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示】中國共產黨的歷史，是黨的發展壯大歷史，也是黨隨著實踐變化堅持學習、善于學習，不斷培育淬煉學風武裝自己的歷史。研究黨的百年輝煌，就必須研究黨對學習的永不懈怠、永不停滯，堅持理論聯系實際，并作為自己的優良傳統和政治優勢之歷程。本課題以黨百年奮斗史為背景，以黨在各個歷史時期矢志不渝推進黨的學習教育為主線，著力梳理黨從學習中誕生到堅定改造自己的學習，努力克服本本主義等學習的大敵，培育帶動作風轉變的良好學風，實現學習與時俱進提升和不斷增強完成黨的各項任務目標本領的學習飛躍，厘清其孜孜以求善于學習的發展歷程、階段特點，探求黨的學習基本經驗，創新學習建設學習型社會、學習型政黨、學習大國的深遠歷史意義和重大現實意義，以期助推中國社會現代化建設，創造第二個百年的輝煌。
黨的學習史，是黨加強黨性修養、增強思想武裝的歷程，是黨與領導革命、建設和改革，跨進偉大新時代百年奮斗緊密結合，不斷進行創造性學習、創新性實踐、將理論結合實踐的百年學習輝煌史。不斷學習新理論、發展新理論、堅持理論武裝鑄就的百年政治奇觀，研究黨把學習作為立身之本的高瞻遠矚，黨靠學習立黨、靠學習執政的本質，研究黨在新民主革命時期、社會主義革命建設時期、改革開放、偉大新時代各個歷史時期學習的顯著特征和基本經驗，從中汲取建設現代化、實現中國夢的力量，有著重要的意義。本論題分四部分，第一、二部分已發（參見【相關閱讀】），此為第三部分。
學習富國篇
黨的學習熱潮與建設學習型社會
——改革開放時期
新中國黨的學習是隨著黨的工作重點轉移而展開的，改革開放時期黨的學習也是隨著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拉開改革開放大幕而展開的。而改革開放時期黨的學習，無論是學習內容和形式，還是學習的側重和指向，都表現出與前30年學習立國極大的不同，突出改革開放向世界學習和突出經濟建設的學習管理、技術及科學文化之基本特征，而且圍繞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結合黨情、國情、世情的變化實際，開展學習型黨組織和學習型社會建設，使黨的學習不斷提升服務改革開放、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品質，有力推動了一部分人先富、先富帶后富和建設小康社會的戰略，取得了學習富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顯著成就。
一、改革開放初期掀起的學習熱潮
改革開放征程剛剛開啟，總設計師鄧小平就提出為實現四個現代化這樣一場深刻的偉大革命，“全黨必須再重新進行一次學習”，只有“學習好，才可能領導好高速度、高水平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把加強學習作為解放思想的重要武器，并以不換思想就換人的氣魄推進改革開放思想武裝，于是掀起了改革開放初期學習熱潮。1、改革開放黨的重新學習。改革開放后面對許多黨員干部存在諸多顧慮，跟不上改革開放步伐，和“具有專業知識、專業能力的干部太少”的現實，黨中央發出了“全黨同志一定要善于學習，善于重新學習”的號召，鄧小平則提出學習的內容和方法，不僅強調“學馬列要精，要管用的”，同時“抓緊三個方面的學習：一個是學經濟學，一個是學科學技術，一個是學管理。學習好，才可能領導好高速度、高水平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還要求“從實踐中學，從書本上學，從自己和人家的經驗教訓中學。要克服保守主義和本本主義”（1978年12月13日鄧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閉幕會上講話）。為此黨中央推出一系列落實黨員干部學習的制度和舉措，一是黨的十一屆五中全會通過的《關于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把“努力學習，做到又紅又專”列入十二條黨內政治生活準則之中，要求黨員特別是領導干部要頑強刻苦地學習和掌握專業知識，成為本職工作的內行和能手；二是黨的十二大作出把“認真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學習黨的基本知識和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和決議，學習科學、文化和業務”作為黨員義務的剛性要求，明確“實現干部隊伍的革命化、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的干部標準，強調“使用和提拔干部必須把學歷、學習成績同工作經歷、工作成績一樣作為重要依據”；三是作出建設“第三梯隊”的戰略決策，為適應干部“四化”的要求，中央組織部不僅1983年8月發出《關于選調應屆優秀大學畢業生到基層培養鍛煉的通知》，還在同年10月印發《全國干部培訓規劃要點》，以組織措施推動黨的學習；四是高度重視干部學習培訓，不僅通過恢復新建各級黨校、干部學校8800多所，為大規模培訓干部提供了條件，并且通過《關于中央黨政機關干部教育工作的決定》《關于實現黨校教育正規化的決定》，專門成立中央干部教育工作領導小組，加強對干部培訓工作的指導和領導，推動黨員干部教育培訓工作的經常化、正規化、制度化。