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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澤東是偉大的戰略家，他制定國際戰略始終遵循一個重要方法：先謀于局、后謀于略，略從局出。所謂“先謀于局、后謀于略，略從局出”，就是在制定戰略、策略時，需要首先對局勢作出正確判斷，然后再據此確定戰略、策略。這實際上闡明了“局”與“略”的前后因果關系，也指明了制訂戰略、策略所應遵循的一條重要方法。本文僅以抗戰時期毛澤東制定國際戰略的實踐為例。

抗日戰爭爆發后，中日民族矛盾成為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團結和帶領全國人民打敗日本侵略者、實現民族解放，是當時中國共產黨面臨的主要任務。而國際戰略的制定顯然就應該圍繞這一主要任務來制定。正如毛澤東所說：抗日戰爭時期，“中國的外交政策，很明顯的，應該是抗戰的外交政策”。可以說，抗戰時期中共國際戰略的目標是再清晰不過了，但是，國際局勢復雜多變，這就決定了國際戰略不可能一成不變。實際上，整個抗戰時期，毛澤東熟練運用“先謀于局、后謀于略，略從局出”這一方法，及時根據國際局勢變化調整國際戰略，為抗日戰爭的勝利提供了保障。抗戰時期毛澤東對國際戰略的調整大致可以劃分為四個階段。

一、全面抗戰爆發前夕到1938年中期

從1931年發動九一八事變開始，到1937年挑起七七事變、發動全面侵華戰爭，日本帝國主義逐步加深對中國的侵略，這不僅深刻改變了中國國內社會矛盾和政治局勢，也影響了整個遠東地區的局勢。

日本侵華加劇之時，中國共產黨和工農紅軍正經歷著艱苦的反“圍剿”、長征并最終勝利到達陜北的歷程。雖然面臨國民黨軍的圍追堵截，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始終密切關注著日本侵華的一舉一動以及由此引起的國內外局勢的變化。通過分析，毛澤東對抗戰爆發前后的國際形勢作了如下判斷：

第一，隨著德意日三國力量的增長并奉行法西斯主義瘋狂擴張，一戰后形成的國際秩序面臨挑戰，新的世界大戰的危險在迫近。第二，隨著日本發動侵華戰爭以及德意的擴張，世界正在逐漸形成侵略和反侵略兩大陣線。第三，世界是一個整體，和平不能分割，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戰爭是世界性的任務。

    在對國際局勢作出如上判斷的基礎上，結合中國國內抗戰的局勢，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制定了是團結和爭取世界上一切可以團結和爭取的力量共同抗擊日本帝國主義的國際戰略。在很長的歷史時期內，中共一直視美英等國為對內剝削壓迫人民、對外侵略掠奪殖民地的帝國主義國家，是革命的斗爭對象，是不可能搞合作的。對比可見，這一國際戰略的提出標志著中共國際戰略的重大調整。

在堅持這一國際戰略的前提下，毛澤東提出了如下幾條策略：

第一，采取區別對待政策，將帝國主義國家的政府和人民、日本帝國主義與其他帝國主義區別開來。第二，提出建立反對日本法西斯的國際統一戰線，調動一切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國家支援中國。第三，保持對美英等國的警惕，清醒認識帝國主義的本質和兩面性。

二、1938年中期到1940年6月

時間進入1938年中期后，國際局勢再次發生顯著變化。在歐洲，1938年9月，英法德意四國政府首腦在慕尼黑舉行會議，簽訂了慕尼黑協定。11月，英國正式承認意大利吞并阿比西尼亞。這表明，英法等國對德意法西斯的綏靖主義政策達到一個頂峰。在遠東，隨著抗日戰爭進入戰略相持階段，日本調整了侵華策略，軍事上停止正面戰場的戰略性進攻，集中主力對付中共領導的抗日武裝，政治上實行以政治誘降為主、軍事進攻為輔的方針，企圖誘使國民政府投降，分化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美英等國對中國提供了一些援助，使中國能夠牽制和消耗日本的力量，但同時也幾次醞釀出賣中國來換取同日本的妥協，甚至有意將日本帝國主義這股禍水引向蘇聯。一時間，“東方慕尼黑”的陰云在中國上空徘徊。1939年9月，德國入侵波蘭，英法對德宣戰，二戰全面爆發。美英法等國奉行“先歐后亞”戰略，把主要精力放到了歐洲戰場，“東方慕尼黑”的陰云更為濃密了。此時還發生了一件影響中共對局勢判斷的事情：1939年8月，蘇德簽訂互不侵犯條約，隨后蘇聯和共產國際放棄了共產國際七大確定的建立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主張，重新回到反對一切帝國主義戰爭的反帝統一戰線的主張。

