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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毛澤東在延安】

毛主席“十大”思想，造就了中國抗戰勝利的巨大精神力量

戰爭需要武器，更需要思想。毛主席是中國抗戰的精神領袖，被陳嘉庚先生頌為“中國的大救星”。從新的視角來研究探討抗日戰爭，我們看到，毛主席的“十大”思想，猶如茫茫黑夜中的燈塔，為中華民族的抗戰指明了方向，統御了抗日戰爭的總體進程，武裝人民發揮了彌補中國武器落后的天然缺陷，造成了取得抗戰勝利的巨大思想優勢。

“一、中國必勝思想；二、全面抗戰思想；三、持久戰思想”（見【相關閱讀】）

四、主要矛盾轉化思想

毛主席說，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是中國取得抗日戰爭勝利的關鍵因素。他認為，中國戰勝日本帝國主義需有三個條件：第一是中國抗日統一戰線的完成；第二是國際抗日統一戰線的完成；第三是日本人民和日本殖民地人民的革命運動的興起。三個條件中，中國人民的大聯合是主要的。毛主席在《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一文中，更是把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說成是置日本帝國主義和漢奸賣國賊于死命的民族革命統一戰線。這可以看出統一戰線的重要，歷史也確實已經這樣證明了。

然而這里需要問的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理論基礎是什么呢？我們說，不是別的，正是毛主席的主要矛盾轉化思想。這一思想的核心點，就是隨著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加劇，中國的矛盾由階級矛盾為主轉變為中日民族之間的矛盾為主。

我們知道，在1927年以后的十年土地革命戰爭中，國內的階級矛盾是尖銳地存在著的，是主要矛盾，那么為什么轉化了呢？毛主席說：“當著帝國主義向這種國家（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家——作者注）舉行侵略戰爭的時候，這種國家的內部各階級，除開一些叛國分子以外，能夠暫時地團結起來舉行民族戰爭去反對帝國主義。這時，帝國主義和這種國家之間的矛盾成為主要的矛盾，而這種國家內部各階級的一切矛盾（包括封建制度和人民大眾之間這個主要矛盾在內），便都暫時地降到次要和服從的地位。”

毛主席的這一主要矛盾轉化思想，給了中國共產黨人智慧，統統收集起了一切的抗日因素，匯聚成了最強大的抗日力量。

資料顯示，早在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時，毛主席就開始了對于中國主要矛盾轉化的觀察和思考。為什么這么說呢？因為，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國主義發動侵略中國東北的事變，毛主席就聯名朱德、賀龍等發表了《中國工農紅軍為日本帝國主義強占滿洲告白軍士兵兄弟書》，號召國民黨軍隊士兵加入紅軍共同抗日，這顯然是基于對民族矛盾的發展變化而提出的。如果說，這還只是分析的話，那么再看看1932年1月中旬的中共蘇區中央局會議，就非常清楚了。在這次會議上，毛主席明確講到，日本帝國主義滅亡中國的大舉侵華，勢必引起全國人民的抗日高潮，國內階級關系必將發生變化。然而，毛主席這種超前的政治視野，其時的中共領導人并非都有。一些領導就認為日本主要是要進攻蘇聯，指責毛主席是典型的右傾機會主義，同時，通過選舉中止了毛主席的會議主持人，使得毛主席只有休病假的份了。

可毛主席的民族責任感是那樣的強烈，那樣的執著。他1月下旬又抱病起草了《對日戰爭宣言》，宣稱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要領導全中國工農紅軍和廣大被壓迫民眾，以民族革命戰爭驅逐日本帝國主義出中國。我們看，這個民族戰爭的含義，還是把民族矛盾凸顯出來了。民族矛盾的戰爭上升為主要矛盾，那就必須要聯合抗日。

