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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共產黨自成立伊始，就非常重視自身建設，并隨著革命形勢的發展，不斷深化認識。黨報黨刊是開展黨建工作的重要載體，我們黨歷來重視發揮黨報黨刊的重要作用。1939年10月4日，毛澤東為即將創刊的黨內刊物《共產黨人》撰寫發刊詞，圍繞“我們今天要怎樣建設我們的黨？要怎樣才能建設一個‘全國范圍的、廣大群眾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完全鞏固的布爾什維克化的中國共產黨’”這一主題展開論述，成為他在抗戰時期就黨的建設問題撰寫的一篇重要理論著作。

結合當時的歷史條件和革命形勢，不難發現，毛澤東之所以如此重視黨的建設并親自為《共產黨人》撰寫發刊詞，是有多方面考慮的。

一是當時抗日戰爭處于相持階段，外部環境發生變化，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的“投降危險、分裂危險和倒退危險日益發展著”。抗戰進入相持階段后，日本侵略者調整其侵華策略，逐漸將日軍主要兵力用于打擊敵后戰場的八路軍和新四軍。蔣介石集團將其主要注意力逐步由對外轉向對內，對抗日的態度日趨消極，而對人民抗日運動的限制則日益加強，各地的反共摩擦活動日趨嚴重。在這種極其嚴峻復雜的外部環境下，中國共產黨必須加強自身建設，鞏固黨的組織。

二是中國共產黨“已經走出了狹隘的圈子，變成了全國性的大黨”，黨的建設任務十分迫切。1938年 3月，中共中央發出《關于大量發展黨員的決議》，黨員數量大幅增加，但同時，黨員成分和思想狀況也復雜起來，對黨的建設工作提出了新挑戰。毛澤東總結指出：“我們現在有大批的新黨員所形成的很多的新組織，這些新組織還不能說是廣大群眾性的，還不是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都鞏固的，還不是布爾什維克化的。同時，對于老黨員，也發生了提高水平的問題，對于老組織，也發生了在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進一步鞏固和進一步布爾什維克化的問題。”

三是經過長期的革命斗爭實踐，中國共產黨積累了正反兩方面的經驗教訓，需要認真總結。從 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到 1939年，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已經進行了 18年的革命斗爭實踐，其間既有勝利，也有挫折。及時對積累的經驗教訓進行總結，是十分必要且重要的，對統一全黨思想具有重要促進作用。1938年召開的黨的六屆六中全會進一步確定了毛澤東在黨內的領導地位，加之延安相對穩定的環境，使毛澤東能夠全面回顧黨的歷史，“集中十八年的經驗和當前的新鮮經驗傳達到全黨，使黨鐵一樣地鞏固起來，而避免歷史上曾經犯過的錯誤”。

堅持問題導向，是毛澤東著作的一個顯著特征。他曾說：“一篇文章或一篇演說，如果是重要的帶指導性質的，總得要提出一個什么問題，接著加以分析，然后綜合起來，指明問題的性質，給以解決的辦法。”怎樣建設我們的黨？這是毛澤東一直思考的問題。《〈共產黨人〉發刊詞》是毛澤東對黨的建設問題的理論探索，其中蘊含的深刻的思維方法，對我們今天深入推進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仍有重要啟示意義。

關于無產階級政黨的建設理論，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曾作出過許多精彩的論述。抗戰時期，以《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為代表的馬克思主義著作也在陜甘寧邊區等抗日根據地出版發行，列寧的《怎么辦？》《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進一步，退兩步》及斯大林的《再論我們黨內的社會民主主義傾向》《論列寧主義基礎》等都是這一時期經常被用來闡釋黨的建設問題的重要文獻。在《〈共產黨人〉發刊詞》中，毛澤東并沒有刻意從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關于無產階級政黨的理論和學說中引經據典，作為自己立論的基礎，而是把視角投向了中國自身，通過結合中國革命的歷史進程和中國的現實國情，去思考“怎樣建設我們的黨”。

（一）黨的建設要結合中國革命歷史

沒有革命的理論，就沒有革命的行動。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關于政黨建設的理論對各國無產階級政黨開展革命斗爭實踐具有重要的指導性意義。但在中國革命實踐過程中，毛澤東愈發認識到，中國革命具有自己的特殊性，“黨的組織基礎的最大部分是由農民和其他小資產階級出身的成分所構成的”，黨所面臨的斗爭環境也和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敘述的狀況有很大不同。因此，如果只是強調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直接將蘇共關于黨的建設的經驗照搬到中國共產黨黨內，機械地建設“布爾什維克化的”中國共產黨，是難以應對中國革命復雜局面的。中國共產黨亟待從中國的具體實際出發，創新黨的建設理論，以適應不斷變化著的革命形勢。

