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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似乎是一個令人噴飯的話題。因為“大鍋飯、鐵飯碗”早在上世紀80年代初就被改革的重錘砸得精光，至今一絲兒不剩。再提起，似乎是有點像唐吉坷德與風車作斗爭一樣可笑。但是，即便如此，有話還是得說。因為這是一個事關改革根本方向的問題。

時間雖然已經過去了近40年，但是，我們的老工人、老黨員以至于那些受過馬克思主義正統教育的學派人物至今對此仍大惑不解。“大鍋飯、鐵飯碗”不是社會主義的優越性表現嗎？為什么要砸呢？曾記得當年，我們的經濟學家和媒體人，曾不厭其煩，在國內主要媒體連篇累牘發表要文予以解說。以《人民日報》為例，在1982年11月到次年的２月這一段時間，連續發表了七篇社論，對“大鍋飯、鐵飯碗”進行了抨擊，力陳“不吃‘大鍋飯’”、“不端‘鐵飯碗’”的正當性與科學道理。到現在為止，近40年時間縱然已去，但是，人們對于“大鍋飯、鐵飯碗”的爭論卻從來沒有停止過。這爭來論去，到底爭什么、論什么？筆者見，這里涉及的具體問題雖不少，但核心問題卻只有兩個，即：第一，“大鍋飯、鐵飯碗”到底是不是社會主義的優越性表現，這與把社會主義的優越性歸結于能夠創造出比資本主義更高的勞動生產率是否相矛盾？第二，“大鍋飯、鐵飯碗”是不是養懶漢，無法調動人的積極性？

這里，筆者也趁此機會，就這一問題談點個人認識，不妥之處，敬請學界朋友批評指正。

“大鍋飯、鐵飯碗”這一說法，就字面上看似包括兩個方面，即一個是“鍋”，一個是“碗”。其“鍋”，講的是社會主義條件下人人平等，個個有飯吃，沒有貧富懸殊；其“碗”，講的是在社會主義條件下，人人都有勞動的權利，沒有失業與貧困，終身衣食無憂。其實，二者合起來就表示一個意思，即不論多少人，也不論在何種情況下，大家都是平等的，都在同一個“鍋”里吃飯，誰也欺負不了誰，誰也不會被誰欺負。只要這個“鍋”在，大家的“碗”里總會有飯可吃。這樣一來，不論對于誰，“碗”也就成了鐵的，終身摔不破。這就是“大鍋飯、鐵飯碗”的真實含義。

“大鍋飯、鐵飯碗”并不是一種嚴格的科學用語，它只不過是我們的國人對過去在毛澤東主席領導下的那種沒有失業、沒有貧困、沒有兩級分化，共享人人平等、共同富裕的社會主義優越性的一種最樸素、最真實的表述。這一點，只要看看那些親歷者的敘說就清楚了。新浪博客上有一個名叫“心中不落的太陽”在《鐵飯碗就是社會主義的標志》一文中這樣說道：“鐵飯碗天然具有不可更改的社會主義性質。從本質上講，社會主義革命的目的就是給人民大眾一個鐵飯碗。”① 此外，他還將自己和他們那一代人所享受過的“大鍋飯、鐵飯碗”的優越性作了概述。他指出：“1. 凡城鎮適齡青年，中學和大學畢業生，一律納入地方各級政府的招工或分配計劃，絕無失業之憂。2. 任何用人單位無權解雇本單位所用人員。3. 員工的醫療費用、子女上學、住房、退休養老，均由其所在的企事業單位或國家承擔。員工生、老、病、死均無后顧之憂。4. 全國統一嚴格執行八小時工作制。加班加薪，節假日加班發雙薪。5. 從事高溫、高空、井下、水下、高壓等特殊崗位工作，均有可觀的崗位津貼。6. 員工結婚一律享受七天婚假，夫妻兩地分居的可享受十五天探親假，產婦可享受五十六天產假，哺乳期女工可在六個月內每天脫崗兩小時給嬰兒喂奶。以上假期和待遇，一律帶薪，除非個人自愿放棄，一律嚴格執行。在執行以上假期和待遇時，單位只有更加關懷員工的義務，沒有任何刁難的權力。7. 在高粉塵和有毒等特殊崗位作業的員工，除享有崗位補貼和勞保福利外，企業還統一組織定期進行健康狀況檢查，被查出患有職業病的員工，可無條件享受帶薪全額免費治療和休養；工傷事故發生后，不管受傷者是否負有責任，一律由單位承擔搶救和治療費用，傷殘員工帶薪休養終生。8. 生活遇到困難的員工，可向單位提出救濟申請，經群眾評議同意后，可得到經濟補助，渡過難關。9. 員工有權批評、問責、批判單位負責人、廠長和管理人員的錯誤，對企業的發展規劃、重大決策、管理規定及各項技術工藝提出批評、建議和革新，參與企業管理和被提拔到管理崗位或領導崗位，確保員工（工人）的主人公地位。10. 員工和高層管理人員只是崗位分工不同，政治地位平等，無貴賤之分，工資待遇也差別不大，基本保持均衡和公平，無兩極分化。11. 企事業單位的負責人、廠長和高層管理人員，沒有“法外特權”，在黨委領導和工會組織及廣大職工的監督下，可基本杜絕利用職權腐化墮落和貪污犯罪。”等等，等等。

