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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作為中央紅軍長征的親歷者、親見者、親聞者的毛澤東，也是長征故事的講述者。在不同歷史語境下，毛澤東圍繞新民主主義革命、黨的建設、社會主義建設中的思想、政治、軍事等問題講述長征故事，以激發革命斗志、傳承革命精神、增強民族凝聚力。毛澤東用理論、經驗、精神編織了長征故事的三維空間，構成了長征故事的核心內容。其中，堅持黨的領導、群眾路線是長征故事所傳遞的基本經驗，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是長征故事所表達的理論框架，長征精神是長征故事的核心價值和靈魂。毛澤東講述長征故事，注重傳播藝術，采取不同敘事方法，創新故事的主體、客體、文體，用豐富的情感生動講述長征人物、事件，傳播、弘揚長征精神。

紅軍長征到達延安后，出現了“長征失敗”的消極論調，毛澤東敏銳發現，“長征勝利還是失敗”不僅是討論軍事路線，還關系黨和紅軍的前途與命運。肯定長征勝利即肯定黨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否定長征則使黨無法統一思想，在延安站穩腳跟。面對復雜多變的革命斗爭形勢，毛澤東全面分析長征，作出長征取得勝利的重大政治判斷，批判“長征失敗”的錯誤論調。

1935年11月5日，中央紅軍剛剛到達陜北，毛澤東重提長征：“從江西瑞金算起，我們走了一年多時間。我們每人開動兩只腳，走了二萬五千里。這是從來未有過的長征。我們紅軍的人數比以前是少了一些，但是留下來的是革命的精華，都是經過嚴峻鍛煉與考驗的。留下來的同志不僅要以一當十，而且要以一當百、當千。”這是毛澤東首次在公開場合肯定長征勝利。實際上，中央紅軍自1934年10月從中央蘇區出發時8.6萬人，到1935年10月進入陜北時部隊只剩6000人。1935年11月下旬，紅二六軍團離開根據地后，僅突破沅江第一道國民黨軍事封鎖線。同年12月中旬，紅四方面軍撤退至四川的天全、蘆山、寶興、丹巴地區與敵對峙，處境艱難。而國民黨正調集重兵前來“圍剿”陜甘根據地。面對革命斗爭的窘境，革命隊伍內部出現了悲觀情緒，張國燾更是竭力散布“中央紅軍失敗、長征失敗”的論調。為此，1935年12月27日，毛澤東在題為《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的報告中用“井底之蛙”寓意批判了這種論調，認為紅軍只是“遭遇了暫時的部分的失敗”，但在完成長征計劃方面來說是勝利了。毛澤東肯定地說：“長征是以我們勝利、敵人失敗的結果而告結束。”在黨內出現質疑長征戰略決策和蔓延“長征失敗”的不良思潮時，毛澤東及時進行批判，將這些錯誤論調扼殺在搖籃中。

面對日本軍事侵略步伐加快，毛澤東又在不同場合多次講述長征故事。長征中，中國共產黨高舉北上抗日旗幟，長征勝利后，黨始終堅持全民抗戰的主張。面對民族危亡，毛澤東把長征精神與抗日救亡結合起來，講述長征故事，團結各方力量建立廣泛而牢固的抗日統一戰線。

1935年下半年，日本發動“華北自治運動”，民族危機日益嚴重，而國民黨采取“攘外必先安內”的不抵抗政策，調集重兵前來“圍剿”，立足于西北根據地并非易事。1935年11月5日，毛澤東向隨行部隊發表講話，指出：長征后“留下來的同志不僅要以一當十，而且要以一當百、當千。今后，我們要和陜北紅軍、陜北人民團結一致，要做團結的模范，共同完成中國革命的偉大使命，開創中國革命新局面”。1937年，盧溝橋事變爆發。在中華民族處在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毛澤東和中共中央通電全國，號召“全中國同胞，政府與軍隊，團結起來，筑成民族統一戰線的堅固長城，抵抗日寇的侵掠！”他把長征精神與抗日救亡緊密結合起來，號召青年投身抗戰。1939年12月，他在延安各界紀念一二·九運動四周年大會上發表演說，指出：“紅軍同志完成了這么偉大的長征，學生同志在北平發動了這樣偉大的救亡運動，兩者都是為解放民族和解放人民而斗爭，其直接意義都是推動抗日戰爭。”

