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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6月，《商鞅徙木立信論》一文初步體現了毛澤東的中西文化比較意識。毛澤東一方面說：“吾讀史至商鞅徙木立信一事，而嘆吾國國民之愚也，而嘆執政者之煞費苦心也，而嘆數千年來民智之不開、國幾蹈于淪亡之慘也。”另一方面說：“吾特恐此徙木立信一事，若令彼東西各文明國民聞之，當必捧腹而笑，噭舌而譏矣。”不難看出，毛澤東此時已初步具備一種想象的“他者眼光”來看待中國問題的視野、能力和境界。1915年6月，在《致湘生信》中，以康有為、梁啟超為例，毛澤東闡述自己的為學之道：“吾于課程荒甚，從前拿錯主意，為學無頭緒，而于學堂科學，尤厭其繁碎。今聞于師友，且齒已長，而識稍進。于是決定為學之道，先博而后約，先中而后西，先普通而后專門。”并說：“來日之中國，艱難百倍于昔，非有奇杰不足言救濟”。這里雖然毛澤東尚未明確提出“中西文化融合”的問題，但無疑蘊含其從中西文化比較視野來規劃自己為學之道的步驟、目標和思路。在毛澤東看來，要挽救中國危難，必須有“奇杰”，而深入研究和接受中學和西學、中國文化和西方文化則是成為“奇杰”的兩個必備條件，或者說，“奇杰”必是“中西合璧”之人。1915年9月，在《致蕭子升信》中，毛澤東說：“觀中國史，當注意四裔，后觀亞洲史乃有根；觀西洋史，當注意中西之比較，取于外乃足以資于內也。”這里，毛澤東明確地主張通過中西文化比較，才能實現“取于外以資于內”的目的，即中國社會文化的自我認識和自我更新。

可以說，中西文化比較已成為青年毛澤東思考問題的一個重要視角、重要內容、重要方法。一方面，毛澤東以西方文化之長來彰顯中國傳統文化之短。例如，1917年夏，在《〈一切入一〉序》一文中，毛澤東分析了中學與西學之利弊，認為“吾國古學之弊，在于混雜而無章”，而西學則條理分明，“秩乎若瀑布之懸巖而振也。”顯然，在毛澤東看來，條理分明的西學比“混雜而無章”的“吾國古學”要好，其中西文化比較意識十分鮮明。1917年8月，在《致黎錦熙信》中，毛澤東說：“近傾略閱書報，將中外事態略為比較，覺吾國人積弊甚深，思想太舊，道德太壞。”這里毛澤東所謂“覺吾國人積弊甚深，思想太舊，道德太壞”顯然是他“將中外事態略為比較”的一個思想結論，屬于“將中外事態略為比較”之“覺”，也可引申或擴展為中外文化比較之“覺”。另一方面，毛澤東又沒有崇拜和迷信西方文化，跌入西方文化中心論。這是難能可貴的。毛澤東說：“懷中先生言，日本某君以東方思想均不切于實際生活。誠哉其言!吾意即西方思想亦未必盡是，幾多之部分，亦應與東方思想同時改造也。”“此類是古非今之思想，不獨我國，西洋亦有之。”這說明，毛澤東并未像當時一些人那樣簡單地將“東西文明之異”理解為“古今之異”，而是主張“同時改造”東西方思想，其中，一種通過同時改造東西文化而創造新文化的美好愿景，呼之欲出。

毛澤東之所以沒有陷入西方文化中心論的誤區，不僅是因為他認識到西方文化也存在自身的嚴重弊端，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相信“大本大源”作為“宇宙的真理”，既是中外文化能夠分享的，又是超越古今中外文化的。毛澤東說：“夫本源者，宇宙之真理。天下之生民，各為宇宙之一體，即宇宙之真理，各具于人人之心中，雖有偏全之不同，而總有幾分之存在。”“當今之世，宜有大氣量人，從哲學、倫理學入手，改造哲學，改造倫理學，根本上變換全國之思想。”根據毛澤東此時的思想主張，他似乎想通過古今中西文化比較來尋找那超越古今中西文化的“大本大源”或“宇宙真理”，來動天下之心，作為改造中國的思想武器。這就從中西文化比較的文化反思走向某種超越文化的抽象的玄思玄想。