從有關史料看，在其后的毛主席起草的幾個中華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宣言中，也都顯露了這一思想。而這一思想的全面的闡述，則是在1935年底的瓦窯堡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和12月27日在瓦窯堡黨的活動分子會議上的講話。毛主席認為，華北事變后，中日民族矛盾已經上升為中國社會的最主要的矛盾。在中國面臨著變成日本帝國主義的殖民地的時刻，民族資產階級已經或即將發生變化。他們中的一部分（左翼）有參加抗日救亡斗爭的可能；其另一部分則有由動搖而采取中立態度的可能。在這種情況下，必須花大力氣把民族資產階級爭取到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旗幟下。

同時，毛主席還分析了地主買辦營壘。毛主席認為，這一營壘內部并非鐵板一塊。由于中國是幾個帝國主義國家爭奪的半殖民地，所以，地主買辦階級也分成依附于不同帝國主義的利益集團。當日本要變中國為其獨占的殖民地的時候，帝國主義之間及它們各自支持的不同利益集團之間的矛盾也會激化，美國及其他帝國主義的走狗們是有可能遵照其主人的叱聲的輕重，同日本帝國主義及其走狗作明爭暗斗。

毛主席分析到，中國社會主要矛盾的深刻變化，引起了中國社會階級關系的變化。他指出，中國革命的主要對象或主要敵人就是日本帝國主義及國內的漢奸賣國賊。在這一革命中，無產階級是中國革命的最基本的動力，農民、小資產階級是中國革命最廣大的動力；民族資產階級是在一定時期和一定程度上的同盟軍，但是又是必要的同盟軍；為了戰勝強大的敵人，必須結成盡可能廣泛的統一戰線。

在抗戰勝利近80年的今天，我們研究中國抗戰史，聯系抗戰中的諸多系列事件再來看毛主席的這些分析，真是不能不從內心敬佩他的精辟、精準、精彩，猶如讀心術大師，透徹了中國社會本質的脈動。

我們知道，1935年1月的遵義會議，確立了毛主席的實際領導地位，所以，盡管后來王明回國后有過干擾，但主流是在毛主席為主的核心決策層領導下實施了抗日戰爭，這就確保了主要矛盾轉化思想的一貫執行，堅持住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這個作用是無比巨大的，中國共產黨的正確的抗戰路線以及政策策略，蓋由此具出。

在這一思想下，中國共產黨找到了新的抗戰同盟軍——國民黨。1936年8月10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毛主席指出，在今天我們應該承認南京是民族運動中一種大的力量。所以，共產黨實行了由“抗日反蔣”到“逼蔣抗日”政略的轉變。西安事變，當人們都把目光集中在捉蔣問題上的時候，毛主席明確說，目前問題主要是抗日問題，不是對蔣（介石）個人的問題。蔣介石罪惡滔天，欠下全國人民無數的血債，但把蔣介石與日本帝國主義同等看待是錯誤的。當前，日本帝國主義和中華民族的矛盾是主要矛盾，共產黨不能忘記了民族危亡這個大局，不能僅從黨的私仇出發，要以整個中華民族的利益為重。所以，毛主席和中共中央力主不殺蔣介石，和平解決了西安事變，由此基本結束了蔣介石發動的10年內戰，促成了國共合作的初步形成，拉開了中國抗日大劇的序幕。

我們說，西安事變，張楊留名，其實個中的關鍵，是和平解決。毛主席看得明白，西安事變有“黑暗”和“光明”兩種前途。毛主席和中共中央爭取了光明前途，使得西安事變有了光彩。如若不然，則是內戰大爆發，而此時的內戰，定是中國的滅亡之戰。如是，那發動西安事變的張楊也就另說了。

【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后，1937年2月14日周恩來等乘飛機回到延安時，毛澤東等中央領導同志到機場歡迎】