毛澤東密切關注著國際局勢的變化，并及時察覺到了“東方慕尼黑”的危險。他從剖析英法等國所謂“不干涉”和“中立”政策的實質和危害入手，對可能出現的“東方慕尼黑陰謀”進行了揭露。他特別針對1939年7月24日英日兩國簽訂的《有田——克萊琪協定》指出：“英國反動派將以共同瓜分中國和在財政上經濟上幫助日本為條件，換得日本充當英國利益的東方警犬，鎮壓中國的民族解放運動，牽制蘇聯”。而“在某種適合于日本的時機，日本將發起東方慕尼黑，以某種較大的讓步為釣餌，誘脅中國訂立城下之盟，用以達其滅亡中國的目的”。可以說，“東方慕尼黑陰謀”的醞釀，是當時中共制定國際戰略所面臨的關鍵“局”。

略從局出。很顯然，與這樣的“局”相對應，應該采取的“略”就是揭露并化解“東方慕尼黑陰謀”。為此，毛澤東和中共中央采取了許多應對策略。

第一，發出《關于反對東方慕尼黑陰謀的指示》，制造輿論，正面揭露和反對“東方慕尼黑陰謀”，提醒人們防范“東方慕尼黑陰謀”的危險。第二，批駁對太平洋國際會議抱有幻想的錯誤觀點，呼吁堅持抗戰和團結、反對投降和分裂。第三，揭露帝國主義發動戰爭的本質目的，主張與蘇聯及世界各國人民一起建立反戰爭反侵略統一戰線。第四，重申世界整體性觀點，告誡英美等國不要“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

這些策略和舉措，有力地揭露了“東方慕尼黑陰謀”的實質和危害，有效阻止了其成為現實。然而形勢總是比人快，隨著二戰戰火的蔓延，國際局勢又發生了微妙變化，中共的國際戰略面臨著再次調整。

三、從1940年6月到1944年底

1940年6月，隨著德國對法國發動全面進攻，意大利向英法正式宣戰，二戰戰火擴大。6月26日、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討論面臨的形勢。毛澤東指出：這樣的形勢，“一方面將促進德、意帝國主義擴大戰爭勝利的貪欲，促進日本帝國主義加緊進攻中國與侵略南洋的野心；另一方面，又將促進美國帝國主義加緊武裝起來走上戰爭的軌道。目前帝國主義營壘中的形勢是：一方面——德、意、日擴大戰爭，一方面——美國、英國及法國殘余不得不對抗德、意、日”。中國目前處在新的環境中，“從英、美、法方面發動的東方慕尼黑危險，已經不存在了，或至少可以說很大地減少了”。毛澤東的分析見微知著，透徹入理。隨著戰火蔓延，美英法與德意日矛盾的激化是不可避免的，他們之間實現妥協的可能性至少就大大降低了。

正如毛澤東預料，1940年9月，德意日簽署三國同盟條約，這樣美英法與德意日之間的矛盾就更沒有回旋的余地了。10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對這一事件作分析。毛澤東認為：三國同盟條約訂立后戰爭會擴大。中國有可能利用帝國主義大戰來解決中國民族戰爭的勝利問題。我們要利用帝國主義國家之間的矛盾，對付共同的敵人，應加緊反對德意日同盟的宣傳。這里，所謂共同的敵人，顯然是指德意日法西斯，尤其是日本。11月6日，在給周恩來的電報中，毛澤東則直接表示：“蔣加入英美集團有利無害，加入德意日集團則有害無利，我們再不要強調反對加入英美集團了，雖然我們也不應該提倡。目前不但共產黨、中國人民、蘇聯這三大勢力應該團結，而且應與英、美作外交聯絡，以期制止投降打擊親日親德派活動。”加強與英美的外交聯絡，與此前把他們排除在統一戰線之外相比，這是一個明顯變化。

進入1941年后，國際局勢繼續發生深刻變化，發生了三件有代表性的事件：4月13日，蘇日簽訂《蘇日中立條約》；6月22日，蘇德戰爭爆發；12月7日，太平洋戰爭爆發。

