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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瑞昌：毛澤東思想建黨的歷史貢獻和現實意義

點擊：3015  作者：李瑞昌    來源：昆侖策網  發布時間:2024-01-19 14:16:26

 

武裝斗爭、統一戰線、黨的建設，這是中國革命取得勝利的三大法寶。其中，黨的建設是起著統領作用的。而毛澤東關于“思想建黨”的理論和實踐又是黨的建設的精華，是對馬克思建黨學說的重大發展，具有顯明的中國特色。

 

一、對建黨思路的探索

 

毛澤東是中國共產黨的主要締造者之一，是在黨的建設上的主要決策者和卓有成效的實踐者。他把黨的建設視為中國革命取得勝利的三大法寶之一，并視為一項“偉大的工程”。

 

如何建立無產階級政黨的問題，這是一個重大的理論問題，也是探索“農村中心”道路回避不了的實踐問題。為此，毛澤東找到了具有中國特色的建黨路線——“思想建黨”。這不是說，毛澤東的黨建理論就是“思想建黨”，而是說，它是毛澤東黨建學說的一個顯明的特色。

 

共產國際和最初幾任黨中央主要領導人對建黨問題并不是不重視，他們和毛澤東都認為，要建設一個無產階級的政黨。但是，在建黨的思想路線上，存在著明顯的不同。毛澤東看到了他們看到的問題，也看到了他們沒有看到的問題。這就是黨的性質不僅僅在于出身成分（當時在中央領導機關占據重要位置的向中發、盧坦福、顧順章等，都是工人出身，也都成了叛徒），主要在于它的指導思想和方針、路線。毛澤東承認，在以農村為中心干革命的環境下，發展黨員自然是農民中的先進分子居多；在軍隊和蘇維埃政權中，農民成分就更多些，這是必然的。但是，毛澤東看到，中國工人階級人數很少，只有200多萬人，如果只從工人中發展黨員，就不可能建設一個全國范圍的具有廣大群眾性的馬克思主義政黨。思想建黨是毛澤東在中國國情下的進行黨的建設的正確抉擇，也是依據馬克思主義的建黨學說，從國情特點出發做出的重大決斷，是對馬克思主義建黨學說的一個重大創新，也是具有中國特色的建黨理論與實踐。

 

毛澤東是中國共產黨的主要締造者之一，也是在黨的建設上做出卓越貢獻的第一人。他把黨的建設視為中國革命取得勝利的“三大法寶”之一，并視為一項“偉大的工程。”同時，他也認為，在中國的國情環境下，要建設一個思想上政治上完全成熟和組織上純潔的鞏固的無產階級政黨，必須強調從思想上建黨。

 

毛澤東抓準、抓住了“思想建黨”這一最為關鍵的問題，使中國共產黨成為民主、民族革命的中流砥柱，使中國革命取得了完全的勝利，也使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取得了光輝的成就。

 

思想建黨符合中國的國情

 

眾所周知，中國有兩大國情：一是工人階級人數很少，當時只有200多萬人。工人階級雖然是中國革命的領導階級，但是，單靠工人一個階級戰勝強大的敵人是不可能的，這是民主、民族革命面臨的實際情況。二是中國農民占總人口的80%左右。毛澤東說過“漫山遍野都是農民”的話。中國革命沒有農民參加，一方面，工人階級領導下的革命沒有力量，也就是“沒有兵”，用毛澤東的話說，就是“空軍司令”，要取得革命的勝利也是不可能的：一方面，強大的敵人占據著大城市，只靠工人暴動或武裝攻打城市，不能取得勝利，南昌起義、廣州起義以及攻打長沙的失敗已經證明了。另一方面，打大城市會造成極大的損失，包括革命領導人以及先進分子被逮捕、甚至遭到殺害。

 

在這樣的形勢下，毛澤東認為，只有“上山下湖”，到敵人統治最薄弱的地方去找農民。這就有了毛澤東在奉命打長沙失利后率領1500人的工農革命軍上井岡山的一幕。

 

