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在認真研判國內國際形勢的基礎上，制定政策舉措和戰略策略，是我們黨一貫倡導和堅持并行之有效的重要的工作方法。這一方法的精髓要義，簡而言之，也就是“先謀于局、后謀于略，略從局出”。全面抗戰時期，國內國際形勢不斷發生變化，政策舉措和戰略策略也就需要不斷調整。在這一時期我們黨的國際戰略的制定和調整過程中，毛澤東同志一直注意遵循并堅持運用這一方法，對于指導全黨分析和把握形勢變化，推動抗戰進程，發揮了重要作用。今天研讀本文，重溫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運籌帷幄、統攬全局，領導全黨、團結全國各族人民和國際上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開展艱苦卓絕的斗爭，取得抗日戰爭偉大勝利的歷程，對于深刻認識和把握當今世界正在發生的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做好各項工作，當有裨益。

 

 

抗戰時期毛澤東制定國際戰略的重要方法

——先謀于局、后謀于略，略從局出

高長武

 

關于抗日戰爭時期毛澤東的國際戰略思想，學術界已經作了大量研究。這些研究多著眼于闡述和評價抗日戰爭時期毛澤東國際戰略思想的形成和發展過程、基本內容、歷史意義，缺少從工作和決策方法的角度進行解讀的深入研究。通過結合歷史文獻和具體歷史背景，全面梳理抗戰時期毛澤東國際戰略思想的形成和發展過程，就會發現毛澤東制定國際戰略時始終遵循的一個重要方法：先謀于局、后謀于略，略從局出。

 

所謂“先謀于局、后謀于略，略從局出”，就是在制定戰略、策略時，需要首先對局勢作出正確判斷，然后再據此確定戰略、策略。這實際上闡明了“局”與“略”的前后因果關系，也指明了制訂戰略、策略所應遵循的一條重要方法。

 

抗日戰爭爆發后，中日民族矛盾成為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團結和帶領全國人民打敗日本侵略者、實現民族解放，是當時中國共產黨面臨的主要任務。而國際戰略的制定顯然就應該圍繞這一主要任務來制定。正如毛澤東所說：抗日戰爭時期，“中國的外交政策，很明顯的，應該是抗戰的外交政策”。可以說，抗戰時期中共國際戰略的目標是再清晰不過了，但是，國際局勢復雜多變，這就決定了國際戰略不可能一成不變。實際上，整個抗戰時期，毛澤東熟練運用“先謀于局、后謀于略，略從局出”這一方法，及時根據國際局勢變化調整國際戰略，為抗日戰爭的勝利提供了保障。抗戰時期毛澤東對國際戰略的調整大致可以劃分為四個階段。

 

一、全面抗戰爆發前夕到1938年中期

 

從1931年發動九一八事變開始，到1935年策劃所謂“華北自治”，再到1937年挑起七七事變、發動全面侵華戰爭，日本帝國主義逐步加深對中國的侵略，這不僅深刻改變了中國國內社會矛盾和政治局勢，也影響了整個遠東地區的局勢。

 

日本侵華加劇之時，中國共產黨和工農紅軍正經歷著艱苦的反“圍剿”、長征并最終勝利到達陜北的歷程。雖然面臨國民黨軍的圍追堵截，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始終密切關注著日本侵華的一舉一動以及由此引起的國內外局勢的變化。通過分析，毛澤東對抗戰爆發前后的國際形勢作了如下判斷：

 

第一，隨著德意日三國力量的增長并奉行法西斯主義瘋狂擴張，一戰后形成的國際秩序面臨挑戰，新的世界大戰的危險在迫近。20世紀二三十年代，德意日三國經濟實現了較快增長，并陸續走上了法西斯主義道路，瘋狂擴軍備戰，要求重新劃分勢力范圍，甚至不惜發動戰爭改變世界格局，與其他帝國主義國家之間的矛盾日益尖銳。“日本帝國主義單獨吞并中國的行動，使帝國主義內部的矛盾，達到了空前緊張的程度。美國帝國主義完全為著他自己帝國主義的目的，是同日本帝國主義勢不兩立的，太平洋戰爭是必然的結果。”1936年11月德國和日本簽訂《反共產國際協定》，之后意大利也宣布加入。這標志著德意日法西斯打著反蘇反共的旗號，為重新瓜分世界，結成了威脅世界和平的侵略集團。毛澤東由此預見到了爆發新的世界大戰的危險，他指出：“日本的侵略政策是不會停止的，因此戰爭無可避免。德日協定之后，戰爭的威脅更加緊了一步。”

 

