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友傳來了微博上的一段鳳凰衛視的視頻:
筆者特意查了一下,這段視頻出自鳳凰衛視的“鏘鏘三人行”在2006年12月27日的視頻《“毛澤東熱”經久不衰的秘密》,完整的視頻內容筆者也看了一遍,這期視頻請到的嘉賓是馬未都和作家王斌,而講這段“往事”的人就是王斌。
王斌所說的這張床現在就擺在井岡山八角樓的“茅坪毛主席舊居”。1927年10月,毛主席率領秋收起義的部隊來到井岡山,在這里開創了中國第一個農村革命根據地,這里被譽為“中國革命的搖籃”,而這張床也見證了中國革命的真正起點。
“惡狠狠的說了一句話”、“恨不得在床上撒泡尿”——“著名作家”對毛主席、對中國革命的切齒痛恨,仿佛已經活靈活現地展現在我們面前。
根據王斌的講述,“著名作家”曾經在它的小說里用那泡尿釀出了高粱酒”,我們很容易推斷出這位“著名作家”究竟是何許人也。
“著名作家”在他那篇《毛主席老那天》(“老”——山東方言,死的意思)的文章里還只是暗戳戳抒發自己對毛主席“老”的幸災樂禍和對毛主席的嘲諷指責,而在王斌所講述的這段往事里,“著名作家”對毛主席的痛恨已經是極其露骨、毫不掩飾了。
王斌的這段話算不算給“著名作家”抬轎子的人所說的“告密”呢?顯然不算!
作家王斌曾被稱作張藝謀的“御用編劇”,還是余華小說改編的同名電影《活著》的副導演,11年他還出版過一本“反思”毛澤東時代的小說《六六年》。應該說,對毛澤東時代特別是毛澤東晚年的態度,王斌與那位著名作家基本是相同的,只是王斌沒有作家那么下作,他對毛主席還沒到全盤否定以致切齒痛恨的程度。而王斌不過是想要借“著名作家”的話,在節目中描述今天對毛主席的“質疑”大約是什么樣的場景。王斌能夠第一印象想起“著名作家”的話,充分說明了“著名作家”在今天的反毛思潮中的分量。
鳳凰衛視的節目是2006年錄制的,王斌回憶說是“20多年前有一次和一幫作家到井岡山去,就去重新憑吊當年的革命先烈在那如何戰斗的”。筆者又查了一下相關人士回憶,著名作家去井岡山的具體時間可能就是“1987年秋天”這次:
也正是1987年,王斌所說的“著名作家”“撒泡尿釀出了高粱酒”的小說由導演張藝謀搬上了熒幕,那時的“著名作家”已經靠著1985年發表的抨擊人民公社的小說《透明的紅蘿卜》以及1986年發表的解構革命、“呼喚人性”、向往“藍色文明”的《紅高粱》,一時風頭無兩,獲得無數殊榮。在那樣的時代背景下,解構革命與反毛,與其說是一種突破,不如說是在納“投名狀”。
所以,“著名作家”面對作家同行所表現出來的“恨不能撒泡尿”的“切齒痛恨”,更多的是一種刻意“表演”——誰“表演”得越極致,誰就能獲得更高的地位。
況且,筆者實在想不出,彼時的“著名作家”與毛主席能有什么“深仇大恨”:
“著名作家”8歲時拍了人生第一張照片,穿著雖不光鮮卻干凈得體,更是被人民公社養得白白胖胖,與作家的“饑餓記憶”文學描寫形成了很大反差;
著名作家在學校“造反”、調皮搗蛋退學,卻能在毛時代入伍當兵,后來又在部隊考上大學、成為作家,實在看不出毛澤東時代怎么虧待了他這樣的農家子弟;
而他的兩個哥哥,一個上了大學當了教師,一個讀完高中成了正式職工,這是解放前的農家子弟不可能有的境遇;
他病危的母親是毛主席的626指示發出后被先是“省里的巡回醫療隊”后來又是“縣里的醫療隊”救治的,而且是“義務看病,不要錢”(引號里面是作家自己的文字,當然他寫這些文字主旨并非講母親被救,而是要講時代和封建觀念帶給母親的苦難);
反倒是著名作家的堂姐在80年代赤腳醫生制度被廢棄以后,遭遇了“意外之死”。
這算不算“忘恩負義”呢?為了個人出人頭地、功成名就,不惜去歪曲歷史、編造謊言,背叛自己的階級,詆毀、咒罵本階級的“救星”、“恩人”。
不過,更加令人不齒的是,如此痛恨毛主席的“著名作家”,在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70周年之際,卻領銜百位作家親手謄抄“延安講話”。
在其獲得國際大獎之后,法新社記者問起了他為何要抄寫“延安講話”,顯然一個老外都知道著名作家的作品完全背離了“延安講話”精神。
于是,“著名作家”為了不損害自己在國際教父面前的形象,把被撕去一角的“投名狀”補回去,就回答記者說:
我們今天再來看這個《講話》,會感覺到它有巨大的局限,這種局限就在于這個《講話》過分的強調了文學和政治的關系,過分的強調了文學的階級性而忽略了文學的人性。我們這一批作家在上個世紀80年代開始寫作的時候,就認識到這個問題,其實我們后來所有的創作都是在突破這個局限。我相信有很多批評我的人是沒有看過我的書,如果他們看過我的書,就會明白我當時的寫作也是頂著巨大的風險,冒著巨大的壓力來寫的,也就是說我的作品是跟當時社會上所流行的作品大不一樣的……
好家伙,從《紅高粱》到《豐乳肥臀》,我們看到的是從解構革命、到咒罵革命,層層遞進、步步為營,這哪里有一丁點兒“冒著巨大的壓力來寫的”影子?明明是越寫越離譜、越寫越過分、越寫越嗨、越寫名氣越大、越寫外國人越賞識好吧?
