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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他老人家離開我們整整46年了。盡管一段時間內不斷有人抹黑毛主席，用歷史虛無主義歪曲那段歷史，企圖搞亂人們的思想。但烏云不可能永遠遮住太陽的光輝。隨著時光的流逝，人民越來越懷念毛主席，越來越想了解毛主席。要想了解毛主席，就要洗滌潑在毛主席身上的污泥濁水，還歷史的本來面貌。

建國后的歷史，本來是很清楚的，但近些年由于敵對勢力和一些別有用心的人打著總結歷史經驗的幌子，大搞歷史虛無主義，歪曲、編造歷史，把原本清楚的歷史攪得異常混亂，誣蔑毛澤東時代推行極左路線、搞“閉關鎖國”就是其中之一。

時代的變遷、任務的改變、領導的更替都可能帶來路線政策的調整。從本質上講，這是繼承，是發展。以“閉關鎖國”和“改革開放”的話題來說，如果深入到歷史中就會發現，對待開放的態度，毛澤東和鄧小平的思想是一脈相承的。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是在毛澤東、周恩來等第一代領導人思想基礎上的繼承和發展，是老一代革命家做了大量工作基礎上水到渠成的結果。

一則別有用心的謠言

改革開放使中國的經濟駛上了快車道，人民生活也大大改善，其好處自不必說。那么為什么不早點提出改革開放呢？這是不少人心中的一個疑問。一些公知、歷史虛無主義者說毛澤東執行的是“閉關鎖國”的極左路線，更有別有用心的人借此將毛澤東與鄧小平對立起來。如曾任外交學院院長的吳某人就說：“我認為是兩個人經歷不一樣，毛主席沒有去過西方世界，一輩子就兩次出國，1949年12月去蘇聯待了快三個月，第二次1957年11月去莫斯科待了一個星期，就這兩次。而鄧小平16歲去了法國，到21歲離開，這是一個人思維的旺盛期，記憶力很好，看東西觀察也很多，所以鄧小平提出來改革開放不是偶然的。見都沒見過，怎么會產生這個想法呢？”此話流傳很廣，在社會上產生了不小的影響。

毛澤東一生除兩訪蘇聯外，沒去過其他國家這是事實，沒有親眼見過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發達也是事實。但是沒見過就一定不會產生“開放”的想法，走“閉關鎖國”的道路嗎？

先來看一看發生在上世紀50年代的兩件事。

1956年爆發了第二次中東戰爭，使得資本主義世界發生了深刻的危機。此時，毛主席正在廣東省視察。他站在當時叫蛇口，也就是如今叫深圳的那個小漁村，對當時中南局的負責人陶鑄說，現在資本主義正發生危機，可以不可以把香港閑置的資金吸引過來一些發展我們自己呀？讓他到這里來投資嘛！你給中央打個報告。陶鑄同志點點頭。這可能是新中國最早的開放動議了。可惜由于種種原因，毛主席的這個極具前瞻性的設想，沒能得到實施。

另一件事同樣也是發生在1956年。

1956年10月1日，毛主席在會見杜洛克率領的法國共產黨代表團的時候問杜洛克：“你看法國政府能否擺脫美國干涉，同中國建立外交關系，在貿易上能把成套設備賣給我們，很久還是不很久，你如何估計？”

毛主席進一步說明，“我們想要與法國進行的交易不是指一般的做生意，是說替中國設計工廠、供應裝備、安裝裝備并教會中國工人開動機器。”

 杜洛克回答：“我們在這方面可以做一些工作。”

毛主席的這兩段話都是上世紀五十年代講的，比鄧小平公開提出“改革開放”要早20多年。在這兩次談話中，毛主席雖然沒有明確用“開放”這個詞，但表述的內容毫無疑問都是圍繞“開放”展開的。

從這些談話中，毛主席不僅提出了“開放”的設想，而且還有具體的措施。比如引進外資，請外國人幫助我們建工廠、教中國工人技術等，不都是后來“改革開放”的重要內容嗎？

歷史無情地打了吳某人之流公知精英的臉，戳穿了他們編造的毛澤東“見都沒見過資本主義發達國家，怎會產生開放想法”之類的謊言。

毛澤東開放治國理念的可以追溯到抗日戰爭勝利前后。

抗日戰爭已經見到勝利的曙光時，毛澤東已經預見到民主革命勝利取得政權后將面臨經濟建設的新任務、新局面，開始考慮戰后如何建設新中國的問題，對建國后新中國的對外經濟關系已有明確的基本構想。

