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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穆臻｜公正、冷靜、理智：1958年——1961年真實的毛主席（全面、詳細、完善版）

點擊：  作者：鐵穆臻    來源：昆侖策網  發布時間:2023-07-21 13:09:29

 

一、誰在主持一線具體經濟工作？

 

如毛主席自己在籌備八大的時候所說，他此時已經退居二線。1956年中共八大后，形成了黨主席和總書記的二元領導體制。總書記負責執行具體的事務工作。在中共八大籌備的時候，毛主席就說：“我說我們這些人，包括我一個，總司令一個，少奇同志半個（不包括恩來同志、陳云同志跟鄧小平同志，他們是少壯派），就是做跑龍套工作的。我們不能登臺演主角，沒有那個資格了，只能維持維持，幫助幫助，起這么一個作用。”

 

而且，當時毛主席有更重要戰略任務。

 

在東南部——當時美國和蔣介石在挑撥第二次臺海危機，毛主席運籌帷幄，指揮炮擊金門，并積極呼吁和平、統一。毛主席以彭德懷的名義，發布《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部三告臺灣同胞書》清楚反映了當時緊張的形勢：“美國人下死勁鉗制臺灣當局，不許他們和我們舉行和談，一心一意要干涉中國內政。美國人非常懼怕和平，非常懼怕國共兩黨重新接近，談出一個和平局面來，妨礙他們孤立臺灣和托管臺灣的陰謀計劃。我們必須擊破這個計劃。我們希望臺灣當局有一天甩掉美國人那只鉗制魔手，派出代表，舉行和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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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南部——平定西藏在西方帝國主義勢力和印度勾結下的叛亂和解放西藏農奴也在緊張進行。毛主席在《西藏平叛后的有關方針政策》明確說：“他們發動叛亂的目的，第一步是想趕走人民解放軍，把我們嚇走。他們根本不了解我們的方針、政策和人民解放軍的戰斗力。這次平息在拉薩發生的叛亂，只用了十個連，兩天兩夜就把叛亂平息了。在山南，只用了四個團。現在人民解放軍在西藏增加兩個半師，一個師在山南，一個師在昌都，半個師維護青藏路的交通。”

 

在西部——為打破帝國主義封鎖包圍，對亞非大量國家的大訪問也在持續準備之中。之后的六十年代初，毛主席關于團結非洲大多數國家以打破帝國主義封鎖包圍的戰略大規模實踐，在此之前不可能沒有準備。1963年，毛主席在《所有非洲國家人民都是我們的朋友》對非洲人民說：“非洲正出現一個很大的爭取民族獨立、反對帝國主義、反對殖民主義的革命運動。非洲有多少人口?兩億吧!還有拉丁美洲兩億人口、亞洲十幾億人口和全世界的革命人民，到處都有我們的朋友。我們不是孤立的，你們也不是孤立的。你們來中國可以感到中國人民是十分歡迎你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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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部——中蘇關系極度緊張逐漸脫鉤。蘇聯欲組建“聯合艦隊”、逐漸殖民侵略中國的陰謀破產之后，逐漸和中國脫鉤。當時中蘇關系極度緊張。所以，后來在廬山，彭德懷確實說了一些不恰當的話。當時為了維護國家安全，預防蘇聯滲透，有些防患于未然的措施有歷史必然性。據王光美回憶：“彭總的有些話確實說得不夠妥當，例如說當年在延安召開的華北會議罵了他40天的娘，中國的嚴重問題也許要蘇聯紅軍幫助解決。正好這時駐蘇大使館發來情報，匯集了蘇聯領導人指責我們黨的材料，所用的語言同彭總的說法相像。”

 

1963年毛主席的回憶證明了當時中蘇關系的緊張。在《 革命和建設都要靠自己》，毛主席說：“蘇聯把專家撤走，撕毀了合同，這對我們有好處。我們沒辦法，就靠自己，靠自己兩只手。后來蘇聯又后悔了，想再派專家來，要同我們做生意，我們不干。他們再派專家來，有朝一日他們又要撤走專家，撕毀合同。他們已經失去了我們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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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面八方、東西南北，軍事戰略事務、國際事務極度復雜緊張，毛主席把主要精力放在了解決軍事戰略和國際問題，而一線經濟工作只能交給其他一線同志。

 

可見，當時毛主席這樣分一線二線，是緊張的國際環境需要，是必要的、正確的，并非“失誤”。

 

結合中蘇關系、緊張的國際局勢，我們是不是對這段歷史看法比較清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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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全面建設社會主義之初，反對官僚化和調動群眾積極性，是完全必要的?