這樣的“大鍋飯、鐵飯碗”不是正好體現了我們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嗎？這也正是人類社會自有階級壓迫、階級剝削以來，無數志士仁人不懈追求的崇高理想。在西方，在馬克思恩格斯之前的一批思想家就曾夢想要在人類社會實現生產資料公共占有、生產勞動共同參與、生活資料平等分配這樣的大同世界。在中國，太平天國的英雄們也曾提出要實現“有田同耕，有飯同食，有錢同使，無處不勻稱，無人不溫飽”的理想社會。不論是西方的思想家，還是我國歷史上的志士仁人，他們所追求的美好社會，不就是要為全社會的勞動者找到“大鍋飯、鐵飯碗”嗎？然而，由于其歷史、階級及整個社會的局限性，使他們的理想、追求終不得實現而留給人類一個遺憾的結局。

但是，盡管如此，人們尋找“大鍋飯、鐵飯碗”的追求始終未有終止。在我國近代社會，涌現出了一批以不讓我們的國人再受窮、受苦、失業，永遠有事做、永遠有飯吃為己任的革命志士，組織起來成立了中國共產黨。我們黨最早的創始人之一毛澤東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早年就立志要在中國實現“世界主義”，或“四海同胞主義”，即“愿意自己好也愿意別人好的主義”。之所以如此，就是要為全中國的勞苦大眾造大鍋飯、鐵飯碗，實現“有飯大家吃”。1940年1月，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一書中明確指出：“中國有一句老話：‘有飯大家吃。’這是很有道理的。既然有敵大家打，就應該有飯大家吃，有事大家做，有書大家讀。那種‘一人獨吞’、‘人莫予毒’的派頭，不過是封建主的老戲法，拿到二十世紀四十年代來，到底是行不通的。”[1]683  次年11月，毛澤東在陜甘寧邊區參議會的演說中又指出：“全國人民都要有說話的機會，都要有衣穿，有飯吃，有事做，有書讀，總之是要各得其所。”[2]808 “有飯大家吃”這話、這思想，后來毛澤東不斷地加以重復、加以強調，要求全黨全國人民深明其意。

從一定意義上講，造“大鍋飯、鐵飯碗”，也是我們共產黨人的初心、使命和宗旨。這不僅在馬克思恩格斯所著的世界共產黨人第一個綱領性文件《共產黨宣言》中早有明確規定，而且在我們中國共產黨的一大綱領中也向自己的同胞和共產國際作出了忠貞不渝的宣示，指出：“推翻資本家階級的政權；承認無產階級專政，直到階級斗爭結束，即直到消滅社會的階級區分；消滅資本家私有制，沒收機器、土地、廠房和半成品等生產資料，歸社會公有”；“把工人、農民和士兵組織起來，......實行社會革命。”[3] 其基本目的就是要在全中國為全體勞苦大眾造“大鍋飯、鐵飯碗”，實現“有飯大家吃”。