毛澤東對前來采訪的瑞士記者博斯哈德說，為了建設，毫無疑問，我們需要外國資本，特別是在交通運輸和工業方面。但是早先租界林立的時代已經過去，今后誰想在中國做誰就不應忘記，只有在雙方中國人和外國人都感到滿意的基礎上才能進行。

1945年，毛澤東在黨的七大上說：“為著發展工業，需要大批資本。從什么地方來呢？不外兩方面，主要地依靠中國人民自己積累資本，同時借助外援。在服從中國法令，有益中國經濟的條件下，外國投資是我們所歡迎的。”

隨著解放戰爭的進程，經過遼沈、淮海、平津三大戰役后，支撐國民黨政權的軍隊主力基本被殲滅。解放軍在長江北岸陳兵百萬，準備對茍延殘喘的國民黨最后一擊。蔣家王朝的覆滅，新中國的誕生只是時間問題。

1949年3月，在籌劃建國大政方針的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毛主席說：“關于同外國人做生意，那是沒有問題的，有生意就得做。我們必須盡可能地首先同社會主義國家和人民民主國家做生意，同時也要同資本主義國家做生意。”

建國以后，中國面臨最主要的問題是什么？是迅速改變一窮二白的面貌。改變貧困落后面貌最直接、最有效的方式便是迅速結束中國基本沒有現代工業的歷史，實現從農業國向工業國的過渡。為此，毛澤東更是多次提出開放的方針和學習外國包括學習資本主義先進方面的必要性。

1949年6月，毛澤東在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上宣布：“中國人民愿意同世界各國人民實行友好合作，恢復和發展國際間的通商事業，以利發展生產和繁榮經濟。”

毛澤東在新中國成立的那一天，就向全世界宣告：“本政府為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唯一合法政府。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領土主權等項原則的任何外國政府，本政府均愿與與之建立外交關系。”

1956年，毛主席在著名的《論十大關系》中專門講了“中國與外國的關系”，主要講要結合中國實際正確學習蘇聯經驗，同時也提出了要向資本主義國家學習對我們有用的東西。 

他明確指出：“外國資產階級的一切腐敗制度和思想作風，我們要堅決抵制和批判。但是，這并不妨礙我們去學習資本主義國家的先進的科學技術和企業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學的方面。工業發達國家的企業，用人才，效率高，會做生意，這些都應當有原則地好好學習過來，以利于改進我們的工作。”“我們的方針是，一切民族、一切國家的長處都要學。”

事實說明，毛澤東雖然沒去過歐美等發達國家，但他的治國理念是堅定的、一貫的，是和“開放”密不可分的。

毛澤東的老戰友，長期擔任新中國總理的周恩來，作為經濟建設的“前線總指揮”，從實踐中更為迫切地感到國內建設聯系世界經濟的重要性。他說得更直接、更明確：“任何一個國家在建設中，任何一個國家在這個世界上，不可能完全閉關自給，總是要互相需求，首先就是貿易的來往，技術的合作。”

原國務院副總理、曾為實施鄧小平改革開放做出了重要貢獻的谷牧說：前30年不開放是因為毛澤東的看法不符合歷史。

造成封閉的原因是什么？

雖然毛澤東一直主張“開放”，但不可否認，在建國初期的一段時間里中國與西方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特別是美國的關系幾乎中斷了20多年，相對與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是處于一種封閉或半封閉狀態。這或許就是公知精英們喋喋不休的所謂建國后前三十年“閉關鎖國”吧！

新中國建立后，的確有過一段“封閉”的歷史。怎樣認識這段歷史？首先要從事實出發，分清是外部勢力干預的結果，還是主觀上的自我封閉。

這就必須分清兩個概念，造成“封閉”的原因有可能是主觀的，也有可能是外部的，而”閉關鎖國”則是國家制訂和施行的對外政策，完全是一種主觀行為。

建國初期的“封閉”屬于哪一種呢？

改革開放總設計師鄧小平回答得很明確：“毛澤東同志在世的時候，我們也想擴大經濟技術交流，包括同一些資本主義國家發展發展經濟貿易關系，甚至引進外資、 合資經營等等。但是那時候沒有條件，人家封鎖我們。”（李嵐清：《突圍——國門初開的歲月》）

