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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虬：從“我的思想怎么就不能一分為二？”到市場經濟的兩點論

點擊：作者：紫虬來源：昆侖策網【原創】發布時間:2022-09-09 09:45:50

【紀念毛澤東同志逝世46周年】

一、從兩篇回憶錄談起

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毛主席的機要員謝靜宜有一節回憶【1】：“毛主席說，我的思想一分為二是正確的”。節錄如下：

1967年初，我丈夫蘇延勛對我說：“我們那里對毛澤東思想能否一分為二的問題，爭論很大。多數同志認為毛澤東思想不能一分為二。少部分同志認為毛澤東思想也應該一分為二。我當時沒表態，只是先聽聽。從感情上講，我同意多數人的意見。從哲學角度看，一分為二是符合哲理的。究竟誰的意見是對的，你有機會可順便問問主席。”

幾天后，我向主席請教此事。

主席說：“告訴小蘇，一分為二的觀點是正確的。什么都應該一分為二，為什么我的思想就不能一分為二了呢？我的思想也是應該一分為二的。”又笑著說：“有的時候，少數人的意見是正確的。”

個人回憶若要驗證，QBY回憶的信息量更大。

其中一節是“關于《矛盾論》的修改”【2】，如下：

《矛盾論》是主席在一、二、三卷中用功夫最多的一篇，改動也最多，它原來是毛主席1937年在延安抗日軍政大學講課的提綱，后來是把這個講課記錄稿印出來給全黨學習。毛主席在準備這個講課提綱的時候，經常和艾思奇一起討論。這次編輯《毛澤東選集》收錄此文，主席先是對照原來的講課記錄稿口述修改和補充，當時胡喬木、陳伯達、田家英都在場。田家英回來跟我說過，他記都記不下來，聽也聽不懂。主席修改后的《矛盾論》，由師哲他們翻譯成俄文后交蘇聯人尤金去看。我對照過《矛盾論》原文和修改后的《矛盾論》，一大段增加，一大段刪減，里面引述的黑格爾、馬克思、列寧的一些話，是陳伯達整理的。陳伯達對《毛澤東選集》的主要貢獻就是在這個哲學思想方面。

在《矛盾論》的“五、矛盾諸方面的同一性和斗爭性”一節中，論述同一性和斗爭性的關系的時候，有一句“而斗爭性即寓于同一性之中，沒有斗爭性就沒有同一性”。毛主席原稿寫的是“沒有同一性就沒有斗爭性”，是陳伯達把它改成了“沒有斗爭性就沒有同一性”。當時，政治氣氛是強調斗爭，他們三人在討論的時候，陳伯達懷疑主席是筆誤，田家英就在底稿原話下面劃了一道，并將其倒過來了，胡喬木也同意倒過來。這樣，在正式出版的《毛澤東選集》里，就是“沒有斗爭性就沒有同一性”。我當時水平低，沒有資格參加這樣的討論，陳伯達這個修改對不對，我也說不上。現在如能查閱保存在中央檔案館的原件，就能看到主席原稿上面的那一道就是田家英聽了陳伯達的意見后劃的。

值得順便一提的是，矛盾的同一性和斗爭性的關系問題牽涉到“一分為二”這個哲學問題。在文革進行到1967年時，一些群眾在討論矛盾的同一性和斗爭性關系問題的時候，就討論到“一分為二”的問題，進而討論起毛主席的思想是不是可以一分為二。一些說可以一分為二的人給抓起來了，說他們是違反毛澤東思想，理論依據就是《矛盾論》中的“沒有斗爭性就沒有同一性”。后來事情反映到中央文革，我去問陳伯達，他不表態；我又去問張春橋，他說理論問題說不清，這個也不好問主席。我覺得，這個問題，牽扯到很大一批人，說人家是反毛澤東思想，不解決也不行，要是成為一個錯誤潮流也不好，我就去問了主席，關鋒也說應該去問主席。我向主席請教說，外面說毛主席的思想是個普遍性的東西，絕對性的東西，不能一分為二，那些說可以一分為二的人，很多都挨了批評。主席聽了說：“我的思想怎么就不能一分為二？當然可以一分為二。所有事物都是一分為二的。”謝富治知道這個情況和毛主席的態度后，就展開調查，責令可教育但不能抓人，抓了的都放了。文革中類似的事情不少，毛主席都不知道。有的是下面的人不能準確領會毛主席的思想和戰略部署，亂來，結果把事情搞出很多偏差；有的是一些人故意錯誤領會和錯誤執行毛主席的指示，干擾文革。文革后，有人就把所有這些偏差都算賬到主席的頭上，就好像都是主席叫搞的。主席也是真冤。

主席說他自己的思想可以一分為二，我想，那不只是自謙，而是反映了他一貫遵循的實事求是的精神和辯證歷史唯物主義原則。“事物都是可以一分為二的”和“沒有斗爭性就沒有同一性”這兩個命題是否存在內在的邏輯一致性？或者說，主席原稿到底有沒有筆誤？陳伯達的修改到底正確不正確？關于這些問題，仁者還可以見仁，智者還可以見智。（摘錄完）