對此，毛澤東進行了深入的思考，他在黨的六屆六中全會上所作的政治報告《論新階段》中指出：“指導一個偉大的革命運動的政黨，如果沒有革命理論，沒有歷史知識，沒有對于實際運動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勝利是不可能的。”他還特別強調，“今天的中國是歷史的中國的一個發展”，對于歷史，“我們應當給以總結，承繼這一份珍貴的遺產”。毛澤東提出學習歷史，從歷史中尋找經驗和方法，用來指導中國革命和黨的建設，是他運用歷史思維分析和解決問題的體現。

所謂歷史思維，是指思考問題時將過去、現在和未來貫通起來，以達到總結歷史規律、理性分析現實、探尋未來發展的目的。《〈共產黨人〉發刊詞》中就處處可見歷史思維。在毛澤東看來，不能割裂歷史看問題，“我們現在要建設這樣一個黨，究竟應該怎樣進行呢？解決這個問題，是同我們黨的歷史，是同我們黨的十八年斗爭史，不能分離的”，“十八年中，黨經歷了許多偉大的斗爭。黨員、黨的干部、黨的組織，在這些偉大斗爭中，鍛煉了自己。他們經歷過偉大的革命勝利，也經歷過嚴重的革命失敗”。

毛澤東之所以強調要從中國革命的歷史經驗中尋找解決黨的建設問題的辦法，是因為他從歷史中看到了中國革命斗爭在許多方面都有不同于蘇聯的特點，否認這種特點，機械地搬用別國經驗，是不可能指導中國革命走向勝利的。基于這些特點，推進黨的建設，必須結合中國革命歷史，全面看待黨史上的勝利與失敗，從整體上把握中國共產黨所處的歷史方位，明確黨在不同階段的歷史使命和主要任務，從歷史中汲取經驗教訓。

此外，在《〈共產黨人〉發刊詞》中，毛澤東運用歷史思維分析了中國革命的歷程，他對黨領導開展統一戰線、武裝斗爭和黨的建設的歷程分別進行了歷史回顧和梳理，按照黨在不同時期的斗爭對象和主要任務，對革命階段進行了劃分：“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第一次大革命的階段，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七年土地革命戰爭的階段和今天的抗日戰爭的階段”，并對每一個歷史階段，黨的建設取得的歷史經驗和教訓進行了深刻總結，對中國社會各階級在中國革命不同階段所表現的政治立場、態度進行了深入剖析，進而總結出中國革命的規律。

可以說，毛澤東注重把黨的建設同中國革命歷史相結合，為我們從中國自身實際出發推進黨的建設提供了一種重要的思維方法。歷史真實地記錄著一個政黨形成和發展的過程，通過對中國革命歷史的研究，我們可以看到中國共產黨從無到有、從小到大、從幼稚走向成熟的發展過程，在歷史趨勢的把握中明確方向、開拓未來。

（二）黨的建設要結合中國現實國情

中國共產黨根植于中國社會的土壤，中國共產黨的發展與壯大，中國革命的發展與完成，不能單純寄希望于外國輸出革命和外國的援助。在毛澤東看來，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革命從來不是也不應該是被動和消極的，也并非只有蘇聯革命才具有世界意義，中國革命同樣具有世界意義。他指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戰爭不但是“解放中國的旗幟”，而且具有“國際的革命意義”，在抗日戰爭階段，中國共產黨“將引導中國革命走向完成，也將給東方和世界的革命以深刻的影響”。

毛澤東對中國共產黨和中國革命前途的篤定，來源于他對中國現實國情的深刻把握，這也為他提出中國革命和黨的建設方案提供了重要的現實依據。在《〈共產黨人〉發刊詞》中，他多次強調中國國情的“特殊性”。他指出：“中國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家，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發展不平衡的國家，半封建經濟占優勢而又土地廣大的國家。”中國當時的這種國情，規定了當時“革命的性質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性質，革命的主要對象是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基本的革命的動力是無產階級、農民階級和城市小資產階級，而在一定的時期中，一定的程度上，還有民族資產階級的參加”，以及“中國革命斗爭的主要形式是武裝斗爭”。