“大鍋飯、鐵飯碗”之所以在我國社會生活中出現，之所以能體現出如此巨大的優越性，不是偶然的，而正是我們的黨領導全國人民，經過數十年的浴血奮戰與犧牲而得來的。同時，“大鍋飯、鐵飯碗”還是我國特定歷史時期，經濟社會各種客觀條件作用的必然產物。眾所周知，在我國上世紀50年代經過城鄉社會主義改造，以生產資料公有制、計劃經濟和按勞分配為特征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得到建立，一舉改變了我國歷史上曾經存在過幾千年的生產資料私有制以及由此而產生的那種人剝削人、人壓迫人的社會弊端。這是我國歷史上發生的一次具有開天辟地意義的革命性變革。這一變革的實現，使我們的全體國人從此擺脫了數千年私有制帶來的失業、貧窮、乃至過早夭折，以及整個社會經濟的無政府狀態與嚴重的兩極分化等災難性后果，為他們能夠在平等占有生產資料的條件下，以平等身份、平等資格進行共同勞動，有計劃地發展國民經濟，并且在此基礎上以同一標準公平地分配勞動產品，進而也為他們建設自己的幸福生活提供了充分的必要條件。試想，如果沒有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存在，沒有整個國民經濟有計劃的發展，沒有人們之間平等關系的建立，沒有按勞分配制度的實現，人們終身生活在“叢林”之中，承受“叢林法則”的統治與奴役，成天的誠惶誠恐，不僅要為平日的生存而奔波與打拼，并且每日每時都要擔心被老板炒魷魚或同伴的競爭而丟飯碗，等等。處于這樣的一種窘態下的人們，能享受到“大鍋飯、鐵飯碗”的優越性嗎？

上述可見，不論理論、還是現實都說明“大鍋飯、鐵飯碗”是社會主義的巨大優越性之一，這是不可懷疑的。可見，那種否認“大鍋飯、鐵飯碗”是社會主義優越性表現的說法，在理論和實踐上都是站不住的。

至于那種認為社會主義的優越性表現在它能夠創造出比資本主義更高的勞動生產率和更大的經濟總量上，而不在于“大鍋飯、鐵飯碗”的看法，筆者認為，這兩個方面并不矛盾，它們是從不同的側面來反映社會主義的優越性的。差別只是體現在一個體現在生產力上，一個體現在生產關系上。因此，我們不能將這二者割裂開來、對立起來，用一個來否定另一個。

另外，按照一些人的邏輯，如果“大鍋飯、鐵飯碗”不是社會主義的優越性，那么，是否只有砸了它，才能使社會主義優越性得以充分發揮？筆者認為，非也！還是請看那位名叫“心中不落的太陽”的作者在文中怎么說的吧！他指出：鐵飯碗終于被砸破了，但對大多數勞動者來說，并沒有得到金飯碗，看到的卻是下面這樣一些東西：1. 企業改制，國退民進。眼睜睜地看著自己幾十年辛辛苦苦積攢下來的家當被別人裝進了口袋里。2. 置換身份。主人公的經濟地位和政治地位喪失殆盡，被一紙合同置換成了被雇用、被剝削者。老板可以隨意辭退員工。鐵飯碗換成了泥飯碗。3. 下崗失業。干脆沒有了飯碗。4. 下崗職工與農民工、大學畢業生一起擠破頭找工作。僧多粥少，找不到飯碗。5. 醫療、教育、住房、養老自己憑本事看著辦。“四座大山”壓在身上，生老病死皆堪憂。6. 八小時工作制成了美好回憶。連續工作十幾個小時還得拼命干，有怨言？老板一句話：不想干就滾蛋！7. 被隨意克扣工資，稍有過失就被罰款。受辱受氣沒有人的尊嚴，工傷病殘老板不管，維權說理，比登天還難。8. 創業單干，最怕市場變幻莫測。若經營稍能有起色，又難敵行業壟斷。最后極少數人成功，絕大多數破產。敗了，比給別人打工死的還慘。9. 憑借個人奮斗或運氣成為“白領”一族，內心世界也難得平安。不敢為公平正義仗義執言，只有滅失良心才能保住飯碗。10. 為了飯碗，無數女工被老板玩弄，或被逼為娼，身心倍受摧殘。作者最后指出，“于是便有了血汗工廠，有了黑煤窯，有了開胸驗肺，有了鄧玉嬌和劉漢黃，有了維權上訪和群體事件，等等，等等。”

說“大鍋飯、鐵飯碗”是養懶漢，無法調動人的積極性，不利于發展生產力，這是既不講事實，也不講道理。從理論上說，“大鍋飯”不等于“平均主義”，“鐵飯碗”也不等于“干不干都一樣”。在公有制的“大鍋”里和保障勞動就業的“鐵碗”中，吃的是“按勞分配”的飯，不是“不勞而獲”的飯；是“多勞多得，不勞動者不得食”；是鼓勵勞動競賽，激勵先進、鞭策落后，不是排斥競爭，無視先進、保護落后。所以說“按勞分配”與“平均主義”是根本相悖的，只要真正落實按勞分配，就決不會允許搞平均主義。這是一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基本道理，但改革很長時期以來始終沒有得到正本清源，而那種把“平均主義”“養懶漢”強加于“大鍋飯、鐵飯碗”的說法卻讓人信以為真，實質上是割裂公有制與按勞分配的有機聯系，把分配不公的帽子戴在公有制的“大鍋”“鐵碗”頭上，這就必然為化公為私、搞企業私有化改制開綠燈。