對毛澤東思想一分為二，并不是一個簡單的命題，至少包含兩方面的內容。一旦聯系實際，很多人都拿不準。資深理論者陳伯達不敢表態，“我又去問張春橋，他説這是個理論問題，一下子很難説清楚。我説，可不可以問問主席?他説，這個事也不好去問主席，你讓主席怎么説。”【2】把一個唯物主義的東西，變成了一個禁區。可見，無論批評意圖如何，盲從、迷信也是常見的。

二、“一分為二”的兩方面內容

1、一分為二是辯證法的核心。

毛澤東批評了舊的哲學教科書中的東西。“辯證法過去說三大規律，斯大林說四大規律。我的意見，只有一個基本的規律，就是矛盾的規律。質和量、肯定和否定、現象和本質、內容和形式、必然和自由、可能和現實，等等，都是對立的統一，哪里有平列的三個基本規律？”【3】正如之前批評辯證法三大規律是三元論。

同月，在李達主編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大綱》上批注，“舊哲學傳下來的幾個規律并列的方法不妥，這在列寧已基本上解決了，我們的任務是加以解釋和發揮”【3】。

毛澤東把對立統一看作辯證法的核心，豐富了列寧的初步觀點，批評了斯大林對此的不重視，立足中國實踐，解釋為一分為二，同時，豐富為抓本質就是抓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

2、“沒有同一性就沒有斗爭性”。

“毛主席原稿寫的是‘沒有同一性就沒有斗爭性’，是陳伯達把它改成了‘沒有斗爭性就沒有同一性’”。回憶者指出中央檔案館的原件可作映證，這是一個重大的回憶。

馬克思在批評蒲魯東時說過：

“一旦把辯證運動的過程歸結為這樣一個簡單過程，即把好的方面和壞的方面加以對比，提出消除壞的方面的問題，并且把一個范疇用作另一個范疇的消毒劑，那么范疇就不再有自發的運動，觀念就“不再發生作用”，不再有內在的生命。……辯證法沒有了，至多還剩下最純粹的道德。”【4】

毛澤東主張把矛盾論、兩重性、兩分法、兩點論作為基本的方法，包含了矛盾同一性的理論，這是對馬克思揚棄黑格爾辯證法的精神內核的繼承，具有大道至簡的中國文化特征，又是從理論到實踐總結的升華。矛盾的同一性或統一性，反映矛盾雙方相互排斥又相互依賴、相互轉化，這就和普魯東道德式的機械、靜止地劃分好壞，只排斥不聯系不轉化有本質的不同。

批評“晚年錯誤”后，出現了對矛盾斗爭的絕對性（即矛盾無時不在、無處不在的時空特征），誤解成對抗為唯一性。這些錯解，錯批，使得對辯證法的核心有了不同傾向的疏遠。例如在我們隊伍中有的同志認為，把差異視作矛盾是斗爭擴大化；認為兩分法是拿著斧頭見物就砍；或有的同志承認萬物有兩重性，唯獨資本沒有兩重性，或資本的兩重性僅表現在自由資本主義上升階段等。這些是當前忌談階級的思想根源。

這些誤解是對同一性的陌生，進而忽視對立統一。這種對同一性認識不足，和建國初陳伯達修改《矛盾論》不無關系，也很可能是建國以來曾“左”右搖擺的思想根源之一。直至今天，要么否認相互依賴、轉化，只講斗爭；要么走向反面，陷入折中主義，認為市場經濟的“一般性原理”及其“內在發展規律”同樣都可適用于社資，從而默認資本主義經濟學原理永恒，例如所有制中性，競爭中性，市場中性、生產力中性，GDP中性……等一系列超階級的中性論泛濫。而中性論在政治上已經不是簡單的方法論問題，而是折中主義，認為馬克思的“兩大發現”過時，從而孳生的修正主義思潮。

著作原觀點被秘書修改了沒有發覺，日理萬機的作者或多或少也有責任，但重點在于，建國以來的理論和實踐說明，它從來不是作者的觀點。1957年批評斯大林“只講對立面的斗爭，不講對立面的統一”【5】，1971年提出的“要搞馬克思主義、不要搞修正主義；要團結、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陰謀詭計”【6】，既是防范修正主義的基本原則和根本方法，也是“沒有同一性就沒有斗爭性”的體現。如果按蒲魯東抹殺同一性的機械劃分，就必然忽視修正主義孳生、寄生于馬克思主義這個特征；忽視風起于青萍之末，人民內部矛盾性質的思想交鋒。

蒲魯東的毛病在今天，就是把一分為二膚淺化、庸俗化。例如資本有好的一面，有壞的一面；有積極的一面，有消極的一面；留下資本好的一面，不要資本壞的一面；給好的一面開綠燈，給壞的一面開紅燈，資本就可以駕馭，這是蒲魯東“純粹道德”式的形而上學。

所謂對資本的一分為二、資本的兩重性，就是用資本自身內部矛盾的觀點對待資本，即生產的社會化和私有制的矛盾貫穿于資本這種社會生產關系的全部生命周期始末。而生產的社會化是社會主義批判繼承的揚棄對象。“肯定——否定，肯定——否定，每一個環節既是肯定，又是否定”【3】。這就是辯證的肯定觀，辯證的否定觀。唯物辯證法的智慧可以讓人們告別“徹底否定”的荒蠻。