（二）在黨的建設語境中講長征故事

在黨的建設語境中，毛澤東主要用長征故事警示教育黨員干部要時刻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艱苦奮斗的優良作風。

1949年，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解放戰爭即將奪取全國勝利時，毛澤東發現黨內因勝利而滋生了驕傲懈怠和貪圖享樂情緒，隨即提醒黨員干部不要忘記艱苦卓絕的長征精神。1949年3月5日，毛澤東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提出“兩個務必”重要思想，指出：“奪取全國勝利，這只是萬里長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這一步也值得驕傲，那是比較渺小的，更值得驕傲的還在后頭……中國的革命是偉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長，工作更偉大，更艱苦。”同年6月30日，毛澤東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中指出：“過去的工作只不過是像萬里長征走完了第一步。殘余的敵人尚待我們掃滅。嚴重的經濟建設任務擺在我們面前。”毛澤東在解放戰爭時期講述長征故事，及時提醒黨員，防止驕傲和懈怠情緒滋生蔓延，避免重蹈歷史覆轍，使全黨繼續保持奮斗進取的精神面貌。

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以長征取得勝利的原因時刻提醒我們黨應該保持與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1956年11月15日，他在黨的八屆二中全會上說：“長征路上過草地，根本沒有房子，就那么睡……同人民有福共享，有禍同當，這是我們過去干過的，為什么現在不能干呢？只要我們這樣干了，就不會脫離群眾。”他要求黨員干部不能鋪張浪費，要發揚艱苦樸素的精神，與人民群眾同甘共苦。毛澤東還經常反思長征的經驗教訓，認為長征時期共產黨犯了嚴重的“左”傾教條主義錯誤，背離實事求是馬克思主義路線，并警示黨員干部。1961年，毛澤東在題為《總結經驗教育干部》的講話中特別提及“萬里長征教育了我們”，并指示黨的干部不要怕犯錯，要善于從正反兩方面總結經驗。

（三）在社會主義建設語境中講長征故事

新中國剛成立，面臨各種困難與挑戰，尤其在軍事上與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差距甚大，許多人對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信心不足，并質疑國防軍事目標的實現。毛澤東也認為艱難漫長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是偉大而堅定的新“長征”。1966年6月26日，毛澤東對湖南省委等負責人說：以前我帶你們長征，現在，我又要帶你們“長征”了。毛澤東時刻保持戰略家清醒的頭腦，作出精準判斷：社會主義建設如長征一樣困難重重，但只要發揚長征中艱苦奮斗精神，就會取得成功。1954年10月，盡管國家國防建設舉步維艱，但毛澤東滿懷信心地說：“從歷史上看，我們的建軍目標是能夠達到的，我們的事業是有希望的。”他又用長征中鍥而不舍的奮斗精神作類比，說明困難是可以戰勝的，“二萬五千里長征是不簡單的，假定我們這里在地球上對鉆一個洞，從美國鉆出來，恰好是一萬二千五百公里多一點”。在社會主義建設中，有些人遇到困難感覺束手無策或陷入悲觀主義消極時，毛澤東講：“我們現在遇到的困難不算很大，有什么了不起呀！比起萬里長征，爬雪山過草地，總要好一點吧……只要想盡一切辦法，困難是可以解決的。”1962年，當鄧子恢向毛澤東反映當時經濟工作中的困難時，他說：“你記得不記得，紅軍長征由原來的三十萬人只留下二萬八千人。”

上述主題勾勒出毛澤東講長征故事的歷史語境。在新民主主義革命語境下，毛澤東善用長征精神，激發斗志、鼓足士氣，為革命斗爭點燃希望；在黨的建設語境下，毛澤東總結經驗教訓，使黨始終保持與人民群眾的聯系；在社會主義建設語境下，毛澤東宣揚長征中艱苦奮斗的精神，激勵人民不畏困難，積極進取，為建設社會主義事業而奮斗。