問題就從這里發生了，在山村、在農村搞革命，農民中的先進分子以及其他小資產階級參加工農革命軍，參加共產黨就成為必須，或者是很自然的了。這就又進一步引出了一個現實的，但是重大的問題，農民，作為中國最廣大的小資產階級群體，其成分占據了黨內、軍內的絕大多數。這與建設一個布爾什維克化的無產階級的、馬克思主義的政黨發生了極大的矛盾。毛澤東十分清楚地知道，中國共產黨是工人階級的先鋒隊，應由工人階級的先進分子所組成。而當時的現實是，農民，包括其他小資產階級出身的人占了黨和軍隊的絕大多數。這是一個悖論。

 

毛澤東不是等閑視之的人，也不是一般的革命領導人。他不僅有深厚的馬列主義理論功底，也對中國的國情有深刻地了解，他“還有超過歷史同仁學養的一張王牌（斯諾言）”，特別是他善于總結經驗，這樣，“思想建黨”的結論在毛澤東那里也就呼之欲出了。

 

于是，毛澤東關于“思想建黨”的文化思想的產生就有了客觀必然性，無疑這也是中國革命的客觀需要，是取得勝利的法寶中的法寶。

 

擺在共產黨人面前不可回避的問題

 

怎樣估計小資產階級在黨內、軍內占主要成分后的形勢，以及如何解決，這是在當時逾越不過去的問題。在“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革命實踐中，毛澤東敏銳地發現并解決了這一重大問題。

 

1929年12月，毛澤東在《關于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中說：“紅軍第四軍的共產黨內存在著各種非無產階級的思想，這對于執行黨的正確路線，妨礙極大。若不徹底糾正，則中國偉大革命斗爭給予紅軍第四軍的任務，是必然擔負不起來的。紅軍黨內種種不正確思想的來源，自然是由于黨的組織基礎的最大部分是由農民和其他小資產階級出身的成分所構成的；但是黨的領導機關對于這些不正確的思想缺乏一致的堅決的斗爭，缺乏對黨員作正確路線的教育，也是使這些不正確思想存在和發展的重要原因。”（《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5頁。）對此，毛澤東既看到了農民和其他小資產階級在黨內占“最大部分”的客觀現實，也看到了“黨的領導機關”應有的責任。

 

為了進一步說明問題，在這篇光輝著作中，毛澤東列舉了諸如單純軍事觀點、極端民主化、非組織觀點、絕對平均主義、主觀主義、個人主義、流寇思想、盲動主義殘余等種種表現。特別是對于個人主義，他進一步作了剖析。這主要表現在報復主義、小團體主義、雇用思想、享樂主義、消極怠工、離隊思想等。毛澤東并且對于各種非無產階級思想的種種表現，一一提出了有針對性的可操作的解決辦法。

 

事過8年，1937年9月7日，毛澤東又發表了《反對自由主義》的名著，對于黨內的非無產階級思想又從另一個側面列舉了11種表現。大體意思：一是對于錯誤思想，保持一團和氣，當老好人；二是當面不說，開會也不說，背后亂說；三是遇到問題，事不關己，高高掛起；四是命令不服從，個人意見第一，只要組織照顧，不要組織紀律；五是對別人的缺點錯誤，不是出于公心，而是泄私憤，圖報復；六是對反革命言論，泰然處之；七是見群眾不宣傳，漠然視之，作為共產黨員，混同于一個普通的老百姓；八是對損害群眾利益的事，聽之任之；九是辦事不認真，工作敷衍了事，得過且過；十是大事做不來，小事又不愿做，工作隨便，學習松懈；十一是有了錯誤，也已經懂得，又不想改正。

 

毛澤東最后總結說：“自由主義的來源，在于小資產階級的自私自利性，以個人利益放在第一位，革命利益放在第二位，因此產生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的自由主義。”（《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60頁。）毛澤東認為，“它是一種腐蝕劑，使團結渙散，關系松懈，工作消極，意見分歧。”實際上是再次瞄準了黨內的小資產階級思想，精準地進行批判，以解決“思想入黨”的問題，進一步將“思想建黨”引向深入。