第二，隨著日本發動侵華戰爭以及德意的擴張，世界正在逐漸形成侵略和反侵略兩大陣線。1937年6月22日，毛澤東在同美國學者彼森談話時提出這樣一個論斷：“資本主義世界也已分裂成兩個對立的部分：一部分希望和平，保持現狀；另一部分，由法西斯侵略者和新的世界大戰的煽動者組成”。1938年2月11日，在延安反侵略大會上，他更是直接將世界劃分為侵略和反侵略兩大陣線。他指出：延安反侵略大會以及“倫敦將舉行全世界的反侵略大會”，“不僅是中國的，而且是世界性的”，“現在，世界的侵略者結成一種侵略陣線，破壞世界的和平，反侵略者則團結世界上大多數人民保衛世界的和平，反對侵略戰爭，這樣兩個相反方向的陣線在全世界斗爭著”。

 

第三，世界是一個整體，和平不能分割，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戰爭是世界性的任務。毛澤東認為，“世界和平不能分割，世界是一個整體，這是現在世界政治的特點”。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斗爭是一個世界性的任務，蘇美英等國是無法繼續保持中立的。“日本侵略不僅威脅中國，而且也威脅世界和平，尤其是太平洋的和平。日本帝國主義不僅是中國的敵人，同時也是要求和平的世界各國人民的敵人，特別是和太平洋有利害關系的各國即美、英、法、蘇等國的人民的敵人。日本的大陸政策和海洋政策不僅指向中國，而且也指向這些國家。”

 

在對國際局勢作出如上判斷的基礎上，結合中國國內抗戰的局勢，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制定了是團結和爭取世界上一切可以團結和爭取的力量共同抗擊日本帝國主義的國際戰略。在很長的歷史時期內，中共一直視美英等國為對內剝削壓迫人民、對外侵略掠奪殖民地的帝國主義國家，是革命的斗爭對象，是不可能搞合作的。對比可見，這一國際戰略的提出標志著中共國際戰略的重大調整。

 

在堅持這一國際戰略的前提下，毛澤東提出了如下幾條策略：

 

第一，采取區別對待政策，將帝國主義國家的政府和人民、日本帝國主義與其他帝國主義區別開來。毛澤東指出，中國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中國人民的斗爭和其他國家人民的斗爭“都是為了世界的進步”，需要相互支持，“不應忘記資本主義國家與資本主義國家的人民的區別”。同時，對于不同的帝國主義國家，毛澤東也主張區別對待。他認為，美國帝國主義完全為著它自己帝國主義的目的，是同日本帝國主義勢不兩立的，美日之間的矛盾是可以利用的。從1936年到1938年間，毛澤東陸續會見了斯諾、史沫特萊、韋爾斯、彼森、拉鐵摩爾等美國記者和友好人士，歡迎他們造訪延安，感謝“中國人民之友”、“太平洋關系學會”、“泛太平洋協會”、“中國學會”等美國社會團體采取的聲援中國抗戰的行動，贊賞美英等國政府支持中國抗戰的一些做法。1936年，毛澤東在同斯諾的會談中，肯定了美國在東亞國際關系中的積極角色。1938年2月，在回答記者“對于美國一般感想如何”的提問時，毛澤東指出：“美國民主黨的贊助國際和平，羅斯福總統的譴責法西斯，霍華德系報紙的同情中國抗日，尤其是美國廣大人民群眾對于中國抗日斗爭的聲援，這些都是我們所歡迎與感謝的。”毛澤東的這些表態和做法，是要緩和并修好與美國等資本主義國家和人民的關系，共同抗擊日本帝國主義，同時也為建立反對日本法西斯國際統一戰線主張的提出作了烘托。

 