這種“特殊性”，也衍生出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過程中的兩個基本特點：一是“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建立或被迫分裂革命的民族統一戰線”；二是“主要的革命形式是武裝斗爭”。只有正確理解中國革命的“特殊性”，才能準確把握黨的建設進程。毛澤東指出：“由于這兩個基本特點，恰是由于這些基本特點，我們黨的建設過程，我們黨的布爾什維克化的過程，就處在特殊的情況中。黨的失敗和勝利，黨的后退和前進，黨的縮小和擴大，黨的發展和鞏固，都不能不聯系于黨同資產階級的關系和黨同武裝斗爭的關系。”

因此，推進黨的建設，不能把思想局限在書齋閣樓里，不能把目光停留在教科書式的經驗里，而應該從中國自身出發，善于總結中國革命的歷史經驗，并深刻剖析中國現實國情，主動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應用到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中去，解決中國革命的實際問題。正如毛澤東在《〈共產黨人〉發刊詞》中說的：“一部分同志曾在這個偉大斗爭中跌下了或跌下過機會主義的泥坑，這仍然是因為他們不去虛心領會過去的經驗，對于中國的歷史狀況和社會狀況、中國革命的特點、中國革命的規律不了解，對于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和中國革命的實踐沒有統一的理解而來的。”在黨的建設中，要堅持理論與實踐有機結合，從中國自身實際出發，根據中國現實國情和革命形勢的發展變化，與時俱進制定正確的路線、方針、政策，確保黨始終走在時代前列，始終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主心骨。

在《〈共產黨人〉發刊詞》中，毛澤東運用唯物辯證法，從戰略全局的高度統籌推進黨的建設，他將黨的建設稱之為“偉大的工程”，并提出要把黨的建設問題同統一戰線問題、武裝斗爭問題聯系起來，深入思考它們之間的內在關系。

（一）黨的建設是一項“偉大的工程”

“工程”一詞有廣義和狹義之分，狹義是指具體的基本建設項目，也指科學和數學的某種應用，通過這一應用，以最短的時間和最少的人力、物力做出高效、可靠且對人類有用的東西；就廣義而言，工程是由一群（個）人為達到某種目的，在一個較長時間周期內進行協作（單獨）活動的過程。工程具有時間周期長、工作難度大等特征。毛澤東在《〈共產黨人〉發刊詞》中把黨的建設形容成一項“偉大的工程”，無疑是看到了黨的建設的長期性、復雜性和綜合性。

毛澤東在《〈共產黨人〉發刊詞》中總結黨的建設的歷史時指出，經過 18年的革命斗爭實踐，大批干部得到鍛煉，日益成為黨的中心骨干，中國共產黨也積累了大量寶貴經驗，取得了很多成績。比如，在土地革命戰爭階段，黨開辟了“人民政權的道路”，學會了“治國安民的藝術”，創造了“堅強的武裝部隊”，學會了“戰爭的藝術”。在這一過程中，中國共產黨已經能夠根據中國革命斗爭的實際情況和特點，進行理論創新，推動革命向前發展。毛澤東在肯定這些成績的同時，也指出了存在的問題，“黨的領導機關的一部分人，沒有能夠在這一整個階段中掌握住正確的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致使黨和革命“在一個時期遭受過李立三同志‘左’傾機會主義的危害，而在另一個時期，又遭受過革命戰爭中的‘左’傾機會主義和白區工作中的‘左’傾機會主義的危害”。

在這里，毛澤東沒有把黨的建設作為一個孤立的事情來對待，也不是單純地從黨的思想建設、政治建設、組織建設、作風建設、紀律建設等具體內涵方面展開論述，而是從中國革命這樣一個較為宏大的視角來著眼。他曾提出，“全局性的東西，不能脫離局部而獨立，全局是由它的一切局部構成的”，“懂得了全局性的東西，就更會使用局部性的東西，因為局部性的東西是隸屬于全局性的東西的”。正是基于對全局與局部辯證關系的認識，毛澤東認為，推進黨的建設這項“偉大的工程”，要放到中國革命的戰略全局的高度來統籌。

在毛澤東看來，黨的建設包含在中國革命中，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革命與黨的建設是全局與局部的關系，要掌握如何進行黨的建設，就要綜合把握中國革命的內涵。那么，該如何綜合把握呢？毛澤東在《〈共產黨人〉發刊詞》中指出：“統一戰線問題，武裝斗爭問題，黨的建設問題，是我們黨在中國革命中的三個基本問題。正確地理解了這三個問題及其相互關系，就等于正確地領導了全部中國革命。”