 

毛澤東認準的問題一貫抓住不放。5年后，1942年2月8日，他在《反對黨八股》一文中講得更加深刻，理論性更強，也更形象。毛澤東說：“中國是一個小資產階級成分極其廣大的國家，我們黨是處在這個廣大階級的包圍中，我們又有很大數量的黨員是出身于這個階級的，他們都不免或長或短地拖著一條小資產階級的尾巴進黨來。小資產階級革命分子的狂熱性和片面性，如果不加以節制，不加以改造，就很容易產生主觀主義、宗派主義……。”（《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33頁。）事過3個月，1942年5月，毛澤東又在《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說道：“我們有許多同志不太清楚無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區別。有許多黨員，在組織上入了黨，思想上并沒有完全入黨，甚至完全沒有入黨。這種思想上沒有入黨的人，頭腦里還娤著許多剝削階級的臟東西，根本不知道什么是無產階級思想，什么是共產主義，什么是黨。”（《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75頁。）這個分析就入木三分了，不知道“什么是無產階級思想，什么是共產主義，什么是黨”，也就不知道共產黨是干什么的，怎么干的，也就不可能懂得共產黨的綱領、宗旨和文化思想。一句話，不懂得共產黨的性質。這就把問題攤開無遺了。

 

當時擺在中國民主革命面前的問題是，如果黨從組織上排除農民等小資產階級先進分子，共產黨就不可能將革命和建設引向成功。在這種情況下，“思想建黨”如同久旱的禾苗遇甘露。及不排除農民等小資產階級，也要堅持“思想建黨”。這是毛澤東的高明之處，也是他精深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功底的體現，更是他將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國情相結合的一個杰作。

 

真誠地團結農民，遠離民粹主義

 

毛澤東本人就出身于農村，對于中國農民情有獨鐘，在中國革命與建設中，他十分重視發動和依靠農民。毛澤東說過，中國革命戰爭，實際上就是“無產階級領導下的農民戰爭。”“紅軍就是穿軍裝的農民。”“沒有貧農，便沒有革命。若否認他們，便是否認革命。若打擊他們，便是打擊革命。”（見《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可見，他堅定地依靠、聯合農民一道革命是多么得真誠！嚴肅認真地進行“思想建設”，解決農民為主的小資產階級思想又是多么得堅決和重要！直到新中國成立之際，毛澤東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中還講到“嚴重的問題是教育農民。”毛澤東保持無產階級的黨性原則，看問題高瞻遠矚，遠離民粹主義，又是多么得可貴！他考慮問題從不囿于環境，不是憑感情，而是憑理智，清醒地與民粹主義劃清了界限。一貫的從中國革命如何取得勝利這個大局上考慮問題。

 

毛澤東是農民的兒子，更是全國人民的兒子。

 

“倒插筆”同樣解決了問題

 

進行黨的思想建設，從理論上說，應當先解決眾多黨員思想入黨的問題，再解決組織上入黨的問題。但實際情況是，許多人則是先從組織上入了黨，再解決思想入黨的問題，可以說是“倒插筆”。這是當時的革命戰爭環境所決定的或是不可避免的，就好像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軍事將領們，并不是先學會了軍事理論，再進行戰爭。而是先進行戰爭，在戰爭中學習。許多事情，往往“不是先學好了再干，而是干起來再學習。”“干就是學習”。從戰爭中學習戰爭，這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軍隊的一個實際情況，也可以說是一大優勢。因為在一定時期內，實踐可以代替理論，而理論不可以代替實踐。毛澤東說，“實踐高于認識”，“認識只能從實踐中來”。對于組織上入了黨而思想上還沒有完全入黨或完全沒有入黨的黨員來說，在參加革命斗爭的實踐中也會為逐步地解決思想上入黨的問題創造條件。

 

“倒插筆”是有根據的。

 

三、慎重而又認真地解決黨員思想入黨的問題

 