第二，提出建立反對日本法西斯的國際統一戰線，調動一切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國家支援中國。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召開瓦窯堡會議，改變了此前“打倒日本帝國主義與一切帝國主義”的外交戰略，提出了與一切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國家建立反日聯合陣線的主張。12月27日，毛澤東在瓦窯堡黨的活動分子會議上專門就此闡釋說：“我們中華民族有同自己的敵人血戰到底的氣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礎上光復舊物的決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但是這不是說我們可以不需要國際援助；不，國際援助對于現代一切國家一切民族的革命斗爭都是必要的。” 國際社會和各國人民的支援，是中國抗日戰爭和中國革命取得勝利的一個必要條件。1936年7月，毛澤東在同斯諾談話時更是明確指出：中國“要同各國、各國人民、各黨派和各群眾組織團結起來，組成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統一戰線”。1937年3月，在回答史沫特萊的提問時，毛澤東進一步作了闡釋：“我們的統一戰線是抗日的。因此，不是反對一切帝國主義，而是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因為日本帝國主義正向中國侵略。但是我們要求英、美、法、蘇等國同情中國的抗日運動，至少不反對；在這個基點上我們愿意同這些國家建立友誼的關系。”全面抗戰爆發后不久，7月23日，毛澤東就明確提出：“立刻和蘇聯訂立軍事政治同盟，緊密地聯合這個最可靠最有力量最能夠幫助中國抗日的國家。爭取英、美、法同情我們抗日，在不喪失領土主權的條件下爭取他們的援助。戰勝日寇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但外援是不可少的，孤立政策是有利于敵人的。”隨后召開的洛川會議又通過了毛澤東起草的抗日救國十大綱領，其中一條便是：“在不喪失領土主權的范圍內，和一切反對日本侵略主義的國家訂立反侵略的同盟及抗日的軍事互助協定。”至此，建立反對日本法西斯國際統一戰線的主張是越來越清晰和明確了。

 

第三，保持對美英等國的警惕，清醒認識帝國主義的本質和兩面性。日本發動侵華戰爭后，雖然美英等國與日本的矛盾漸趨尖銳，但是它們作為帝國主義國家剝削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資產階級追逐利潤的本質，決定了它們不可能一下子與日本決裂，而是奉行所謂的“中立”政策，玩起了兩面手法，一面對中國抗戰表示同情，并給予一定支援以牽制日本，另一面又希望通過犧牲部分中國權益，與日本達成妥協，以維護它們在遠東和中國的既有利益，當然還不忘向日本出售武器和戰略物資，大發戰爭財。“英、美、法等國政府為它們自己的帝國主義的利益表示援助中國，還限于口頭上的同情，而沒有什么實力的援助。”毛澤東這話可謂一語中的。

 

二、1938年中期到1940年6月

 

時間進入1938年中期后，國際局勢再次發生顯著變化。在歐洲，1938年9月，英法德意四國政府首腦在慕尼黑舉行會議，簽訂了慕尼黑協定，割讓蘇臺德區給德國，實際上是將捷克斯洛伐克出賣給德國，作為德國向蘇聯進攻的交換條件。11月，英國正式承認意大利吞并阿比西尼亞。這表明，英法等國對德意法西斯的綏靖主義政策達到一個頂峰。在遠東，隨著抗日戰爭進入戰略相持階段，日本調整了侵華策略，軍事上停止正面戰場的戰略性進攻，集中主力對付中共領導的抗日武裝，政治上實行以政治誘降為主、軍事進攻為輔的方針，企圖誘使國民政府投降，分化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美英等國對中國提供了一些援助，使中國能夠牽制和消耗日本的力量，但同時也幾次醞釀出賣中國來換取同日本的妥協，甚至有意將日本帝國主義這股禍水引向蘇聯。一時間，“東方慕尼黑”的陰云在中國上空徘徊。1939年9月，德國入侵波蘭，英法對德宣戰，二戰全面爆發。美英法等國奉行“先歐后亞”戰略，把主要精力放到了歐洲戰場，“東方慕尼黑”的陰云更為濃密了。此時還發生了一件影響中共對局勢判斷的事情：1939年8月，蘇德簽訂互不侵犯條約，隨后蘇聯和共產國際放棄了共產國際七大確定的建立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主張，重新回到反對一切帝國主義戰爭的反帝統一戰線的主張。

 

毛澤東密切關注著國際局勢的變化，并及時察覺到了“東方慕尼黑”的危險。他從剖析英法等國所謂“不干涉”和“中立”政策的實質和危害入手，對可能出現的“東方慕尼黑陰謀”進行了揭露。他指出，所謂“不干涉”政策的目的，“在于縱容侵略戰爭，自己從中取利。因此，英法根本拒絕蘇聯歷來提出的組織真正的反侵略陣線的建議，而采取‘不干涉’的立場，縱容德意日侵略，自己站在一邊看。其目的在于使戰爭的雙方互相消耗，然后自己出臺干涉”。執行這一政策，“曾經犧牲了半個中國給日本，犧牲了整個阿比西尼亞、整個西班牙、整個奧國、整個捷克給德意。這一次又想犧牲蘇聯”。他還特別針對1939年7月24日英日兩國簽訂的《有田——克萊琪協定》指出：“英國反動派將以共同瓜分中國和在財政上經濟上幫助日本為條件，換得日本充當英國利益的東方警犬，鎮壓中國的民族解放運動，牽制蘇聯”。而“在某種適合于日本的時機，日本將發起東方慕尼黑，以某種較大的讓步為釣餌，誘脅中國訂立城下之盟，用以達其滅亡中國的目的”。可以說，“東方慕尼黑陰謀”的醞釀，是當時中共制定國際戰略所面臨的關鍵“局”。