 

1956年三大改造以后，面臨的極其重要的問題，就是擺脫蘇聯僵化的官僚等級模式。毛主席當時提出的主要論點，實際上是在突破蘇聯的官僚化單純行政命令的經濟管理模式，調動群眾的積極性，破除迷信。僵化教條的蘇聯模式也確實導致大量項目沒有抓緊搞起來，確實給當時群眾潑了冷水，所以要破除迷信。

 

1958年成都會議，毛主席說：“國際方面，要和蘇聯、一切人民民主國家和各國共產黨、工人階級友好，講國際主義，學習蘇聯及其他外國的長處，這是一個原則。但是學習有兩種方法， 一種是專門模仿，一種是獨創精神，學習應和獨創相結合，硬搬蘇聯的規章制度， 就是缺乏獨創精神。”

 

“對于蘇聯體制模式和經濟發展戰略方面的弊病，在我們黨內，毛澤東是察覺最早的。”（《毛澤東是真理的堅定探索者》薄一波，1993年12月26日）

 

突破蘇聯的官僚化經濟管理模式是貫穿于1956年三大改造以來始終的問題。毛主席當時的探索，本質上也是和蘇聯的官僚行政命令經濟管理模式的針鋒相對，是突破蘇聯模式的斗爭。1958年，毛主席多次談到破除迷信的問題，是完全符合當時客觀實際的，也是尊重了當時群眾的建設熱情、想調動群眾熱情和自信心的。非常重要的真相是:當時群眾自發的社會主義建設積極性、參與社會主義事業的熱情、積極性，已經極其明顯了。這時，毛主席主要是順勢而行,尊重、鼓勵群眾——這是完全符合當時實際情況的。

 

當時群眾自發的建設熱情很高，是應該鼓勵支持的。毛主席說：“現在的情況是全國人民都振奮起來了,我們要適應這種情況,我相信也能夠適應這種情況。人是在環境中生活的,現在這個環境很有利于我們進步。”

 

當時積極尊重群眾自發的建設熱情、調動群眾積極性，和毛主席打擊官僚主義、打擊等級秩序的戰略，有很大關系。毛主席說：“今年是一個很大的生產高潮。以前沒有解放,一部分上層建筑,一些環節,有錯誤、缺點,生產關系上不完善。因為整風,就改善了,破壞了不好的,建立了比較好的,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比較平等了,能講話了,可以貼大字報了,老爺氣少了。這樣,群眾就高興了, 就來了一個生產高潮。”“處在這個大的群眾高潮面前,中共中央,共產黨要采取態度。 以后反冒進的口號不要提,反右傾保守的口號要提”,“群眾中間有一個很大的革命熱情。所以,我們中央委員會、政治局要適應這種情況,工作方法要改變,不改變就不能繼續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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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認為，我們有必要“鼓舞很多小知識分子、很多工人和農民，很多新老干部打掉自卑感，砍去妄自菲薄，破除迷信，振奮敢想、敢說、敢做的大無畏創造精神”?這在當時，對于打破蘇聯僵化的等級制度、尊重群眾熱情、調動群眾積極性、樹立無產階級領導一切的精神來說，是完全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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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說：“勞動人民的積極性、創造性，從來是很豐富的。過去是在舊制度的壓抑下，沒有解放出來。現在解放了，開始爆發了”，“我們現在的方法是揭蓋子，破除迷信。讓勞動人民的積極性和創造性都爆發出來”。

 

毛主席還有說：“不正當的自信心，庸俗的自信心，虛偽的自信心，那是不允許的。不建立在科學基礎上的謙虛不叫謙虛，真正的謙虛是要合乎實際。”可見他的理智。

 

調動群眾積極性、破除迷信，也是毛主席打擊官僚主義、打擊官僚階層中的特權精神的重要方法。

 