是誰在“封鎖我們”？又是怎樣“封鎖我們”的呢？這些問題應該問問吳某人。從吳某人的經歷看，他最有資格、也最有條件回答這些問題。

說起毛澤東沒有公開提出“改革開放”的原因，很多人都自然聯想到毛澤東沒有到過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歷。其他人因為不了解情況有這樣疑問、做出這樣推想還都可以理解，唯獨吳某人這樣說不應該也不可以。

為什么？因為吳某人曾任我國駐法國大使。如果說，作為一個駐在國的大使，他不知道在法國首都巴黎的美國大使館內有“巴統”這樣一個機構，不知道“巴統”是干什么的，有點說不過去吧！

“巴黎統籌會”是個什么樣的機構呢？說的直白點就是以美國帝國主義為首的西方發達國家封鎖制裁包括中國在內的社會主義國家或新興國家的執行機構。

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產生了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風起云涌的民族獨立運動席卷全球，許多國家擺脫了殖民統治成為獨立的新興國家。中華民族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結束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狀況，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走上了民族復興的道路。

社會主義陣營的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新生，亞非拉一個個殖民地國家獲得獨立，使得西方列強再也不能像過去那樣橫行霸道、為所欲為地宰割、掠奪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人民了。對此，他們甘心失敗、甘心失去既得利益嗎？“搗亂，失敗，再搗亂，再失敗，直至滅亡”，這是帝國主義和世界上一切反動派對待人民事業的邏輯。他們決不會違背這個邏輯的。當殖民主義行不通后，變換手法用經濟封鎖、制裁，企圖把這些新興國家扼殺在搖籃里。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11月，在美國的提議下就成立了一個叫“輸出管制統籌委員會”（Coordinating Committee for Multilateral Export Controls ）的組織。因其總部設在巴黎美國大使館內，通常被稱為“巴黎統籌委員會”（簡稱“巴統”）。巴統有17個成員國：美國、英國、法國、德國、意大利、丹麥、挪威、荷蘭、比利時、盧森堡、葡萄牙、西班牙、加拿大、希臘、土耳其、日本和澳大利亞。其宗旨是限制成員國向社會主義國家出口戰略物資和高技術。列入禁運清單的有軍事武器裝備、尖端技術產品和稀有物資等三大類上萬種產品。被“巴統”列為禁運對象的不僅有社會主義國家，還包括一些新興的民族主義國家，總數共約30個。

在“巴統”，只有三個部門。就是在這僅有的三個部門中，還專門設置了一個針對中國的部門，叫“中國委員會”。在“巴統”里，對中國貿易禁單也是特別單列的，在所有被列入名單的國家中，對中國禁運物資的名單最長，比對東歐蘇聯禁用的物資還多500多項。

對于這段歷史，對于“巴統”封鎖制裁中國的的事實，作為駐巴黎的中國大使吳某人真的不了解、真的不知道嗎？他為什么要刻意隱瞞這一歷史事實？是居心叵測、別有用心，還是故意裝傻充愣有什么別的目的？這只有他自己知道了。

對于新生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做夢都想把她扼殺在搖籃里。除了前面提到通過“巴統”對中國施行禁運制裁外，還在政治和軍事上對中國進行打壓。

在軍事上，他們先后成立了東南亞條約組織（又稱馬尼拉條約）和中央條約組織（又稱巴格條約）兩個針對中國的組織。東南亞條約成員有泰國、菲律賓、巴基斯坦、英國、法國、澳大利亞以及新西蘭等國。中央條約的成員國包括土耳其、巴基斯坦、伊拉克、英國和伊朗。美國則以“視察員”身份參加，而實際上對這兩個組織起控制作用。這樣，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發達國家就完成了東、南、西三面對中國的合圍，即半月形包圍圈。