這些事件的發生自然受到了毛澤東的關注。關于蘇日簽訂條約，4月17日，毛澤東致電周恩來指出：“日蘇條約對蔣給了一個嚴重打擊”，條約簽訂后，“第一日本威脅加重，第二美、英重心在對德，第三蘇聯獲得自由”，“蔣投降與反共將更加困難”。為什么這么判斷？條約的簽訂，對蘇聯來說，暫時鞏固了東線和平，在西線戰爭風險迫近的情況下避免了可能的兩線作戰的危局；而對日本來講，北線有了保障后，就可以向中國西南腹地和東南亞地區進攻。這樣，美英等國及國民黨政府與日本媾和的可能性就大大地降低了。

蘇德戰爭爆發后第二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緊急會議討論國際局勢和應對策略。會議通過了毛澤東代表中央起草的《關于反法西斯的國際統一戰線的決定》，號召各國人民組織國際統一戰線，為反對法西斯而斗爭。6月26 日，毛澤東修改的《解放日報》社論認為，蘇德戰爭和蘇聯參戰已經改變了二戰的性質。7月12日，毛澤東起草的中共中央書記處發出的黨內指示指出：“在目前條件下，不管是否帝國主義國家，或是否資產階級，凡屬反對法西斯德意日援助蘇聯與中國者，都是好的，有益的，正義的；凡屬援助德意日反對蘇聯與中國者，都是壞的，有害的，非正義的。在此標準下，對于英國的對德戰爭，美國的援蘇、援華、援英行動及可能的美國反日反德戰爭，都不是帝國主義性質的，而是正義的，我們均應表示歡迎，均應聯合一致，反對共同敵人”。這些論述核心意思有兩條，一是說二戰的性質已經發生了質變，已經從帝國主義的掠奪戰爭變成世界人民反法西斯的正義戰爭，二是說英美等國不再是斗爭對象，而應成為聯合對象。

如果說蘇德戰爭爆發后世界反法西斯統一戰線初露端倪，那么太平洋戰爭的爆發則徹底促成了這一戰線的形成。太平洋戰爭爆發后第二天，中共即發表宣言，聲明太平洋戰爭是日本法西斯為侵略美英及其他各國而發動的非正義戰爭，法西斯陣線和反法西斯陣線已經最后明朗化了。同日，中共發出《關于建立太平洋反日統一戰線的指示》，對統一戰線的建立背景、組成部分和積極意義作了說明，并特別指出，建立這一統一戰線特別有重大的意義。 1942年1月1日，中美英蘇等26國簽署聯合宣言，宣布了世界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正式形成，中國的抗日戰爭成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戰場成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東方主戰場。

在這樣的局勢判斷下，中共的抗戰國際戰略也就相當清晰了：積參與到世界反法西斯統一戰線中，并注意“在各種場合與英美人士作誠懇坦白的通力合作，以增加英美抗戰力量，并改進中國抗戰狀況”，也就是說，要從之前單一聯合蘇聯轉向同時聯合蘇美英，甚至在特定的時間段內更側重與美國的聯合。

側重與美國的聯合也是根據當時的局勢采取的符合實際的策略。當時反法西斯陣線中的幾個大國中，蘇聯忙于應對德國入侵，沒有更多的力量支援中國；法國本土被占領，撤退出來的力量聯合英國陷入與德意的苦戰；只有美國地位特殊，本土沒有受到戰爭波及，援助中國有經濟軍事實力的保障。除此之外，發展與美國的合作，不僅可以爭取到一些援助，增強抗日力量，同時也有可能通過美國向國民黨政府施壓，抑制其發動反共內戰。

這一時期中共與美國的合作在1944年達到高潮。當時，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推進，國共力量對比出現微妙變化，特別是國民黨政府在豫湘桂戰役中潰敗，讓美國對國民黨政府的腐敗無能感到失望，對日軍南下可能危及美國太平洋戰局的部署感到不安。應中共之邀，這年6月和7月底、8月初，中外記者團和美軍觀察組先后訪問延安。1944年9月，中共公開提出成立民主聯合政府的主張。10月，美國總統特使赫爾利介入國共談判。11月7日，赫爾利訪問延安。毛澤東等中共領導人與其進行四次會談，并簽訂了《中國國民政府、中國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協定》，圍繞成立民主聯合政府問題提出了五點草案。至此，抗戰時期中共與美國的合作關系達到了高潮。