毛主席說：“只看誰有真理就服從誰，不管他是挑大糞的，挖煤的，掃大街的，貧窮的農民，真理在誰手里，就服從誰。官做的再大，真理不在他手里，就沒有理由服從他。多數人掃掉了官氣，剩下少數人就孤立了，就不敢作怪了”，“應該說，官氣是一種低級趣味，不是高級趣味。不是共產主義精神。相反，以普通勞動者姿態出現才是高級趣味。這樣一來，我們所要防止的大國沙文主義就可能防止。如果全黨大多數。特別是領導干部。都謙虛(科學謙虛)。就可以防止。出了也不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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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在北戴河會議說：“官氣多，政治少，所以出官僚主義。整風以來，就是整官氣，政治掛帥。爭等級、爭待遇就不多了。”在建設中發動群眾、尊重群眾、調動群眾熱情，是有利于整官氣的。

 

三、冷靜、理智、務實——1958至1961年真實的毛澤東

 

早在1958年3月9日-26日，毛主席主持成都會議，在聽取各省市的發展計劃匯報時，他就發現并批評了“虛報、浮夸”、“假高產、假躍進”等脫離實際的問題，強調加速經濟建設發展，要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

 

他在3月20日成都會議第三次講話中提出：“建設的速度，是個客觀存在的東西。凡是根據主觀條件和客觀條件能辦到的，就應當多快好省，鼓足干勁，力爭上游。但辦不到的，不要勉強”，“要去掉虛報、浮夸，不要爭名，要務實，要有措施”，“現在有股風，十級臺風，不要公開去擋，要在內部講清楚，把空氣壓縮一下。壓縮空氣不是潑冷水，而是要把事情辦得扎實一點。要去掉虛報、浮夸，不要爭名，而要務實，要有具體措施。”(《毛澤東年譜》第3卷，第319頁)

 

毛主席的警衛員劉繼春說：“58年的大躍進浮夸風我可以這樣講，毛澤東在全國沒有種過一個試驗田，而且主席多次講：‘我是農民，知道這地能產多少斤，你們說的這些，我根本不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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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當公道地說，對于一九五八年‘左’的錯誤，是毛澤東同志首先提出要糾正的。”（薄一波，《領袖.元帥.戰友》，第15頁)。

 

1958年4月9日，毛主席在聽取省市的匯報時指出，要反對“假高產、假躍進、假報告”。毛主席說：農民瞞產可以原諒，……世界上的事，有真必有假，有得必有弊，不可不信，不可全信。百分之百相信，就會讓當;不相信，就會喪失信心。我們對各項工作，各種典型，要好好檢查，核對清楚 ，有的是假博士、假教授、假交心、假高產、假躍進、假報告。

 

1958年4月27日，毛主席在廣州主持召開中共中央領導人和部分省市負責人會議，討論工業問題。毛主席提出：“現在兩個部提出十五年趕上美國，有無可能?能不能超過?我們暫不提超美國，要蘇聯提，我們只提超英國，口號超英不變，超美國是第二本帳，是內部問題”。而且毛主席提出的這個超英僅僅是在鋼產量方面的，我們后來到七十年代鋼產量確實超過英國了。

 

1958年6月,毛主席在北戴河聽取鋼鐵方面主要負責人的匯報，一個一個點名問話，指示陳云繼續摸底務必把指標搞扎實。在一向以謹慎著稱的陳云認為指標可行時才默許。在執行時，退居二線的毛主席最早發現了不足、發現了指標過高并最早糾正,甚至做自我批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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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于已達到畝產萬斤、十萬斤，毛主席一開始就堅決不信。1958年8月10日,毛主席在天津考察時,嚴厲批評了畝產十萬斤的鼓吹者。毛主席說:“吹牛靠不住，我是種過地的畝產十萬斤?堆也堆不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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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專門批評“取消家庭生活”。1958年10月，毛主席讓吳冷西、田家英到河南調查人民公社現狀,聽了匯報,毛主席嚴厲提到:那種拆散家庭搞“集宿”不是給反動派幫了污蔑我們的忙了嗎?凡是這樣胡搞的地方我都支持群眾起來反抗。共產黨不僅禁止拆散家庭,而要保護各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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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嚴厲批評“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社會”。河南的省委書記吳芝圃提出十年建成共產主義，中央的兩名領導提出向共產主義“窮過渡”。這些都讓退居二線的毛主席忍無可忍。毛主席嚴厲批評了頭腦發熱的吳芝圃，并堅決反對另外兩位工作人員的“窮過渡”。

 

