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作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第一次歷史性飛躍的理論成果，毛澤東思想不僅在國內外得到了廣泛的傳播，而且深刻影響著世界的發展進程。研究表明，毛澤東思想的海外影響力提升大致經歷了初步興起（1949年之前）、廣泛傳播（1949年至1978年）以及深度傳播（1978年至今）三個階段。毛澤東思想之所以能在海外廣泛傳播，除了它本身所具有的科學性、革命性、真理性等特點之外，對于新時代創新中國理論“走出去”的對外傳播策略、積極發展文化外交、做好中國理論的傳播工作等具有一定的啟示意義。新時代，在提升中國理論和中國文化海外影響力的過程中，要進一步加強交流合作，發揮傳播主體廣泛性；拓寬傳播渠道，提高傳播機制有效性；找準價值認同，提升傳播內容針對性；創新表達載體，增強傳播方式多樣性，為中國走向世界作出新的更大的貢獻。
自20世紀20年代至今，作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第一次歷史性飛躍的理論成果，毛澤東思想不僅在國內外得到了廣泛的傳播，而且深刻影響著世界的發展進程。因此，厘清毛澤東思想海外影響力提升的歷程脈絡、理論價值、實踐探索，深刻總結其基本經驗，對于在新時代提升中國理論和中國文化海外影響力、增強文化自覺、理論自信以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國際話語權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和時代意蘊。
一、毛澤東思想海外影響力提升的發展歷程
毛澤東思想海外影響力提升大致經歷了三個發展階段，即初步興起階段、廣泛傳播階段、深度傳播階段。（一）初步興起階段（1949年之前）：通過媒體等多渠道提升海外影響力在新中國成立之前，毛澤東思想的海外傳播歷程已經逐步開啟，但是，在革命戰爭年代，受到交通系統不便利、信息傳播不暢通的影響以及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反動派的嚴密封鎖，毛澤東思想的傳播范圍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尚未實現大規模的廣泛傳播。此時，國際進步機構和進步人士是毛澤東思想主要的傳播主體，他們通過各類媒介和人文交流傳播平臺，依托新聞報道等傳播載體，初步開展了一系列毛澤東思想的傳播活動，取得了一定的海外影響力成效。在革命抗戰時期，中國通過主動翻譯毛澤東著作，以其為載體，向海外積極傳播毛澤東思想。許孟雄是最早把毛澤東著作譯成英文的中國人，參與翻譯《論持久戰》等幾十篇毛澤東思想相關著作。最早將毛澤東思想介紹給世界人民的是共產國際。1927年，《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俄文版在共產國際執委會機關刊物《共產國際》上發表，這是毛澤東著作第一次在國外發表。1934年，共產國際翻譯出版第一本毛澤東文集《經濟建設與查田運動》?！睹珴蓶|在第二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上的報告》英譯本，是國外最早翻譯出版的毛澤東著作單行本。[1] 1935年以后，中國共產黨在法國巴黎創辦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刊物《救國時報》，刊登了13篇毛澤東的著作，最高時發行2萬份，覆蓋40多個國家和地區。[2] 1945年，延安印刷出版第一本英文版的《論聯合政府》。由于物質資源水平不高，該書為手工檢字，由半透明的粉連紙印刷。通過將該書發放給外國記者和中外人士，毛澤東思想和中國共產黨的正確主張開啟了在海外傳播的新征程。