 

略從局出。很顯然，與這樣的“局”相對應，應該采取的“略”就是揭露并化解“東方慕尼黑陰謀”。為此，毛澤東和中共中央采取了許多應對策略。

 

第一，發出指示，制造輿論，正面揭露和反對“東方慕尼黑陰謀”。1939年7月29日，中共中央書記處發出《關于反對東方慕尼黑陰謀的指示》，指出：黨必須用最大的力量，推動各方共同起來，在輿論上行動上反對任何形式的“東方慕尼黑”陰謀。毛澤東也通過發表談話、演講或文章等方式，在多個場合揭露美英等國綏靖政策的本質和危害，提醒人們防范“東方慕尼黑陰謀”的危險。

 

第二，批駁對太平洋國際會議抱有幻想的錯誤觀點，呼吁堅持抗戰和團結、反對投降和分裂。抗戰進入相持階段后，英美法等國和中國主和派陰謀召開所謂太平洋國際會議，同日本妥協，出賣中國。有許多人宣揚，“太平洋國際會議是有益于中國的，這不是什么慕尼黑，這是復興中國的步驟！”1939年6月30日，毛澤東專門發表文章對這類觀點進行了批駁。他指出：“我們堅決地斥責那些認為太平洋會議并非東方慕尼黑的無稽之談。所謂太平洋會議，就是東方慕尼黑，就是準備把中國變成捷克。我們堅決地斥責那些認為日本帝國主義能夠覺悟、能夠讓步的空談。日本帝國主義滅亡中國的根本方針是決不會變的。”“武漢失陷后日本的甜言蜜語”，“乃是誘魚上鉤取而烹之的陰險政策，誰要上鉤誰就準備受烹”。他還專門揭露英法等國縱容日本侵略中國的真正目的，是“坐山觀虎斗”，“以待時機一到，就策動所謂太平洋調停會議，借收漁人之利”。毛澤東憂慮地指出：反對投降和分裂，“是全國一切愛國黨派、一切愛國同胞的當前緊急任務”。他呼吁全體中國人民，放棄任何幻想，行動起來，“團結起來，堅持抗戰和團結，把投降陰謀和分裂陰謀鎮壓下去”。

 

第三，揭露帝國主義發動戰爭的本質目的，主張與蘇聯及世界各國人民一起建立反戰爭反侵略統一戰線。美英等國的綏靖政策，讓毛澤東對帝國主義的本質有了更多認識。1939年9月14日，他在延安干部大會上直截了當地指出：“以為英法波方面總多少帶有一點進步性，這是極端糊涂的見解。”帝國主義的本性是掠奪。“不論是德意日，不論是英美法，一切直接間接參加戰爭的帝國主義國家，只有這一個反革命的目的，掠奪人民的目的，帝國主義的目的”。他還指出：“在這種情況下，一切共產黨員應該懂得，爭取所謂民主國家的資產階級及其政府，同蘇聯，同各國人民，同各個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一道建立統一戰線的時期，已經過去，這種可能現在已經沒有了。而現在唯一可能的，就是蘇聯同所有各資本主義國家的人民，同所有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被壓迫民族一道，建立反戰爭反侵略的統一戰線。”這與抗戰之初毛澤東主張建立的反法西斯統一陣線的主張有了顯著區別，“民主國家的資產階級及其政府”已不在聯合的對象內了。

 

第四，重申世界整體性觀點，告誡英美等國不要“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雖然對美英的做法進行了揭露和批判，并將之排除在“反戰爭反侵略的統一戰線”外，毛澤東依然留有余地，不忘以世界整體性的觀點告誡他們不要“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他為此批評孤立主義的觀點說：“我們的敵人是世界性的敵人，中國的抗戰是世界性的抗戰，孤立戰爭的觀點歷史已指明其不正確了”。他提醒英、美等國，中國如果戰敗，英美將“不能安枕”，世界是一個聯系的整體，德意日發動侵略戰爭，“任何國家欲置身事外是不可能的”。

 

這些策略和舉措，有力地揭露了“東方慕尼黑陰謀”的實質和危害，有效阻止了其成為現實。然而形勢總是比人快，隨著二戰戰火的蔓延，國際局勢又發生了微妙變化，中共的國際戰略面臨著再次調整。

 

三、從1940年6月到1944年底

 