(詳情見中央文獻研究室出版的《毛澤東年譜》,哪兩位同志提的“窮過渡”寫的清清楚楚。我只能在這里說，這個不是毛主席提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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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線工作者在經濟工作上具體的問題，毛主席在鄭州會議、武昌會議、第二次鄭州會議、上海會議已經講清楚了，那時沒人來和毛主席一起糾“左”，毛主席當時孤軍奮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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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堅決強調：“虛報不好，比瞞產有危險性。報多了，拿不出來。如果根據多報的數字作生產計劃，有危險性，作供應計劃，更危險。 ”

 

（1）1958年秋冬，人民公社化的一些問題開始顯現出來。毛主席很快察覺到了這一點。從1958年10月中旬起，他赴河北、河南、湖北等地調研，并于11月2日至10日在鄭州召開了第一次鄭州會議。在毛澤東努力下，會議開始糾正了人民公社由集體所有制過渡到全民所有制，由社會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以及廢除商品生產等錯誤主張。這次會議還針對當時全民大辦鋼鐵、大興水利等實際情況，規定了要實行勞逸結合，既抓生產又抓生活的方針。

 

1958年11月9日，毛澤東在鄭州會議明確指出“提倡實事求是，不要謊報。不要把別人的豬報成自己的，不要把三百斤麥子報成四百斤。今年的九千億斤糧食,最多七千四百億斤。人民是欺騙不了的。《人民日報》最好要冷青靜一點!”

 

毛主席專門批評“取消商品生產”。鄭州會議上，毛主席就說:必須發展社會主義的商品經濟，應當利用商品生產來團結幾億農民。有了人民公社，商品生產、商品交換更要發展。

 

（2）為了貫徹第一次鄭州會議的精神，進一步解決國民經濟中的高指標問題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中的問題，在第一次鄭州會議后不久，于1958年11月21日至27日，在武昌召開了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即武昌會議）。

 

毛主席指出當時的一些典型亂象：現在橫豎要放"衛星"，爭名譽，管他作假不作假，沒那么多東西，就要造假。毛主席在會上反復講要"壓縮空氣"，要把根據不足的高指標降下來。在武昌會議，毛主席提到:我不相信那個9000億(糧產)，鋼3000萬噸,要不要這么多？搞不搞得出來?胡琴的弦不要拉得太緊,搞得太緊了,就有斷弦的危險。

 

毛主席說：“報告中提出的一些指標根據不充分，只講可能，沒有講根據，各部需要補充根據。比如，講十年達到四億噸鋼是可能的，為什么是可能的，就說得不充分……我說要壓縮空氣，不是減少空氣。物質不滅，空氣還是那樣多，只不過壓縮一下而已，成為液體或者固體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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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為了加快糾“左”的步伐，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59年2月27日至3月5日在鄭州召開擴大會議。

 

毛主席和極“左”的一線經濟負責者們針鋒相對。1959年3月5日，在第二次鄭州會議，毛主席講:“我代表一千萬隊長級干部，五億農民說話，堅持搞右傾機會主義，貫徹到底，你們不跟我來貫徹，我一人貫徹，直到開除黨籍，也要到馬克思那里告狀。嚴格按照價值法則，等價交換辦事。”

 

（4）緊接著在1959年3月25日至4月1日，又在上海召開了一次政治局擴大會議。毛主席在會上都重點談了人民公社和批判“共產風”的問題。通過這兩次會議，黨中央在糾正“共產風”、整頓人民公社所有制方面邁出了一大步。

 

為了把這些會議精神貫徹到農村基層，毛主席“在1959年4月29日直接給省以下直到生產小隊的各級干部寫了一封《黨內通信》。他用通俗生動的語言，談到包產、密植、節約糧食、播種面積、機械化、講真話等影響農業的幾個關鍵問題。

 