在黨中央的高度重視和領導下，全黨開始了一次大規模的重新學習。2、改革開放初期黨的學習四次高潮。一是干部“四化”推進黨的學習熱潮。改革開放初期黨中央之所以提出干部隊伍“革命化、年輕化、知識化和專業化”的方針，是因為1978年干部大專以上文化程度的僅有18%，初中和初中以下的占49.5%，那時中專文憑就算個有知識的，當時流傳的“年齡是個寶，文憑不能少”口號就是有力證明，這個“文憑不能少”表達了“四化”對“知識化”也就是文憑要求特別迫切。那時拿文憑沒有造假或走什么捷徑，就是老老實實學習，所以說“四化”標準間接成為黨員干部學習熱的動因。不僅促使很多領導和機關干部讀夜校讀電大、函大、刊大等，孜孜以求辛勤學習取得文憑蔚然成風，還興起了“自學風”和“自考熱”，從1983年北京市高等教育自學考試開考黨政干部基礎科，并納入干部教育計劃，1983年到1990年間，有600萬名左右干部脫產或在職參加了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課程學習，1990年全國形成了以黨校、干部院校為主要基地的干部培訓網絡，干部大專以上文化程度的上升到32%，初中和初中以下的降到20.4%，自學考試從學歷教育向終身教育轉型，成為構建學習型社會的重要力量（參自干部隊伍“四化”方針：為實現四個現代化選拔急需人才，共產黨員網2021年04月02日，來源中國組織人事報；60年考試記憶：自學考試吸引考生五千萬，膠東在線2009-09-04 ，來源《北京考試報》），也創造了黨的學習奇跡。二是領導干部出國學習考察高潮。改革開放初的高層出國考察，從1977年底開始，中共領導高層的出國考察與訪問頻增，到1978年出訪東歐和谷牧率團赴西歐五國考察，形成一個高級干部出國考察與訪問的高潮，后來省市包括縣長書記也都不斷出國考察學習，這輪大規模出國考察學習在當時的特殊背景下有其特殊的歷史價值，確實起到了解放思想打開國門走向世界的特殊作用。各級黨政領導干部出國考察、出境學習是借鑒西方發達國家“先進經驗”的一種途徑，不但是推動中國改革開放決策出臺的“偵察兵”，也給改革開放決策的具體實施提供了“他山之石”。不能因后來變味成公款旅游與異化為特殊腐敗，否定改革開放初期出國學習考察的作用。三是1983年整黨推進黨的學習，十二屆二中全會做出《中共中央關于整黨的決定》， 這次整黨的基本方法是：在認真學習文件，提高思想認識的基礎上，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分清是非，糾正錯誤，純潔組織。在整黨過程中，自始至終都要加強思想教育，著眼于提高廣大黨員的思想覺悟。整黨學習文件是中央專門編印《黨員必讀》、《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獻簡編》、《毛澤東同志論黨的作風和黨的組織》和《鄧小平文選》，還提出向缺乏閱讀能力的黨員宣講《黨員必讀》和《鄧小平文選》的主要內容，共青團作為黨的助手和后備軍，要組織團員學習整黨文件。所以黨員都通過學習整黨文件，提高對黨的性質、綱領和任務的認識，提高對黨員標準的認識，提高對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黨的路線、方針和政策的認識，進一步把全黨的思想統一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基本路線上來，為黨領導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奠定了堅實的組織基礎和群眾基礎。四是鄧小平南巡談話的學習，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鄧小平展開對深圳、珠海、廣州、上海等地巡回視察，發表了一系列重要講話，澄清了困擾國人的一些思想障礙，明確提出“三個有利于”標準，指出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于是南巡談話成了黨的學習必學和重點學習內容，從黨校各種培訓班到黨組織日常政治學習，從黨政機關到企事業單位，從城市社區組織到農村基層支部，從領導干部到黨員群眾，從黨內到黨外，都掀起了學習南巡談話熱潮。3、政治特征和地位作用。這個時期黨的學習一個重要特點就是，完整準確學習理解毛澤東思想，不能把毛澤東思想庸俗化。鄧小平同志1977年7月21日專門發表《完整地準確地理解毛澤東思想》，強調黨的學習根本的是要學習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要完整、準確地理解和把握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著重把握其中的科學體系和精神實質；要把理論學習同學習黨的歷史聯系起來，善于在總結和汲取歷史經驗中不斷開辟新道路、謀取新發展。