1917至1918年間，毛澤東通過閱讀德國哲學家泡爾生的著作《倫理學原理》，似乎找到了他的“大本大源”，即“惟我論”或“自我實現論”。由此可以理解，毛澤東何以如此專心閱讀此書，并寫下了大量批注。據其《〈倫理學原理〉批注》，大體而言，毛澤東的“惟我論”主要包括三層含義：其一，以我立說，有起點、有本位?惟我存在，我即宇宙。毛澤東說：“吾從前固主無我論，以為只有宇宙而無我。今知其不然。蓋我即宇宙也。各除去我，即無宇宙。各我集合，即成宇宙，而各我又以我而存，茍無我何有各我哉。”簡言之，“我”就是宇宙的“大本大源”。其二，正面而言，我的目的在實現自我。毛澤東說：“人類之目的在實現自我而已。實現自我者，即充分發達吾人身體及精神之能力至于最高之謂。”簡言之，“我”的目的在于“實現自我”。其三，反面而言，違背我者，罪莫大焉，在所必去。毛澤東說：“故凡有壓抑個人、違背個性者，罪莫大焉。故吾國之三綱在所必去，而教會、資本家、君主、國家四者，同為天下之惡魔也。”不難看出，毛澤東這里所表達的“惟我論”盡管以超越中西文化乃至以超文化的視野立論，卻也體現了近代西方啟蒙精神，同時又蘊含中國傳統文化“為仁由己”“自作主宰”的道德主體精神。

實際上，主張個性自由、自我實現的“惟我論”與科學與民主是一脈相承、互相呼應的。毛澤東隨后即以科學和民主精神批判中國社會思想狀況和文化傳統。在毛澤東看來，正是由于中國缺乏科學與民主，才造成中國人缺乏自我意識；中國人要想有科學與民主，首先就要打破獨斷態度、思想強權和精神偶像。1919年7月21日，在《健學會之成立及進行》一文中，毛澤東說：“像我們反對孔子，有很多別的理由。單就這獨霸中國，使我們思想界不能自由，郁郁做二千年偶像的奴隸，也是不能不反對的。”

毛澤東試圖通過中西文化比較，探索一種新文化。1920年3月14日，在《致周世釗信》中，毛澤東說：“世界文明分東西兩流，東方文明在世界文明內，要占個半壁的地位。然東方文明可以說就是中國文明。吾人似應先研究過吾國古今學說制度的大要，再到西洋留學才有可資比較的東西。”毛澤東再次強調要通過中西文化比較研究，才能更好地認識西方文化和中國文化及其關系，才能“取于外乃足以資于內”。

毛澤東起初主張中西文化比較，其目的在于“取于外乃足以資于內”，其思想內容尚不十分明確，隨后則明確轉向探索、創造新文化。1920年7月31日，在《發起文化書社》中，毛澤東說：“澈底些說吧，不但湖南，全中國一樣尚沒有新文化。全世界一樣尚沒有新文化。一枝新文化小花，發現在北冰洋岸的俄羅斯。幾年來風馳雨驟，成長得好，與成長得不好，還依然在未知之數。”“我們認定，沒有新文化由于沒有新思想，沒有新思想由于沒有新研究，沒有新研究由于沒有新材料。”粗略一看，毛澤東的上述論說顯然有點自相矛盾，一方面他說“不但湖南，全中國一樣尚沒有新文化。全世界一樣尚沒有新文化”；另一方面他又說“一枝新文化小花，發現在北冰洋岸的俄羅斯”。他前面說“沒有新文化”，后面卻又說“有一枝新文化小花”。套用現在的說法，“一枝新文化小花”也是“新文化”呀。仔細體會，毛澤東的這種看似有點自相矛盾的論述卻又富有深意，耐人尋味。他強調的是“澈底些說吧”，無論中國還是世界都沒有新文化，因為那枝“新文化小花”“幾年來風馳雨驟，成長得好，與成長得不好，還依然在未知之數”，就是說，俄羅斯的那“一枝新文化小花”是否能夠真正成長為“新文化”的“參天大樹”尚屬“未知之數”。不難體會到，毛澤東此時對于這枝俄羅斯的“新文化小花”尚疑慮重重，以致想去實地考察一番。后面一段，毛澤東簡要地概括了沒有新文化的基本原因和創造新文化的基本思路，即新文化需要新思想，新思想需要新研究，新研究需要新材料。尋找新材料是創造新文化的思想起點。顯然，此時毛澤東關于創造新文化的思考路徑大體屬于學術研究路徑。盡管此時毛澤東尚未找到創造新文化的真正路徑，但可以說，探索新文化、創造新文化，已經成為毛澤東進行中西文化比較的根本目的，也是他以后選擇馬克思主義的重要原因、重要動力和重要步驟。

