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擊戰古已有之。毛澤東的游擊戰思想，汲取了古今中外游擊戰的精華，凝聚了其他中共領導人的集體智慧。無論在國內革命戰爭時期還是在抗日戰爭時期，毛澤東的游擊戰思想都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毛澤東第一次將游擊戰的地位提高到了戰略高度，在抗日戰爭中得到了淋漓盡致的發揮。1938年10月武漢淪陷后，抗戰由防御階段轉到相持階段，游擊戰開始占據主導地位。在隨后的南岳軍事會議上，白崇禧向蔣介石推薦了毛澤東的《論持久戰》，得到了蔣介石等人的首肯。蔣介石在會上提出“游擊戰高于正規戰”，而且同意與共產黨合作，在南岳開辦游擊干部訓練班。抗戰八年，共產黨領導的游擊戰由小到大，遍地開花，作戰形式多種多樣，戰斗方式變化無窮。到抗戰勝利時，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武裝共進行游擊戰斗12.5萬次，殲滅日軍52.7萬人，偽軍118.7萬人，解放國土近100萬平方公里，人口1億多，創造了世界戰爭史上的奇觀。因此，毛澤東的游擊戰思想不但在國內，而且在國際上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美國媒體載文稱毛澤東為“中國游擊戰之父”，日本軍事評論家池野清躬認為毛澤東是“現代游擊戰之父”。
蔣介石敗退臺灣后，經常思考共產黨為什么由弱變強戰勝了強大的國民黨的問題，并欲從中學習經驗，以圖“保存軍力待機破敵”。“蔣經國在日記中記有蔣介石閱讀毛澤東的著作《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胡適在1951年5月31日給蔣介石寫了一封長信，建議蔣介石讀一點中共近半年出版的書報，其中就有毛澤東的《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茅家琦等人著：《中國國民黨史》第17頁，鷺江出版社）。毛澤東在這篇文章中，提到了著名的游擊戰十六字訣“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而且毫不含糊地指出：“游擊性正是我們的特點，正是我們的長處，正是我們戰勝敵人的工具。”美國人對毛澤東游擊戰的關注和研究，從中國紅軍在井岡山時期就開始了。當中國全面抗戰開始后，毛澤東就提出了中共武裝仍然以游擊戰為主的戰略方針。1937年11月14日，即淞滬會戰剛結束，上海出版了一本《陳誠將軍持久抗戰論》（此書主要內容實際上是宣傳中共抗戰觀點的——筆者注）。該書是多篇文章的合集，其中有篇譯自美國《民族周刊》的《持久抗戰為中國勝利的關鍵》，作者為史德華的文章。該文寫道：“用大軍去對抗，中國遲早是要吃虧的。……游擊隊深入日軍后方活動，實在比津浦平漢線的主力大軍還易使日軍感到棘手（最近晉北某路軍的屢次告捷，就證明了這一點——譯者）。中國是一個幅員廣大的國家，日本的戰線愈延長，游擊戰術愈足以摧毀他們的力量。”“近年來最善運動游擊戰術的，恐怕算是中國的共產黨。大約十年以來，人數從未超過二十萬的紅軍，在中國的大部的省份中進行著‘捉迷藏’式的戰術。十年以后，中國蘇維埃不僅在數量上比最初增強，并且還取得中國一大部分農民對他們的主義的信仰。假使中國紅軍要全靠人數，那么在許多年前就早已消滅了。但共產黨卻老早就發展了一種組織后方農民的技術，那種策略證明有著無限的助力。”