從實踐看，“大鍋飯、鐵飯碗”也并不是養懶漢。對此，美國德克薩斯大學奧斯汀校區歷史系李懷印、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黃英偉和華中農業大學社會學系狄金華三位學者對毛澤東時代國營企業老工人的調查所得到的成果，可予以澄清。

這三位學者曾于2012-2013年間分別在上海、武漢、南京、北京、寧波、廣州、西安以及其他地方一共訪談了近100位企業退休人員，并對獲得的資料進行了科學分析與研究。他們在自己的研究報告中指出：

“出乎我們意料的是，幾乎所有（請注意這四個字——筆者注）受訪者都強調，他們當時在生產中‘有積極性’或‘積極性蠻高的’、‘干勁大’或‘干活拼命’，甚至不計報酬加班加點; 拖拉、偷懶的行為‘少得很’。”他們還指出：“多數（請注意這兩個字——筆者注）受訪者認為，他們在‘文革’前十來年表現最好。在其中某些特定年份，工作熱情尤為突出。”例如20世紀50年代初期，甚至包括“‘大躍進’期間，工人們更是熱情高漲。”其中，還引寧波人豐布廠的一位退休工人回憶說，“‘大躍進’的時候，大家積極性可高了，沒日沒夜干的。不講金錢回報，也不計較時間多少。白班干完就接著干夜班......。‘大躍進’的時候最厲害了，干活干得最猛了。白天干完，晚上干，干12個小時。晚上6點干到早上6點。”[4]

最后，使研究者感到大惑不解的是：“概而言之，我們的訪談所得出的總體印象是，在毛澤東時代的正常年份，國營企業的工人一般都能盡職盡責地工作。不少受訪者認為，懶散現象變得嚴重，反而是在1978年之后改革啟動之初”。“那么，為什么退休工人的回憶，與后毛澤東時代的主流話語相左？”[4] 這說明，過去我們的一個時期關于所謂“大鍋飯、鐵飯碗”養懶人的說法是沒有充分根據的。

當然，在毛澤東時代，要說完全沒有養懶人也不完全符合實際。古人云，物之不齊，物之情也。因此，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任何事物都不可能整齊劃一，人也不可能完全一樣。毛主席說過，只要有人群的地方都會有左中右，都會有先進與落后。這是普遍現象，普遍規律。這就決定了即使在毛澤東時代懶人的存在也是在所難免的。譬如，在那至今被老一輩人稱為火紅的年代，全國城鄉一片熱氣騰騰，戰天斗地、降山伏水，哪怕是嚴冬酷暑也不停息。然而，像安徽某些農村人卻懶懶散散，優哉游哉，或者等著政府送救濟，或者敲著三棒鼓去要飯，沒有幾個人干正事。但是，這些懶人的存在，不是我們的公有制決定的，也不是“大鍋飯、鐵飯碗”決定的，而是我們在管理和思想政治工作等方面存在的某些不足所致。不過，這也是極少數或例外。這些極少數或例外的存在，不代表整體或主流，并且這些都還是可以通過加強領導、改進工作等方面來解決。

為什么在毛澤東時代很少有偷懶的現象？這主要來自廣大勞動者從享受“大鍋飯、鐵飯碗”帶來的主人感和幸福感，使他們對我們黨、人民政府產生的高度的信任、信賴與擁戴，對自己的企業產生的“以廠為家”的高度認同感、歸宿感以及忠誠度。這樣，久而久之，就在他們的思想上形成了一種“只有國家好、企業好，才會有我個人好”的可貴精神品質，進而也在全社會形成了一種大公無私、勤勉奉獻、團結奮進、安定祥和的良好氛圍。所有這些，都是比金子還要寶貴的精神財富，這才是我國經濟社會不斷發展、不斷進步的不竭動力與力量源泉。另外，還有我們黨長期在人民群眾中開展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以及倡導的各種各樣、生動活潑的學先進、趕先進、當先進的群眾性活動，也對廣大勞動者起了極大的教育激勵作用。