1940年6月5日，德國對法國發動全面進攻，10日，意大利向英法正式宣戰，二戰戰火擴大。6月26日、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討論面臨的形勢。毛澤東指出：這樣的形勢，“一方面將促進德、意帝國主義擴大戰爭勝利的貪欲，促進日本帝國主義加緊進攻中國與侵略南洋的野心；另一方面，又將促進美國帝國主義加緊武裝起來走上戰爭的軌道。目前帝國主義營壘中的形勢是：一方面——德、意、日擴大戰爭，一方面——美國、英國及法國殘余不得不對抗德、意、日”。中國目前處在新的環境中，“從英、美、法方面發動的東方慕尼黑危險，已經不存在了，或至少可以說很大地減少了”。毛澤東的分析見微知著，透徹入理。隨著戰火蔓延，美英法與德意日矛盾的激化是不可避免的，他們之間實現妥協的可能性至少就大大降低了。

 

正如毛澤東預料，1940年9月，德意日簽署三國同盟條約，軸心國集團正式形成，這樣美英法與德意日之間的矛盾就更沒有回旋的余地了。10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對這一事件作分析。毛澤東認為：三國同盟條約訂立后戰爭會擴大。中國有可能利用帝國主義大戰來解決中國民族戰爭的勝利問題。我們要利用帝國主義國家之間的矛盾，對付共同的敵人，應加緊反對德意日同盟的宣傳。這里，所謂共同的敵人，顯然是指德意日法西斯，尤其是日本。11月6日，在給周恩來的電報中，毛澤東則直接表示：“蔣加入英美集團有利無害，加入德意日集團則有害無利，我們再不要強調反對加入英美集團了，雖然我們也不應該提倡。目前不但共產黨、中國人民、蘇聯這三大勢力應該團結，而且應與英、美作外交聯絡，以期制止投降打擊親日親德派活動。” 加強與英美的外交聯絡，與此前把他們排除在統一戰線之外相比，這是一個明顯變化。

 

進入1941年后，國際局勢繼續發生深刻變化，發生了三件有代表性的事件：4月13日，蘇日簽訂《蘇日中立條約》；6月22日，德國突襲蘇聯，蘇德戰爭爆發；12月7日，日本偷襲珍珠港，太平洋戰爭爆發。

 

這些事件的發生自然受到了毛澤東的關注。關于蘇日簽訂條約，4月14日，毛澤東致電周恩來指出：“日蘇條約使蘇聯徹底解除被攻威脅，對國際對中國發言權增高，使英、美利用三國同盟為反蘇工具之幻想最后破產，對制止中國投降與反共危險有積極作用。”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專門討論蘇日條約問題。毛澤東在會上指出：蘇日條約訂立之后，蘇日雙方都得到自由，但對中國問題沒有解決。17日，毛澤東再次致電周恩來指出：“日蘇條約對蔣給了一個嚴重打擊”，條約簽訂后，“第一日本威脅加重，第二美、英重心在對德，第三蘇聯獲得自由”，“蔣投降與反共將更加困難”。為什么這么判斷？條約的簽訂，對蘇聯來說，暫時鞏固了東線和平，在西線戰爭風險迫近的情況下避免了可能的兩線作戰的危局；而對日本來講，北線有了保障后，就可以向中國西南腹地和東南亞地區進攻。這樣，美英等國及國民黨政府與日本媾和的可能性就大大地降低了。

 

蘇德戰爭爆發后第二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緊急會議討論國際局勢和應對策略。會議通過了毛澤東代表中央起草的《關于反法西斯的國際統一戰線的決定》，決定指出：“目前共產黨人在全世界的任務是動員各國人民組織國際統一戰線，為著反對法西斯而斗爭”，“在外交上，同英美及其他國家一切反對德意日法西斯統治者的人們聯合起來，反對共同的敵人”。這里直接用了“聯合起來”這樣的詞匯，比此前的“加強聯絡”顯然更進了一步。6月26 日，毛澤東修改的《解放日報》社論指出：“蘇德戰爭是世界政治的新的轉折點。以前的世界政治的舊面貌，因蘇德戰爭而終結”。社論認為，蘇德戰爭和蘇聯參戰已經改變了二戰的性質。在同日起草的一份電報中，他還指出：“英、美、華都站在蘇聯方面，現在是法西斯與反法西斯兩大陣線的對抗，其前途對蘇對華有利。” 7月12日，毛澤東起草的中共中央書記處發出的黨內指示指出：“在目前條件下，不管是否帝國主義國家，或是否資產階級，凡屬反對法西斯德意日援助蘇聯與中國者，都是好的，有益的，正義的；凡屬援助德意日反對蘇聯與中國者，都是壞的，有害的，非正義的。在此標準下，對于英國的對德戰爭，美國的援蘇、援華、援英行動及可能的美國反日反德戰爭，都不是帝國主義性質的，而是正義的，我們均應表示歡迎，均應聯合一致，反對共同敵人”。這些論述核心意思有兩條，一是說二戰的性質已經發生了質變，已經從帝國主義的掠奪戰爭變成世界人民反法西斯的正義戰爭，二是說英美等國不再是斗爭對象，而應成為聯合對象。