毛主席的主要矛盾轉化思想，解決了中國共產黨的最為主要的一個問題，那就是如何對待民族資產階級，尤其是如何對待中間勢力。我們知道，這在中國共產黨歷史上是有著滅頂之災的。1933年蔣介石發動第五次“圍剿”，中共臨時中央的領導人博古等指揮失誤，導致中央紅軍迭次失利，損失慘重，身處危難。就在這時候，國民黨第19路軍廣大官兵由于厭惡內戰，要求抗日，在蔣光鼐、蔡廷鍇率領下，公開宣布抗日反蔣。10月22日，蔣光鼐、蔡廷鍇聯合國民黨內反蔣勢力李濟深、陳銘樞等，在福州成立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通稱“福建人民政府”）。對于中央紅軍來說，這可是天賜良機。毛主席聽到消息十分興奮，認為這是打破蔣介石第五次 “圍剿”的機會，幾次找到博古等陳述作戰指揮建議，但均遭到拒絕。他們的理由是，中間勢力是最危險的敵人，福建人民政府是“反動統治的一種新的欺騙”。就這樣，中央紅軍失去了這最后打破敵人圍剿的機會，接下來就是廣昌失利，紅軍損失五分之一。其后接著是湘江慘敗，中央紅軍的86000人只剩下30000多人。

中央紅軍的第五次反“圍剿”，毛主席有過兩次打破敵人“圍剿”的建議，這是第二次，之前還有一次。如果按照毛主席的建議，敵人的“圍剿”是可以打破的，可惜中共臨時中央領導弄不懂毛主席建議的高妙之處。這里的差別，就是思想的差別。研究你會發現，毛主席是一個高維思考的人，無人比肩。

抗日戰爭，民族矛盾上升為主要矛盾，階級矛盾降為次要矛盾，民族資產階級是抗日的同盟軍，共產黨要堅定不移地堅持統一戰線，徹底把日本帝國主義趕出中國，這是毛主席的思想。現在我們一眼便看出，這是完全正確的抗戰思想。但這一思想，在當時也并非是輕松為人接受的，博古就曾與毛主席激辯過，以至于其后毛主席在黨的活動分子會議上，耐著性子反復提及歷史，循循善誘地講道理，那番心境躍然紙上。

在這里可以做個聯想，如果還是博古等人，那西安事變就還是“反動統治的一種新的欺騙”，或是像蘇聯認為的是日本造成的。如此一想，就會明白，中國幸虧有了毛主席。聶榮臻元帥說，只要毛澤東同志的主張得勢，革命就大發展，反過來，……紅軍和根據地人民就遭殃。

毛主席在《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時期的任務》一文中，詳細地分析了由于中日矛盾成為主要矛盾帶來的變化和應采取的策略，例如：若干帝國主義和中國的矛盾降為次要地位，它們和日本帝國主義之間擴大了矛盾的裂口，我們應當以抗日為目的，與愿意保持和平而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國家建立統一戰線；特別突出特別尖銳的日本帝國主義和中國的矛盾，使中國的資產階級甚至軍閥都遇到了存亡的問題，在他們及其政黨內部逐漸地發生了改變政治態度的過程，我們的統一戰線應包括資產階級及一切同意保衛祖國的人們，是一致對外的。

歷史證明了，毛主席的這個主要矛盾轉化思想，最大地孤立了日本帝國主義和漢奸賣國賊，最有效地調動了最為廣大的抗日力量，最有力地推動了抗日戰爭。像“山西王”閻錫山等軍閥，在中國共產黨統一戰線政策下，為中華民族的抗日做出了大的貢獻，像黃炎培等持中間路線的民主人士，不但與中國共產黨合作抗日，還為建立新中國立下了不朽功勛。

劉振起：全面抗戰——毛主席抗戰“十大”思想之二

劉振起：持久戰——毛主席抗戰“十大”思想之三

（未完待續；作者系昆侖策研究院高級研究員，原解放軍后勤學院教授、博導，《毛澤東精神》作者，中國管理科學學會領導力專委會專家，中國動畫工程促進會紅色文化工作委員會主任，泰山紅色文化研究院院長；來源：昆侖策網【原創】修訂稿，作者授權首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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