（該書第58-59頁，戰時生活社編輯兼發行）中國抗日戰爭中的正面戰場和敵后戰場相互支撐局面的形成，主要有賴于敵后游擊戰場的戰略牽制。這種特殊的局面，使得日本首尾難顧。國民黨實行的片面抗戰路線，使人民對其的期望值越來越低；而共產黨的游擊戰，動員了最廣大的人民群眾的參與，因而創造了人類戰爭史上的奇觀。美國當代著名歷史學者兼政治傳記作家布萊恩·克羅澤所著的《蔣介石傳》，堪稱是最權威的蔣介石傳記，該書有這樣的描述：“在1938年底之后五年半的時間里，日本人沒有怎么去碰中央軍，也沒有發動新的重大的進攻。而蔣介石這一邊則十分滿足于坐等觀望事態的發展。他的那些訓練和裝備得最好的精銳部隊，都在西北逼近延安的戰線上對付共產黨的軍隊。”（該書第194頁，國際文化出版公司2010）“淪陷區的人民期待著共產黨游擊隊，而不是逃命的國民黨來抗擊侵略者，保家衛國。”（該書第9頁）
【1944年11月，毛澤東在延安會見羅斯福的私人代表赫爾利。】
當年了解中國抗日戰爭的美國人和其他一些關心中國近代史的美國學人，大都對共產黨的游擊戰印象特別深刻，并給予了高度評價。其中有些人后來還成為了研究毛澤東的專家。因此，美國出版的關于毛澤東的書，談到了抗日戰爭必然會談到游擊戰。施拉姆是美國乃至世界最負盛名的研究毛澤東的專家，他在《毛澤東》一書中寫道：“毛澤東的抗日主張顯而易見是真誠的，共產黨對侵略者發動的游擊戰又卓有成效，因而沿海城市大批學生和其他知識分子日益被吸引到延安來，延安成了全國最有生氣的政治中心之一。”（該書174頁，紅旗出版社1987）2010年，美國研究毛澤東的后起之秀瑞貝卡·卡爾出版了她的《毛澤東傳》，書中寫道：“毛澤東主張，保證抗戰勝利的關鍵在于游擊戰指揮者必須在任何時候都能意識到如何作戰對當時的地形最有利，或是融入到當地的居民當中，化整為零。”（該書第99頁，湖南人民出版社 2013）當年國民黨看到共產黨的游擊戰成效顯著，也曾于1939年開始過敵后游擊戰，但兩三年內就基本偃旗息鼓。而共產黨的游擊戰則越戰越強。1944年，英國人曾告訴美國人說，中國的海岸上密密布滿了日本軍隊。但是，美國掌握的情況卻大相徑庭。美國總統羅斯福的兒子回憶道：“可是我們卻很充分地知道大部分中國海岸是在中國游擊隊手中。我問我父親這些游擊隊是不是中國的共產黨，他點點頭，表示肯定。”（《羅斯福親歷記》第143頁，國防大學出版社 1995）羅斯福之所以很快表示肯定，是因為他此前對八路軍的游擊戰就有了深刻的印象。曾任美國總統衛隊副隊長的卡爾遜數次到過延安，并和毛澤東談過話。卡爾遜還親自到華北前線進行了考察，寫出了《中國兵》軍事著作，用大量的事實有力地說明了八路軍為什么具有強大的戰斗力。他回到美國后曾面向羅斯福介紹過他在中國的所見所聞。后來卡爾遜還指揮海軍陸戰隊第二飛行突擊營，運用從八路軍那里學到的游擊戰術，在瓜達卡納爾島戰役中贏得了勝利。卡爾遜的成功，使羅斯福對八路軍的游擊戰有了更加深刻的了解。美國研究毛澤東的游擊戰的一個熱潮是在1960-1970年。從1961年開始，上至總統肯尼迪，下到陸軍將領和特種部隊都在研讀毛澤東論游擊戰的著作。為了對付越戰，美國決策者在研讀毛澤東論游擊戰文章后認定，“中國式”游擊戰的關鍵是存在于廣大農村的“軍民魚水關系”，故而從邏輯上來講，“反叛亂”的重點也就在于將游擊隊從普通村民中分離開來、切斷“魚水關系”。美國的“戰略村計劃”正是以此為根本目標。但“戰略村計劃”明顯存在著先天的缺陷，從而注定了其失敗的命運。實際上，美國決策者對切斷南越游擊隊和農民“魚水關系”的設想是難以成立的。南越革命是吳庭艷獨裁統治導致的結果，而爭取民族獨立、實現國家統一又是廣大越南人民的愿望。