先生扣上“社會變革期中的落伍者”、“人道主義者”、“隱遁主義者”等帽子大加批判，否定魯迅文學作品的社會意義。
來自“同一營壘”的傷害讓魯迅先生倍感痛苦，甚至一度產生回新文化的舊戰場北平，去利用北京圖書館的豐富藏書寫《中國文學史》、《中國文字變遷史》的“避世”念頭。反動派的幫閑文人污蔑魯迅先生“拿盧布”，“同一營壘”的教條主義者則攻擊魯迅先生為“托派”。
馮雪峰在《回憶魯迅》中寫道：“在魯迅先生的發展的途中，也遇到過幾次危機，很可能使他退隱于‘藝術之宮’或‘學術的殿堂’。”
不過，堅韌的魯迅先生最終并沒有因為來自“同一營壘”的傷害退隱于“藝術的殿堂”，反而以博大的胸懷盡量接納這群二十歲出頭的“教條主義”愣頭青；一面頂著國民黨的白色恐怖威脅，同反動派進行著殊死較量，一面努力糾正文化戰線上的種種機會主義錯誤。
“說我不懂馬克思主義，他們就真的懂馬克思主義么？”1928年，在與創造社、太陽社大部分成員就“革命文學”問題展開論爭的同時，魯迅先生開始大量搜集馬克思主義著作，并為之翻譯，同時開始提倡革命美術，倡導現代木刻運動。
1929年底，魯迅先生與馮雪峰多次磋商組建“中國左翼作家聯盟。”；次年2月，中國自由運動大同盟成立，在自由盟主辦的幾次講演中，魯迅先生反復強調文藝的社會性、階級性和真實性，傳播正確的革命文藝主張；1930年3月2日，中國左翼作家聯盟正式成立。
在左聯成立大會上，魯迅先生開口便語出驚人：
我以為在現在，“左翼”作家是很容易成為“右翼”作家的……
九十年后重新思考魯迅先生的這句話就會發現，魯迅先生是多么得有預見性。而從“左翼”變成“右翼”的，又豈止作家群體？
魯迅先生的這句話后面，所要反復強調的，就是作家的現實體驗和大眾意識，這與12年后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主張簡直不謀而合。
左聯成立之初，魯迅先生與潘漢年、馮乃超、馮雪峰、丁玲等左聯黨團書記都相處得很好，魯迅先生還拿出自己的稿費為左聯提供經費，左聯當時在文化戰線上發揮出了巨大作用。
然而，1933年秋二十多歲的周揚擔任黨團書記，夏衍、田漢都上升到整個左翼文藝運動的領導位置后，“宗派主義”、“教條主義”又在左聯內部卷土重來，與周揚關系密切的左聯成員不斷對魯迅公開批判或施以冷箭。至1935年底開始的“國防文學”與“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的兩個口號之爭，雙方的矛盾才徹底激化，最終導致左聯的悄然解散。
周揚等人主張的“國防文學”，一則其實不過是宗派主義者打擊異己的工具，兩個口號攤開講并沒有不可調和的分歧；二則是王明等人提出的“一切經過統一戰線”、“一切服從統一戰線”、放棄無產階級革命領導權的右傾機會主義和投降主義的體現。
不必回避的歷史事實是，自《孫文、越飛宣言》開始，國產國際和蘇聯就將援助中國革命的重點傾注于國民黨，甚至抗日戰爭全面爆發之前，蔣介石的整個空軍都是蘇聯援助的，那時的美國還在給日本賣軍火和石油。共產國際和斯大林估計，日本帝國主義以及背后支持它的其他帝國主義企圖發動反蘇戰爭，因此，蘇聯極力要把日本點燃的戰火控制和熄滅在中國土地上，仍將軍事援助的重心傾注于蔣介石。
1935年，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以整個中共的名義發表《八一宣言》，要求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王明作了《論反帝統一戰線問題》的報告，貫徹了莫斯科的這種有失偏頗的立場。“國防文學”口號不過是對這種立場的進一步貫徹。
一二九運動，蔣介石的殘酷鎮壓讓魯迅先生根本不相信一個專制、腐朽的政府會成為真正的愛國政府。在國難當頭的時刻，不去依靠千百萬奴隸自身覺醒的力量，而是寄希望于蔣政府和一批搜刮民脂民膏的軍閥、政客、屠夫身上，可能嗎？
1935年1月，經過遵義會議的斗爭，長期遭受排擠、打擊的毛主席，終于打敗了唯共產國際之命是從的教條主義者，重返中國革命舞臺的最前沿。1935年10月，中央紅軍勝利達到陜北；12月，中央政治局在陜北瓦窯堡召開會議，討論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問題，確定了“把國內戰爭同民族戰爭結合起來”的基本方針。毛主席作了《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的報告，明確指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領導權，必須屬于中國工人階級及其政黨——中國共產黨。