但有些別有用心的人歪曲鄧小平完整、準確地理解和把握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閹割“學馬列要精，要管用的”和抓緊學經濟學、學科學技術、學管理三個方面的學習，認為學習馬列毛澤東思想就是做做樣子，學習主要就是學外國學技術學管理，以至于出現了否定黨的領導、否定毛澤東思想、否定社會主義的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黨中央及時扭轉學習方向，把學習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作為一項根本原則。第二個特點，就是突出經濟管理和科技文化知識的學習，鄧小平強調要著重抓緊經濟學、科學技術、管理等方面的學習；既要積極學習外國的一切先進經驗和先進技術又要堅決抵制資本主義腐朽思想的侵蝕；既要善于學習新技術又要善于創新。第三個特點是把學習納入領導干部的考察任用。鄧小平高度重視領導干部的學習，把學習看成是考察、任用領導干部的一個重要標準。根據鄧小平的指示，中央于1989年專門下發了《關于建立健全省部級在職領導干部學習制度的通知》。學習制度的初步建立，有力推動了在職領導干部的學習，提高了工作能力。江澤民同志后來高度評價改革開放初期黨的學習，“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我國社會主義事業進入了新的發展時期，在鄧小平同志倡導下，全黨又開始了一次重新學習。十幾年來我國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發展，取得的偉大成就，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得益于全黨的學習”。
二、建設學習型政黨和學習型社會的戰略
改革開放時期黨的學習，有建設學習型社會和學習型政黨兩個重大建樹，是世紀之交“善于學習、善于重新學習”的重要結晶，也是把握發展戰略機遇期與集體學習制度化并蒂盛開的黨的學習重大碩果，尤其是把建設馬克思主義學習型政黨上升為黨的重大戰略，更使得黨的學習放射出燦爛光芒。世紀之交黨的學習，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圍繞國際形勢風云變幻，新科技革命迅猛發展和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等嚴峻挑戰，要求全黨“學習、學習、再學習，實踐、實踐、再實踐”并提出了“建設學習型社會”的戰略任務，組織開展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學習活動，掀起一次次黨的學習新高潮，實現了黨的學習提升和飛躍。1、確立“終身學習”和“學習學習再學習”目標。世紀之交黨中央根據各方面風險挑戰對廣大黨員干部素質能力提出的新要求，向全黨發出了“學習、學習、再學習，實踐、實踐、再實踐”的號召，江澤民同志則鄭重發表《學習學習再學習》的重要講話，還要求“各級各類干部都要樹立終身學習的觀念，通過持之以恒的學習，使自己始終跟上時代前進的步伐”，大聲疾呼“我們的領導干部，應該少搞一點卡拉OK，少搞一點應酬活動，多搞一點學習”，要求每一名領導干部為了做好黨的工作，都必須學習學習再學習。一是掀起加強學習、大興學習之風，這表現在建立學習和學習考核制度，黨中央發出《關于建立健全省部級在職領導干部學習制度的通知》，制定全國干部培訓規劃，中央有關部門出臺《關于加強和改進黨委（黨組）中心組學習的意見》《關于建立縣級以上黨政領導干部理論學習考核制度的若干意見》等文件，對領導干部脫產學習、中心組學習、在職自學等作出規范，進一步建立健全學習制度；也表現在開展學習教育活動和學習研討，黨的十四大后黨中央分四批舉辦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學習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研討班，十五大后連續舉辦兩期新當選的中央委員和候補委員學習鄧小平理論和十五大精神研討班，帶動全黨掀起理論學習熱潮；也表現在把講學習作為基礎和第一位任務，在全國縣級以上黨政領導班子和領導干部中分批開展以“講學習、講政治、講正氣”為主要內容的黨性黨風教育活動，在全國農村開展“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學習教育活動，推動學習活動向基層延伸。廣泛開展了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法律知識和科技知識為主要內容的專題學習研究和培訓。