至于所謂“大鍋飯、鐵飯碗”無法調動人的生產積極性，不利于生產力的發展的說法，更是從私有觀念、落后思維出發的謬論。前面我們已經看到的，當年，我們廣大勞動者“沒日沒夜干的”“不講金錢回報，也不計較時間多少”“白班干完就接著干夜班”，一連“干12小時”，這不就是私有制下無法比擬的勞動者積極性嗎？是的，并且還是高度自覺的積極性，是憑借對我們黨和社會主義的信賴與忠誠而來的積極性，這是最難能可貴的。正是因為有了這種積極性，所以，就創造出了中國歷史上從未有過的經濟奇跡。據國家統計局提供的數據顯示，從1952年到1978年，我國全民所有制工業企業的生產總值，從261.5億元人民幣增長到3416.4億元（按1957年不變價計算），年均增長達到50%以上；全員勞動生產率，從1952年的每人每年4184元增加到1978年的11130元（按1957年不變價計算），平均每年增長10.23%。② 在當年科學技術水平那樣落后、機械化程度那樣低的條件下，能有如此之高的經濟增長率可以說是創紀錄的，實在是很不容易、非常可貴。這即使是在西方發達國家發展的黃金時期也是難得一見的奇跡。對此，研究者也不得不對媒體人及經濟學家們當初的解讀與宣傳表示懷疑。他們指出：“如果企業職工果真如改革初期主流媒體宣傳及學界解讀的那樣，缺乏起碼的生產責任心和勞動積極性，毛澤東時代工業總產值的快速增長和勞動生產率的上升，是不可想象的。”[4] 

另外，我國在主要產品的具體生產方面，也有了極大的進步。50年代初期我國除了大宗農產品外，國人日常生活所必需的最基本、最簡單的工業品都生產不了，如火柴、肥皂、煤油、鐵釘等，這些不起眼、根本不值得一提的小東西都不能生產。 而到了1978年，我們不僅能夠生產那些基本的生活必需品，而且還可以大量生產鋼鐵、石油、機械、電器及電子類產品等等，成了世界上上少有的工業化國家。資料顯示，1978年，我國的鋼產量達到了3178萬噸，已經超過了英、法、意，成為僅次于美、蘇、日而躍居世界第四位；石油產量達到了10400萬噸，由過去有名的“貧油大國”一躍而成為世界“第八產油大國”，達到了基本自給。原煤產量達到了61800萬噸，躍居世界第三位；發電量達到了2565.5億度,  躍居世界第七位。③ 此外，尤其值得我們驕傲的是，在高科技領域，我國還建立起了規模龐大的航空、航天、核能開發與應用及門類齊全的工業體系，并且還在有些領域已經接近或達到了一般發達國家的先進水平。

我國各項事業如此高效率、高速度的發展，不正是我們廣大勞動者在享受社會主義“大鍋飯、鐵飯碗”的優越性被激發出來的生產積極性、主動性與創造精神而創造的結果嗎？怎么說“大鍋飯、鐵飯碗”無法調動人的積極性，不利于生產力的發展呢？

如果按照經濟學家和媒體人的說法，只有砸了“大鍋飯、鐵飯碗”，才能調動人的積極性，才能促進生產力的發展。那事實怎樣呢？很不幸，適得其反，令人非常失望。研究者們發現：改革初期承包制的引入，改變了傳統的人事流動機制，廠領導對工人有了更大的控制權。廠領導的這種更大的控制權使工人極度反感，滋長了對工廠的不忠，同時還由于工人“主人翁”地位的喪失，使他們變成了老板的雇員。于是，使工人產生了被疏遠和與日俱增的不安全感。如果你干得不好，他要把你解雇。工人們說：“現在干活，因為是替別人打工，今天在這里干，明天不知道在哪里干，所以思想完全不一樣了。這跟我們過去不一樣。過去只要干著，生老病死都有保障，所以大家都想把這個廠弄好”。現在，工人認同感減少、情感依戀消失，生產士氣下降。過去較為罕見的盜竊、破壞活動，現在在工人中間變得越來越頻繁，管理人員的貪污腐敗現象也越來越嚴重。更談不上所謂積極性。[4] 這就是砸了“大鍋飯、鐵飯碗”后一個時期的真實寫照。