在解決黨員思想入黨的的問題上，毛澤東分別在思想意識、思想方法和政治路線等三個層面進行了分析，采取不同的方法予以解決。

 

延安整風運動是進一步解決思想入黨問題的重大的綜合性的舉措。整風之前，毛澤東發表了《改造我們的學習》、《反對黨八股》和《整頓黨的作風》等重要著作，著重從政治上思想上解決教條主義、主觀主義、宗派主義的問題。反對教條主義，主張理論聯系實際；反對主觀主義，宣傳唯物主義；反對宗派主義，主張顧全大局，正確處理外來干部和本地干部、軍隊干部和地方干部、老干部和新干部之間的關系等問題。同時，將《反對自由主義》這篇文章列為整風的重要學習文件之一。所有這些，都是在解決黨內的小資產階級思想。換言之，都是“思想建黨”的政治舉措和實際工作。

 

對犯錯誤的同志采取“懲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針

 

在延安整風運動中，毛澤東提出并落實了對犯錯誤的干部實行“懲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針。他說：要救人就必須治病，而治病是為了救人，不是為了把人整死。這就意味著“思想建黨”重在教育人，改造人，重在糾正錯誤，反對小資產階級思想，以解決“組織上入了黨，思想上還沒有完全入黨或完全沒有入黨的問題。”對于犯錯誤的干部采取的這個方針，是毛澤東的一大發明，在中國革命中起到了凝聚人心、團結同志，共同對敵的巨大作用。也體現出他出于公心、愛護同志，為革命事業負責的良苦用心。他說，對犯錯誤的同志，是從黨的整體利益出發，“一看二幫”，還是“殘酷斗爭，無情打擊”，這是考驗一個人是出于公心，還是私心的一個標準。他還說過：把犯錯誤的干部整得過分，就會整到自己頭上。

 

實行“懲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針，是團結全黨實現共同目標的必有之策，也是黨的統一戰線策略的必然要求。但真正落實這一方針，必有兩個條件：一是最高決策者出于公心，從黨的整體利益出發。倘若出于私心，譬如說為了報復，泄私憤，實行“亂打一頓”、不負責任的做法，革命必然受到巨大損失或歸于失敗。毛澤東在整個革命過程中受到過數次錯誤處置，后來的實踐已經證明他是正確的，但是，他仍舊對犯了錯誤，有了認識的同志采取團結的態度。更加令人敬佩的是，他在提出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的五項條件中，在第四條中特意加了“還要團結那些反對過自己并且已經被實踐證明是反對錯了的人一道工作”的話。這不僅僅是一句話，是胸襟，是大度，更是辯證唯物主義觀點的體現。在我們黨的歷史上，與毛澤東的做法相反，對于犯了思想類、路線類錯誤，或與自己意見不相同的人，不加分析，采取突然襲擊，“無情打擊”的做法是有過的，甚至將黨內的路線斗爭采取法律手段，也是有的。凡此種種，造成了極大的思想混亂。

 

毛澤東在中共黨史上對于犯過路線錯誤的領導人，一貫采取團結教育的方法。無論是陳獨秀、李立山，還是王明、博古等等，從來沒有實行“一棍子打死”的做法。相反，他在黨的七大上的口頭報告中還對陳獨秀的處理進行了反思（當時并不是他主持處理的）。認為：痛快是痛快了，但是，由于對錯誤沒有作出客觀分析，也就無教訓可吸取，以后還是又犯了同類的錯誤。這與思想建黨的精神是背道而馳的。毛澤東在《學習與時局》一文中強調：以后要重在對犯路線錯誤的歷史條件、社會環境的分析，總結經驗教訓，以戒重犯。而不是重在個人責任方面。

 

“戰斗的批評和自我批評”是戰勝種種錯誤思想的武器

 

毛澤東在他的哲學著作《矛盾論》中說：“黨內不同思想的對立和斗爭是經常發生的，這是社會的階級矛盾和新舊事物的矛盾在黨內的反映。黨內如果沒有矛盾和解決矛盾的思想斗爭，黨的生命也就停止了”。而解決矛盾的思想斗爭，就是用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方法。毛澤東從延安時期就采取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方法解決黨內的矛盾問題。后來他將此概括為一個公式：團結——批評或斗爭——團結，即從團結的愿望出發，通過批評或斗爭，達到新的團結。

