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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朝宗：毛澤東“戰爭人本論”軍事哲學思想

點擊：作者：陳朝宗來源：昆侖策網發布時間:2024-02-18 17:36:42

摘要：毛澤東的軍事哲學思想是一個完整的理論體系，它由戰爭價值論、戰爭本體論、戰爭認識論、戰爭方法論、戰爭組織論五個部分組成。其中戰爭價值論和戰爭本體論是戰爭思想，戰爭認識論和戰爭方法論是戰略戰術思想，戰爭組織論是建軍思想。毛澤東的戰爭思想是以人為本的，他的“戰爭人本論”對現代戰爭仍然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毛澤東同志的軍事哲學思想是一個完整的理論體系，它由戰爭價值論、戰爭本體論、戰爭認識論、戰爭方法論、戰爭組織論五個部分組成。其中戰爭價值論和戰爭本體論是戰爭思想，戰爭認識論和戰爭方法論是戰略戰術思想，戰爭組織論是建軍思想。在這五個組成部分中，緊密聯系，一環扣一環，即戰爭價值論規定著戰爭本體論，戰爭本體論規定著戰爭認識論、戰爭方法論和戰爭組織論。

一、毛澤東的戰爭價值論

毛澤東的戰爭價值論具體表現在戰爭政治論之中。毛澤東同志研究過克勞塞維茨的《戰爭論》，他主張“政治是不流血的戰爭，戰爭是流血的政治”。[①] 戰爭與政治密不可分，戰爭是政治的繼續。他說“戰爭就是政治，戰爭本身就是政治性質的行為，從古以來沒有不帶政治性的戰爭”。[②]

既然戰爭就是政治，那么，戰爭行為就與政治斗爭的特點相同。首先，在政治斗爭中，主體是人；在戰爭中，主體也是人。其次，在政治斗爭中，人是有階級性的，他們分別代表著不同階級的經濟利益，因而政治斗爭有正義與非正義，進步與退步之分，一切代表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符合歷史發展的政治斗爭都是正義的、進步的，一切代表少數剝削者的利益，阻礙歷史向前發展的政治斗爭都是非正義的、退步的；在戰爭中，進行戰爭的人同樣是有階級性的，他們所代表的階級利益也各不相同，因而戰爭同樣有正義與非正義、進步與退步之分，一切代表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符合歷史向前發展的戰爭都是正義的、進步的，一切代表少數剝削者利益、阻礙歷史向前發展的戰爭都是非正義的、退步的。第三，在政治斗爭中，一切正義的、進步的政治思想和政治目的，最終都要戰勝一切非正義的、退步的政治思想和政治目的；在戰爭中，一切正義的、進步的戰爭最終都要戰勝非正義的、退步的戰爭，因為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因此，第四，看一場政治斗爭是否有價值首先應該看這場政治斗爭是否符合廣大人民群眾的經濟利益；而看一場戰爭是否有價值也應看這場戰爭是否符合廣大人民群眾或無產階級的政治價值。

毛澤東同志把是否符合廣大人民群眾的階級利益作為戰爭的價值標準和戰爭勝負的決定因素之一，就使得這種戰爭思想一開始就具有鮮明的階級性和實踐性，并為戰爭人本論奠定了基礎。

二、毛澤東的戰爭本體論

根據戰爭價值論，毛澤東同志提出了“以人為本”的戰爭本體論。這是一種邏輯的必然。因為戰爭的命運很大成分決定于戰爭的性質，戰爭的性質又決定于戰爭的人所代表的階級利益，因此，只有進步的人所進行的正義戰爭，才有可能取得戰爭的勝利。其次，戰爭和政治一樣，都是一種社會實踐，它們的主體都是人。這兩個方面決定了戰爭的本體是人，而不是物。

正是基于這一理論，毛澤東同志批判“唯武器論”，指出這種觀點的機械論傾向。他說：“武器是戰爭的重要因素，但不是決定因素，決定因素是人不是物。”又說：“力量的對比不但是軍力、經濟力的對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對比，軍力和經濟力是要人去掌握的”。[③] 在戰爭實踐中，人處于本體的、主動的地位，而武器、糧食、醫藥和戰略戰術等只是戰爭的條件或手段，一方面它們是人創造出來的，另一方面又是靠人去使用的。沒有人，武器只是武器，戰術只是戰術，它們自己不會成為戰爭的現實條件。這就是說人是戰爭的主體，而武器、糧食、醫藥、戰略戰術等戰爭條件是在這個本體之上派生出來，發展起來的東西。