而在獲獎次年4月,中國官方舉辦的一次活動中,“著名作家”的回應更加令人瞠目結舌:
現在有很多人在否定毛澤東,在把他妖魔化,把他漫畫化,但我想這是在蚍蜉撼大樹。他的《實踐論》和《矛盾論》你能否定得了嗎?他的《論持久戰》你能否定得了嗎?你可以不喜歡他的詩歌,但他的那種胸襟,那種氣勢,你能寫得出來嗎?你可以不喜歡他的書法,但你能寫出他的那種龍飛鳳舞、狂飆一樣的字體嗎?一位偉大的歷史人物,現在有些人去把他丑陋化、漫畫化、魔鬼化,是缺少理智的。現在誰要肯定毛澤東,是要冒著很大的風險的。
對比上面著名作家回應法國記者的話以及作家1987年那段“惡狠狠”的話,筆者只能直呼三遍,好家伙!好家伙!好家伙!
在“著名作家”給自己立的光鮮牌坊底下,正是碎了一地的節操。
又如,作家曾跑到香港演講,說什么“文學從來不是唱贊歌的工具”。
的確,“著名作家”從來不給中國的勞動人民和人民領袖唱贊歌,作家的筆下,窮人中也有惡棍,富人中也有圣徒,革命隊伍里處處是“不堪”,但他卻在《北海道的人》一文里給屠殺過中國人民的日本民族獻上了極盡諂媚之詞;作家的《紅高梁》里的中國人是野蠻、丑陋、落后、膽小、愚昧的,作家的《豐乳肥臀》中,明明是侵略者的日軍卻是軍容整齊,騎著高頭大馬,坐得端正,腰挺直,日本軍醫救了母親和孩子,紀律嚴明,富有愛心;還有,剛剛落馬的貪官張本才、趙志剛,都是作家曾高調歌頌過的對象……
既然著名作家領銜抄寫過“延安講話”,我們不妨重新溫習一下其中的幾段:
馬克思主義的一個基本觀點,就是存在決定意識,就是階級斗爭和民族斗爭的客觀現實決定我們的思想感情。但是我們有些同志卻把這個問題弄顛倒了,說什么一切應該從“愛”出發。就說愛吧,在階級社會里,也只有階級的愛,但是這些同志卻要追求什么超階級的愛,抽象的愛,以及抽象的自由、抽象的真理、抽象的人性等等。
愛是觀念的東西,是客觀實踐的產物。我們根本上不是從觀念出發,而是從客觀實踐出發。我們的知識分子出身的文藝工作者愛無產階級,是社會使他們感覺到和無產階級有共同的命運的結果。我們恨日本帝國主義,是日本帝國主義壓迫我們的結果。世上決沒有無緣無故的愛,也沒有無緣無故的恨。至于所謂“人類之愛”,自從人類分化成為階級以后,就沒有過這種統一的愛。過去的一切統治階級喜歡提倡這個東西,許多所謂圣人賢人也喜歡提倡這個東西,但是無論誰都沒有真正實行過,因為它在階級社會里是不可能實行的。真正的人類之愛是會有的,那是在全世界消滅了階級之后。
許多小資產階級作家并沒有找到過光明,他們的作品就只是暴露黑暗,被稱為“暴露文學”,還有簡直是專門宣傳悲觀厭世的。相反地,蘇聯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的文學就是以寫光明為主。他們也寫工作中的缺點,也寫反面的人物,但是這種描寫只能成為整個光明的陪襯,并不是所謂“一半對一半”。反動時期的資產階級文藝家把革命群眾寫成暴徒,把他們自己寫成神圣,所謂光明和黑暗是顛倒的。只有真正革命的文藝家才能正確地解決歌頌和暴露的問題。一切危害人民群眾的黑暗勢力必須暴露之,一切人民群眾的革命斗爭必須歌頌之,這就是革命文藝家的基本任務。
顯然,對于作家的丑陋表演,毛主席早有預料;無產階級學習了毛澤東思想,就如同有了一雙火眼金睛,再漂亮的畫皮也會立即被識破。“著名作家”之所以痛恨毛主席,這或許是“階級立場”之外的另一個重要原因吧。
文 :秦明;來源:子夜吶喊微信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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