廣大農民是南越革命的擁護者、參與者，軍民關系密不可分。因此，駐越美軍司令斯特摩蘭將軍雖然“毛澤東論游擊戰爭”的著作不離身，但他好像沒有真正讀懂，更沒有想出有效對策。他雖然也想了不少招數，花了不少錢，可一遇到具體情況，仍然一籌莫展。他在“報告”中寫了這樣一段話：“對我來說，倒是越共的地方游擊隊在某些方面成了更棘手的問題，他們用火箭、迫擊炮和坑道兵（即源自于地道戰的一種戰法——引者注）襲擊美國和南越的各種設施，這就有可能把我方越來越多的部隊牽制在防御上。”時任美國總統安全助理的基辛格親自兩次前往越南進行戰地考察，他的結論是：“我們忘記了游擊戰爭的一個主要原理，即游擊戰只要不失敗，就是勝利；常規軍只要不勝利，就是失敗。”（郭謹良：《親歷越戰》第236頁，解放軍文藝出版社 2005）
二戰后美國軍力獨冠全球，處處伸手，不斷挑起戰爭。越戰失敗二十多年后，又對伊拉克和阿富汗進行了戰爭，同樣又遇到了游擊戰的難題。美國的軍事指揮官又想從毛澤東著作中尋找破解之道。2008年4月23日，美國國防部長蓋茨宣布，布什總統提名駐伊美軍司令彼得雷烏斯擔任下一任美軍中央司令部司令，主管伊拉克和阿富汗兩地戰事。同年6月25日，英國《每日電訊報》載文介紹了這位上將的軍事思想。值得關注的是，這位將軍似乎對毛澤東的游擊戰思想頗有心得。英國《每日電訊報》的文章稱：“彼得雷烏斯的思想可以看作是將毛澤東的游擊戰術顛倒過來使用，毛稱成功的抵抗必須能夠激發人們的斗志，而彼得雷烏斯強調美軍應消解伊拉克民眾強烈的反美情緒，從而清除反美武裝的生存土壤。”彼得雷烏斯作為戰地指揮官也深刻理解毛澤東的說法：民心向背決定戰爭勝利與否。于是，他提出要贏得“伊拉克的人心和思想”。彼得雷烏斯在任期間確實也曾指揮美軍進行過不少親民的活動。據說有時發展到給阿富汗貧民送“溫暖”（即發現鈔）。但是，這又等于給塔利班“輸血”。塔利班分子裝扮成窮人，向美軍要施舍。更令人失望的是，有很多真正的貧民，從美軍手中接過來現鈔，轉眼又給了塔利班。據統計，美軍在伊拉克和阿富汗與當地武裝分子的游擊戰中的傷亡人數，遠超過其在正面戰場上的傷亡人數。美國陸軍《“伊拉克自由”行動最初印象報告》指出：“自2003年結束大規模攻堅作戰以后，士兵傷亡人數竟是攻堅作戰的3倍。”順便說明一下，關于伊拉克和阿富汗游擊戰的例子，只是說明當地民間武裝力量的群眾基礎要比美國厚實得多。至于這些民間武裝是否代表社會的進步力量，則不在本文討論之列。對于中國的抗日游擊戰，還有一位美國軍官的看法值得一提，這就是于1943年就任中美特種技術合作所副主任的梅樂斯。他曾于1936年至1939年在中國工作，親眼目睹了初期的中國抗戰。他指出：“即使在日軍控制最嚴密的地區，中國游擊健兒照樣十分活躍；日軍要想贏得戰爭，簡直是遙遙無期。”（孫丹年：《中美合作所與太平洋戰爭》第235頁，陜西人民出版社 2012）史實證明，他的這番話是符合實際情況的。后來梅樂斯在中美合作所的時候，也曾設法為國民黨特務武裝培訓游擊戰，但這些特務武裝卻對抗日所起的作用甚微。“國民黨人的游擊戰1939年前后才開始，卻在兩三年之后即告失敗，國民黨派往敵后的部隊，到抗戰結束的1945年，幾乎沒有留下任何真正有實力的武裝。與此相反，中共的軍隊自抗戰全面開始的1937年起就將主力開往敵后，一直堅持到抗戰結束。其從最初的約4萬人，經過不足8年時間，就發展到近百萬之眾，所占地區亦從最初的陜北一隅之地，擴展到山西、察哈爾、河北、山東、安徽、江蘇、河南、湖南、廣東等近十個省份。”（楊奎松：《抗戰期間國共兩黨的敵后游擊戰》，《抗日戰爭研究》2006年2期）由此可見，游擊戰有天然的人民性。