那么，什么是人？作為正義、進步戰爭之本的人具有什么性質呢？毛澤東同志認為，人首先不是指少數的個人，而是指廣大的官兵和人民群眾。毛澤東同志認為“兵民是勝利之本”，“戰爭的偉力之最深厚根源存在于民眾之中”。[④] 因此，他主張“動員了全國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敵于滅頂之災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彌補武器等等缺陷的補救條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戰爭困難的前提。”[⑤] 在這里，毛澤東同志把人看作是人民，這就為他的人民戰爭思想找到哲學基礎。

其次，毛澤東同志認為，人不是指封建的保皇軍人，或用金錢請來的“雇傭軍”，而是具有無產階級政治覺悟的革命軍人，他們明白為什么要打仗，打仗要達到什么目的，打仗和他們有什么關系。因此，在戰爭中他們最勇敢。在這里，毛澤東同志看到了戰爭主體——人的政治理想、道德意志力量在戰爭中的作用。

第三，毛澤東同志認為，人不是指消極被動的人，而是指積極主動，充分發揮主觀能動性的人。他說“自覺的能動性是人類的特點，人類在戰爭中強烈地表現出這樣的特點，戰爭的勝負固然決定于雙方軍事、政治、經濟、地理、戰爭性質、國際援助諸條件，然而不僅僅決定于這些，僅有這些還只是有了勝負的可能性，它本身還沒有分勝負，要分勝負還必須加上主觀的努力，這就是指導戰爭和實行戰爭，這就是戰爭中的自覺的能動性”。然后毛澤東同志專門談了指導戰爭中的主觀能動性，他說“指導戰爭的人們不能超越客觀條件許可的限度期求戰爭的勝利，然而可以而且必須在客觀條件限度之內，能動地爭取戰爭的勝利，戰爭指揮員活動的舞臺卻可以導演出很多有聲有色，威武雄壯的戲劇來”。[⑥] 在這里，毛澤東同志強調的是人的智慧力量。

從戰爭之本——人的三個內涵中，我們發現毛澤東同志的戰爭人本論具有階級性、實踐性和辯證性。毛澤東同志認為，在戰爭中只要有具備這些特質的人，沒有槍可以有槍，沒有子彈可以有子彈，沒有糧食可以有糧食，沒有醫藥可以打破敵人封鎖搞到醫藥；兵力不足，可以創造以少勝多的戰爭奇跡。反之，缺乏這些特質，有了槍可能丟槍，有了龐大的軍隊可能打敗仗。幾十年中國革命戰爭，中國共產黨就是靠千千萬萬這樣的人用小米加步槍去打敗日本帝國主義和國民黨的八百萬軍隊。這說明了毛澤東戰爭人本論思想是符合中國革命戰爭實際的。

三、毛澤東的戰爭認識論與戰爭方法論

戰爭本體論規定著戰爭認識論和戰爭方法論。既然人在戰爭中處于本體地位，決定著戰爭的勝負，那么，在戰爭中就要充分發揮人的主動性，去認識戰爭，去進行戰爭，這構成了毛澤東同志戰略戰術的理論基礎。毛澤東同志的戰略戰術思想，即戰爭認識論和戰爭方法論就建立在戰爭人本論的基礎上。

在戰爭認識論中，毛澤東同志認為，首先要象孫子說的那樣“知彼知已”。因為戰爭本體是人，因此，在戰爭認識論中，認識的主體是人，認識的客體主要也是人，地理環境、武器、糧食、醫藥等戰爭條件雖然也很重要，但這些主要是靠人去生產、使用和掌握的，人是主動的，而戰爭條件則是被動的，相同的戰爭條件由不同的人去掌握，就會有不同的戰爭結局。因此，戰爭實際上就是敵我雙方的斗智斗勇，要在這場斗智斗勇中取得勝利，就不能不用全面、辯證的觀點去認識戰爭全局的指導規律，去預見戰爭的發展趨勢。

其次，由于戰爭中認識的客體主要是人，人與物不同，他具有易變性和隱蔽性，因此，就必須不斷檢查、修正認識的結果，并“依照新的認識，構成新的判斷，定下新的決心，把已定的計劃加以改變，使之適合于新的情況”。[⑦]