本來，中國的北部還有同屬社會主義陣營的蘇聯、蒙古人民共和國和朝鮮民主主義共和國。但是，到了上世紀50年代末和60年代，中蘇關系開始惡化。當年的“老大哥”背信棄義，單方面撕毀援華合同、撤離了全部專家，并在邊界陳兵百萬。這不僅使我國的經濟建設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難，也使中國更加“封閉”，剛剛起步的新中國真是舉步維艱啊！

很顯然，面對包圍和制裁，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的首要任務是怎樣怎樣打破封鎖，怎樣在美蘇兩個超級大國的雙重打壓下求得生存和發展。

即便在這樣惡劣的環境中，新中國也從沒有自我封閉，而是根據國際形勢，巧妙地利用各種矛盾，不斷擴大對外貿易，引進了先進技術和成套設備，在堅持“自力更生為主、依靠外援為輔”的方針指引下，大踏步地向工業國邁進。

改革開放前的四次大規模引進

第一次大規模技術設備引進是1952-1959年。

新中國成立之初，毛主為了打破帝國主義的封鎖，親自赴蘇簽訂《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其后，由周恩來、李富春等同志與蘇聯具體商談，從蘇聯引進建設了156個工業建設項目。到20世紀60年代初蘇聯背信毀約時，建成或基本建成的有149個。

除蘇聯外，我國還從東歐各國引進技術68項。全部引進共用匯27億美元。

這次引進機械工業所占項目最多，填補了我國機器制造業的空白，為形成獨立的工業體系奠定了基礎。

在這一時期，我國還積極開展與民族獨立國家的貿易往來。1952年9月，同錫蘭（現斯里蘭卡）簽訂了用大米換橡膠的長期貿易協定，就是著名的一宗。此外，我國還努力同日本等國發展民間貿易。從1952到1955年，先后同日本簽訂了三個民間貿易協議。這些“開放”的舉措對于建設剛剛起步的新中國來說無疑是久旱的甘露，對于國民經濟的恢復和獨立工業體系的形成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

第二次大規模技術引進是1963-1966年。

這次引進是在我國與蘇聯關系非常緊張，國家經濟還很困難的情況下進行的。此時，正逢二戰后的第一次世界性經濟危機，一些西方國家對同中國開展貿易和技術合作表現出濃厚的興趣，抓住這一時機，我國開始從西方發達國家引進技術設備。

從1963-1966年，中國先后與西方發達國家簽訂了80多項工程的合同，用匯2.8億美元，其中成套設備56項，用匯2.6億美元。此外，還從東歐引進設備，用匯2200萬美元，合計3.02億美元，其中成套設備2.8億美元，占這一時期用匯總額的91%。

這次引進重點開始由重工業轉向解決“吃、穿、用”的輕工業項目，有效地配合了當時“調整、鞏固、整頓、提高”方針，使經濟很快得到恢復。

第三次大規模技術設備引進是1972-1977年。

這次引進發生在文化大革命的后期。其背景，一是建國二十多年來，國民經濟中的許多問題暴露出來，有從國外引進有關先進技術設備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二是中國的對外關系發生重大轉折，加上西方工業化國家發生嚴重經濟危機，使中國處在賣方競爭的有利條件之下。

1972年2月5日，毛澤東、周恩來批準了國家計委關于進口價值4億美元的14套化纖、化肥成套設備的報告。1973年1月2日，國家計委又向國務院提出在今后三五年內引進43億美元的成套設備（通稱“四三方案”）的報告，獲得批準。其中包括：13套大化肥、4套大化纖、3套石油化工、10個烷基苯工廠、43套綜合采煤機組、3個大電站、武鋼一米七軋機，及透平壓縮機、燃汽輪機、工業汽輪機制造廠等項目。同年9月，中央又批準從美國引進彩色顯像管成套技術項目。這是新中國成立以來第二批大規模的引進，也是打破“文革”中對外引進停滯局面和開展對外經濟技術交流的重大步驟。

這一時期引進計劃的總金額是51.4億美元，加上由于采取分期付款方式，連本帶息合計用匯52.22億美元。但到1977年底，引進對外簽約成交額共計39.6億美元。其中成套設備用匯32.6億美元。