 

如果說蘇德戰爭爆發后世界反法西斯統一戰線初露端倪，那么太平洋戰爭的爆發則徹底促成了這一戰線的形成。太平洋戰爭爆發后第二天，中共即發表宣言，聲明太平洋戰爭是日本法西斯為侵略美英及其他各國而發動的非正義戰爭，法西斯陣線和反法西斯陣線已經最后明朗化了。同日，中共發出《關于建立太平洋反日統一戰線的指示》，對統一戰線的建立背景、組成部分和積極意義作了說明，并特別指出，建立這一統一戰線特別有重大的意義：“一方面，在與英美合作之下，消滅日寇是中國民族解放的必要前提；他方面，中國內部團結一致，改革政治軍事，積極牽制打擊敵人，積極準備戰略反攻，又是英美戰勝日寇的重要條件。” 1942年1月1日，中美英蘇等26國簽署聯合宣言，宣布了世界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正式形成，中國的抗日戰爭成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戰場成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東方主戰場。

 

在這樣的局勢判斷下，中共的抗戰國際戰略也就相當清晰了：積參與到世界反法西斯統一戰線中，并注意“在各種場合與英美人士作誠懇坦白的通力合作，以增加英美抗戰力量，并改進中國抗戰狀況”，也就是說，要從之前單一聯合蘇聯轉向同時聯合蘇美英，甚至在特定的時間段內更側重與美國的聯合。

 

側重與美國的聯合也是根據當時的局勢采取的符合實際的策略。當時反法西斯陣線中的幾個大國中，蘇聯忙于應對德國入侵，沒有更多的力量支援中國；法國本土被占領，撤退出來的力量聯合英國陷入與德意的苦戰；只有美國地位特殊，本土沒有受到戰爭波及，援助中國有經濟軍事實力的保障。除此之外，發展與美國的合作，不僅可以爭取到一些援助，增強抗日力量，同時也有可能通過美國向國民黨政府施壓，抑制其發動反共內戰。

 

這一時期中共與美國的合作在1944年達到高潮。當時，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推進，國共力量對比出現微妙變化，特別是國民黨政府在豫湘桂戰役中潰敗，讓美國對國民黨政府的腐敗無能感到失望，對日軍南下可能危及美國太平洋戰局的部署感到不安。應中共之邀，這年6月和7月底、8月初，中外記者團和美軍觀察組先后訪問延安。

 

在美軍觀察組訪問前夕，毛澤東對當時的形勢作了這樣的分析：羅斯福可能在國民黨和共產黨兩個力量之間做出選擇，我們爭取變為鐵托；如果蔣介石的力量太弱，美國反攻非經過我們不可，它就有可能直接援助我們。毛澤東的樂觀估計是建立在他對美國特別是對羅斯福的看法之上的。他認為，盡管羅斯福是資產階級政治家，但他是資產階級領袖中的進步派，主張聯蘇抗擊法西斯，對華政策是共同抗日，抑制中國內戰，希望國民黨實行民主改革。毛澤東還認為，美國要打敗日本，要在中國登陸，必然需要中共的合作；戰后，美國要為戰時龐大的生產力尋求市場，中國也是有吸引力的地方之一。出于這樣的形勢判斷，中外記者團和美軍觀察組受到熱情接待，毛澤東同訪問團成員多次談話交流，宣傳中共的統一戰線策略，而且親自作出部署，積極與美軍開展搜集情報、設立電臺、搜救飛行員等方面的合作。

 

1944年9月，中共公開提出成立民主聯合政府的主張。10月，美國總統特使赫爾利介入國共談判。11月7日，赫爾利訪問延安。毛澤東等中共領導人與其進行四次會談，并簽訂了《中國國民政府、中國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協定》，圍繞成立民主聯合政府問題提出了五點草案。至此，抗戰時期中共與美國的合作關系達到了高潮。

 

四、1944年底到抗戰勝利

 