有了人民群眾的堅定支持，游擊戰不但在戰術上可以取勝，而且在戰略上也可以取勝。毛澤東就是根據中國國情，第一個將游擊戰從戰術層面提升到戰略層面進行考察的。隨著中國抗戰的進行，英國感到在遠東的殖民地受到了日本的嚴重威脅。英國方面向國民黨提出，設立中英情報交流合作研究機構，并建議合組一支游擊部隊，中方出人，英方出錢出武器裝備。當時英國方面派遣了一個青年軍官學習團，來中國學習游擊戰。這個團先到了西北、中原和東南等游擊區進行了實地考察，然后被安排到湖南衡山的南岳游擊干部訓練班受訓。英國方面之所以重視游擊戰是有原因的。英軍在一戰期間曾經吃過游擊戰的大苦頭。當時英軍的對手是德屬東非殖民地總督萊托-福爾貝克。在這場戰爭中，萊托-福爾貝克以12000人的兵力進行游擊戰，成功地擊敗了總計30萬人的英國軍隊，造成了60000名英軍人員傷亡，其中包括20000人的戰死者。這個深刻的教訓使英國軍界人士格外重視游擊戰。當中國抗戰開始后，八路軍新四軍開展的如火如荼的游擊戰立刻引起了他們的注意。“這時英國看到中國抗戰以來愈戰愈強，而且八路軍的游擊戰深入晉冀魯豫敵人的大后方，建立抗日政權，不斷打擊敵人，收復失地。英國認為這是了不起的抗日力量，較之英法在歐洲戰場上的狼狽現象，真是不可同日而語。”（杜聿明：《中國遠征軍入緬作戰述略》，《文史資料選輯》第八輯，中國文史出版社）他們想向八路軍學習游擊戰，但又無法直接與共產黨接觸，于是就先把目光轉向了國民黨，準備尋找機會向共產黨學習。果然，南岳游擊干部訓練班就給這些英國軍官提供了機會。
【1938年11月25日至28日，國民政府在南岳衡山召開軍事會議。會議決定成立南岳游擊干部訓練班。湯恩伯任教育長，葉劍英任副教育長。圖為八路軍參加南岳游擊干部訓練班全體工作人員合影。】
南岳游擊干部訓練班是蔣介石接受中共中央建議，兩黨共同在湖南衡山創辦的。毛澤東曾對葉劍英等人說：去吧!去講我們的一篇道理。葉劍英率一批中共教官及部分工作人員參加游干班的籌建和教學工作。因為共產黨的教官都接受過毛澤東游擊戰思想熏陶，且有過較長時間的游擊戰的實戰經驗，講課能密切聯系實際，因而大受歡迎。這批英國軍官來到衡山時，正是第二任教育長、國民黨將軍李默庵負責的時候。他安排以國民黨的教官為主給英國人上課，但是英國人覺得很不受用。英國人迫切希望能學到真正的游擊戰經驗。當他們聽到共產黨教官主講時，才真正感到受益匪淺。具體負責安排英國人學習的李默庵的助手劉嘉樹后來說：“當年在班里，既受氣又丟臉。受氣的是明爭暗斗都斗不過共產黨的教官。他們肚皮里有貨，學員信仰他們，連英國派來的一批學習的青年軍官也信仰他們。”“國民黨教官講的，誰都不愛聽，英國人更不愛聽。八路軍教官一登臺，大受歡迎。我們怎么不丟臉！”（沈醉、文強：《戴笠其人》第232頁，文史資料出版社 1980）日本對毛澤東的研究是從上世紀20年代開始的，其研究后來形成了一個單獨的體系。就總體而言，日本學者對毛澤東的歷史地位普遍給予了比較客觀的，也就是說正面的評價。日本學者特別重視對毛澤東軍事思想的研究，不少學者認為毛澤東軍事思想是毛澤東思想的精髓，而毛澤東的軍事思想又首推毛澤東的游擊戰思想。日本軍事評論家久住忠男在《戰爭、戰略、日本》一書中指出：“毛澤東論述得最精辟的是游擊戰理論。他所論述的游擊戰，比以往任何戰略書籍都豐富。他那富有想像力的論述是舉世罕見的。在二十世紀出現的各種戰略著作中，最有特色的就是毛澤東的游擊戰略思想。”（該書第103頁，至誠堂版）軍事評論家池野清躬則指出，把游擊戰“加以系統化、戰略化、普遍化的始祖，無論怎么說也是中國的毛澤東。他是現代游擊戰之父”。