毛澤東在試圖通過中西文化比較探索新文化的過程中，重心逐步從思想文化變革轉向社會政治變革，認識到西方文化并非鐵板一塊、一成不變，而是充滿內部沖突并正在經歷一場激烈的社會變革過程，這集中表現在他對法國革命與俄國革命的比較分析上。

首先是對于法國政治改革和俄國社會改革的比較分析。1919年7月21日，在《民眾的大聯合》一文中，毛澤東說：“自法蘭西以民眾的大聯合，和王黨的大聯合相抗，收了‘政治改革’的勝利以來，各國隨之而起了許多的‘政治改革’。自去年俄羅斯以民眾的大聯合，和貴族的大聯合資本家的大聯合相抗，收了‘社會改革’的勝利以來，各國如匈，如奧，如截（捷克），如德，亦隨之而起了許多的社會改革。雖其勝利尚未至于完滿的程度，要必可以完滿，并且可以普及于世界，是想得到的。”在毛澤東看來，“政治改革”是“民眾的大聯合”抗擊“王黨的大聯合”，“社會改革”則是“民眾的大聯合”抗擊“貴族的大聯合和資本家的大聯合”。毛澤東雖然沒有明確說明“政治改革”與“社會改革”的關系，但很明顯，他認識到，從“政治改革”到“社會改革”是一種歷史進步，并且對于“社會改革”將“普及于世界”充滿信心，當然也包括中國的“社會改革”。與陳獨秀、李大釗、蔡和森一樣，毛澤東從世界歷史視野考察法國革命和俄國革命，突出其世界歷史意義并由此論及中國。

其次是總結和比較改革方法。毛澤東起初贊成溫和的社會改良方法。1919年7月14日，在《〈湘江評論〉創刊宣言》中，毛澤東說：“各種改革，一言蔽之，‘由強權得自由’而已。”他主張聯合群眾，向強權者實行“忠告運動”“呼聲革命”“無血革命”，而不行那沒效果的“炸彈革命”“有血革命”，“因為用強權打倒強權，結果仍然得到強權。不但自相矛盾，并且毫無效力。”1919年7月21日，在《民眾的大聯合》一文中，毛澤東總結說，關于聯合以后的行動有兩派主張，一派主張采取很激烈的辦法，就用“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的辦法，其首領是德國的馬克思?另一派主張采取較為溫和的辦法，他們要以互助的道德和自愿工作，聯合地球做一國，聯合人類做一家，其首領是俄國的克魯泡特金。這派人的意思，更廣，更深遠。此時，毛澤東雖然已經將馬克思主義置于思考“社會改革”問題的中心，但尚未贊同馬克思主義的激烈的革命方法，而是贊成無政府主義的溫和的改良方法。