二、何以成文：毛澤東講長征故事的核心內容

（一）講經驗：堅持黨的領導和群眾路線

毛澤東在講述長征基本經驗時，主要圍繞堅持黨的領導和群眾路線兩方面展開。長征中堅持黨的領導，有效保證了決策的科學性與可行性，為維護革命隊伍團結和統一，勝利完成長征，打開中國革命新局面奠定了基礎。同時，我們黨堅持群眾路線，嚴守群眾紀律，保護群眾利益，制定合理的民族宗教政策，贏得民眾信任與擁護，鞏固了長征戰略轉移的落腳點。

第一，要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毛澤東講述長征故事，實質上是在講中國共產黨的故事。他以長征勝利的原因為切入點，闡明中國革命離不開黨的正確領導。中央紅軍到達陜北后，毛澤東就思考長征勝利的原因，做出明確判斷。1935年12月，毛澤東在瓦窯堡黨的活動分子會議上就明確指出：“誰使長征勝利的呢？是共產黨。沒有共產黨，這樣的長征是不可能設想的。中國共產黨，它的領導機關，它的干部，它的黨員，是不怕任何艱難困苦的。”1936年6月，埃德加·斯諾到達陜北采訪毛澤東，毛澤東再次總結長征取得勝利的原因：“首先是由于共產黨的正確領導，其次是由于蘇維埃人民的基本干部的偉大的才能、勇氣、決心以及幾乎是超人的吃苦耐勞的革命熱情。”毛澤東在分析長征勝利的各種原因時，把黨的領導放在首位。1936年，紅軍三大主力勝利會師后，毛澤東說：“紅軍長征過草地的時候，有五十天沒有飯吃，吃樹皮，這只有共產黨能做到，別人是做不到的。”而共產黨能夠在長征中戰勝一切困難，最重要的是堅持馬列主義信仰。他曾說：“中國共產黨過去、現在、將來都忠于馬列主義，并將繼續進行斗爭反對一切機會主義傾向。它之所以不可戰勝，所以一定取得最后勝利，其原因之一就在于這種決心。”毛澤東通過講述黨領導長征取得勝利的故事，得出了中國共產黨的正確領導是長征勝利重要原因的歷史結論。

第二，要堅持群眾路線不動搖。毛澤東把“為了人民、團結人民、依靠人民”的群眾路線作為長征勝利的重要經驗，在公開場合多次宣講。他認為，正因為黨認真貫徹落實群眾路線，同人民群眾生死相依、患難與共，才得到廣大人民群眾的支持和幫助，今后一定要團結人民。1935年11月，毛澤東在象鼻子灣對隨行部隊發表講話：“今后，我們要和陜北紅軍、陜北人民團結一致，要作團結的模范，共同完成中國革命的偉大使命，開創中國革命新局面。”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在建設國防推進軍隊現代化過程中，將延續工農紅軍與人民緊密相連、并肩戰斗的軍民魚水情作為軍隊建設的重點，并提及長征前軍隊組建也是為了人民，“我們的斗爭代表著人民的方向，我們能把游擊隊集合起來，成立了軍團、方面軍，以后又進行了二萬五千里長征”。毛澤東以長征時期黨和群眾的關系，告誡黨員干部不能脫離人民群眾。黨內許多同志提出廠長、校長可以住棚子，毛澤東肯定了這一做法，指出：“在過草地的時候，沒有棚子都可以住，現在有棚子為什么不可以住？”“同人民有福共享，有禍同當，這是我們過去干過的，為什么現在不能干呢？只要我們這樣干了，就不會脫離群眾。”毛澤東以長征勝利的經驗告訴大家：只要與人民同甘共苦，不脫離群眾，依靠人民群眾，就能開創中國革命和建設新局面。

（二）講理論：把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結合起來

長征時期，我們黨突破“左”傾教條主義束縛，糾正主觀與客觀相分離、認識與實踐相脫節的主觀主義錯誤，及時調整戰略方向，制定適合中國具體實際的革命策略，獨立自主解決革命面臨的生存危機并得出一條普遍真理：要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結合起來，包括以下三方面主要內容。