 

習近平總書記十八大后，及時開展了黨的群眾路線教育活動。這個活動的方式，也是各級黨委通過批評和自我批評，解決部分黨員干部不相信群眾，不依靠群眾和脫離群眾的問題，使黨樹立起“為民務實清廉”的形象。這同樣是在新的形勢下解決思想入黨的問題。

 

整風運動也好，群眾路線教育活動也好，“運動”、“活動”，總而言之就是要“動”。毛澤東有過一句名言：“‘流水不腐，戶樞不蠹’，是說它們在不停的運動中抵抗了微生物或其他生物的侵蝕。”還說：“一個人有動脈、靜脈，通過心臟進行血液循環，還要通過肺部進行呼吸，呼出二氧化碳，吸進新鮮氧氣，這就是吐故納新。一個無產階級的黨也要吐故納新，才能朝氣蓬勃，不清除廢料，不吸收新鮮血液，黨就沒有朝氣。”（《紅旗》雜志1968年第四期社論《吸收無產階級的新鮮血液——整黨工作中的一個重要問題》）我們說：“生命在于運動”，這是千真萬確的真理。其實，不僅人的生命，包括一個政黨的生命，一個組織的生命，一個國家的生命，都要“動”。“照鏡子”之照，“正衣冠”之正，“洗洗澡”之洗，“治治病”之治，都是在動。如果一個政黨的內部，長期處于沉默的僵化的狀態，“黨的生命也就停止了”。一個社會也是如此。鴉雀無聲、死氣沉沉，這個社會也不會穩定，更不會進步。

 

習近平同志在“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總結大會上的講話”中指出，從嚴治黨要“堅持思想建黨和制度治黨緊密結合”，“從嚴治黨靠教育，也靠制度，二者一柔一剛，要同向發力、同時發力”。他強調：“現在，一個比較明顯的問題就是輕視思想政治工作，以為定了制度、有了規章就萬事大吉了”，“正是這樣的簡單化和片面性，使一些本來可以落實的制度得不到落實、一些本來可以避免的問題不斷發生。”他還特別強調：“有的甚至已經不會或不大習慣于做認真細致的思想政治工作了，有的甚至認為組織找自己談話是多此一舉。”（據2014年10月12日《光明日報》）

 

習近平同志的這些論述，講清楚了新時期思想建黨的必要性，指明了思想建黨的方向，也提出了思想建黨的方針和辦法，很有針對性，是馬克思主義的。

 

四、“思想建黨”在當今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中國現在有14億人口，近10億農民，8000多萬共產黨員。農民出身的黨員占黨員總數中大多數的狀況沒有根本的改變。

 

黨內仍然存在著種種非無產階級思想

 

黨內的種種非無產階級思想，自由主義、個人主義、宗派主義等問題明顯；享樂主義、奢華之風、鋪張浪費，追求部門利益以及消極頹廢，向群眾搜刮民脂民膏等問題，不僅存在，而且更加嚴重，范圍也擴大了。

 

在新時期，新形勢下，提高拒腐防變和抵御風險的能力是黨鞏固執政地位必須解決好的重大課題。十八大報告指出了黨的建設面臨著八個方面的問題：

 

（一）學風問題。

（二）政治紀律問題。

（三）組織紀律問題。

（四）能力建設問題。

（五）干部工作作風問題。

（六）基層黨組織軟弱渙散問題。

（七）脫離群眾問題。

（八）遵紀守法問題。

 