（中國人民大學報刊復印資料，《毛澤東思想研究》1997）日本之所以如此重視毛澤東的游擊戰思想，其主要原因就是當年日本侵華部隊吃盡了八路軍新四軍的游擊戰的苦頭。頻繁的襲擊讓日軍永不愈合的傷口持續失血；每天各地一個個微不足道的勝利，讓越來越多被日軍視為豬狗的中國人成為日益堅強的抵抗者；每個擊斃十幾名、幾名，甚至是一名日軍的難以記錄的小的戰斗，卻由于其無處不在、頻繁地發生，竟然在不知不覺中造成上百萬日偽軍的傷亡。如此一來，八路軍、新四軍和華南抗日縱隊在事實上竟然抗擊了侵華日軍的64%，偽軍的95%，而后者的數量先后曾高達百萬之多！武漢會戰以后，中國抗戰進入相持階段，游擊戰成為了對日作戰的主要形式。日本方面也很快感覺到了游擊戰的威力，不禁對戰爭前景產生了憂慮。1940年12月1日，日軍參謀總長杉山在上奏改編預定在南方使用的兵團時，日本天皇裕仁憂心忡忡地說：“侵入莫斯科的拿破侖就是敗在消耗戰和游擊戰上。日本軍在中國是否感覺到無法對付了？”（《中國事變陸軍作戰史》第三卷，第322頁）1943年6月，日本華北派遣軍總部公布:“從今年1月到5月與共產軍交戰次數為5524次之多，其兵力達567424人之眾。”同樣是華北派遣軍司令部在當年的綜合戰果報道中指出:“敵大半為中共軍。與蔣軍相反，在本年交戰1.5萬次中，和中共的作戰占七成五。在交戰的200萬敵軍中，半數以上也都是中共軍。在我方所收容的19.9萬具敵遺體中，中共軍也占半數。但與此相比較，在我所收容的7.5萬俘虜中，中共軍所占的比例則只占一成五。這一方面暴露了重慶軍的劣弱性，同時也說明了中共軍交戰意識的昂揚……因此，華北皇軍今后的任務是更增加其重要性了。”
臨近抗戰勝利，日軍仍然發現國民黨軍隊的“劣弱性”。1944年4月至12月，日軍以51萬兵力，與250萬國民黨軍隊對陣，結果以傷亡7萬人的代價，斃傷了50萬國軍（一說75萬）。此戰使中國喪失了百余座城市和6000余萬人口的大片國土。1944年9月，鑒于國民黨正面戰場不斷丟失大片國土，中共中央決定開辟新的戰略區。半年時間就在敵后戰場上解放了1000余萬人。1945年春夏，八路軍、新四軍對日偽軍積極開展局部反攻，不斷取得勝利。最后八路軍、新四軍在國民黨丟失的2億人口的淪陷區中建立了19塊根據地，解放了1億人口，等于收復了一半失地。日本天皇主持御前會議，于1945年6月8日通過的《世界形勢判斷及今后應采取的指導戰爭的基本大綱》中，對中國形勢的分析就承認：“敵方對我占領地區的反攻，特別是延安方面的游擊反攻，一定會越來越厲害。”日本研究的最大特點是占有的資料特別豐富，包括日本侵華戰爭中大量的史料和戰后日本官方文件以及參戰人員的回憶等。例如，日軍《華北方面軍作戰記錄》《大本營陸軍部》，日本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編纂的《中國事變大陸建設手記》，上海的《朝日新聞之友》半月刊以及汪偽政權出版的雜志等。還有日本戰后官方戰史《華北的治安戰及治安強化運動》、日本防衛廳防衛研修所戰史室著《華北治安戰》《日軍戰史》《作戰日志中的中國事變》和《岡村寧次回憶錄》等。戰后日軍參戰人員的回憶在細節上特別生動，例如日本陸上自衛隊的本政登士在戰后所著《自衛隊在前進》中，根據自己的親身經歷撰寫了當年與八路軍游擊隊作戰的見聞。自1940年6月至1945年2月，本政登士在華北方面軍第四科任參謀。他在回憶中寫道：“共軍的靈活機動和利用夜間行動，幾乎可以說是神出鬼沒。在謀略方面，共軍同樣有創造性的發展，使我們不得不甘拜下風的事例很多。日軍部隊為了討伐共軍，一到基地，居民手拿太陽旗在城門外列隊歡迎。如果看不到居民，日軍就要警戒，但軍民如此熱烈地歡迎，使日軍疏忽大意進入城內。于是在城內同時受到四面八方的攻擊，造成極大損失。這種事例在山西省發生過多起。”