事實還表明，砸了“大鍋飯、鐵飯碗”，即使用金錢與物質利益的手段來刺激也不能調動勞動者的積極性。對此，研究者在自己的研究報告中指出：“后毛澤東時代的改革設計者以及國營企業管理層甚少意識到，重新引入獎金并不總能產生預期的結果。最近的心理學研究表明，使用金錢激勵，可能‘損害和降低當事人的積極性，不利于他們遵守規則’，這對團體內部那些希望獲得公眾認可的成員來說，尤為如此。因為他們會把貨幣激勵，視作對他們的不信任，和對彼此達成的心理契約的破壞。生活在封閉的‘單位’內部的中國國營企業工人，也不例外。”另外，還指出：“80年代以后，他們在廠外發現了越來越多的賺外快或跳槽的機會，從而在收入來源上減少了對本單位的依賴。例如在上海，工人常在周末或假日到其他單位‘干私活’。有些師傅甚至在上班期間請‘病假’，去集體小廠，特別是周邊迅速成長的鄉鎮企業，協助安裝設備或培訓工人；也有人請了假，去溫州做賣煙之類的小生意。隨著越來越多的人從中獲利，成為‘萬元戶’，或者創辦民營企業，成為百萬富翁。過去一直為自己的‘鐵飯碗’而自豪的國營企業工人，失去了往日的榮譽感和優越感。效益低下甚至破產的國營企業，對他們越來越沒有吸引力了。”[4] 這說明，金錢和物質利益也不是靈丹妙藥，也難得調動人的積極性。這就再一次從反面證明：只有社會主義的“大鍋飯、鐵飯碗”才給我們的國人以榮譽感、優越感、幸福感和吸引力，才能激發他們的積極性。這是任何金錢與物質利益的刺激都不能替代的。

當然，我國勞動人民的生產積極性、主動性與創造精神的迸發也不完全都是“大鍋飯、鐵飯碗”作用的結果，這只是一個重要方面。除此之外，還有如我國人民民主國家政權的確立及其對以工人階級為主體的全體勞動人民國家主人公地位與權力的賦予、我們黨的領導及全體共產黨人在群眾中的表率激勵作用、黨長期在全體國人中堅持開展的馬克思主義及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等等。這些都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沒有這些，僅僅只有“大鍋飯、鐵飯碗”這一項，其作用也是有限的。

三、推進共同富裕，必須把公有制優越性還給人民

眾所周知，恩格斯說過這樣一句名言，“所謂社會主義社會‘不是一種一成不變的東西，而應當和任何其他社會制度一樣，把它看成是經常變化和改革的社會’。”[5]589 這就是說，改革，是社會主義社會的應有之義或本質規定。關于這個問題，我們的開國領袖毛澤東主席這樣指出：“在社會主義社會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產關系和生產力之間的矛盾，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之間的矛盾。”[6]214 他還明確指出：“社會主義生產關系已經建立起來，它是和生產力的發展相適應的；但是，它又還很不完善，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產力的發展又是相矛盾的。除了生產關系和生產力發展的這種又相適應又相矛盾的情況以外，還有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的又相適應又相矛盾的情況。”[6]215 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領域的這種與生產力既相適應又相矛盾情況的存在，決定了社會主義必須進行改革。至于我國這次始于上世紀80年代的改革，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關于《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就曾這樣解釋，說我們過去實行的那一套，“嚴重壓抑了企業和廣大職工群眾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使本來應該生機盎然的社會主義經濟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活力。”[7]50 由此，這就決定了我們的改革就是要使那種“嚴重壓抑了企業和廣大職工群眾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重新得到解放，恢復其生機與活力，促進生產力的巨大發展。

另外，不僅如此，我們的改革還有完善、發展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的意義。馬克思主義常識告訴我們，生產力和生產關系始終是社會生產的兩個方面。這兩個方面，不論在什么時候、什么情況下，它們都是緊密結合在一起的。因此，在發展生產力的時候，千萬不可忽略了生產關系自身的生產與再生產。在研究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創作《資本論》的過程中，馬克思發現、并且告訴人們，從來的經濟主體或社會的統治階級，尤其是現代資產階級在生產過程中，不僅十分重視物質資料的生產與再生產，而且更加重視生產關系的生產與再生產。因為這是維系經濟主體、社會統治階級統治地位的決定性條件。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表明，任一社會的統治階級對被統治階級的剝削與壓迫，除了它的初期與最后即將崩潰的時期需要借助于國家的暴力機關的權威外，在其正常發展階段，大都主要憑借其對生產關系的生產與再生產來實現。因為生產關系總是同物質資料的生產與再生產一同進行的，并且也會隨著前者的不斷擴大而不斷加強與增長起來。正是因為這樣的緣故，所以，以往所有的統治階級、尤其是資產階級總是最看重生產關系的生產與再生產。在《資本論》中，我們可以看到，勞動力與資本的交換，僅僅以勞動力商品的價值為限，每一次生產過程，工人總是以勞動力商品出賣者的身份走進去，然后又走出來，始終保持他的雇傭勞動者的地位，永遠作為資產階級剝削的人身材料而存在；并且，隨著科學技術的進步，使他對資本的這種從屬關系由形式上的轉變為實質上的。資本就是這樣將工人日甚一日地綁在自己的柱子上。這正如馬克思所指出的那樣：“起初僅僅是起點的東西，后來通過過程的單純連續，即通過簡單再生產, 就作為資本主義生產本身的結果而不斷重新生產出來，并且永久化了。” [8]626 還指出：“羅馬的奴隸是由鎖鏈，雇傭工人則由看不見的線系在自己的所有者手里。”[8]629 資產階級就是這樣通過生產關系的生產與再生產來實現和加強對工人階級的剝削與壓迫，不斷鞏固自己對工人階級及整個社會的統治地位的。依據這樣的道理，所以，我們的改革除了解放、發展生產力之外，還更應該在于完善、發展我國的社會主義生產關系，更應該在于發揮社會主義的優越性。