為了找到中國社會文化改造的出路，此時毛澤東主張首先從學理上認識和解決問題。大概受李大釗和胡適關于“問題與主義”論戰的影響，1919年9月，毛澤東撰寫了一個《問題研究會章程》，提出當時中國需要研究的71項大大小小共144個問題。其中就有“社會主義能否實施”和“東西方文明會合”這兩個問題，盡管他當時沒有把這兩個問題突出出來、聯系起來，卻也讓人能夠體會到“社會主義”與“東西方文明會合”具有某種聯系。毛澤東說：“問題之研究，須以學理為根據。因此在各種問題研究之先，須為各種主義之研究。”“問題研究會，只限于‘以學理解決問題’。‘以實行解決問題’，屬于問題研究會以外。”顯然，毛澤東并不贊成胡適所謂“多談問題、少談主義”的主張而贊同李大釗關于“問題與主義”相輔相成、并行研究的主張，同時局限于“以學理解決問題”，尚未贊同“根本解決”主張。

在1920年上半年，毛澤東對于社會改革和各種主義依然模糊不清、猶豫不決。1920年2月，在《致陶毅信》中，毛澤東說：“我覺得好多人講改造，卻只是空泛的一個目標。究竟要改造到那（哪）一步田地（即終極目的）？用什么方法達到？自己或同志從那（哪）一個地方下手？這些問題，有詳細研究的很少。”這里毛澤東表達了對于中國社會改造問題的困惑。1920年3月14日，在《致周世釗信》中，毛澤東說：“老實說，現在我于種種主義，種種學說，都還沒有得到一個比較明了的概念，想從譯本及時賢所作的報章雜志，將中外古今的學說剌（刺）取精華，使他們各構成一個明了的概念。”這里毛澤東表達了對于各種主義的困惑。同時，毛澤東又說：“我覺得俄國是世界第一個文明國。我想兩三年后，我們要組織一個游俄隊。”顯然，盡管毛澤東此時尚未下定決心“以俄為師”，但已將俄國視為“世界第一個文明國”，并且還渴望去俄國進行實地考察。這說明毛澤東此時對這枝“俄羅斯的新文化小花”尚缺乏信心，想去俄國進行實地考察，看個究竟，以解答這個“未知之數”。

盡管毛澤東尚未下定決心“以俄為師”，但在思考中國社會改造問題的過程中，俄國革命已經成為最重要的實踐參照。一個多月以后，毛澤東對于俄國十月革命的信心大增，根據自己對于俄國革命的認識和想象以史詩般的語言描述和總結了俄國十月革命的歷史情景和成功經驗，并且表示，如果中國能像俄國那樣來一次徹底的總革命，他也贊成，但同時又表示，像俄國那樣實行徹底的總革命在中國行不通，改造中國只能從“分處下手”。1920年9月5日，在《打破沒有基礎的大中國建設許多的中國從湖南做起》一文中，毛澤東說：“以政治組織改良社會組織，以國家促進地方，以團體力量改造個人，原是一種說法。但當在相當環境相當條件之下，如列寧之以百萬黨員，建平民革命的空前大業，掃蕩反革命黨，洗刷上中階級，有主義（布爾失委克斯姆），有時機（俄國戰?。?，有預備，有真正可靠的黨眾，一呼而起，下令于流水之原，不崇朝而占全國人數十分之八九的勞農階級，如響斯應。俄國革命的成功，全在這些處所。中國如有澈底的總革命，我也贊成，但是不行（原因暫不說）。所以中國的事，不能由總處下手，只能由分處下手。”