二是開展各種學習講座和培訓，從1994年到2001年，中央政治局先后舉辦12次法制講座，帶頭集體學習法律知識。1999年初黨中央舉辦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金融研究班，此后又舉辦財稅、國際經濟貿易、國際形勢與WTO等專題研究班，組織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集中學習研究關系黨和國家全局的重大理論和現實問題。各級黨校、行政院校和各類干部院校、干部培訓中心不斷改善教學條件、深化教學改革、提高教學質量，加強黨員干部的輪訓力度。全黨的大學習，有力提高了黨的領導水平和執政水平，提高了拒腐防變和抵御風險的能力，確保了黨中央重大決策部署和改革發展穩定各項任務的貫徹落實，為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推向21世紀發揮了重大作用。2、提出創建學習型社會戰略。江澤民任總書記后高度重視黨的學習，強調把學習當作提高思想理論素質，提高領導水平和執政水平，提高統攬全局、駕馭復雜局面能力的重要途徑，勉勵全黨同志一定要“成為勤奮學習、善于思考的模范，解放思想、與時俱進的模范，勇于實踐、銳意創新的模范”。他不僅把“講學習”放到領導干部“三講”（講學習，講政治，講正氣）首位，突出學習在黨的集中教育活動中的地位和作用，而且在黨的十五大報告號召“全黨要重視學習，善于學習，興起一個學習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特別是鄧小平理論的新高潮”；還提出領導干部學習的根本是學習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特別是鄧小平理論，用科學理論武裝頭腦，明辨是非，正確理解和堅定執行黨的路線方針政策，更重要的是他提出全黨要樹立終身學習的觀念，養成勤讀書、勤思考的習慣，進而提出創建學習型社會的目標，2001年5月他在亞太經合組織高峰會議上提出要構筑終身學習教育體系，創建學習型社會，2002年11月他又在黨的十六大報告中提出“形成全民學習、終身學習的學習型社會，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從而使黨的學習上升為黨的戰略，實現了世紀之交黨的學習品質升華。世紀之交，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第三代領導集體，努力學習，艱辛探索，不僅使黨的學習成為黨員干部增長知識提高能力的途徑，而且成為關系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興衰成敗和黨執政地位是否穩固的大問題，形成了“三個代表”重要思想，解決了“建設什么樣的黨，怎樣建設黨”的重大理論和實踐課題。可也不能回避的是，這個時期片面學習西方的市場經濟和現代企業制度，一刀切地推行股份制和企業改制，造成大量職工下崗，盡管日后黨中央采取了很多補救措施，可工人階級留下至今仍未愈合的傷痛，應當是黨的學習值得汲取的教訓。但這個時期樹立的“終身學習”理念和“創建學習型社會”都成為黨的學習史上的豐碑，歸納出黨“在每一個重大轉折的時期，面對新形勢新任務，中央都要號召全黨加強學習。每次這樣的學習熱潮，都會推動中國共產黨的事業出現大變化、大發展。這是中國共產黨的一條重要歷史經驗”。黨的十六大把21世紀頭20年當作“必須緊緊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為的重要戰略機遇期”，于是形成了“發展戰略機遇期”的特定術語，這個時期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推進集體學習制度化，把“建設學習型政黨”作為黨的重大戰略，標志著黨的學習上升到一個新高度。1、黨的學習強力推進。一是集體學習的制度化，這一時期，黨中央發出了“在黨和人民事業發展的偉大歷史時刻，全黨同志都要學習、學習、再學習，實踐、實踐、再實踐，前進、前進、再前進”的號召，胡錦濤同志則強調“抓緊學習、刻苦學習，善于學習、善于重新學習”，推進集體學習制度化。他2002年12月26日在主持新一屆中央政治局首次集體學習時指出“我們黨歷來高度重視學習問題，始終把學習作為一項關系黨的事業興旺發達的戰略任務來抓”，并警示“不學習、不堅持學習、不刻苦學習，勢必會落伍，勢必難以勝任我們所肩負的重大職責”，身體力行率先建立中央政治局集體學習制度，十六大以后的10年間就進行了77次集體學習，顯示出建設學習型政黨的理念和決心，對黨的學習起到了重要的帶頭示范作用。二是推出建設學習型政黨戰略。