另外，還須明白，不論是解放與發展生產力，還是完善與發展社會主義生產關系，最后都要落實到對人或勞動者的關懷上，促進勞動者的自由與全面發展。因為生產力的發展、生產關系的完善，都不應該是我們改革所要實現的目的。我們改革的最終目的只能是為了人，為了實現勞動者的自由、全面發展。《共產黨宣言》中有一句名言，即共產主義就是“一個以各個人自由發展為一切人自由發展的條件的聯合體。”[9]491 因而，一切共產黨人、包括我們中國共產黨人的目的就是要在“消滅私有制”、“盡可能更快地增加生產力的總量”[9]489 的基礎上，“為一切人自由發展”創造條件，實現一切人的自由與全面發展。所以，我們的改革，不能僅僅以實現解放、發展生產力為目的，也不能僅僅以完善、發展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為目的，而必須把以實現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為目的。只有這樣，才能把那種被解放、發展了的生產力和完善、發展了生產關系的全部成果落實到人的身上，實現勞動者的自由、全面發展，進而推動整個社會的進步。

基于這樣的道理，所以，我們的改革必須始終堅持馬克思關于生產力、生產關系生產與再生產相統一的原理，并且還要把生產關系的生產與再生產放在更加重要的位子上，把最后的落腳點放到實現人的發展上。那種單純地為解放、發展生產力的觀點是片面的，甚至有害的。現在，我們反思改革，就是要用馬克思關于生產力、生產關系生產與再生產相統一的原理來審視、評價和總結過去的改革，指導今后的實踐，將改革引向正途。當前，尤為重要、尤為迫切的任務就是遵照我國憲法的要求，搞好所有制結構調整，真正做到兩個“毫不動搖”，恢復和加強公有制經濟的主體地位，恢復和加強國有經濟的主導地位，恢復和加強勞動者的主人公地位，逐步消除事實上早已存在的雇傭勞動制，把體現社會主義公有制優越性的“大鍋飯、鐵飯碗”還給人民。上世紀20年代，我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孫中山先生還都提出要“節制資本，扶助農工”，難道今天非公有經濟已經占據我國國民經濟絕對優勢④的情況下，還不應該對之設定節制底線，仍要任其無限制野蠻發展嗎？難道我國的工人、農民及其子孫后代應該世世代代無止境地給資產階級做打工仔嗎？難道我們幾十年的改革目的就是為了這個？難道我們孜孜以求、且不懈奮斗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就是這樣的？

今天，我們推進以共同富裕為目標的改革新征程，就必須把社會主義公有制優越性還給人民。所有制決定分配制。包括“大鍋飯、鐵飯碗”在內的社會主義公有制優越性，本身就是人民當家做主的共同富裕體現，同時，也是為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營造新的土壤。常識告訴我們，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其核心就是“天下為公”、“一心為公”。人，要能做到“天下為公”、“一心為公”，除了排除私有財產的羈絆，社會應該為之排除各種后顧之憂，尤其是民生方面的后顧之憂，比如生、老、病、死、育、學、困等等。如果一個人，在沒有了自己的生產資料之后，生活還有這么多的后顧之憂，那怎么能做到“天下為公”、“一心為公”呢？所以，在社會主義條件下，要想培育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就必須堅持公有制，走共同富裕之路，為人們解決一切后顧之憂。為此，“大鍋飯、鐵飯碗”也就成了一個必要條件了。只有有了這個必要條件，人們才能一心一意、聚精會神為社會、為大眾忘我勞動、無私奉獻。只有這樣，才能在全社會形成集體主義、愛國主義、社會主義、乃至共產主義的思想觀念、道德情操。