他說：“包產能包多少，就講能包多少；收獲多少，就講多少，不可以講不符合實際情況的假話。‘老實人，敢講真話的人，歸根到底，于人民事業有利，于自己也不吃虧。愛講假話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總是吃虧。應當說，有許多假話是上面壓出來的。上面，一吹，二壓，三許愿，使下面很難辦。因此，干勁一定要有，假話一定不可講。”這封信寫出了農村基層干部和廣大農民的心聲，獲得他們的熱烈擁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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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隨后的五六月間，黨中央陸續發出一系列緊急指示，將1959年鋼產量指標降為1300萬噸；農村恢復自留地制度，允許社員私人喂養家畜家禽。鼓勵社員充分利用屋前屋后的零星閑散土地種植莊稼和樹木，不征公糧，不歸公有。這樣，經過近九個月糾“左”的緊張努力，“共產風”、浮夸風、高指標和瞎指揮受到初步遏制，形勢開始有所好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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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我們可以知道，廬山會議之前的鄭州會議、武昌會議、第二次鄭州會議、上海會議，毛澤東就細致指出，甚至嚴厲指出“左”傾錯誤的各種危害，批評了一線領導同志的一系列浮夸風和高指標等等方面失誤。

 

看看《毛澤東文集》、《毛澤東年譜》，在1958——1959年，至少有十一篇糾“左”的文章，但是其他主要領導人——周劉陳鄧的文集，在這一時期都沒有收錄糾“左”相關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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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1959年，廬山?

 

廬山會議前期在毛主席鼓勵下，一線同志們都各自做了自我批評。主張“懲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毛澤東并沒有追究一線領導同志的責任，并將責任歸于退居二線的自己。

 

同時，廬山會議的18個問題”講話以及之前的一系列文章，毛澤東同志都細致、全面將問題批判的一清二楚了。

 

彭德懷的信沒有首次反映錯誤，所以并不是首次挑戰權威。而且，彭德懷同志的信針對的并不是極力糾正錯誤而且已經退居二線的毛澤東同志，而是針對的當時主要負責經濟工作的一線同志。那么，為什么廬山會議變成了一場遺憾呢？

 

據劉少奇遺孀王光美回憶說：

 

“彭總的有些話確實說得不夠妥當，例如說當年在延安召開的華北會議罵了他40天的娘，中國的嚴重問題也許要蘇聯紅軍幫助解決。正好這時駐蘇大使館發來情報，匯集了蘇聯領導人指責我們黨的材料，所用的語言同彭總的說法相像。蘇聯大使尤金還在北京對留守中央的陳毅同志說：‘現在你可以搞政變了。’廬山會議前蘇聯政府又正式通知中國，停止供應我們制造原子彈的設備。聯想到彭總在會前率軍事代表團出訪東歐幾個國家，受到隆重歡迎等等情況，就認為他有國際背景，‘為民請命’……中央包括毛主席在內已經開始著手糾‘左’，彭總的做法使人感覺要追究個人責任，這不是要導致黨的分裂嗎？......他（毛主席——徐郎注）是把黨的團結看得高于一切的。”，“廬山上批彭總的會，毛主席一般不參加。但少奇 、周總理他們是在第一線工作的，不能不參加，還要主持。”（《王光美訪談錄》，黃崢執筆，中央文獻出版社 2006年1月 第185頁、18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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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信中，彭德懷也提到：“其目的是要達到明辨是非，提高思想，一般的不去追究個人責任。”彭德懷同志這封信雖然寫了“不求追究個人責任”，但是把毛主席已經提出過了的、已經要糾正的問題再重提一遍，對已經做了自我批評的一線領導者還要繼續抓著不放、要他們繼續反省，這確實也不利于內部團結。毛主席也并不想繼續把矛盾擴大化，可是有的其他人容不下彭德懷對他們的繼續批評，非要拉著毛主席“繼續開會”?。雖然，毛主席連續召開五次會議嚴厲糾“左”，彭德懷在毛主席批判一線實際領導者差不多了，又想“擴大成果”，初衷也是對毛主席五次會議講話的支持。但是對已經受了教育的一線工作者繼續批評，確實是不利于內部團結的。為了內部團結、為了一線經濟工作實際領導者們，毛主席只能同意繼續同意開會。據毛主席貼身士衛李銀橋回憶廬山會議：“會議結束后回到住處，毛澤東本是吩咐我們收拾東西，準備走人。可是有些領導同志不干了，提議解決彭德懷的問題。當天晚上，我便正式得知不下山了召開中央全會”。

 

在毛主席的極力保護下，彭德懷保留了政治局委員和國務委員的職位。彭德懷做了自我批評，他承認對他的批評：“消除了制造黨內分裂的一個隱患。”，積極表示“今后必須下大功夫繼續徹底反省自己的錯誤，努力學習馬列主義理論，來改造自己的思想，保證晚年不再做危害黨和人民的事情，為此請求中央考慮，在軍委擴大會議以后，請允許我學習，或者離開北京到人民公社中去，一邊學習，一邊參加勞動，以便在勞動人民集體生活中得到鍛煉和思想改造，是否妥當請考慮示復。”毛主席對彭德懷的一些不妥當的做法做了批評，而保護彭德懷也是極其積極的。