1948年，俄文編譯小組翻譯出版第一套俄文版《毛澤東選集》，在蘇東地區廣泛傳播。[3] 由此，毛澤東著作在海外部分地區的傳播活動開始逐步興起。與此同時，部分西方國家的進步作家以及新聞記者也積極開展關于中國革命事業、中國共產黨的傳播活動。他們來到中國進行報道，開展研究，將中國共產黨與紅軍的革命斗爭歷程傳播給世界各國的人民，打開了西方研究毛澤東思想的先河，促進毛澤東思想廣為流傳。例如，1936年，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訪問中國陜甘寧地區，歷時近四個月，以翔實生動的筆觸客觀記錄了他在中國西北紅色革命根據地的所見所聞和所思所感。其刊發在《美亞》的報道、作品《紅星照耀中國》等，不僅向世界展示了中國共產黨的真實面貌，而且對于提升毛澤東思想的海外影響力產生了深遠且廣泛的影響。隨后，他圍繞中國革命題材繼續探索和深度報道，多角度宣介毛澤東有關“統一戰線和政策問題”等觀點，促進了毛澤東思想全方位、立體化、多維度的傳播。在此影響下，越來越多的西方記者開始關注中國革命事業的發展進程，發表了一系列報道，如《來自紅色中國的報告》等，有效提升了毛澤東思想的海外影響力。（二）廣泛傳播階段（1949年至1978年）：系統推進多語種版本的海外出版發行新中國成立之后，隨著毛澤東思想海外傳播的條件相對成熟，翻譯出版、對外發行《毛澤東選集》等宣傳毛澤東思想的相關著作，成為新中國對外宣傳工作的重要任務。在有計劃、有組織的傳播過程中，毛澤東的哲學思想、軍事思想等在世界各國廣泛傳播，海外影響力也逐步提升。1949年至1976年，中國在西方敵對勢力的經濟圍堵與政治封鎖中不斷突圍，聚焦政策支持、資金保障、組織隊伍建設等重點任務，統籌推進毛澤東思想海外傳播的各項工作。1949年，中國國際書店（即中國國際圖書貿易集團公司）組建，負責對外輸出中國圖書。1950年，《毛澤東選集》英譯委員會（1951年7月更名為中宣部英譯室）成立，承擔《毛澤東選集》的英譯工作。[4] 1961年，毛澤東著作翻譯室成立。1966年，毛澤東著作發行領導小組成立。1967年1月，外文出版社所屬《毛澤東選集》翻譯室成立。通過建立健全海外傳播的體制機制，毛澤東思想及其相關著作面向世界各國的立體化傳播渠道及經銷路徑初具規模。在體制機制的支持下，《毛澤東選集》的翻譯與出版工作積極開展。毛澤東部分著作的單行本陸續出版。第一個單行本是用英、法、俄、印度尼西亞文等四種語言出版的《論人民民主專政》，隨后出版《實踐論》和《矛盾論》。[5] 1949年以后，國內出版的毛澤東著作外文版單行本共計2000多種版本，約占整個毛澤東著作外文版的84.5%。20世紀六七十年代，外文版《毛澤東選集》（含第五卷）共有18個文種，48種版本。[6]20世紀50年代初期，毛澤東思想在亞、非、拉地區廣泛傳播，成為許多國家在爭取民族獨立過程中重點借鑒革命和建設經驗的來源。在非洲大陸大部分國家，“人民書店”“星書刊社”“黨書店”等常年銷售毛澤東著作。70年代初，拉美各國共產黨和革命組織建設圖書發行機構，形成發行網，其通過加強與拉美國家共產黨和左派書店的合作，共同推進外宣書刊的發行工作。《毛澤東詩詞》和《毛主席語錄》的翻譯與出版工作也不斷推進。1959年，英文版《毛澤東詩詞》（19首）出版，并通過國際書店向世界各地發行。1959年至1963年，英、法、西、荷、印地、印尼6種文版的《毛澤東詩詞》（19首）和法文版《毛澤東詩詞》（21首）出版。截至1967年10月，世界各國以65種文字翻譯出版毛澤東著作853種，其中，翻譯出版的《毛主席語錄》共有35種版本。[7]20世紀60—70年代，國外學者圍繞毛澤東思想的辯證性特征和實踐性意義開展研究，深化了毛澤東思想的海外傳播。例如，1968格拉伯曼出版的《毛澤東——辯證法大師》、1977年美國弗賴伯格的《毛澤東的軍事辯證法》等，進一步拓寬了毛澤東思想的研究領域。