這次技術設備引進的特點是：第一，解決人民吃飯穿衣問題的項目占首位。第二，引進規模是前幾次中最大的。第三，所引進的技術裝置，具有大機組、大系統、高速、高效、自動控制、熱能綜合利用程度高等特點。第四，布局較為合理。第五，本次引進出現了“單項技術引進”的新形式。第六，出現了一些半經濟或非經濟方式的技術引進措施。

第四次大規模技術設備引進是1978-1979年。

這次引進受到了當時經濟工作中產生的急躁冒進思想的影響。1978年我國與外商簽訂50多個引進技術設備的項目，協議金額78億美元，加上1979年的協議金額共為79.9億美元。比1950年至1977年我國引進技術設備累計完成金額65億美元還多14.9億美元。協議總金額中，冶金、化工項目占62%，其中上海寶鋼等22個重點項目的協議金額為58億美元，占總額的74%。

這四次大規模引進，對我國的經濟發展都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通過引進，有效彌補了我國技術基礎的不足，促進了中國從傳統農業國迅速轉變為具有初步規模的工業國，并大大加快了中國現代化的進程。

不容抹煞的輝煌

由于敵對勢力的封鎖，毛主席雖然沒有條件提出“改革開放”這個詞，但始終堅持在獨立自主、自力更生、奮發自強的基礎上，努力創造外部條件，做出突破封鎖的“改革開放”舉措。因此，即使在被外部封鎖造成相對“封閉”的情況下，新中國依然飛速發展，創造了一個又一個的人間奇跡。

剛建國時，我們面對的是一個一窮二白、千瘡百孔的爛攤子。沒有經過那個時代的人們，對共產黨奪取政權時所面臨的社會貧困落后是很難想象的：農業上完全是“靠天吃飯”，產量極低。江河水患頻發，旱、澇、蝗災害每年不斷，各地農民討荒要飯的相當普遍。工業更是少得可憐：除了東部和內陸中心城市有一點輕工業外，基本上沒有像樣的工業。國內使用的許多工業品都是外國制造。那時有許多物品都帶“洋”字：“洋車”、“洋房”、“洋面”、“洋布”、“洋火”、“洋煙”、“洋油”、“洋糖”、“洋釘”、“洋鞋”、“洋襪”……。

當時，中國在汽車制造業、拖拉機制造業、重型機器制造業、有機合成化學工業、高級合金鋼、電子工業、家電工業方面幾乎是空白，而發達國家這時早已達到了較高水平。

中國1949年的工業水平只相當于1810年的美國 、1760年的英國、1820年的法國、1830年的德國、1880年的日本。

從新中國建立到1978年改革開放前，近30年的時間，是新中國歷史上最為波瀾壯闊、起伏曲折、艱苦卓絕的一個時期。正是在那個時代，老一代創業者以一種獨特的方式完成了國家的工業化建設和農業生產條件的改造，為中國經濟發展奠定了充分的物質基礎。

統計顯示，新中國的前三十年主要工業產品的產量都是十幾倍或數十倍的增長。僅以1950年至1980年的變化為例：

【注：1976年毛澤東逝世之后，黨中央曾明確提出“按既定方針辦”；1978年12月底召開十一屆三中全會，確定了改革開放的方向，但各項經濟政策的頒布及其貫徹實際上是在1979年、1980年之后才逐步開始的。因此，這里的資科引用到1980年當無大的出入。】

石油由20萬噸，增至10595萬噸；

煤炭由4292萬噸，增至6.2億噸；

鋼鐵由97.8萬噸，增至3802萬噸；

發電量由45.5億度，增至3006億度。

到70年代末，我國的鋼鐵、石油、煤炭、糧食、棉花、棉紗等主要工農業產品的產量就進人世界先進行列。工業門類齊全程度、技術水平和開發能力在發展中國家中是首屈一指的，并在部分領域接近甚至達到發達國家水平。中國的經濟實力在全球排名從1949年的第13位上升到第六經濟大國（不包括前蘇聯）。