經過“驅張運動”“湖南自治運動”“工讀互助運動”等社會改革實踐，毛澤東逐步認識到，在中國，政治改良之路根本走不通，必須采取激烈的革命方法。1919至1920年上半年期間，毛澤東的思想徘徊在改良與革命、“分解決”與“總解決”之間，總的主導傾向是改良思想越來越弱、革命思想越來越強。1920年6月18日，在《湖南人民的自決》一文中，毛澤東說：“社會的腐朽，民族的頹敗，非有絕大努力，給他個連根拔起，不足以言摧陷廓清。”但在1920年9月間，毛澤東又表示，中國沒有條件實行俄國那樣的徹底的總革命。1920年11月25日，在《致向警予信》中，毛澤東說：“政治界暮氣巳（已）深，腐敗已甚，政治改良一涂，可謂絕無希望。吾人惟有不理一切，另辟道路，另造環境一法。”同日，在《致羅璈階信》中，毛澤東說：“我雖然不反對零碎解決，但我不贊成沒有主義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解決。”“主義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趨赴”。此時，毛澤東終于下定決心尋求中國社會的根本解決之道，并以此說明“驅張”運動和湖南自治運動的現實意義。1920年11月，毛澤東總結說：“‘驅張’運動和自治運動等，也是達到根本改造的一種手段，是對付‘目前環境’最經濟最有效的一種手段。”“澈底言之，這兩種運動，都只是應付目前環境的一種權宜之計，決不是我們的根本主張。我們的主張遠在這些運動之外。”毛澤東明確說明，“驅張”運動和湖南自治運動只是我們的“一種權宜之計”，而“決不是我們的根本主張”。那么，“我們的根本主張”是什么呢？

很快，毛澤東就明確地說明了“我們的根本主張”。1921年1月，在《在新民學會長沙會員大會上的發言》中，通過比較分析世界上解決社會問題的各種方法，毛澤東認為，中國社會變革當以俄為師，實行共產主義。“激烈方法的共產主義，即所謂勞農主義，用階級專政的方法，是可以預計效果的，故最宜采用。”1921年1月21日，毛澤東致信蔡和森說：“唯物史觀是吾黨哲學的依據”。有學者總結說：“毛澤東那一代中國先進知識分子，是在中西方文化激烈碰撞和相互比較過程中，來尋求自己的‘精神驛站’的。毛澤東最終選擇信仰馬克思主義，也是通過對西方各種政治主張和學說進行反復比較后才得以確定的。”中西文化比較、對于新文化的向往、反思和總結中西文化沖突、比較分析法國革命和俄國革命、改良方法和革命方法，構成毛澤東選擇馬克思主義的關鍵思想環節或“精神驛站”。簡要地說，毛澤東選擇馬克思主義是其在社會實踐基礎上深刻反思和總結中西文化沖突的思想成果，有其深厚的中西文化沖突背景和文化反思意識。

據以上分析，毛澤東走向馬克思主義的思想歷程是通過中西文化比較、與師友思想交流和社會實踐實現的，確乎能夠“把理想信念建立在對科學理論的理性認同上，建立在對歷史規律的正確認識上，建立在對基本國情的準確把握上”。從青年時期起，毛澤東就強調，人們做事必須有其“自覺心”。1917年4月，在《體育之研究》一文中，毛澤東說：“一事之見于行為也，必先動其喜為此事之情，尤必先有對于此事明白周詳知其所以然之智。明白周詳知所以然者，即自覺心也。”毛澤東走向馬克思主義的思想歷程充分體現了他的這種“自覺心”，特別是“文化自覺心”，集中體現了中國先進分子走向馬克思主義的文化自覺歷程。

（一）探索中西文化沖突的解決之道

就其思想重心和價值取向而言，青年毛澤東的思想轉變過程主要經歷了中國傳統文化、西方資本主義文化、馬克思主義文化三個歷史階段。1960年6月，毛澤東回顧說：“我讀的書有兩個階段，先是讀私塾，是孔夫子那一套，是封建主義?接著進學校，讀的是資本主義，信過康德的哲學。后來是客觀環境逼得我同周圍的人組織共產主義小組，研究馬列主義。”青年毛澤東的思想歷程深刻反映了中國先進分子反思中西文化沖突、探索解決中西文化沖突之道的歷史進程，反映了近代以來中國社會文化變革旨趣和中華民族精神發展趨勢從“儒化”到“西化”再到“俄化”的自我更新過程。正如有學者分析說：“青年毛澤東的思想內在的邏輯運動與近代中國民族精神發展趨勢的趨同、諧振、共振乃至溶為一體，而終于成為其最高代表的過程，正是歷史與邏輯必然性高度統一的集中體現。”