在戰爭方法論中，毛澤東同志十分強調所制定的戰略計劃，所采取的戰爭形式，要充分考慮人的因素，要有利于人的主觀能動性的充分發揮。正是從這一點出發，毛澤東同志認為，中國革命戰爭和抗日戰爭的戰略必須是時間上的持久戰，空間上的游擊戰和運動戰。因為靠人去贏得戰爭既不可能是陣地戰（陣地戰主要靠武器），也不可能速勝，只有持久戰和游擊運動戰才是最佳的戰略。持久戰，以待全國抗日統一戰線的形成，國際抗日統一戰線的形成，日本人力資源不足之缺陷的暴露和我軍戰爭經驗的不斷積累；游擊戰和運動戰，動員全國的老百姓，充分利用我國地大物博之地理優勢，充分發揮我軍將士的主觀能動性，以便“敵進我退，敵住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這是中國革命和抗日戰爭的基本戰略。在這種基本戰略下，可以是內線中的外線，持久中的速決；防御中的進攻，運動戰中的陣地戰，這正是人的主觀能動性（主動性、靈活性、計劃性三者的有機統一）得到充分發揮的表現。

毛澤東同志的戰爭認識論和戰爭方法論，不僅包含豐富的軍事辯證法思想，而且具有中國特色，所以，他的游擊戰、運動戰思想，被美國學者丹尼爾.貝爾譽為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社會科學的六十二項發明之一。[⑧]

四、毛澤東的戰爭組織論

戰爭價值論和戰爭本體論規定著戰爭的組織論。既然人在戰爭中處于本體地位，人的因素是決定戰爭勝負的現實因素，那么，就應該注意人的培養，人的教育，人的組織工作，這就構成了毛澤東同志建軍思想的理論依據。

毛澤東同志的建軍理論，從軍隊的組織工作、軍隊的政治工作，到軍隊的軍事技術學習訓練，都無不圍繞著培養具有特殊素質的革命軍人而展開。因為軍隊是執行特殊政治任務的政治集團，沒有特殊素質的人，以及由這些特殊素質的人組織起來的軍隊，就無法完成軍隊所承擔的特殊政治任務。因此，建立一支由無產階級革命軍人組織起來的革命軍隊，是取得革命戰爭勝利的根本條件。

如何去建立這樣一支軍隊呢？首先要培養具有無產階級政治覺悟的革命軍人。這就需要對軍隊做深入細致的思想工作。毛澤東同志認為：“沒有進步的政治精神貫注于軍隊之中，沒有進步的政治工作去執行這種貫注，就不能達到真正的長官和士兵的一致，就不能激發官兵最大限度的抗戰熱忱，一切技術和戰術就不能得到最好的基礎去發揮它們應有的效力”。[⑨] 因為我們所進行的是一場進步的、正義的戰爭，因此就需要有進步的政治精神去武裝軍隊，才能調動每個革命軍人的革命熱忱。

那么，怎樣才能保證貫徹于軍隊之中的政治精神是進步的，而不是封建的、退步的呢？唯一的措施就是堅持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因為半殖民地中國的社會各階層和各種政治集團中，只有無產階級和共產黨才最沒有狹隘性和自私自利性，最有遠大的政治眼光和最有組織性，而且也最能虛心地接受世界上先進的無產階級及其政黨的經驗而用之于自己的事業。因此，只有無產階級和共產黨能夠領導農民、城市小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克服農民和資產階級的動搖性和不徹底性（如果共產黨的政策不犯錯誤的話）而使革命和戰爭走向勝利的道路。”[⑩] 更具體地說，只有共產黨提出的政治口號、政治綱領和革命理論才最進步、最科學，也只有無產階級和共產黨才最有階級的先進性，所以也才最有資格領導中國革命，帶領這支軍隊。離開了共產黨的領導，這支軍隊就成為烏合之眾，或成為改朝換代的工具。這就是毛澤東同志提出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的意義之所在。

為了保證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毛澤東同志十分重視軍隊中黨的組織建設，提出把黨支部建在連上，一方面可以用黨的奮斗目標，黨的組織原則和黨的紀律要求部隊；另一方面又可以讓每個士兵享受一定限度的民主，廢除封建主義的打罵制度，實行官兵生活同甘共苦，以實現官兵一致的目的。毛澤東同志認為，達到官兵一致的目的，“軍隊就增加了絕大的戰斗力，長期的殘酷的戰爭就不患不能支持。”[11]