事情的突然轉向往往出人意料。赫爾利從延安回到重慶后態度馬上來了個反轉，背棄他在延安的承諾，轉而支持蔣介石提出的旨在維持國民黨一黨獨裁、取消人民軍隊和抗日民主政權的三點“提示案”。事情都不是獨立存在的。在1944年底到1945年初的一段時間里，關于美國對華政策還發生了一些事情：多次批評蔣介石政策的史迪威被撤職，中緬戰區隨之撤銷；對中共比較友好的美軍觀察組成員包瑞德、戴維斯被調離；美國各報對重慶的批評突然緩和下來；美國逐步增加援助蔣介石政府的物資，以加速裝備重慶軍隊。1944年12月，在遙遠的歐洲還發生了斯科比事件。在擊退德國法西斯后不久，駐希臘英軍司令斯科比就指揮英軍并協助希臘政府進攻長期英勇抵抗德軍的希臘人民解放軍，逮捕和屠殺希臘愛國人民，并宣布解散希臘人民解放軍。

 

這些事情的發生不能不引起毛澤東的警覺和重視，并對此前一段時期的國際戰略特別是對美外交政策進行重新評估。1945年4月1日，毛澤東會見謝偉思，請他轉告美國政府：一旦中國發生內戰，希望美國對國共雙方采取不插手政策。4月24日，毛澤東在中共七大的政治報告中，再次告誡美英政府：“我們要求各同盟國政府，首先是美英兩國政府，對于中國最廣大人民的呼聲，加以嚴重的注意，不要使他們自己的外交政策違反中國人民的意志，因而損害同中國人民之間的友誼。我們認為任何外國政府，如果援助中國反動分子而反對中國人民的民主事業，那就將要犯下絕大的錯誤。”同時，他非常重視斯科比事件的發生，并多次談到此事。他一針見血地指出：國民黨政府“希望某些同盟國的將領們在中國境內執行英國斯科比將軍在希臘所執行的職務。他們對于斯科比和希臘反動政府的屠殺事業，表示歡呼”。他告誡那些“給蔣介石撐腰的外國人”，要推出斯科比，那是不行的。他特別提醒全黨和全國人民，要“注意中國將來會有斯科比老先生來刮油水”，千萬不要出斯科比，“變成希臘”。

 

與此同時，毛澤東把更多的精力放到了對整個國際格局的分析上。他對國際格局作了如下分析：其一，世界反對法西斯侵略者的神圣的正義的戰爭，已經取得了有決定意義的勝利，中國人民配合同盟國打敗日本侵略者的時機，已經迫近了。其二，世界將走向進步，決不是走向反動。當然應該提起充分的警覺，估計到歷史的若干暫時的甚至是嚴重的曲折，可能還會發生；許多國家中不愿看見本國人民和外國人民獲得團結、進步和解放的反動勢力，還是強大的。中國仍然不團結，中國仍然存在著嚴重的危機。其三，法西斯國家被打敗后，并不是說就沒有了斗爭。反法西斯的人民大眾和法西斯殘余勢力之爭，民主和反民主之爭，民族解放和民族壓迫之爭仍將充滿世界的大部分地方。其四，資本主義在向下走，社會主義蘇聯和人民民主力量向上走。從經濟上說美國居于領袖地位，但經濟之外還有政治，政治與經濟結合起來才是更強大的，那就是蘇聯；而且蘇聯在經濟的量上說不如美國，但蘇聯是社會主義的經濟，它產生了偉大無比的力量。毛澤東還頗具深意地要求黨內干部看清大局：“我們的同志要注意，要看大的東西，要看普遍的大量的東西。許多同志往往對于普遍的大量的東西看不見，只看見局部的小量的東西。十月革命，砍掉了資本主義一只腳；第二次世界大戰，德、意法西斯資本主義打倒了，法國內部最壞的東西垮臺了，許多小皇帝也垮臺了，小國家起了變化，都進步了，這又砍掉了資本主義一只腳。這些都是大事情，必須看到這些大事情，才能正確地進行分析，才能在分析時不會犯錯誤。”這表明，當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曙光初顯的時候，毛澤東已經預見到了戰爭結束后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的發展和民族解放運動的高漲，以及出現世界兩極格局的可能性。這一判斷為中共國際戰略的調整提供了直接依據。

 

1945年4月以后美國對華政策的明確轉向則助推了中共國際戰略的調整。4月2日，赫爾利公開宣布：美國不會同中共合作，美國援助只給國民黨政府，污蔑中共及其軍隊阻礙中國統一。不久后，羅斯福病逝，極力反蘇反共的杜魯門上臺，公開對華實行扶蔣反共政策。

 