善于站在戰略全局的高度，把握事物發展的總體趨勢和方向，是毛澤東觀察和處理問題的重要思維方法。在《〈共產黨人〉發刊詞》中，毛澤東充分運用戰略思維、系統思維來探討黨的建設問題。如果推進黨的建設只從具體工作入手，而不從整體上把握中國革命的歷史進程，不全面分析黨的建設與統一戰線、武裝斗爭的關系，就會陷入“只見樹木，不見森林”的境地。

（二）黨的組織是“對敵沖鋒陷陣的英勇戰士”

如何理解把握統一戰線、武裝斗爭、黨的建設三者之間的關系呢？毛澤東在《〈共產黨人〉發刊詞》中作了一個形象的比喻，他說：“統一戰線和武裝斗爭，是戰勝敵人的兩個基本武器。統一戰線，是實行武裝斗爭的統一戰線。而黨的組織，則是掌握統一戰線和武裝斗爭這兩個武器以實行對敵沖鋒陷陣的英勇戰士。”統一戰線和武裝斗爭是兩個“基本武器”，黨的組織是“英勇戰士”，這一比喻生動展現了這三者之間的相互關系。

就黨的建設和統一戰線來說，毛澤東指出，“黨的建設的重要一部分，就是在同資產階級聯合又同它斗爭的中間發展起來和鍛煉出來的”。華北事變后，中日民族矛盾上升為中國社會主要矛盾，在中國共產黨的倡導和推動下，最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得以建立，凝聚起全民族抗戰的偉大力量；但另一方面，“大資產階級投降派和頑固派所指揮的嚴重的摩擦斗爭在全國進行著，反共之聲喧囂不已”。毛澤東認為，厘清黨的建設同它周圍事物的關系，才能正確把握革命的方向，在全民族抗戰階段，“如果我們黨不知道在聯合資產階級時又同資產階級進行堅決的、嚴肅的‘和平’斗爭，黨在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就會瓦解，革命就會失敗”。

就黨的建設和武裝斗爭來說，毛澤東指出，“十八年來，我們黨的發展、鞏固和布爾什維克化，是在革命戰爭中進行的，沒有武裝斗爭，就不會有今天的共產黨”。中國共產黨是在中華民族內憂外患、社會危機空前深重的背景下誕生的，一出生就鐫刻著斗爭的烙印，一路走來就是在斗爭中求得生存、獲得發展、贏得勝利的。在抗日戰爭時期，黨的政治路線的一個重要內容就是開展武裝斗爭。因此，要把黨的建設問題“同八路軍新四軍堅持抗日游擊戰爭和建立抗日根據地的問題聯系起來看” 。

唯物辯證法認為，任何事物都不是孤立的，都和周圍的事物相互聯系、相互作用和相互影響，要用普遍聯系的、發展的眼光看問題。毛澤東將這一思維方法運用到分析黨的建設和中國革命問題之中，強調要把黨的建設與統一戰線、武裝斗爭相互聯系起來，從整體上思考它們之間的關系，進而從戰略全局的高度統籌推進黨的建設。

毛澤東是如何認識到黨的建設要與統一戰線、武裝斗爭聯系起來的呢？貫穿三者之間的內在邏輯又是什么呢？在《〈共產黨人〉發刊詞》中，毛澤東運用馬克思主義階級分析法，對這一問題作出了回答。

（一）黨的建設離不開對中國社會階級狀況的科學分析

早在大革命時期，毛澤東就在充分分析中國革命實際的基礎上作出重要論斷：“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黨的建設，黨的發展、鞏固，都離不開對社會各階級作出正確的科學的分析。

抗日戰爭進入相持階段后，隨著國內國際形勢的變化，中國社會各階級的經濟地位及其對待革命的態度也有所改變，在《〈共產黨人〉發刊詞》中，毛澤東對中國社會各階級進行了深入分析，他在強調“無產階級的堅固的同盟者是農民”，“城市小資產階級也是可靠的同盟者”的基礎上，重點考察了民族資產階級和帶買辦性的大資產階級。他指出，由于受到民族壓迫，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在一定時期、一定程度上，是能夠參加反帝反封建的斗爭的，這時，無產階級應該同民族資產階級建立并保持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但是，民族資產階級在經濟上、政治上具有軟弱性，要時刻注意它會發生動搖。而中國的帶買辦性的大資產階級，“是直接為帝國主義服務并為它們所豢養的階級”，“歷來都是革命的對象”。