其次，毛澤東同志認為把支部建在連上，有利于開展經常性的政治思想工作，克服官兵中非無產階級的思想，使每個官兵朝著具有無產階級政治覺悟的革命軍人的道路奮勇前進。

毛澤東同志不僅重視革命軍人政治素質的培養，而且重視革命軍人理論素質和軍事指揮素質的培養。一方面他要求廣大官兵要學習辯證法，充分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做到主動性、靈活性、計劃性三者結合；另一方面要求廣大的指揮員要學習戰爭的指導規律，從戰爭學習戰爭，反對指揮官魯莽、盲干。

毛澤東同志的戰爭組織論的核心是建軍思想，而建軍思想則主要是圍繞著無產階級革命軍人的培養問題和無產階級革命軍人的組織培養問題展開的。此外，毛澤東同志的戰爭組織論還包括戰爭的政治動員和瓦解敵軍工作。戰爭的政治動員是充分調動和發揮全國人民的積極性，全力以赴投入戰爭；瓦解敵軍工作則是削弱敵人士氣，減殺敵人的戰爭條件和兵力。這兩者一個是從正的方面調動人的能動因素，一個是從反的方面抑制人的能動因素，前者用于我方，后者用于敵方，但都是從有利于我方的目的出發的。

綜上所述，毛澤東同志的全部軍事思想是完整的、有機統一的，毛澤東同志的人民戰爭思想，戰爭性質決定戰爭命運思想，統一戰線思想，黨指揮槍思想，支部建在連上思想，經常性的政治思想工作思想，持久的游擊戰思想，都是這一完整的軍事思想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否定其中的任何一個思想，就必然會否定整個的軍事思想。

五、毛澤東戰爭人本論思想對現代戰爭的指導意義

毛澤東同志的戰爭人本論思想雖說已過了近一個世紀，但是對現代戰爭仍然是有指導意義的?，F代戰爭是尖端武器的競賽、后勤保障的競賽，更是軍人素質的競賽。戰爭是一種軍事活動，武器、裝備等戰爭條件在任何時候都只是活動的手段和工具，它們是被生成的、被動的，只有人才是戰爭的主體。先進的武器裝備要靠人來生產，先進的武器裝備需要人來掌握和使用。沒有高素質的人，再先進的武器也只是一堆廢鐵；有了高素質的人，相對落后的武器裝備也能克制先進的武器裝備。

“信息化戰爭的一個顯著特點，就是技術和知識的高密度，更多體現為體系與體系的對抗。也就是說，只有系統中的每一個環節高度協調，同頻共振，平衡發展，以實現整體強動，才能最大限度地提高作戰效能。每個人都是決定戰爭勝負鏈條中的重要一環，軍人的素質影響整個體系效能的發揮。近年來爆發的幾場高科技戰爭中，唱主角的不是過去的師團，而是連排甚至是班，乃至幾個士兵。”[12]

現代戰爭仍然要“以人為本”，但是這里所說的“以人為本”與毛澤東同志所說的“以人為本”在內容已經有所不同。毛澤東同志主要強調軍人的政治思想素質和軍事素質，他十分重視革命軍人的政治思想覺悟的培養，而對軍人文化素質、心理素質的培養談得比較少。因為當時的戰爭沒有什么高科技武器，對軍人的科學文化素質的要求也不高，所以，毛澤東同志塑造的“人”是道德力量型的，今天隨著高科技戰爭水平的不斷提高，我們要塑造的“革命軍人”則應該是道德力量型、智慧力量型、膽略力量型的結合，是政治素質、軍事素質、文化素質、心理素質的全面發展。

注釋

[①] 《毛澤東選集》（一卷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0（447）.

[②] 《毛澤東選集》（一卷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0（446）.

[③] 《毛澤東選集》（一卷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0（437）.

[④] 《毛澤東選集》（一卷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0（476）.

[⑤] 《毛澤東選集》（一卷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0（448）.

[⑥] 《毛澤東選集》（一卷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0（446）.

[⑦] 《毛澤東選集》（一卷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0（146）.

[⑧] 丹尼爾•貝爾（美）.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的社會科學[M]. 中國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70（85）.

[⑨] 《毛澤東選集》（一卷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0（478）.

[⑩] 《毛澤東選集》（一卷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0（167、168）.

[11] 《毛澤東選集》（一卷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0（4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