這些年，人們都感到人心變了，社會風氣差了。有人甚至感到，這種變化簡直到了忍無可忍的程度，于是，大聲疾呼“中國靈魂告急”，要“再造中國人”！⑤ 為什么？就是因為私有制經濟尤其是資本主義私有制經濟發展得太多了，“大鍋飯、鐵飯碗”砸得太徹底了，使人們失去了依靠，失去了寄托。在這種情況下，人心能不變、社會風氣能不變嗎？馬克思說過：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既然社會存在變了，那社會意識自然也會發生變化。這并不奇怪，否則，就不可思議。現在，我們的責任就是要把那種變過去了的再變過來，為這個再變過來營造新的土壤。這就是要把包括“大鍋飯、鐵飯碗”在內的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優越性重建起來。

四、最后的結語

前文已經說明，“大鍋飯、鐵飯碗”是東西方無數志士仁人和廣大勞苦大眾不懈追求的理想世界。在我國，“大鍋飯、鐵飯碗”這種理想境界的實現，是中國共產黨和毛澤東主席領導全國各族人們通過幾十年浴血奮斗的結果，它是我國社會主義生產資料公有制、計劃經濟與按勞分配基本經濟制度的必然產物。它的出現，使我國廣大勞動人民從自己切身的感受中，體會到了它的無比優越性，激發了自己愛黨、愛國、愛集體、愛社會的熱情與發展生產、建設社會主義的積極性、主動性與創造精神，使我們的國家在不到30年的時間內迅速改變了“一窮二白”的落后面貌，完成了西方發達國家需要100多年才能實現的國家工業化進程，創造了世界經濟發展的歷史性奇跡。所有這些，有力地證明了所謂“大鍋飯、鐵飯碗”不能調動人的積極性、不利于生產力發展的種種說法的荒謬性。

弗·恩格斯在他那天才的《國民經濟學批判大綱》一文中曾經極其尖銳地指出：“經濟學家離我們的時代越近，離誠實就越遠。時代每前進一步，為把經濟學保持在時代的水平上，詭辯術就必然提高一步。”[10]59 今天，我們為人民謀幸福、為民族謀復興，必須對改革進行系統性總結與評估，認真吸收經驗教訓，來一次思想上、理論上的正本清源與撥亂反正，把過去搞亂了的思想、理論重新恢復過來，真正搞清楚什么是正確的、什么是錯誤的，什么是社會主義、什么是資本主義等根本理論問題，使我們的思想和理論重新回到馬克思主義的正確軌道上來。在此基礎上，我們還要對過去改革的一些舉措做一番清理，凡是不符合社會主義基本原則、不利于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生產與再生產的政策措施、無益于最廣大人民群眾切身利益的做法，都應該予以糾正。要讓我們的人民重享社會主義優越性與福祉，重建對我們黨、政府、社會及集體的歸宿感、信任感、榮譽感、幸福感、安全感和忠誠度；讓我們的黨和各族人民緊密團結在一起，一心一意、聚精會神，共同建設好我們社會主義富強、民主、文明、和諧、幸福的美好家園。

注釋：

① 心中不落的太陽: 鐵飯碗就是社會主義的標志，中國民生網2018-03-19，另見：

http://control.blog.sina.com.cn/myblog/htmlsource/blog_notopen.php?uid=2400381015&version=7&x，

② 國家統計局:《中國統計年鑒》(1983)，中國統計出版社，1983. 214-215、297

③ 國家統計局：《中國統計年鑒》(1994)， 中國統計出版社，1994. 20-22

④ 據國家統計局和國家第4次國民經濟普查辦公室公布的我國第4次國民經濟普查得到的資料顯示，截止2018年，我國的企業法人單位共有1857.0萬家，其中港澳臺商投資企業11.9萬家，占比0.6%；外商投資企業10.3萬家，占比0.6%；私營企業1561.4萬家，占比84.1%；國有企業僅7.2萬家，占比0.4%。（這才是中國經濟的真實面目，新金融傳媒2019.11.20 ，來源：國家統計局）

⑤ 楊曉升 中國魂告急[M]. 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 申平華　再造中國人[M].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96.

參考文獻：

[1]《毛澤東選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毛澤東選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3] 屈建軍：中共一大與《中國共產黨第一個綱領》，中國檔案資訊網　2019.08.16

[4] 李懷印、黃英偉、狄金華著，江滿情、勇素華、張春龍、張一平譯：回首“主人翁”時代——改革前30年國營企業內部的身份認同、制度約束與勞動效率，原載《開放時代》2015年第3期

[5]《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6]《毛澤東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7]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十二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中)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8]《資本論》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9]《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

[10]《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