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第一次提出要“努力建設學習型政黨”，首次在黨的文件上指出“重點抓好領導干部的理論和業務學習，帶動全黨的學習，努力建設學習型政黨”；2005年胡錦濤同志在新時期保持共產黨員先進性專題報告會上強調，通過全體黨員的勤奮學習，推動建設學習型政黨、學習型社會；2007年10月他在黨的十七大報告中又一次強調“要按照建設學習型政黨的要求，緊密結合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生動實踐，深入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在全黨開展深入學習實踐科學發展觀活動”，2009年9月黨的十七屆四中全會明確“把建設馬克思主義學習型政黨作為重大而緊迫的戰略任務”，因而成為中國共產黨學習歷程上的一個重大里程碑。2、黨的學習深入廣泛。一是開展黨的集中學習教育活動，十六大后我們黨先后在全黨開展了三次大規模的集中學習教育活動，即以實踐“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主要內容的保持共產黨員先進性教育活動，是黨的歷史上參加人數最多、規模最大的一次馬克思主義集中教育活動，覆蓋全黨，分三批每批半年左右時間，分學習動員、分析評議、整改提高三個階段。學習動員階段，主要通過學習來深化理解、提高認識、明確要求，勢必形成了學習黨的先進性高潮；深入學習實踐科學發展觀活動，活動自上而下分三批展開，有370多萬個黨組織、7500多萬名黨員參加，以縣級以上領導班子和黨員領導干部為重點，活動分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學習調研，學習突出“深入”，突出提升用科學發展觀武裝全黨、指導實踐的水平，又一次形成黨的學習高潮；創先爭優活動，是創建先進基層黨組織、爭當優秀共產黨員，由于直接面對的是黨的基層組織和黨員個人，也就成了深入開展學習實踐科學發展觀活動的拓展和延伸，更加推動全國黨的基層組織和黨員干部的學習深入。二是圍繞學習型政黨建設的黨的學習培訓，這表現在中央政治局就經濟、政治、法律、文化、科技、歷史、國際問題、社會建設、軍事、黨建等方面的重大問題進行深入學習研究，大力實施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建設充分反映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最新成果的學科體系和教材體系，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進教材、進課堂、進頭腦，也表現在制定干部教育培訓規劃、教材建設規劃和大規模培訓干部工作實施意見，出臺《干部教育培訓工作條例（試行）》《中國共產黨黨校工作條例》等法規文件，新建中國浦東干部學院、中國井岡山干部學院、中國延安干部學院和中國大連高級經理學院，舉辦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專題研討班，進行集中學習研討，加大黨員干部學習培訓力度；還表現在落實和完善黨委（黨組）中心組學習制度，加強學習型黨組織、學習型領導班子建設，提出和實施人才強國戰略，大力加強各方面人才的培養，推動全民學習和終身學習的理念不斷深入人心，學習型社會建設取得明顯成效。持續而廣泛的學習，有力推動黨的執政能力建設和先進性建設，為在新的形勢下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提供了強有力的保障。在這個時期，以胡錦濤為書記的黨中央特別重視學習，把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與發展戰略機遇期的具體實際相結合，大力推進集體學習制度化，推出建設學習型政黨戰略目標，鑄就黨的學習成為提升黨的執政能力的事業，形成科學發展觀重大戰略思想，解決了“什么是發展、為誰發展、靠誰發展、怎樣發展”等重大問題，有力地推動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回顧改革開放時期黨的學習，幾次熱潮的興起，都與群眾學習有很大關系，可以說這個時期形成了深刻反映黨的學習特點的，與群眾學習互相激蕩、互相促進的局面。值得一提的是，千軍萬馬為文憑奮戰，和吸引全黨全社會的振興中華讀書活動，既是黨群互相學習的特殊標志，也是群眾學習的高峰和熱潮。1、高考制度恢復的學習大比拼。一是備戰高考的學習熱。自高考制度恢復以來，引來全國570萬考生參加考試，積極學習備考，更為重要的是，當時工作包分配的制度，讓很多大學生還沒有畢業就早早被政府機關、事業單位與各大企業提前預定好，也就一直被廣大人民群眾視為“改變命運”的最佳途徑，成為激發大多數寒門子弟學習的動力。而高考錄取畢竟是少數，廣大考生通過備考提高自己，也興起了全社會重視學習支持學習幫助學習的熱潮和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的社會風氣，是極其難能可貴的。二是文憑熱迎來的學習熱。改革開放初期強調領導班子要知識化，年輕化，興起了文憑熱。那時文憑對于一個人有何等的重要，現在是想象不到的，因為有文憑，哪怕是中專，就可以如魚得水，似乎文憑就是進步的階梯，所以文憑熱勢必帶來了學習熱，學習稱得上如饑似渴。