（三）深度傳播階段（1978年至今）：充分利用學術交流和合作研究深化傳播改革開放以來，國際和國內的形勢復雜嚴峻，政治環境復雜性和不確定性增加，海外傳播工作的開展面臨來自多方面的挑戰。在此背景下，毛澤東思想海外傳播逐步由20世紀60年代左右的狂熱高潮轉變為平靜理性，海外國家紛紛出現毛澤東思想研究熱的現象。這一時期，毛澤東思想的海外影響力達到高峰，隨著研究層次不斷拓寬，研究規模逐步擴大，傳播深度持續加深，來自世界各國的專家學者對于毛澤東思想的研究不斷深化，此時的研究成果更加豐富，傳播效果更為顯著。在毛澤東思想的研究內容方面，盡管毛澤東著作海外傳播的數量較之前期有所減少，但是在其研究領域的影響力不斷擴大。來自世界各國的部分專家學者圍繞毛澤東思想的宏觀和微觀層面展開了具體深入的研究和探索，拓展了研究的廣度和深度，促進了毛澤東思想海外影響力的提升。在此階段，以美國為代表的專家學者團隊重點圍繞毛澤東思想和馬克思列寧主義、中國傳統歷史文化以及新中國體制構建的內在聯系等多個議題進行深入研究，加深了對其實踐意義的深度探索和研究成果的有效轉化，將關注的焦點逐漸過渡為對毛澤東理論體系的立體化研究。在毛澤東思想研究機構的建立方面，隨著體制機制的不斷完善，毛澤東思想的海外研究機構數量逐年增加，相應的學者團隊人數也呈現增長態勢，為開展毛澤東思想的深入研究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和有效的保障。例如，韓國、澳大利亞等國紛紛建立新的研究中心，美國、日本等國家對毛澤東思想的研究范圍也進一步擴大。尤其在毛澤東逝世后，學者更是開拓了全新的研究體系，特別是關于中國的相關主題成為研究的焦點。[8]20世紀80年代后期，毛澤東思想的研究在韓國達到了高峰，一方面，有關毛澤東思想的著作大幅增加；另一方面，毛澤東著作譯本的不斷涌現，為毛澤東思想在韓國的深入研究提供了源源不斷的動力，有效促進了毛澤東思想在韓國的廣泛傳播。[9]在澳大利亞，關于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研究逐步進入深化階段。來自不同領域的專家學者積極開展學術研究，陸續發表了一系列以毛澤東思想為研究主題的學術論著和研究成果。其中，主要學者代表包括泰維斯等。與此同時，隨著對毛澤東及毛澤東思想研究的持續推進，毛澤東思想海外研究中心由歐美轉移到澳大利亞。澳洲學術界展開了兩次關于毛澤東思想的大規模論戰，成為標志性事件。[10]總之，在改革開放以后，毛澤東思想海外的傳播和研究的重點不斷向深層次階段發展，重心由“毛澤東思想內涵特征”逐步向“毛澤東思想的理論體系”和“毛澤東思想的實踐價值”過渡，它對于促進西方學者了解中國和蘇聯共產主義政治體制和意識形態、讓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國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和參考價值。
二、毛澤東思想海外影響力提升的啟示
毛澤東思想在海外傳播的發展歷程深刻揭示了毛澤東思想的科學內涵和時代精髓，彰顯了其自身思想性、科學性、革命性、真理性等特點，具有鮮明的指導意義和實踐價值。認真總結其在海外傳播歷程中積累的典型經驗，堅定理論自信，不斷傳承并融合發展中國理論的歷史性、時代性、創新性，對于新時代創新中國理論“走出去”的對外傳播策略、積極發展文化外交、做好中國理論的海外傳播工作等具有一定的啟示意義。在傳播主體方面，要加強統籌協調，發揮多元主體的作用，促進不同主體之間的合作與交流，合力做好對外傳播各項工作。對外傳播主體的多元化具體表現為“全方位”“深層次”“多維度”等特征。作為服務國家總體外交大局的文化行為，加速推進中國理論的海外傳播工作，離不開國家層面進行頂層設計和統籌規劃，需要以此為主導，加強財力保障體系的構建，推進形成多元主體協同發力的傳播矩陣，綜合對外傳播規律，優化議題設置，提升中國理論的闡釋力，進一步增強我國國際傳播的影響力、感召力、感染力。