【游擊隊隊員活動于人民之中，猶如魚游于水中一樣。】
日本的投降比預計的快一些。西方史學家將其原因歸結于美國的兩顆原子彈，前蘇聯的史學家則一致認為是蘇聯紅軍的出兵起了決定性的作用。但不應該忘記的基本事實是：日軍在投降前已經被中國人民的連續八年、大小十幾萬次的戰斗打得疲于奔命了。當年的日軍大本營參謀山崎重三郎在題為《毛澤東游擊戰略把百萬帝國陸軍弄得團團轉》中寫道：“毛澤東的抗日游擊戰，堪稱世界歷史上規模最大、質量最高的游擊戰。它是一種全民總動員的攻勢戰略。”（蕭延中主編《傳說的“傳說”》：外國學者評毛澤東，第654頁，中國工人出版社 1997）日本東京大學教授近藤邦康也說：“我很佩服《論持久戰》。日本被中國打敗是當然的，這樣的以哲學為基礎的宏遠戰略眼光，日本沒有。”還有一個特別有意思的現象是侵華日軍在陷入中國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中的時候，為扭轉戰局，曾大量動用特種部隊。這種特種部隊的戰法實際上就是師法中共武裝的游擊戰的。他們制定的教程中的《游擊戰條令》第65條就提出：“游擊部隊應按敵之進退擇機行動，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這幾乎就是毛澤東游擊戰思想的盜版。這充分顯示了日本特殊作戰研究者們意識到中共武裝游擊戰的威力，并期望模仿這一戰法突破困局。當然，建立在人民群眾支持之上的游擊戰，國民黨軍隊學不會，日本軍隊也是學不會的。新中國成立后，日本對毛澤東思想的研究逐步深入，至上世紀60年代出現重大變化，全面開展了有關毛澤東及其思想的文獻史料的搜集整理、翻譯與出版工作。與此同時，推出了一批有價值的研究成果，而其中關于毛澤東的軍事戰略理論和哲學思想方面的研究有一定深度，其成果也具有較高的學術價值。盡管80年代以后，日本研究毛澤東的焦點，主要集中在如何評價毛澤東的歷史地位和怎樣認識毛澤東思想的遺產問題上，但對毛澤東游擊戰思想的總體評價還是一直延續下來。這在當今一些有關日本的消息中也可以看到其影響。例如，日本前首相村山富市在2013年2月7日接受記者采訪時就指出：“我一向認為打敗日本的不是美國。日本想在廣闊的中國大陸稱霸，根本就是一場妄想。從一開始，這就是一場注定失敗的戰爭，這才是日本戰敗的根本原因。當然，有的日本人會認為，如果不是美國的參與，日本一定會打敗中國。持這種觀點的日本人是沒能看到整體。”（來源：昆侖策網【授權】，轉編自“黨史博采”，原刊于《黨史博采》2015年第4期）
【昆侖策研究院】作為綜合性戰略研究和咨詢服務機構，遵循國家憲法和法律，秉持對國家、對社會、對客戶負責，講真話、講實話的信條，追崇研究價值的客觀性、公正性，旨在聚賢才、集民智、析實情、獻明策，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而奮斗。歡迎您積極參與和投稿。 特別申明：
1、本文只代表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本站觀點，僅供大家學習參考；
2、本站屬于非營利性網站，如涉及版權和名譽問題，請及時與本站聯系，我們將及時做相應處理；
3、歡迎各位網友光臨閱覽，文明上網，依法守規，IP可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