北京日報1980年7月7日1版刊發《珍惜業余時間的人們》記錄了北京宣武“紅旗夜大”每逢聽課日，很多從四面八方趕來學習的學員，都像宣武區房管局青年工人張維華一樣，下班后立即換衣服，匆匆背上書包，路上吃根油條和火燒，六點半準時坐在課堂上專心致志地聽課的緊張火熱學習生活（源自那些年，夜大掀起的“學習熱”，千龍網2018-07-13）。上個世紀80年代，山西省有一家刊物《山西青年》，破天荒主辦了全國第一個刊授大學，吸引了全國成千上萬的高考落榜者加入其中，真的有一股子“頭懸梁、錐刺股”的精神。與此同時，中央和省市黨校也都開設了函授班，成為黨員干部學習獲取文憑的路徑。文憑熱進而發展為出國學習熱，因為恢復高考制度后，也同時開始了選派留學生，當時留學生大都是公派免費，促使很多人學習英語為之奮斗，“學習機”、英語角成為那個時代學英語熱的見證。文憑熱后來又發展為在職人士“讀研熱”，不少在職人員，不滿足于已有的文憑，繼續深造攻讀研究生，據教育部網站的統計數據，2003年在職碩士的招生人數和已在校研讀人數分別為58060人和144966人，2008年分別達到131446人和383875人，增長1.26和1.65倍，顯示了“終身學習”的影響力，而這種文憑熱引發的學習熱，黨員干部是重要推力，也是形成這種學習高潮弄潮兒，更見證了黨的學習與群眾學習的同頻共振，顯示了獨特的引領作用。2、振興中華讀書活動。上個世紀80年代初，正是我國改革開放大潮風起云涌之時，舉國上下人心振奮，“振興中華”的口號響徹中華大地的上空，在全國廣大職工中興起了為振興中華而讀書的熱潮。振興中華讀書活動是中國職工群眾為提高自身素質而開展的群眾性業余讀書活動，20 世紀 80 年代初首先在上海出現，1983年經全國總工會倡議，并得到中央支持，迅速在全國普遍開展。初期以學習中國近代史、中國革命史、中共黨史（簡稱“三史”）為主，以后逐漸擴展，成為提高職工政治覺悟、道德品質、文化水平以及其他各方面知識水平和技能的一種途徑；學習形式有讀書小組、知識競賽、演講團、書評小組和個人自學等，1985年全國總工會頒布《職工自學成才獎勵暫行條例》，并設立職工自學成才獎勵基金。推動振興中華職工讀書活動的是，《工人日報》1983年、1984年舉辦的近千萬職工參加的，影響深遠的兩次讀書活動知識競賽，中央政治局委員習仲勛、全國政協副主席王首道分別為兩次讀書活動知識競賽撰寫文章，周培源、于光遠、錢偉長、胡繩、王力、白壽彝、姜椿芳、唐弢８位國內一流的專家學者擔任讀書知識競賽活動出題、閱卷、評審的顧問，胡喬木、倪志福和鄧力群等領導分別為兩屆獲獎者代表頒獎，空軍司令員張廷發、政治委員高厚良發布命令授予1983年讀書活動知識競賽女狀元王素華“振興中華刻苦讀書標兵”的光榮稱號，1984年獲得“狀元”的伍蔚滇被記大功一次、晉升二級工資，后來被選為長沙市總工會副主席，激勵引導職工多讀書、讀好書，養成良好的學習風尚，而參賽的人群中有很多是黨員干部，1984年“狀元”伍蔚滇便是黨員代表，因此讀書活動和知識競賽繪出了黨的學習與群眾學習互促互動的壯闊畫卷。但不能忽視的是，改革開放時期的群眾學習中也普遍出現一些問題，如熱衷于打開國門招攬蒼蠅，學習西方自私自利和張揚自我的價值觀，羨慕資產階級生活方式，在“能掙會花”的包裹下，追求富豪奢侈糜爛一擲千金的生活，穿喇叭褲、戴蛤蟆鏡、唱庸俗低級趣味情歌成為時髦，甚至出現唯利是圖、坑蒙拐騙、制假造假等夢想驟富、暴富歪風邪氣，腐蝕了青年學生的心靈，嚴重敗壞社會風氣。
四、不能回避的新教條主義
黨的思想路線是實事求是，改革開放的旗幟和黨的學習基本準則也是實事求是，所以記錄和評價這一時期黨的學習成果和存在的不足，也應該實事求是。既要高度珍視這個時期黨的學習難能可貴的經驗，也應該正視所存在的不能回避的扭曲改革開放的新教條主義，真正按照習近平總書記的指示要求，做到知史愛黨、知史愛國，在學習領悟中堅定理想信念，在奮發有為中踐行初心使命。1、意識形態的“拿來主義”。上世紀八十年中后期一些人鼓吹的“一切都是拿來主義”，便是這個時期扭曲改革開放的新教條主義主要代表。其基本表現，既有無視當代資本主義侵略擴張和強權政治丑惡，僅僅因為資本主義的表面繁榮便荒唐接受資本主義全部的淺薄無知，也有抹滅社會主義創造的巨大成就和蘊含的巨大生命力，只是由于社會主義運動出現的曲折和暫時挫折便武斷地拋棄社會主義的全部；其主要特征是盲目崇拜別人的成就、無限夸大自己的曲折，而且此后不斷改頭換面，成為西化滲透的翻版。具有諷刺的是，“一切都是拿來主義”正好與黨的早期教條主義相對，盡管也注意客觀現實的發展變化，卻被資本主義社會假象所迷惑，出現非A即B的絕對化，全盤接受并賣力宣傳西方的唯利是圖價值觀和自由主義、無政府主義和市場經濟理論，其政策和道路取向是學習資本主義全盤西化，用現代資本主義思想理論改造社會，摒棄乃至批判社會主義。這種新教條主義看起來很“時髦”很現代很潮流，實際上忽視了不斷調整改良的當代資本主義盡管緩解了一些矛盾，但不能改變資本主義剝削壓迫的本性，不能解決資本對雇傭者的剝削、“過度生產過剩”以及經濟無序和揮霍浪費等根本問題，不能消除資本主義霸權把科學變成了“擴張驅動”和戰爭的工具，蹂躪人類社會與破壞大自然和諧的致命弊端。