然而，面對國際國內不同的環境背景，世界各國進行理論傳播的進程和效果有所差異。以20世紀60年代至70年代毛澤東思想在世界各國的多極化傳播趨勢為例，隨著第三世界的興起，毛澤東思想中關于支持第三世界國家爭取民族獨立和解放的談話等內容成為推動亞非拉等國家擺脫殖民枷鎖和爭取民族解放的思想土壤，該歷史條件加速了毛澤東思想海外影響力的大幅提升。在資本主義國家和地區，隨著毛澤東思想體系的不斷豐富，其實踐指導意義不斷顯現，在國家政府層面的主導下，以美國為代表的專家學者紛紛開展了毛澤東思想的多領域、多維度、多層面研究，使毛澤東思想的觀點、立場、方法深入人心，凸顯其重要的價值意蘊。相比而言，在蘇聯和東歐某些國家，受到當地政治傳播需要的影響，相關學者在毛澤東思想的研究過程中帶有濃厚的政治色彩，不利于發揮其積極作用。由此可見，在國際形勢復雜嚴峻的情況下，為了更好地開展海外傳播，避免海外影響力受到國際政治關系和國際形勢起伏變化的影響，還需要發揮國家政府主導以外的其他多元化傳播主體的功能和作用，依托政府、媒體、企業、智庫、科研單位、其他民間機構等展開毛澤東思想的傳播，為推進海外傳播工作的開展貢獻重要的力量。因此，為了解決單一傳播主體可能存在的風險性較大、效率較低、重點不突出等問題，在推動中國理論“走出去”的過程中，不論出版物傳播還是其他形式的傳播，都應在積極發揮政府、企業、媒體等傳統主體示范作用的同時，重視并發揮各類智庫、高校、科研院所、非政府組織等不同群體的積極作用和有效價值，在有序推動多元主體之間溝通交流、協同合作的基礎上，積累并培養豐富的“中國民間智庫”，推進理論研究，發揮聯動作用，加快推進中國與世界各國之間的政治互信、經濟互助、文化互賞、價值認同等深層次勾連，促進形成多樣化、一體化的發展格局。與此同時，突出不同傳播主體的差異性，通過分工協作、互為補充，為講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主張作出貢獻。在傳播渠道方面，要拓寬豐富的對外傳播渠道，完善對外傳播的有效機制，做大做強中國理論和中國文化對外傳播的海外朋友圈。當今世界，政府主導下的對外宣傳工作是國際社會一道亮麗的風景線，依托不同的傳播渠道和傳播機制，運用多元的傳播策略和手段，對于促進傳播主體在宣傳本國文化的同時有效表達自己的國家立場和利益訴求具有重要作用。以毛澤東思想海外傳播為例，其傳播推廣渠道主要以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對外宣傳機構為主，同時根據不同國家的實際情況，廣泛開展和對象國出版單位的協同合作，在翻譯出版、渠道建設、主題策劃、推廣發行等方面共同推進毛澤東相關著作的本土化落地，依托以圖書發行機構為主體的發行網，切實擴大了中國主題圖書的海外傳播影響力，讓世界人民更加了解中國。對此，在推動中國理論“走出去”的過程中，要注重傳播機制和傳播渠道的創新。特別要發揮報刊、廣播、網絡等一系列不同思想文化陣地的優勢，將其打造為海外傳播的重要平臺，由過去近乎單一的傳播渠道，改變為多渠道、多層次、適合公眾多樣需求的傳播體系。新時代，隨著信息傳播方式不斷豐富，大數據、云儲存、5G、人工智能等技術應用加速推進媒體的深度融合，新興的媒介形態和全球傳播生態發生深刻變革，以“互聯網+”為主體的傳播模式的創新為對外宣傳渠道的轉型指明了新的發展方向。強化互聯網思維，深化信息化技術應用、打通媒介平臺融合，對于提升信息交流的有效性、增強海外傳播影響力具有積極的意義。因此，在對外宣傳中國理論的進程中，既要發揮傳統宣傳方式的優勢，又要融合新型傳播渠道的特色，以“互聯網+文化”戰略為引領，優化資源配置、擴大優質內容產能、加快新技術應用，通過流程優化、平臺再造，催化融合質變，放大一體效能，構建立體多維的傳播矩陣，進一步夯實對外宣傳黨的方針政策、思想文化、理論成果的主陣地作用。