毛澤東早期思想轉變過程是中西文化沖突和融合的個體表現。有學者分析說，毛澤東走向馬克思主義的思想歷程經歷了一系列中間環節，其中從“無我”到“唯我”的思想轉變，就是一個重要環節。“無我論”用封建的三綱五常、政權、神權，壓制和否定個性，是封建禮教和神權的產物；“唯我論”提倡個性解放、個性自由，是資產階級個性解放的產物。從無我論到唯我論是近代生產力和人類思想發展的必然結果和趨勢。青年毛澤東從無我論到唯我論思想轉變的發展邏輯，反映了人類思想解放的歷史進程。在通過中西文化比較不斷探索中國社會文化改造道路的過程中，毛澤東找到了以馬克思主義反思和超越中西文化沖突的解決之道，以文化的階級性把握文化的時代性，批判和超越了“中體西用論”和“全盤西化論”，確立了中國社會文化改造的正確方向。正如有學者分析說：“毛澤東深刻認識到這一階級斗爭學說的意義和價值，提出了一種全新的思路：文化選擇不再是統一的文化選擇主體對中西兩種文化的選擇，而是已經分裂的主體對中西文化有不同的選擇。這就把中西文化的爭論轉化為文化選擇主體之間的斗爭。”

（二）探索中國社會文化的變革之道

青年毛澤東的思想轉變過程反映了中國先進分子探索救國救民道路的曲折過程，具體而微地反映了近代以來中國社會變革和思想革命的歷史軌跡，是生動反映中國社會變革內在進程的一個人格縮影。有學者分析說，青年毛澤東的思想轉變過程大致與中國近代思想的發展歷程相吻合。毛澤東最初受康梁“新民思想”的啟蒙，走上了反帝反封建的征途。辛亥革命暴發后，毛澤東的思想由改良轉變為革命，推崇資產階級共和制度。辛亥革命失敗后，毛澤東的思想經歷了一個不斷變化的探索過程，既有激進民主主義，也有無政府主義和空想社會主義，處于一種“思想大雜燴”時期。在五四運動和俄國十月革命的影響下，通過不斷實踐探索和理論思考，毛澤東最終走向馬克思主義。

毛澤東等中國先進分子選擇馬克思主義是近代以來中國社會文化變革的歷史結果，是中西文化沖突、融合的歷史結果。費正清就此分析說，自19世紀90年代的革命運動以來，生物進化論和社會進步概念、康有為的三個時代學說、達爾文的各國之間適者生存的斗爭思想、克魯泡特金的無政府主義互助思想（恐怖主義除外）以及個人從家庭和國家壓迫下解放出來的思想等，為中國先進分子最終接受馬克思主義打下了思想基礎。“在這樣背景下，馬克思從奴隸制經過封建主義到資本主義、然后進一步到社會主義的幾個社會發展階段論以及以階級斗爭為這些階段社會發展的原動力的思想只是又往前走了一步。”

確實，進化論、社會進步觀念、康有為的“三世說”、克魯泡特金的無政府主義互助思想等都曾在不同程度上為毛澤東等中國先進分子所接受并成為他們走向馬克思主義的重要步驟和思想基礎。中國先進分子選擇馬克思主義是多種因素綜合作用的歷史結果，不能局限于這種思想分析。毛澤東“對‘主義’的選擇，有其時代的內涵、實踐的尺度和學理的依據，是面對當時中國思想界諸多‘主義’進行思想探索、實踐衡量和多方面討論的結果，不能簡單歸結為激進理想主義心態所致，也不能歸結為他的務實性格和民粹主義所致。”同時，我們也不能忽視、更不能否認，毛澤東對于中西文化沖突及其解決之道的不斷反思和探索是其走向馬克思主義的重要動力、重要步驟和重要途徑。