毛澤東對美國這一政策進行了嚴正批評和反對。他明確指出，我們反對美國政府扶蔣反共的政策。美國政府的扶蔣反共政策，說明了美國反動派的猖狂。但是一切中外反動派阻止中國人民勝利的企圖，都是注定要失敗的。7月10日、12日，毛澤東為新華社連寫兩篇評論告誡美國政府：美國這一政策是“安放下中國大規模內戰的地雷”，“將給美國政府和美國人民以千鈞重負和無窮禍害”，“從而也破壞美國人民及其他同盟國人民的反法西斯戰爭和戰后和平共處的共同利益”。然而，美國對此置若罔聞，至此，中美抗戰時期形成的合作關系趨于結束。

 

這樣，在抗戰勝利前夕，根據國際局勢和國內形勢發展變化，中共的國際戰略再次發生調整，由之前的同時聯合蘇美英，再次轉向側重聯蘇。而這一戰略的變化，也深遠地影響了此后中共及新中國的國際戰略和外交政策。

 

五、結  語

 

由上述可見，在抗戰時期國際戰略的制定和調整過程中，毛澤東一直遵循并堅持運用“先謀于局、后謀于略，略從局出”的方法。抗戰爆發后，毛澤東及時觀察到了抗戰爆發對中國國內局勢和遠東乃至世界局勢的影響，作出中日民族矛盾已經上升為中國社會主要矛盾、反抗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已經成為中共的主要任務的判斷，進而制定了對內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對外建立反對日本法西斯國際統一戰線，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打敗日本帝國主義的戰略；當抗日戰爭進入戰略相持階段，“東方慕尼黑”的陰云在中國上空醞釀之時，他又把國際戰略的著力點放到了揭露、批判并防范美英等國犧牲中國利益與日本媾和的陰謀，與蘇聯和世界人民共同建立反對戰爭反對侵略的統一戰線上；當二戰戰火進一步蔓延，蘇德戰爭、太平洋戰爭相繼爆發，二戰性質轉化為世界反法西斯的正義戰爭之時，他又適時提出了聯合蘇美英等國建立世界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主張；而當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曙光初顯，世界兩極格局初露端倪，美國對華政策由扶蔣容共轉為扶蔣反共之時，他在批評美國對華政策轉向的同時，提醒中國人民防止斯科比事件在中國的重演，同時將聯合蘇美英的戰略實際上調整為側重聯蘇的戰略。可以看出，無論在哪個階段上，毛澤東對國際戰略的制定與調整，都不是隨便的毫無根據的主觀臆斷，而總是先從對國際局勢及其發展趨勢的認識和判斷開始。抗日戰爭的歷史進程有力地證明了這些國際戰略的有效和正確，進而也證明了這一方法的有效和正確。

 

從本質上講，這一方法是世界觀和方法論的辯證關系在戰略問題上的具體體現。世界觀決定方法論，有什么樣的世界觀就有什么樣的方法論。“局”就是局勢，“略”就是方法。“謀局”就是要弄清楚局勢怎么樣、怎么發展，屬于世界觀范疇；“謀略”就是要弄清楚在既定的局勢下該怎么辦，屬于方法論范疇。“謀局”決定“謀略”，面臨什么樣的“局”決定采取什么樣的“略”。毛澤東曾形象地概括說：“沒有全局在胸，是不會真的投下一著好棋子的。”“全局在胸”就是“謀局”，而“下一著棋子”則是“謀略”。當然，面對同樣的“局”，不同的世界觀、方法論，謀的“局”、“略”也會不同。國際局勢往往錯綜復雜、變化無常，正確的“謀局”、“謀略”需要正確的世界觀和方法論作指導。中國共產黨人奉行的是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和方法論。

 

對國際局勢和發展趨勢的判斷，是制定國際戰略的立足點和出發點。運用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和方法論，把中國的事情放到國際局勢和世界歷史發展的大背景下來加以認識，把正確分析和判斷形勢作為制定戰略的前提和基礎，是我們黨的優良傳統。歷史的經驗教訓表明，當我們對國際局勢及其發展趨勢作出正確判斷的時候，才能制定出正確的戰略，才能推動我們的各項工作，即使一時面臨很大的困難，也能克服困難取得發展；相反，當判斷發生重大偏差的時候，就很難制定出正確的戰略，就會阻礙工作的開展，即使客觀形勢比較有利，也會錯失良機，甚至遭受挫折。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今天，我們制定國際戰略時，這樣的歷史經驗教訓需要認真學習和記取，“先謀于局、后謀于略，略從局出”的方法值得永遠堅持和運用。

（來源：昆侖策網，轉編自“無弦琴上有希聲”，修訂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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