在交流合作渠道的探索方面，要結合海外合作渠道、文化交流活動等多元形式，積極開展思想文化交流、研討活動，夯實對外文化交流基礎，積極打造文化傳播品牌，大力實施文化產業振興工程，創新拓展文化產業領域。落實國內國際雙循環的戰略要求，探索構建順應當前國際發展形勢、契合我國國際傳播工作新要求、遵循國際傳播基本規律的對外傳播新機制和新模式，形成覆蓋全球主要國家和地區以及重點語種的國際傳播網絡，以干部人才隊伍建設為支撐點，培養一批政治立場堅定、具有國際視野和國際傳播能力的語言翻譯人才等，多維度、多領域地服務好我國多主體、立體式的大外宣格局。在傳播內容方面，要把握傳播規律，契合傳播受眾特點，提高傳播話語針對性，融入當地文化，尋求價值認同和情感共振。作為一種跨文化的傳播交流活動，中國理論海外傳播具有跨國別、跨民族、跨文化、跨語言等特征。由于傳播主體和不同國家受眾之間存在文化語境的差異，因此，二者在思維模式、語言障礙、價值理念等方面的沖突成為無法避免的傳播“瓶頸”。面對跨文化傳播的難題和挑戰，尤其身處于復雜的國際輿論環境，更需要傳播主體在傳播過程中主動考慮海外國家受眾的民族文化背景和風俗習慣，結合其認知層次、需求程度、情感訴求，采取適合的傳播策略、技巧和方法，依托各領域的各層級的文化傳播組織機構，以其聽得懂、好理解、易接受的方式加深其對中國理論的理解和認同，實現“潤物細無聲”的傳播效果。以毛澤東思想海外傳播為例，我國政府正是通過淡化官方色彩，積極發揮民間組織機構的作用，讓國際文化友人和國外文化機構成為傳播毛澤東思想的重要力量，打破文化傳播壁壘以及東西方文化差異的障礙，充分把握受眾的思維習慣和接受心理，讓毛澤東思想在“走出去”的過程中深入人心。與此同時，翻譯在對外傳播工作中具有“轉換器”的作用。特別是政論性文本的翻譯，對于推動中國理論在譯語文化環境中實現有效的話語轉化，實現國家形象的立體化傳播，都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以《毛澤東選集》在日本的傳播為例，其在翻譯過程中體現了鮮明的受眾意識，不僅文字翻譯達到三次，更對版本進行了拆分，對部分內容進行簡縮，在語法、句式和結構等方面兼顧跨文化語境和該國民眾的閱讀習慣和思維特點，這樣既能夠引起讀者的共鳴，又避免了自夸色彩，取得了積極的傳播效果。由此可見，推動中國理論“走出去”，一方面，要提升傳播內容的針對性和實效性，以加強同對象國相關組織和機構的合作為基礎，結合當地讀者的文化背景、閱讀習慣和價值需求，采取多樣化的表達方式，做好中國對外話語體系的對接和轉化，讓真實、貼近、充實的內容選擇、議題設置和敘事風格深入人心，不斷深化新時代的理論武裝，使傳播的形式和內容更接地氣，增強對外傳播的精準化和有效性。另一方面，要充分發揮翻譯在中國對外話語體系建構中的重要作用。在對我國領袖著作、政論性著作、政治話語文本進行翻譯以及對外傳播的過程中，要以高端翻譯人才隊伍的建設為載體，以宣傳闡釋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核心，加強翻譯語言表達的國際化、標準化和統一化，做好中國話語的全球化表達、區域化表達、分眾化表達，樹立好百年大黨風華正茂的國際形象，增強我國在國際社會的話語權和影響力。在傳播方式方面，要靈活運用策略，創新方式方法，選準傳播載體，積極發展文化外交，增強中華文化軟實力，推動中國理論“走出去”，全面提升傳播效果。文化是一種資源，文化自信是文化自覺、實踐自覺的重要產物。在中國內政外交的歷史進程中，中華文化深厚的基因特質始終彰顯強大的內生動力和精神力量，成為加強交流、增進感情、深化合作的源頭活水?；厮輾v史，中華文化在發展中創新，在融合中豐富，在碰撞中轉化，既充分挖掘本國文化特質，又從他國文化中接受啟發，由此不斷豐富發展、綿延至今。以文化為載體的人文交流活動以其開放性、廣泛性、包容性、持久性的特征，為促進文明互鑒、民心相通、拉近傳播主體和受眾心理距離貢獻了積極的作用，助力推動實現中華文化“走出去”。