據國家統計部門公布的數字：

中國工農業總產值1950年是574.8億元，而到1980年就達6619.0億元，30年增長10倍多，年均增長8.5％。

其中，工業總產值由191.2億元增至4992.0億元，增長25倍多，年均增長11.5％；

農業總產值由383.6億元增至1627.0億元，增長3.2倍，年均增長4.9％。

這樣的增長速度即使同改革開放之后的年代相比也不能算慢！

以GDP的核算方法和指標來推算我國歷史上的經濟增長速度，那也是不低的。根據張風波主編的《中國宏觀經濟結構與政策》一書推算的結果，我國的GDP1952年為680.9億元，到1978年增加為3488.6億元，26年間增長了4.12倍（①數據引用同上；②轉引自《中國經濟的世界影響不可高估》，新華每日電訊 2005-08-11），增長率是6.5％。尤其是這種增長是一種低消耗、低成本，沒有泡沫和“豆腐渣工程”的增長。

這樣的經濟增長速度不僅在我國是史無前例的，而且在世界上也十分罕見，遠遠超出了戰后世界GDP的年均增長的速度。若以社會總產值計算，1949年至1978年，由557億元增到6846億元，29年間增長11.29倍，年均增長達9％。

據世界銀行的統計， 1951—1980年世界幾個主要國家的工、農業產值年均增長率與中圖對照如下：

國別   工業（％） 農 業（％）

中國    12.5           4.0

美國    4.0             1.6  

蘇聯    8.6             3.1

日本    11.5           1.7

西德    5.8             1.9

英國    2.3             2.3

法國    5.0             2.5

印度    5.9             2.6

從以上數據中清楚地看到，中國的工業農業增長速度在世界各國中都是最快的。

有人說，毛澤東時代沒能解決貧困。這話不完全錯。建國后雖然人民生活也在逐步改善，但總的說過的是比較清苦的日子。記得當時我每月的糧食定量是32.5斤，肉是每月半斤，油是每月2兩。但這是毛澤東造成的嗎？做為一個過來人，當時何嘗不想住得寬敞點，吃的好點，假日開著私家車去旅游，但是可能嗎？蔣介石國民黨給我們留下的是一個怎樣的爛攤子呀！天上不會掉餡餅！要改變窮困面貌，過上富裕生活，要靠干，靠腳踏實地干。不干，國家無法富強，不僅我們這一代人富不起來，子子孫孫也難富起來。為了國家的富強，為了子孫后代不再受窮，新中國的創業者們勒緊褲腰帶，一輩子吃了兩輩子的苦，埋頭苦干，才有了我們的今天。

怎樣看自力更生與改革開放？

縱觀新中國70多年的發展史，大體上可分為兩個階段：一是自力更生為主的階段。這個階段的主要任務是實現“原始積累”，夯實共和國大廈的基礎；二是改革開放為主的階段。這個階段的主要任務是充分利用國際形勢實現經濟騰飛高速發展。

自力更生與改革開放，從來也不是互相否定的，至于以哪個為主，是黨在不同歷史時期根據具體形勢和條件所采取的不同政策。兩者既有區別又互相聯系，是上篇與下篇的關系。沒有建國初期的自力更生，就不可能有以后的改革開放。道理很簡單，沒有前期自力更生奮斗打下的物質基礎、制度基礎和積累的經驗教訓，“改革”的方向和出路就無法定位。至于“開放”就更好理解了，如果不是有了建國初期自力更生建立發展起來的工業，貿然開放會是什么結果？中國的市場是不是又要回到“洋釘”“洋面”的時代？中國的民族工業還能發展起來馮？而改革開放的經驗教訓恰恰告訴我們，任何時候也不應該放棄“自力更生為主”的基本方針，否則國家主權和核心利益是保不住的，走上“強起來”的道路更是天方夜譚。

建國初期面對著封鎖，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國共產黨人向世人詔告：封鎖吧，封鎖十年八年，中國什么問題都解決了。黨中央和毛主席帶領全國人民堅持獨立自主、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發憤圖強，建立起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國民經濟體系和工業體系，成為世界工業門類最齊全的國家。

如果說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標志著中華民族站起來了，抗美援朝的勝利使世界對新中國刮目相看，那么，“自力更生”則標志著中國人民精神上徹底擺脫了半殖民地帶來的自卑感，以破除迷信的姿態站了起來。