 

毛主席在《對彭德懷九月九日信的批示》熱情地說：“我熱烈地歡迎彭德懷同志的這封信，認為他的立場和觀點是正確的，態度是誠懇的。”，“我建議，全黨同志都對彭德懷同志此信所表示的態度，予以歡迎。一面嚴肅地批判他的錯誤，一面對他的每一個進步都表示歡迎，用這兩種態度去幫助這一位同我們有三十一年歷史關系的老同志。”?同時，毛主席還無微不至、極其關系彭德懷的身體情況，在《對彭德懷九月九日信的批示》，毛主席提到：“德懷同志對于他自己在今后一段時間內工作分配的建議，我認為基本上是適當的。讀幾年書極好。年紀大了，不宜參加體力勞動，每年有一段時間到工廠和農村去做參觀和調查研究工作，則是很好的。”而六十年代初出版的《毛澤東選集》第四卷的注釋，仍然肯定彭德懷同志的功績，沒對他有什么偏見。

 

筆者在這里再強調一遍：想了解廬山會議的詳細情況，可以復制網址，閱讀這篇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社會主義研究公眾號的黨史文章：

https://mp.weixin.qq.com/s/hzi6-mByLp_twlVc5znM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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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1958——1961的成就

 

據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寫的《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提供的數據，從新中國建立到1964年，重工業各主要部門累計新建的大中型項目中，有三分之二以上是在1958—1960年開工的。這三年新增的煉鋼能力占從1949年到1979年新增煉鋼能力的36.2％，采煤能力占29.6％，棉紡錠占25.9％。

 

到1972年，中國生產了2338萬噸鋼，而英國那一年只生產了2232萬噸鋼，中國確實用15年時間在鋼鐵產量上趕上了英國。當然，鋼鐵產品的質量，還是在追趕中。毛主席很清楚這一點，他在1961年1月1日說：“超過英國只是指數量”（《毛澤東年譜》第四卷，第515頁）

 

中央文獻研究室重要資料：《中國共產黨的九十年》指出，1958—1961年，“農田水利建設取得重大成就”，“不僅在當時發揮了作用，而且在以后相當長的時期內繼續發揮著效益。”大興農田水利建設，正是社會主義建設的重要驅動力。中國8萬多水庫，絕大多數是在1958年以來建成的。”

 

特別突出的還有石油工業的發展。中國以前被認為是個缺油國，所用燃油是從國外進口的“洋油”。1959年技術人員在東北的松遼盆地發現工業性油流后，黨中央于1960年在國民經濟困難之時決定集中力量在茫茫荒原上進行勘探開發，三年就建設起中國最大的石油基地——大慶油田，產量達全國石油總產量的三分之二。到1965年，中國需要的石油已經全部自給，中國人靠進口“洋油”過日子的時代宣告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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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1961年重大成就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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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臺半導體收音機制成（1958·3·11日）