隨著我國綜合國力和國際影響力的不斷增強，毛澤東思想海外影響力持續提升，究其原因，離不開我國國家文化軟實力的強大支撐。在開放包容、和諧共生的文化軟環境中，優化并創新中外人文交流的平臺和載體，不僅增強了國家及民眾之間相互理解、信任、認同的基礎，更在推動中國理論“走出去”的進程中積極塑造了國家形象，傳播了中國聲音，助力講好中國故事。因此，在海外傳播政治意識形態層面的內容時，面對來自他國民眾對于外來文化輸出的抵觸心理和傳播瓶頸，更需要在遵循傳播規律、豐富傳播形式、選準傳播渠道的基礎上，發揮文化的“軟力量”的作用，重塑傳播體系、創新傳播方式、優化傳播載體，既發揮文化基因的優勢，又凸顯其鮮明的時代價值，讓傳播內容更容易被接受、理解、吸納，取得積極的傳播效果。以毛澤東思想海外傳播為例，彰顯我國文化軟實力的作品，包括闡釋中華文化的圖書、字畫、攝影等內容，與毛澤東著作互為補充，豐富了形式多元、相得益彰的文化傳播主體?？梢哉f，毛澤東思想的系列著作在海外傳播過程中取得的積極效果，不僅體現了黨中央的執政智慧，同時也助力實現以文載道、以文傳聲、以文化人，為我國文化外交的深化發展注入了持久的動力，助力提升我國國際傳播影響力和中華文化感召力。未來，在推動中國理論“走出去”的過程中，離不開傳播方式的優化和創新。在由世界全球化覆蓋的多元傳播主體中，要發揮文化活動在意識形態傳播過程中的積極作用，以“人類命運共同體”為立足點，構建以“差異”和“對話”為著力點的深層次全球理論傳播體系，在“和而不同”的關系中，創新理論傳播平臺，以文化傳播活動為載體，用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疇、新表述，全面推進中國理論全球化傳播的路徑實現和有效表達。實踐證明，新時代，在提升中國理論和中國文化海外影響力的過程中，依托國家文化“軟實力”的不斷提升，積極開展文化外交，建立國家之間的互識和互信，推動各國人民之間的友好交流和共同發展，不僅可以有效拓展國際社會認識和理解中國的多元渠道，而且對于塑造積極的國家形象、營造有利的國際輿論環境、助力實現國家的長遠目標、提升國家的國際影響力和國際地位等都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作為我國總體外交事業的重要組成部分，文化外交的深化發展，離不開政治、經濟、科技、軍事等“硬實力”的支撐和保障。在我國“硬實力”不斷提升海外影響力的基礎上，立足全球視野，著眼于國家之間綜合國力的競爭，堅持將本國文化精髓與文化輸入地的具體實踐相結合，對于推動中國文化“走出去”具有積極影響。當今世界正處于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各國之間的政治、經濟、科技、文化等領域的交流日益廣泛，融合趨勢逐步顯現。因此，發展我國文化外交的過程中，要從全球視角出發，以新時代中國特色大國外交理念為核心，以提升中國理論海外影響力為目標，配合我國經濟外交、政治外交的目標，為中國經濟發展、政治穩定創造良好的環境，促進形成新時代外交格局，更好地推動中國理論和中國文化“走出去”，使海外受眾更好地理解和把握中國故事和中國理念的核心內涵和世界意義，為向世界講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塑造和傳播新時代中國國家形象作出更大的貢獻。[1]劉金田，吳曉梅.塵封：《毛澤東選集》出版的前前后后[M].北京：臺海出版社，2012：227.[2]陳日濃.中國對外傳播史略[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0：60-61.[3]周純良.李立三傳[M].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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