2013年8月19日，習近平總書記針對一些黨員、干部存在的問題，指明了4種表現，他說：“有的以批評和嘲諷馬克思主義為‘時尚’，為喙頭；有的精神空虛，認為共產主義是虛無縹緲的幻想，‘不問蒼生問鬼神’，熱衷于算命看相、求神拜佛，迷信‘氣功大師’；有的信念動搖，把配偶子女移到國外，錢存在國外，給自己‘留后路’，隨時準備‘跳船’；有的心為物役，信奉金錢至上、名利之上、享樂至上，心里沒有任何敬畏，行為沒有任何底線。”2016年6月28日，習近平總書記還說：“有的黨員、干部講利益不講黨性，講關系不講原則，講面子不講規矩，甚至把黨內關系異化為人身依附關系，搞小山頭、小圈子、小團伙那一套，搞門客、門宦、門附那一套。”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這些問題，反映在黨的建設方面，不僅是“思想沒有入黨”的問題，而且需要從根本上解決對黨的認識問題。這說明在新的形勢下加強“思想入黨”的教育，迫在眉睫。

 

實際上，新的形勢下的非無產階級思想，歸根到底是個人主義，自私自利。在這個問題上，兩個問題最危險：一是“一切向錢看”覆蓋全社會。二是為了賺錢，“全民互害”。僅舉一例，養的畜禽，添加催生劑、催肥劑，自己不吃，銷售給別人。連老牌的資本主義國家都沒有如此嚴重的現象。

 

新時期在黨的建設上提出的新問題

 

新時期，在改革開放新的形勢下，有少數黨員出現了兩個新的也是更加嚴重的問題：一個是腐敗問題，一個是信仰缺失問題。

 

對于腐敗問題的嚴重程度，有人估計：“橫向到邊，縱向到底”了。說橫向到邊，以寺廟為例，這個幾千年來公認的圣潔之地也發生了腐敗問題；說縱向到底，認為自上而下，不僅到村，而且連看門的，只要有一點權力就用。這樣的估計未免過頭，但腐敗問題確實愈演愈烈。貪污幾億、十幾億，老百姓都不感到驚奇了。特別是毛澤東批評國民黨失敗，是因為“官吏即商人”的原因。其實，少數共產黨員領導干部也存在著“官吏即商人”的問題。一些“官二代”不是刻苦學習，到基層鍛煉，增長才干，準備接班，而是借助老子的權威或余威，利用國家稀有資源經商發大財。這近乎成了黨和國家的癌癥。

 

少數共產黨員，不了解自己的這個光榮稱號是從共產主義來的，忘記了入黨宣誓時最后一句話：為實現共產主義而奮斗！有些甚至已經不相信共產主義會在將來能夠實現，或者認為壓根就不存在共產主義社會。這就發生了對黨的性質的認識問題。據說有這樣一個支部，其中一個黨員一年沒有交黨費，支部書記向他催交。他說：黨章規定，半年不繳黨費視為自動脫黨，我已經脫黨了。支部書記說：我們支部還有許多黨員半年多沒有交黨費，如果視為自動脫黨，就剩不下幾個黨員了。就這樣脫黨，太便宜你們了。

 

腐敗問題和信仰缺失問題，從大的方面講，還是屬于“思想建黨”的范疇，就是說，這也需要加強“思想建黨”的教育，解決非無產階級思想的問題。但這并不存在“組織上入了黨，思想上還沒有完全入黨或完全沒有入黨”，需要解決“思想上入黨”的問題，而是必須開除出黨或勸其退黨。

 

“思想建黨”在長期的艱苦的環境中，為“偉大的工程”的成功，為中國嗎，銀珠、民族革命的勝利，為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作出了巨大的貢獻。勢必在新形勢下進一步發揮更加有效的作用。但是，應該有新的方法和手段。

 

2024年1月17 日

 

作者簡介：李瑞昌，1946年12月26日生，1982年畢業于北京理工大學特種飛行器系總體設計專業。曾任中共河間縣委副書記，中共泊頭市委書記，滄州市市長、市委副書記，市委代理書記，中共河北省委政策研究室主任等職。第八屆全國人大代表。出版過《為政德識談》《警示明鑒（上、下冊）》《輕輕松松寫文章》《哲學思想與人生智慧》等八本書，主編了大型刊物《今日河北》，共約400萬余字。

 

來源：昆侖策網【原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