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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研究四渡赤水，一個強烈的感覺，是毛主席非常的不容易。一方面他要與蔣介石斗法，另一方面他還要與黨內錯誤斗爭。這“兩斗”，無論毛主席哪一個失敗，共產黨和紅軍都會萬劫不復。

在三渡赤水戰役中，這“兩斗”展現的同樣驚心動魄，尤其是與黨內錯誤的斗爭，表現的更為典型。

與蔣介石斗法。1935年3月1日，毛主席第二次進入遵義；3月2日，蔣介石亦由武昌移至重慶。

蔣介石為“雪遵義失敗之恥”，3月3日發出手令：“本委員長已進駐重慶，凡我駐川黔各軍，概由本委員長統一指揮，如無本委員長電令，不得擅自進退。”蔣介石遂對會攻遵義，消滅“赤匪”，做出了新的部署。

以川軍3個旅由桐梓向遵義地區進攻，新調來的上官云相的兩個師由重慶向松坎、新站地區推進，以支援川軍進攻遵義；以第二縱隊主力3個師，進至仁懷、魯班場地區；以第三縱隊進至大定、黔西地區，防堵紅軍向滇黔進擊；以第四縱隊一部集結于金沙、土城等地，阻止中央紅軍向西發展；以第一縱隊4個師位于烏江南岸，策應其他縱隊作戰；以53師由鎮遠向石阡推進，湘軍3個師沿烏江東岸筑堡，防止中央紅軍東進。企圖以堡壘和重點進攻相結合的戰術，實行南北夾擊，壓迫紅軍于遵義、鴨溪的狹小地區，爾后圍而殲之。

這個敵情，對于中央紅軍來說，是極其嚴峻的，十數倍于己的優勢敵軍，形成了鐵桶般的合圍。

3月5日，毛主席移出遵義前往鴨溪，力圖通過機動創造戰機，消滅敵周渾元縱隊的肖致平師、謝溥福師。此日，蔣介石派飛機查得紅軍向鴨溪西南移動，判斷紅軍或是西進渡江北上，或是先找周渾元縱隊決戰，遂對部隊進行了調整，懼怕被殲的肖、謝兩師始終不敢脫離自己的陣地，致使毛主席殲滅肖、謝兩師的計劃未能實現。

3月5日后，毛主席以紅九軍團在桐梓、遵義地區吸引川敵向東，中央紅軍主力則由遵義地區西進鴨溪、白臘坎、長干山一帶休整待機，徘徊誘敵。對此，蔣介石判斷“紅軍徘徊于此絕地，乃系大方針未定的表現。”認為此地“多系橫斷山脈，山勢陡峻，大部隊無法機動，今后紅軍只有化整為零，在烏江以北打游擊。”遂命令各路大軍要不顧一切尋找紅軍決戰。

期間，紅軍由于是否打打鼓新場之爭而延時，導致諸敵軍步步逼近紅軍，使紅軍的活動范圍日益狹小，為爭取最后戰機，毛主席毅然決定發起魯班場戰役。

3月15日10時，魯班場戰役展開，紅軍在“消滅周渾元縱隊、取得比遵義戰斗更偉大勝利”的口號下，奮勇殺敵，至下午3時，攻下白家坳碉堡，在董家坡殲敵一營，俘敵400余人，在團標也亦有斬獲。但由于敵3個師擠在一起，據險而守，又有飛機參戰，紅軍雖多次攻入敵方陣地，終未能取得決定性勝利，雙方形成對峙，于此，毛主席當即決定晚20時撤出戰斗，向仁懷以北的茅臺地區機動。

3月16日拂曉，紅軍占領茅臺，控制了赤水河東西兩岸渡口。當日晚，毛主席決定中央紅軍由茅臺渡口向西三渡赤水河，于17日中午全部渡完。此次渡河，紅軍不僅是夜間渡，白天也公開渡，故意向敵人展示其渡河行動，以迷惑和調動國民黨軍。而從渡口選擇及前出鐵場、大村地區看，又恰是敵之部署的空擋區域，這不能不說是巧走。

這樣，紅軍渡河后，再次進入川南古藺境內，公開擺出了北渡長江的假象，以吸引敵軍，為下步四渡赤水，完全跳出敵人包圍圈，創造了條件。

從這個簡要的敘述中，我們看毛主席與蔣介石的斗法：其一，毛主席走活了一盤無步可走的“死棋”，即通過機動調動蔣介石，掌握戰場主動權，成功地將被動局面轉化為主動局面；其二，在敵重兵圍困的絕境中，通過三渡赤水，化解了蔣介石企圖消滅紅軍于遵義、鴨溪地區的圖謀；其三，成功地將國民黨軍主力調往了川南，為下步徹底擺脫敵重兵圍堵打開了通路。

與黨內錯誤斗爭。遵義大捷，毛主席威信陡增。1931年3月4日，中央軍委在遵義縣鴨溪鎮汪家屋基召開軍事會議，決定成立中央紅軍前敵司令部，朱德任司令員，毛主席任政治委員，由毛、朱統一指揮軍事行動。

這也就是說，在1932年10月寧都會議上，毛主席被剝奪了的軍事指揮權又重新回到了他的手上。

這個過程，是毛主席的正確路線和軍事思想，由被反對到被認識的過程，當然，這主要是錯誤路線的失敗和毛主席正確路線的勝利，所形成的一個自然結果。但問題是，錯誤路線的代表人物仍然在核心決策層里，他們仍有著很重要的影響力。所以，這種錯誤路線，只要有合適的氣候，就自然再會點燃起來。

事實就是這樣。

就在毛主席消滅肖、謝兩師未得手，通過徘徊調動敵人之際，10日凌晨，林彪沉不住氣了，與聶榮臻一起向軍委發火急電報，要求打打鼓新場。對此，張聞天召集20人開會，而毛主席以充分的理由反對，但19人均同意打，且以表決的方式，表決掉了毛主席的前敵司令部政委。

這件事非常耐人尋味，可以分析：以毛主席建黨和創建紅軍、開辟根據地的資歷和功勛，且在大的作戰指揮上沒有失誤的超人智慧，例如井岡山的反進剿、反“圍剿”等，剛又有遵義大捷，毛主席反對打打鼓新場的理由不可能不充分。以筆者的經歷看，在純作戰方案的討論上如此的一致，并不是正常的，況且張聞天、博古、何克全等，在作戰上可算的上是白丁。這說明，與張聞天主持會議，與過去錯誤路線代表依舊在決策層是分不開的，這無疑不帶有兩條路線的斗爭。

正如人們所認為的，1935年5月12日的會理會議，是遵義會議的繼續。而當時任中央隊秘書長的劉英回憶說，會理會議吵得很兇，搞得很僵。

我的老首長肖鋒將軍（肖鋒日記的作者，1928年的井岡山紅軍）曾對我說過，遵義會議是有人抱著看笑話心理的，你毛澤東不是能嗎?看你有多大本事？所以土城之戰未達殲敵目的時，他們就公開刁難毛主席。

不得不說，偉大的毛主席，有著改造中國與世界的歷史自覺，他以最大的誠意和負責，在漆黑的雨夜，手提馬燈，獨自踏著泥濘，艱難跋涉多時，先說服周恩來，再說服朱德，平劫難于降臨。且其后又組建新的“三人團”，保證了毛主席的領導與指揮。

設想，如不是毛主席勝出，還有后來嗎？進一步說，還有中國革命的勝利和新中國的建立嗎？因為，這之后還有數不清的災難啊！沒有毛主席，又有誰能堪當此任呢？

2025年3月10日晚于北京。

來源：劉振起觀點今日頭條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