獨立自主、自力更生，使我們攻克了道道難關，掌握了越來越多擁有自主產權的先進技術，生產出越來越多的先進產品，縮短了與發達國家之間的差距，使他們的陰謀破產，“巴統”不得不壽終正寢，于1994年宣告解散。

改革開放是要有條件的。第一個條件是要有一定的工業規模和基礎。我們改革開放的目的是做大做強自己的經濟實力。沒有這一條，我國的工業只能是列強的附庸，既是改革開放很難走出自已的路。第二個條件是要得到國際社會的承認。這兩個條件都是在自力更生的階段完成的。

工業基礎前面講得比較多了，不再贅述。新中國獲得國際社會認同卻走過了一條艱難困苦的道路。建國初期，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國家為了孤立中國，一直把新中國排斥在聯合國之外。這種孤立的狀況直到1971年中國恢復了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和與美國關系的改善才得到根本改變。

其中與美國改善關系頗具戲劇性。

上世紀七十年代，美國急于從曠日持久的越南脫身而有求中國，而中國面對蘇聯在邊界陳兵百萬的威協，兩國都有改善關系的愿望。雖經多次試探，都沒有實質性的進展，最后突破完全是一個偶然事件。

1971年3月，第三十一屆世界乒乓球錦標賽在日本名古尾舉行。比賽快結束時，美國乒乓球隊提出訪華的要求。外交部得知此事后，立即進行緊急磋商。經過分析研判，相關人員認為在目前美國政府依然支持臺灣蔣介石政權的時刻，不宜邀請美國球隊訪華。他們將相關意見寫成報告提交給周恩來總理。周總理看到后，批示同意，并加了一條：把愿意來華訪問的美國隊員名字記下，以后可以同他們聯系。

1971年4月6日，報告送到毛主席手里。毛主席圈閱后將報告退還外交部。

深夜，毛主席服用了安眠藥后昏昏沉沉趴在桌子上休息，突然，主席猛地驚醒，坐起來就讓護士長趕快給外交部長打電話，邀請美國乒乓球隊訪華。因為毛主席事前有話，吃安眠后說的話不算數。現在主席已經吃完安眠藥，此時做出的決定到底是真是假？若是貿然打了這個電話很可能會造成重大失誤。為了避免執行錯誤，護士長小心詢問主席：“您已經吃過安眠藥，這些話到底算不算數？”

毛主席急切告訴護士長：“算數，你放心去辦，時間快要來不及了。”經過再三確認，主席確實在清醒狀態下說出這些話，護士長才放心給外交部打電話。正是毛主席這一突然的決定，用小球推動了大球。打開了中美交往的大門，改變了世界外交格局。

1971年7月9日，美國安全事物顧問基辛格秘密訪華，并宣布了尼克松總統將訪向中國的消息。這一消息立刻在世界引起了轟動，產生了連鎖反應。日本、德國等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相繼與中國建交。英國也將代辦級關系升格為大使級。最直接的效果是1971年10月25日，第二十六屆聯合國大會以壓倒多數的票數通過2758號決議，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一切合法權利。

這里有一個小小的插曲。1971年10月26日，中國外交部副部長喬冠華送在京參加修改中美聯合公報的基辛格返美。當時，中國已經恢復了在聯合國的席位，但基辛格還蒙在鼓里。登機前，喬冠華有意問基辛格：“你看中國今年能否恢復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基辛格說：“今年恐怕不行，你們重返聯合國還須等待些日子。”喬冠華聽后哈哈大笑。基辛格不知喬冠華為什么發笑。飛機起飛后，他看到一則電訊稿才知道，中國己經恢復了在職合國的合法席位。多年后，基辛格在日記中寫道，對于中美破冰的影響，當時我還是低估了。

到毛主席去世時，中國已經和110個國家建立了外交關系。我們的朋友真正做到了遍天下。沒有這么多國家的認可，還能做到真正的開放嗎？！可以說，毛主席是開放真正的奠基人。

我們用自力更生戰勝了封鎖，也靠自力更生與改革開放的結合，獲得了高速發展。雖然我們通過改革開放，學到了先進技術、先進理念，引進了先進設備，但真正的核心技術是學不到、買不來的。從這個意義上上講，中華民族真正的復興還要靠自力更生，自立更生永遠在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