正是由于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具有二重性，毛澤東指出，在統一戰線問題上，黨必須實行堅決的、嚴肅的兩條戰線斗爭。一方面，要反對忽視資產階級在一定時期一定程度上參加革命的可能性的錯誤；另一方面，要反對忽視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在綱領、政策、思想、實踐等方面的原則差別的錯誤。在他看來，社會階級狀況不是一成不變的，隨著形勢的變化，各階級對革命的態度也會發生轉變，既要深刻把握各個階級的屬性和本質，也要看到局勢的變化所帶來的影響，對黨的策略適時作出調整。從毛澤東的這些論述中，不難看出，階級分析法是毛澤東探索黨的建設理論的重要思維方法。

（二）要堅定無產階級立場

階級性是政黨的本質屬性，不可能有超越階級的政黨存在。回顧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開展革命的歷程，不難發現，立場問題是直接關系革命全局的大問題。全面抗戰時期，黨內有些人忽視中日民族矛盾上升為主要矛盾的現狀，看不到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在一定時期參加革命斗爭的可能性，反對同民族資產階級建立統一戰線，頑固實行“左”傾關門主義。

隨著第二次國共合作形成，黨內又有一些人走向了另一個極端，他們認為國民黨參加了抗日，就和共產黨沒有什么區別了。他們采取無原則遷就國民黨的政策，反對共產黨在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政策；他們過高估計國民黨的力量，盲目信任國民黨，把抗日救國的希望完全寄托于國民黨，不相信共產黨和人民的力量，不敢放手發展自己和人民的抗日革命勢力，不敢同國民黨制造的反共摩擦作堅決斗爭。

這樣的妥協退讓，實質上是讓無產階級成為資產階級的附庸，使無產階級徹底喪失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的領導權和話語權。從中國革命的歷史教訓來看，“左”和右的錯誤，都是在政治形勢發生重大變化的時候，不能堅定地站在無產階級立場上正確把握革命發展的方向。

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建立后，中國共產黨的影響力逐步擴大，越來越多的先進分子加入了黨。與此同時，“某些地方黨部為追求新黨員的數目字，便進行所謂發展黨的突擊運動，集體加入與不經過個別的詳細審查的征收黨員。因此許多普通抗日分子或黨的暫時同路人，也加入了黨。異己分子，投機分子，以及奸細，也乘機混入了黨”。

這些問題不僅使黨組織的先進性和純潔性受到嚴重損害，而且讓反動分子有了破壞黨組織的機會。黨內也有少數不堅定分子，經不起革命浪潮的洗禮，在資產階級的挑撥和各種誘惑下，發生動搖腐化，喪失了階級立場，以至出現個別領導人脫離黨組織的情況，張國燾就是一例。

共產黨員如果沒有明確而堅定的無產階級立場，沒有正確而純潔的無產階級思想意識，就不能真正掌握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和方法，就更不能轉化為革命斗爭的有力武器。因此，在《〈共產黨人〉發刊詞》中，毛澤東反復強調，必須“使黨員、黨的干部在思想上、政治上堅定起來”，要“鞏固黨的組織，鞏固黨的武裝力量，并動員全國人民，進行反投降、反分裂、反倒退的堅決的斗爭”。

毛澤東還堅持底線思維，強調要“準備對付可能的突然事變，使黨和革命不在可能的突然事變中遭受意外的損失”。毛澤東后來也指出：“我們是站在無產階級的和人民大眾的立場。對于共產黨員來說，也就是要站在黨的立場，站在黨性和黨的政策的立場”。只有從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學習和革命斗爭實踐中，不斷堅定無產階級立場，黨組織才能始終充滿戰斗力，才能熟練掌握并運用好對敵斗爭的“基本武器”。

《〈共產黨人〉發刊詞》是毛澤東在抗日戰爭時期運用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方法，總結中國革命的歷史經驗，結合中國革命的具體實際，對黨的建設這一課題進行思考和總結的理論成果，是我們黨在領導中國革命進程中形成的寶貴理論財富，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進程中的一篇重要文獻。毛澤東的這篇著作蘊含著深刻的關于黨的建設的思維方法，值得我們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進行借鑒、轉化、創新和運用，以不斷推進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不斷增強黨的政治領導力、思想引領力、群眾組織力、社會號召力，把我們黨建設得更加堅強有力，為推進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提供堅強領導和根本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