三、習近平經濟思想對市場經濟的兩點論

市場是流通領域的總體表現。一方面，流通環節不產生任何價值和任何剩余價值。由于全部商品的價值總量等于價格總量，在分散的市場主體的經濟中，價格離開價值和利潤平均化的浮動，服從價值規律，表現為平均的、社會的、普遍的規律性，另一方面，庸俗經濟學家根本不承認，實際的日常的交換關系和價值量是不能直接等同的。因此，資本主義的癥結正是對生產自始就不存在有意識的社會調節。——這些被馬克思所揭示。

毛澤東根據中國社會主義國情出發，糾正戰時共產主義，提出價值法則是一所偉大學校，提出價值規律在生產領域和流通領域中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一方面，長期一貫地糾正干部隊伍中不要商品生產，不要價值規律，割“資本主義尾巴”的錯誤傾向，直至提出在無產階級專政下限制資產階級法權的思想。另一方面，也反對夸大價值規律的作用，提出計劃第一，價格第二。新時期的市場經濟實踐中，也程度不同地存在著符合以至豐富這些社會主義商品生產理論的內容。

毛主席去世后，中國經濟建立了計劃體制下不具備的商品生產者的市場主體，無論用什么樣的話語體系，運用的依然是毛澤東倡導的宏觀計劃調控下的價值規律機制，實現了毛澤東反復強調的調動國家企業個人和各級的積極性，“正當的獨立性，正當的權利”【7】。而勞動者的“鐵飯碗”，即憲法規定的勞動者有勞動的權利和按勞分配權利，只有通過公有制的保障，才能堅持主體地位。

勞動者和勞動資料、勞動回報緊密結合產生的積極性和平等性，構成了企業階段性地跨越所有制的高質量生產方式，而這種生產方式在生產關系劇烈地調整中，必然提出從根本上適應這種積極性和平等性的社會主義生產關系要求，這種要求中自發包含著對雇傭勞動的革命。這既通過市場決定即價值規律、等價交換的基本作用體現出來；同時，問題導向，面對市場主體的趨利性和無政府狀態，克服政府的不到位和越位，探索了政府職能，而新時期加強黨的領導，推進縮差共富成為政府職能中最本質的要求，這是在解決了短缺經濟后解決普遍過剩和滯漲的必要條件。在這些方面，市場經濟實踐中的兩點論至少有：

1、市場決定與更好發揮政府作用——這是對新自由主義的市場宗教和市場自動平衡烏托邦設置對立面。市場的決定作用，是等價交換普遍性的反映，但等價交換也是資本增殖走向壟斷、社會兩極分化的市場條件。為了資產階級整體利益，例如美國1890年的反托拉斯法、大蕭條后的羅斯福新政、次貸危機中政府對企業的救贖，以及對華貿易制裁和禁運，戳穿了市場萬能的虛偽。這就決定了政府職能限定了市場作用的邊界。圍繞政府的階級“初心”，提出為各自階級謀利的舉措。例如中國以人民為中心，公共服務著眼基礎普惠兜底，對糧食電力肉食等國計民生命脈控制價格，通過推進城鄉集體經濟和公有制創新，解決勞動力商品化等。

2、培育市場主體與供給側改革，三去一降一補。培育市場主體是商品生產的前提，而供給側改革則是把生產環節作為改革的重點。“資本是生產的”【8】，資本的剩余價值產生在生產環節，無政府主義的生產過剩也產生在生產環節。供給側改革，直指問題的關鍵。

3、為金融市場化套上金融為實體服務，確保國家安全的籠頭。阻遏市場自發的亦步亦趨美國壟斷資本的脫實向虛趨勢，逐步掙脫房地產金融對經濟的綁架。

4、市場的兩極分化自發作用與縮差共富。實質性地推動共同富裕，“舊的生產函數組合方式已經難以持續，科學技術的重要性全面上升。”【9】從而對于市場評價要素貢獻并按貢獻分配的機制提出了不同意見。

總而言之，過去曾提出“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沒有根本矛盾”。經過近40年實踐，人們發現了不可不提“社會主義”定語。

習近平同志旗幟鮮明地說：“之所以說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是要堅持我們的制度優越性，有效防范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弊端。我們要堅持辯證法、兩點論，繼續在社會主義基本制度與市場經濟的結合上下功夫，把兩方面優勢都發揮好，既要‘有效的市場’，也要‘有為的政府’。”【10】

這是對毛澤東一分為二思想的最新應用，也是對毛澤東同志最好的紀念。

注釋：

【1】謝靜宜《毛澤東身邊工作瑣憶》第207頁，中央文獻出版社。

【2】《QBY回憶錄》第62，491頁。

【3】《毛澤東年譜》第5卷，第548，500，589頁，中央文獻出版社。

【4】《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145頁，人民出版社。

【5】毛澤東《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的講話》，《毛澤東文集》第7卷，第194頁，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