雖然這種新教條主義充滿欺騙誘惑力，但拿來指導實踐必然使人民遭受外國資本和買辦資本、土豪資本的多重壓迫，正如毛主席所說“對外國的科學、技術和文化，不加分析地十概排斥，和前面所說的對外國東西不加分析地照搬，都不是馬克思主義的態度，都對我們的事業不利”，而拿來主義的新教條主義形成的“不利”，實際就是否定共產黨領導，否定社會主義，改變中國的社會主義顏色。2、科技領域拿來主義翻版“跟隨戰略”。改革開放以來，為了盡快縮短與世界的差距，鼓勵引進技術和裝備、以合資方式學習國外先進技術和經驗，這本無可厚非，也非常之必要，可一些地區、部門和企業卻將此異化成模仿爬行的“拿來主義”、“跟隨戰略”，以致不費力氣的“摘果實”特別是制假販假、盜版侵權的不端行為屢屢發生，極大挫傷了科技和經濟領域自創、原創、獨創的積極性。胡錦濤同志曾經在2009年兩院院士大會上，一針見血地指出了我國科技總體水平同世界先進水平差距較大、關鍵技術自給率低、自主創新能力不強、特別是企業核心競爭力不強，優秀拔尖人才還比較少等嚴重問題。因此，必須正視這個時期向世界學習存在的問題，這表現在學習與獨立思考不如新中國初期，盡管科技環境和條件不知比那時好多少倍，而自強不息的志氣、傲視洋人的豪氣、戰勝困難的勇氣、科技發展的韌勁和毅力卻大打折扣，形形色色的浮飄浮躁和名利主義、實用主義紛紛出籠，與當時科學家們的無私奉獻格格不入；也表現在學習與趕超存在嚴重的固步自封，中國科技可能某方面領先世界，但整體實力和擁有的核心技術量遠不如發達國家，自主創新能力不強，產業技術的一些關鍵領域對外依存度過高是不爭的事實。瑞士洛桑國際管理研究院關于全球60個經濟體2005年IMD競爭力的排名中國位居第31位，在世界經濟論壇發布的2005-2006年全球競爭力的報告中我們僅名列第49位；還表現在中國建設創新型國家，作為中國人理當高興和自豪，奇怪的是國內一些人卻打著改革開放旗號的無端發難，與一些別有用心的洋人沆瀣一氣，把中國的自主創新污蔑為宣泄民族主義情緒，發出種種指責：什么“在全球經濟一體化的背景下中國應放下自主品牌心理負擔，參與世界經濟分工”，什么“中國制造不可替代，中國創造應該降溫”，甚至說中國自主創新是改革開放政策的“倒退”。這些人貌似關心開放，實則是褻瀆對外開放。值得提出的是，拿來主義的新教條主義，使“造不如買、買不如租”大行其道，有大量資金進口洋貨、照搬外國，卻沒有錢支持自己研制的重大項目。不僅眾所周知的“運十”大飛機下馬，而且截至1982年，中國空軍包括遠程轟炸機、對地強擊機，地空遠程、中程、近程導彈總計31項項目下馬，中國海軍包括現在才有的“093、094”核潛艇、“092G”大型導彈SLV驅逐艦總計11項項目下馬，第二炮兵部隊包括多彈頭形式的“DF6A”、固體發射的“DF7A”“DF12”空射火箭多達45項項目下馬，反導項目被扼殺，DF7慘遭肢解被銷毀，激光武器研究下馬等等，可謂觸目驚心；還有比如曙光大型計算機、工業自動化、船舶、數控機床、大型工程裝備眾多的重大民用工業和科技項目的下馬（資料源自：那些年，那些事兒：盤點那些曾經被“下馬”的項目與工程，搜狐2017-05-05），讓西方資本主義欺騙屢屢得逞，對獨立自主、自力更生造成了的嚴重難以彌合的傷害。新中國成立之初“一窮二白”，堅持“獨立自主、自力更生”，創造了“兩彈一星”、層子模型、有限元方法、人工合成牛胰島素等獨領世界科壇風騷的科技奇跡；改革開放后“鳥槍換炮”，體現我國原始創新能力的國家自然科學獎和國家技術發明獎卻多次出現一等獎空缺，相形之下多么不可思議！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實踐的檢驗，使我們刻骨銘心地感到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重要，那些以學習西方先進技術為名打壓自主研制項目的行為，本質是抽掉中國科技靈魂，把中國科技引向爬行模仿的歧途。事實證明，新中國成立以來，令敵對勢力心驚膽寒的是“獨立自主、自力更生”感召下的科技崛起，是依靠“獨立自主、自力更生”取得的擁有知識產權的科技成就，而中國科技的最大潛危和阻礙創新中國發展的最大絆腳石，是科技工作者、專家學者乃至企業家丟失“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法寶，誤入追逐名利的邪路。所以胡錦濤同志在全國科協成立60周年紀念大會上斬釘截鐵地指出：“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無論過去、現在和將來，都是推動我國科技事業發展的根本立足點。在關系國民經濟命脈和國家安全的關鍵領域，真正的核心技術和關鍵技術只能依靠我們自己，只能依靠自主創新”。3、經濟領域不加辨別的“拿來主義”。毛主席早在1956年《同音樂工作者的談話》就指出“學外國不等于一切照搬。向古人學習是為了現在的活人，向外國人學習是為了今天的中國人”，他指出了學習外國必須堅持以我為主，以創新為主的根本原則。