四、1944年底到抗戰勝利

事情的突然轉向往往出人意料。赫爾利從延安回到重慶后態度馬上來了個反轉，背棄他在延安的承諾，轉而支持蔣介石提出的旨在維持國民黨一黨獨裁、取消人民軍隊和抗日民主政權的三點“提示案”。事情都不是獨立存在的。在1944年底到1945年初的一段時間里，關于美國對華政策還發生了一些事情：多次批評蔣介石政策的史迪威被撤職，中緬戰區隨之撤銷；對中共比較友好的美軍觀察組成員包瑞德、戴維斯被調離；美國各報對重慶的批評突然緩和下來；美國逐步增加援助蔣介石政府的物資，以加速裝備重慶軍隊。1944年12月，歐洲發生了斯科比事件。

這些事情的發生不能不引起毛澤東的警覺和重視，并對此前一段時期的國際戰略特別是對美外交政策進行重新評估。1945年4月1日，毛澤東會見謝偉思，請他轉告美國政府：一旦中國發生內戰，希望美國對國共雙方采取不插手政策。4月24日，毛澤東再次告誡美英政府：“如果援助中國反動分子而反對中國人民的民主事業，那就將要犯下絕大的錯誤。”同時，他非常重視斯科比事件的發生，并多次談到此事。他針對國民黨政府“希望某些同盟國的將領們在中國境內執行英國斯科比將軍在希臘所執行的職務”的企圖，告誡那些“給蔣介石撐腰的外國人”，要推出斯科比，那是不行的。他特別提醒全黨和全國人民，要“注意中國將來會有斯科比老先生來刮油水”，千萬不要出斯科比，“變成希臘”。

與此同時，毛澤東把更多的精力放到了對整個國際格局的分析上。他對國際格局作了如下分析：其一，世界反對法西斯侵略者的神圣的正義的戰爭，已經取得了有決定意義的勝利，中國人民配合同盟國打敗日本侵略者的時機，已經迫近了。其二，世界將走向進步，決不是走向反動。當然應該提起充分的警覺，估計到歷史的若干暫時的甚至是嚴重的曲折，可能還會發生；許多國家中不愿看見本國人民和外國人民獲得團結、進步和解放的反動勢力，還是強大的。中國仍然不團結，中國仍然存在著嚴重的危機。其三，法西斯國家被打敗后，并不是說就沒有了斗爭。反法西斯的人民大眾和法西斯殘余勢力之爭，民主和反民主之爭，民族解放和民族壓迫之爭仍將充滿世界的大部分地方。其四，資本主義在向下走，社會主義蘇聯和人民民主力量向上走。從經濟上說美國居于領袖地位，但經濟之外還有政治，政治與經濟結合起來才是更強大的，那就是蘇聯；而且蘇聯在經濟的量上說不如美國，但蘇聯是社會主義的經濟，它產生了偉大無比的力量。毛澤東還頗具深意地要求黨內干部看清大局：“我們的同志要注意，要看大的東西，要看普遍的大量的東西。許多同志往往對于普遍的大量的東西看不見，只看見局部的小量的東西。十月革命，砍掉了資本主義一只腳；第二次世界大戰，德、意法西斯資本主義打倒了，法國內部最壞的東西垮臺了，許多小皇帝也垮臺了，小國家起了變化，都進步了，這又砍掉了資本主義一只腳。這些都是大事情，必須看到這些大事情，才能正確地進行分析，才能在分析時不會犯錯誤。”這表明，當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曙光初顯的時候，毛澤東已經預見到了戰爭結束后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的發展和民族解放運動的高漲，以及出現世界兩極格局的可能性。這一判斷為中共國際戰略的調整提供了直接依據。

1945年4月以后美國對華政策的明確轉向則助推了中共國際戰略的調整。4月2日，赫爾利公開宣布：美國不會同中共合作，美國援助只給國民黨政府，污蔑中共及其軍隊阻礙中國統一。不久后，極力反蘇反共的杜魯門上臺，公開對華實行扶蔣反共政策。