（三）探索社會主義新文化

同陳獨秀、李大釗等人相比，盡管毛澤東對中西文化差異和沖突的分析和論述并不算多，但仍足以說明，反思中西文化沖突、尋求中西文化沖突解決之道是毛澤東走向馬克思主義的重要途徑、重要步驟和重要動力。同李大釗一樣，毛澤東認識到中西文化各有優劣，力圖通過中西文化比較實現中西文化融合，造成一種新文化，既沒有走向“全盤西化”的誤區，又沒有落入“中體西用”的窠臼。毛澤東力主踏著社會人生實際，強調首先從學理上認識和解決問題，從實地調查和改造社會的實踐中把握學理，努力實現理論與實踐的統一，最終拋棄了“理論上說得好聽，事實上辦不到”的各種空頭理論，選擇了“可以預計效果”的馬克思主義。

毛澤東以“改造中國與世界”為宗旨，既沒有陷入狹隘狂熱的民族主義，又沒有陷入抽象空泛的世界主義，而是強調改造世界首先要從改造中國下手，將中華民族解放與人類解放統一起來。1920年3月14日，在《致周世釗信》中，毛澤東說：“吾人如果要在現今的世界稍為盡一點力，當然脫不開‘中國’這個地盤。關于這地盤內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實地的調查，及研究。”毛澤東希望和追求的新文化是那種“愿自己好，也愿別人好”的世界主義文化、社會主義文化，同時他強調說：“世界大同，必以各地民族自決為基”。在毛澤東看來，人類新文化就是“世界大同”與“民族自決”相統一的社會主義文化，是民族性與世界性相統一的人類新文化，是中華民族新文化的發展方向。

同李大釗、陳獨秀一樣，毛澤東也是在反思和總結中西文化沖突、探索新文化的過程中走向馬克思主義。有學者分析說，在1920年代，“近代中國思想經歷了一個以普遍的、西方中心、線性進化論為基礎的‘文明論述’到強調中國文化具有精神價值、民族個性，并表現出空間差異之‘文化論述’。”實際上，在當時毛澤東的話語體系中，“文明”和“文化”這兩個語詞并沒有嚴格區分，雖然具有某種語境、語義上的具體差異，但通常是兩個可以互換混用的同義詞或近義詞，其使用的“文明”一詞具有某種“進化論色彩”卻無“西方中心論傾向”，其所使用的“文化”一詞似亦如此。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在當時毛澤東、李大釗、陳獨秀等中國先進分子的心目中，無論是新文化還是新文明，其實都并沒有局限于思想道德范圍，而是與新世界、新社會、新生活等密切聯系在一起，共同表達了其改造舊中國、舊世界、舊社會、創造新中國、新世界、新社會的理想追求。

毛澤東等中國馬克思主義者一開始就以創造人類新文化、人類新文明為旨趣，確立了為民族謀復興、為人民謀幸福、為世界謀大同的初心使命，將中華民族復興運動與社會主義運動結合起來。有學者說：“在激烈反對舊文化、提倡新文化的過程中，新派人士由于信奉互助進化論，并將之理解為宇宙萬物、人類社會不斷開新的發展觀，因而沒有走向建設強勢文化以對抗其他文化的路徑，而是走向了共同建設人類新文化的方向。”實際上，中國馬克思主義者之所以能夠“走向了共同建設人類新文化的方向”，不僅是由于他們“信奉互助進化論”，而且更重要的是由于他們將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特別是其人類解放思想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特別是其世界大同思想有機地結合起來，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事業與人類解放事業有機地統一起來，超越西方資本主義文化及其殖民性、霸權性，積極開創中華民族新文化、人類新文化的發展道路。毛澤東等中國先進分子將社會主義視為“人類新文明”，視為中華民族新文化的發展方向。正是其對中華民族新文化、人類新文化的熱烈追求，不僅成為毛澤東等中國先進分子選擇馬克思主義的重要動因，而且為中國共產黨團結帶領中國人民在長期奮斗中創造出中華民族新文化、人類文明新形態播下了最初的思想種子或新文明基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