第一套電視發送設備試制成功（1958·3·17日）

第一臺40匹馬力柴油拖拉機出廠（1958·4·12日）

第一臺最大的平爐在鞍鋼建成出鋼（1958·6·1日）

第一個最大的煉鋼廠武鋼煉鋼廠開工興建（1958·7·17日）

第一臺內燃電動機車試制成功（1958·9·14日）

第一艘由蘇聯設計中國制造的排水量2．21萬噸遠洋貨輪“躍進號”下水試航（1958·11·28日）

第一臺138噸交流電力機車試制成功（1959·1·1日）

第一座重型拖拉機廠建成投產（1959·1·1日）

第一臺液力傳動的內燃機車試制成功第一座大型氮肥廠，試制首批氮肥（1960年）

第一臺1．2萬噸壓力自由鍛造水壓機制成（1962年）

工業方面的12個第一，為鋼鐵、機械制造、交通運輸、電力、電視及航海事業的發展，奠定了初步基礎。

1958年1月，寶成鐵路全線通車（全長668．5公里）

1958年1月，鷹廈鐵路全線通車（全長698公里）

1958年3月1日，昆明鐵路同越南鐵路正式開始國際聯運

1958年8月，包蘭鐵路通車（全長1000公里）

1958年10月21日，北京一包頭一銀川一蘭州航線正式通航

1959年2月7日，黔貴鐵路正式通車（全長605公里）

1959年4月1日，北京—平壤國際航線正式通航

1959年12月，重慶白沙沱長江大橋建成通車

1960年1月1日，蘭新鐵路通車（全長1315公里）

1960年4月21日，鄭州黃河大橋建成通車蘭新、寶成、黔貴、鷹廈、包蘭五條鐵路的建成，改善了西南、西北和中南內路交通，對這些地區的經濟發展發揮了重要推動作用。

1958年6月，第一座實驗性原子反應堆開始運轉，同時建成回旋加速器。

1959年9月，中國第一臺每秒運算1萬次的快速通用電子數字計算機試制成功中國發展尖端科學邁出了重要的一步，為國防事業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1958年5月，修建十三陵水庫1958年11月18日，海河攔河大壩合攏，使華北五條內河的淡水不再流入大海，并使海水不再溯內河。從此咸淡分家。

1958年12月9日，黃河三門峽截流工程全部結束。

1960年1月1日，黃河劉家峽水庫勝利截流。

1960年，河南省林縣，紅旗渠破土動工，歷時9年，于1969年7月竣工。全部工程為民辦。

1960年2月24日，黃河青銅峽水庫攔河壩合龍截流。

1961年3月17日，廣東省珠江三角洲排灌電力網第一期工程完成，受益農田250萬畝。

1960年1月22日，第二個五年計劃提前三年勝利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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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1958——1961年“過苦日子”的真實原因

 

①1959 年以后，蘇聯大規模撤資——償還國債和維持獨立自主的工業化的需要。

 

兩大帝國主義國家封鎖包圍，國際形勢極度緊張，時刻有大規模戰爭風險。蘇聯撤資導致城市重工業的現代化建設極其缺乏資金，也導致城市出現大量無法參與工業就業的剩余勞動力，為了繼續維持工業化，以及徹底還清對于蘇聯的債務，當時加大了對農業物力財力積累量的提取。

 

為了集中提取，強化了集體合作程度。之后產生的一些生活消費品供給不足帶來的人口生活問題，主要是維持工業化發展和償還債務需要的大量農業物力財力積累提取帶來的消費供給不足。而這種積累在當時內部工業發展和國防發展應對緊張外部環境、徹底還清債務保持獨立自主的情況下是完全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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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國際環境極其緊張，毛主席退居二線，一線實際經濟工作領導者存在“左”的問題。

 

在前文，我們已知以下內容。

 

在北部——中蘇關系極度緊張逐漸脫鉤。

在西部——為打破帝國主義封鎖包圍的對亞非大量國家的大訪問也在持續準備之中。之后的六十年代初，毛主席關于團結非洲大多數國家以打破帝國主義封鎖包圍的戰略大規模實踐，在此之前不可能沒有準備。

在西南部——平定西藏在西方帝國主義勢力和印度勾結下的叛亂和解放西藏農奴也在緊張進行。

在東南部——當時美國和蔣介石在挑撥第二次臺海危機，毛主席運籌帷幄，指揮炮擊金門，并積極呼吁和平和統一。

 

東西南北，事務太多，國際形勢相當緊張。為了集中解決各種極其復雜危險的國際問題，1956年八大，毛主席退居二線，但是一線的經濟工作主要領導者們犯了嚴重的“左”傾冒險主義錯誤。“

 

鄭州會議、第二次鄭州會議、武昌會議、上海會議、廬山會議，長期保持冷靜、理智、務實的毛主席擠出處理國際戰略事務的寶貴時間，嚴厲批判一線執行者的“左”的錯誤，并寫了好多篇黨內通信，號召全國人民冷靜起來。為了糾正一線領導者的錯誤，毛主席在六十年代初號召大興調查研究之風，并極其重視總結經驗教訓，距離調查研究不久，之后的1962年就召開了七千人大會，毛主席為了內部團結和一線領導者的聲譽，自己主動替他們承擔了責任。

 

公者千古，私者一時，歷史的風一定會吹走也正在吹走毛主席身上所有的灰塵！

 

 作者：鐵穆臻 ；來源：毛思想研究微信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