毛澤東對美國這一政策進行了嚴正批評和反對。他明確指出，我們反對美國政府扶蔣反共的政策。美國政府的扶蔣反共政策，說明了美國反動派的猖狂。但是一切中外反動派阻止中國人民勝利的企圖，都是注定要失敗的。7月10日、12日，毛澤東為新華社連寫兩篇評論告誡美國政府。然而，美國對此置若罔聞，至此，中美抗戰時期形成的合作關系趨于結束。

這樣，在抗戰勝利前夕，根據國際局勢和國內形勢發展變化，中共的國際戰略再次發生調整，由之前的同時聯合蘇美英，再次轉向側重聯蘇。而這一戰略的變化，也深遠地影響了此后中共及新中國的國際戰略和外交政策。

五、結語

由上述可見，在抗戰時期國際戰略的制定和調整過程中，毛澤東一直遵循并堅持運用“先謀于局、后謀于略，略從局出”的方法。抗戰爆發后，毛澤東及時觀察到了抗戰爆發對中國國內局勢和遠東乃至世界局勢的影響，作出中日民族矛盾已經上升為中國社會主要矛盾、反抗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已經成為中共的主要任務的判斷，進而制定了對內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對外建立反對日本法西斯國際統一戰線，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打敗日本帝國主義的戰略；當抗日戰爭進入戰略相持階段，“東方慕尼黑”的陰云在中國上空醞釀之時，他又把國際戰略的著力點放到了揭露、批判并防范美英等國犧牲中國利益與日本媾和的陰謀，與蘇聯和世界人民共同建立反對戰爭反對侵略的統一戰線上；當二戰戰火進一步蔓延，蘇德戰爭、太平洋戰爭相繼爆發，二戰性質轉化為世界反法西斯的正義戰爭之時，他又適時提出了聯合蘇美英等國建立世界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主張；而當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曙光初顯，世界兩極格局初露端倪，美國對華政策由扶蔣容共轉為扶蔣反共之時，他在批評美國對華政策轉向的同時，提醒中國人民防止斯科比事件在中國的重演，同時將聯合蘇美英的戰略實際上調整為側重聯蘇的戰略。可以看出，無論在哪個階段上，毛澤東對國際戰略的制定與調整，都不是隨便的毫無根據的主觀臆斷，而總是先從對國際局勢及其發展趨勢的認識和判斷開始。抗日戰爭的歷史進程有力地證明了這些國際戰略的有效和正確，進而也證明了這一方法的有效和正確。

從本質上講，這一方法是世界觀和方法論的辯證關系在戰略問題上的具體體現。世界觀決定方法論，有什么樣的世界觀就有什么樣的方法論。“局”就是局勢，“略”就是方法。“謀局”就是要弄清楚局勢怎么樣、怎么發展，屬于世界觀范疇；“謀略”就是要弄清楚在既定的局勢下該怎么辦，屬于方法論范疇。“謀局”決定“謀略”，面臨什么樣的“局”決定采取什么樣的“略”。毛澤東曾形象地概括說：“沒有全局在胸，是不會真的投下一著好棋子的。”“全局在胸”就是“謀局”，而“下一著棋子”則是“謀略”。當然，面對同樣的“局”，不同的世界觀、方法論，謀的“局”、“略”也會不同。國際局勢往往錯綜復雜、變化無常，正確的“謀局”、“謀略”需要正確的世界觀和方法論作指導。中國共產黨人奉行的是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和方法論。

對國際局勢和發展趨勢的判斷，是制定國際戰略的立足點和出發點。運用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和方法論，把中國的事情放到國際局勢和世界歷史發展的大背景下來加以認識，把正確分析和判斷形勢作為制定戰略的前提和基礎，是我們黨的優良傳統。歷史的經驗教訓表明，當我們對國際局勢及其發展趨勢作出正確判斷的時候，才能制定出正確的戰略，才能推動我們的各項工作，即使一時面臨很大的困難，也能克服困難取得發展；相反，當判斷發生重大偏差的時候，就很難制定出正確的戰略，就會阻礙工作的開展，即使客觀形勢比較有利，也會錯失良機，甚至遭受挫折。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今天，我們制定國際戰略時，這樣的歷史經驗教訓需要認真學習和記取，“先謀于局、后謀于略，略從局出”的方法值得永遠堅持和運用。

     （來源：《毛澤東研究》2015年第4期，為便于閱讀，大幅刪減了具體論述；作者高長武，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處長、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