毛主席堅持對蔣介石作必要的譴責和揭露的主張，與魯迅先生的態度是基本一致的。
1935年12月5日，已是身心俱疲、臥病在床的魯迅先生寫了七律一幅贈給許壽裳，這也是魯迅先生生平最后一首詩作。詩曰：
曾驚秋肅臨天下，敢遣春溫上筆端。
塵海蒼茫沉百感，金風蕭瑟走千官。
老歸大澤菰蒲盡，夢墜空云齒發寒。
竦聽荒雞偏闃寂，起看星斗正闌干。
“竦聽荒雞偏闃寂，起看星斗正闌干”，所指就是1935年秋毛主席率領的中國工農紅軍勝利到達陜北的事，魯迅先生曾去電祝賀，“中國和人類的未來，都寄托在你們身上。”
這首詩寫出了魯迅先生憤慨、苦悶與悲涼的心境，但黑暗中又寄托了巨大的希望，魯迅先生把希望最終寄托在了“毛澤東和他領導的工農紅軍”身上。
筆者在上一篇文章里寫道：魯迅先生與毛主席，一個是文化革命的總司令，一個是人民革命的領袖，他們其實是“同一類”人——始終站在被剝削、被壓迫的勞動人民立場，始終站在無產階級立場，始終站在受苦受難的中華民族立場，舊中國的新生與希望在他們之間星火相傳。
屹立于波瀾壯闊的革命潮頭，魯迅先生與毛主席同樣地同時擔當了舊社會的破壞者和新社會的創立者的重任。所不同的是，魯迅先生最終沒能等來人民當家作主的那一天，而毛主席親手締造出了人民當家作主的社會，以至于后來人更多的是看到魯迅先生的“尖酸”、“刻薄”、“一個都不寬恕”的破壞者形象。
真實的魯迅先生正如《這樣的魯迅》一書結語部分所總結的：
他體驗著自己的苦痛，更關心世人的艱辛；
他不留情面地解剖別人，又時時更嚴苛地解剖自己；
他不寬恕任何一個論敵，但又全面地看待區分哪怕是一個群體甚至一個人不同時期的優劣差異。
他愛青年，不希望他們無謂犧牲，但青年中的世故者又讓他痛心；
他有深邃的思想，卻愿意為文學青年做瑣碎的編輯工作；
他勸人少讀甚至不讀中國書，卻又精心寫下《中國小說史略》；
他擔憂娜拉出走以后無路可走，又擔心世人庸居于自己的屋檐下不思進取；
他說：“家是我們的生處，也是我們的死所。”
他是矛盾的，又是統一的。
而堅持真理、堅持革命的毛主席又何嘗不是“矛盾又統一的”呢？
為了真理、為了人民，魯迅先生與毛主席同樣不惜“開罪于昔日的戰友”；為了真理、為了人民，他們同樣在身后都遭受了巨大的非議和污蔑；但是，因為他們的光明、磊落、無私，他們同樣沒有一個私敵。
只是因為他們的功績都是巨大的，巨大到敵人與他們比起來好比“螢火之于日月”，迫使敵人同樣不得不偽裝成他們的同伴，把他們變成無害的神像……
然而，在他們留下的一篇篇充滿生命力的文字面前，這又是敵人豈能輕易得逞的？
1938年，毛主席在延安總結出魯迅精神的三個特點：一是政治遠見，“他用望遠鏡和顯微鏡觀察社會，所以看得遠，看得真”；二是斗爭精神，“他在黑暗與暴力的進襲中，是一株獨立支持的大樹，不是向兩旁偏倒的小草”；三是犧牲精神，他在民族危機關頭，抱定“我以我血薦軒轅”的志向。
而毛主席在《新民主主義論》中的這段話，更是對魯迅先生最精準的概括：
魯迅是中國文化革命的主將，他不但是偉大的文學家，而且是偉大的思想家和偉大的革命家。魯迅的骨頭是最硬的，他沒有絲毫的奴顏和媚骨，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寶貴的性格。魯迅是在文化戰線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數，向著敵人沖鋒陷陣的最正確、最勇敢、最堅決、最忠實、最熱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
這樣的魯迅先生永遠值得我們學習。
只要人間還有不公，就總還需要有人敲鐘、吶喊。
魯迅死了，魯迅精神永生。
文：秦明；來源：子夜吶喊微信號
責任編輯：向太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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