魯迅先生早年說過的“拿來主義”的“拿來”，就是必須拿來好的摒棄壞的，不加辨別照搬西方的“拿來主義”，往往引發“西化”現象和西化滲透。本來在經濟領域最基本的學科，天經地義應該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這既是應用經濟學的基礎，也是社會意識形態的重要組成部分，更是國家制定經濟政策的理論依據。可以適當進行一點西方經濟學教育，這主要是為了比較、分析、辨別和借鑒。可國內幾乎所有的大學都一股風地用西方經濟學取代了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的主流地位，所開設的西方經濟學課程數量遠遠超過政治經濟學、經濟史、經濟思想史等專業，并拒絕采用中國學者編著的教材（包括“馬工程教材”），直接采用西方原版教材或中文譯本；教師在教學中沒有科學的批判，在絕大多數經濟學博士點和碩士點的招生考試中“西方經濟學”所占考分達到2/3甚至4/5等等，這表明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被徹底邊緣化。其直接的嚴重后果是，導致大量青年學生盲目迷信崇拜西方經濟學和資本主義制度，嚴重影響高校大學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更嚴重的后果是，研究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卻以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為既定前提，以研究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資源配置問題為根本，以資本主義私有制市場經濟制度的研究結論去社會主義土壤實踐，怎能結出社會主義的果？按照西方“主流經濟學”的理論和邏輯，市場經濟必須而且只能以生產資料私有制為基礎，從根本上否定和反對公有制及社會主義。正因為此，一些西方國家至今不承認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國內一些人一再公然提出全面私有化主張，充分暴露了不加鑒別全盤吸收的學習西方遺患無窮。（參自邱海平：中國經濟學教育嚴重西化，環球網2014-06-27，來源：環球時報）4、學習考察的異化。外出學習考察本來是解放思想改革開放的必要，但后來異化為“出國考察就是出國旅游”，高成本出國培訓。2004年全國行政事業單位出國費用約為29億元（其中中央11億元，地方18億元，出國用匯19億元），不僅有數萬名農業官員到韓國“培訓7天、觀光3天”的研修，更有把美國當作大規模培訓干部基地，最為著名最大規模的培訓中國官員“哈佛計劃”，從2002年起的5年內為中國培訓300名廳局級以上中高級官員，以致有人懷疑取回的“經”會不會南橘北枳，大量有識之士呼吁“去哈佛不如去延安”、“與其出國頂崗培訓，不如到窮困邊遠山區掛職鍛煉來得實在”。根據《2004年度行政事業單位決算》。由于我國官員可以到30個國家和地區培訓，居然形成國外培訓中國官員熱，瑞士圣加侖大學中瑞公共管理培訓項目經理約瑟夫·蒙德爾宣稱“瑞士在公共管理、環境保護和旅游方面比較強……，愿意把這些領域的一點點好的經驗提供給中國”；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1998年起開辦吸引大批中國地市級官員的“管理經濟學碩士班”而得名“市長班”，贏取2001年同中國簽署“中國高級官員赴新加坡考察學習計劃”，每年都有12名中國高級官員赴新留學；韓國更是不甘示弱，專門建立中國公務員培訓基地。王岐山同志任北京市長時在人代會上講了一個頗具諷刺的出國學習考察成效，他說“以前，聽說南斯拉夫的奶牛養得好，中國人就經常去學習參觀。當地的官員就對我們講‘中國人就是愛學習，連我們的奶牛都認識中國人了！’”所以他指出學習國外先進經驗渠道非常多，不一定非要花時間、花精力到國外去考察。(源自：話說中國官員出國“取經熱”，大眾網2006-08-31，人民日報華南版）1、中國共產黨建設學習型政黨的歷史沿革，共產黨員網；2、改革開放以來黨對學習型黨組織建設的探索，光明網2018-09-04；3、中國共產黨在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的學習，澎湃網2022-0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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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昆侖策研究院高級研究員；來源：昆侖策網【原創】修訂稿，作者授權首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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