第一，遵義會議在糾正“左”傾機會主義、確立實事求是思想路線方面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為講清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結合起來的原理奠定了基礎。毛澤東認為，長征前期，“左”傾教條主義者從進攻中的冒險主義變成退卻中的逃跑主義，理論脫離實際，照搬蘇聯經驗，違背了馬克思主義實事求是思想路線，而遵義會議從根本上糾正了這種錯誤思想。1938年10月，毛澤東在六屆六中全會上發表題為《論新階段》的政治報告，指出：“遵義會議糾正了在第五次反‘圍剿’斗爭中所犯的‘左’傾機會主義性質的嚴重的原則錯誤，團結了黨和紅軍，使得黨中央和紅軍主力勝利地完成了長征。”1939年10月，毛澤東在《〈共產黨人〉發刊詞》中再次指出：“只在到了遵義會議以后，黨才徹底地走上了布爾什維克化的道路。”毛澤東講述長征的歷史過程，闡述長征在突破黨內教條主義方面的重要作用，為講清這條原理奠定了基礎。

第二，唯物主義物質觀是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的哲學基礎。毛澤東講用長征案例釋讀唯物論：長征“這些東西都是客觀地離開我們意識而獨立存在的物質的東西，這是一切唯物論的基本觀點，也就是哲學的物質觀”。為更好地論述物質是獨立于我們意識之外的客觀存在，毛澤東還舉了以下案例，“中國人不懷疑侵略中國的日本帝國主義同中國人自己的客觀存在；抗日軍政大學的學生也不懷疑這個大學和學生自己的客觀存在”。毛澤東借用長征講哲學的物質觀，進一步加深了黨員干部對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原理的理解。

第三，馬克思主義不是教條主義、經驗主義，要同中國具體實際結合起來。長征結束剛到延安時，黨內思想并不統一。馬克思主義的本本、俄國革命經驗的教條主義仍然存在。毛澤東提出：基于長征的經驗和教訓，不應當把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理論當作教條看待，“而應當看作行動的指南”“離開中國特點來談馬克思主義，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馬克思主義”。毛澤東還強調：“馬克思和列寧都曾說過，他們的理論僅僅是行動的指南，是指導方向的，不能當作教條。但我們有些同志就是不懂得這一點，后來受了損失，吃了苦頭，才明白了。”其中“受了損失，吃了苦頭”，是指長征過程的革命實踐。毛澤東仍借用長征故事，講清楚了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具體實際結合的歷史必然性。

毛澤東強調：“馬列主義的普遍真理是應該相信的，但是要同中國革命的實際情況相結合。后來一結合就靈了，就打勝仗了。”其中“后來一結合就靈了，就打勝仗了”，是指遵義會議后制定出適合中國實際的戰略決策，長征才取得了勝利。1941年7月，延安的馬列學院改為馬列研究院，毛澤東親臨指導并發表報告，指出：“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必須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結合起來，才能將革命事業推向前進。”講清原理不是目的，實際在于應用。在探索適合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時，毛澤東再次強調把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同中國實踐相結合的正確性。1963年9月，他在會見外賓時說：“教條主義者說蘇聯一切都對，不把蘇聯的經驗同中國的實際相結合。馬列主義普遍真理與中國具體實踐相結合，這個口號就是在延安整風時提出的。這個口號寫進了1957年莫斯科宣言，那里面說馬列主義普遍真理要與各國的具體實踐相結合。外國經驗，不管是哪一個國家的，只能供參考。”

（三）講精神：不怕吃苦、不懼艱難的革命樂觀主義精神

毛澤東是長征精神的創造者、踐行者，也是傳播者。他雖然沒有直接使用“長征精神”的概念，但為提煉和升華長征精神提供了歷史素材。1935年12月27日，毛澤東在瓦窯堡黨的活動分子會議上提出的“長征是宣言書，長征是宣傳隊，長征是播種機”，被認為是他對長征精神的最早闡釋。通過解讀毛澤東關于長征的詩詞、報告、文論可以看出，他對長征精神的理解并非局限于抽象表達，而是有著具體內涵，革命樂觀主義精神是毛澤東所講長征故事的靈魂。

毛澤東講長征精神貫穿各個重要歷史時期。1935年10月19日，中央紅軍到達陜北吳起鎮，毛澤東作《七律·長征》，其中“紅軍不怕遠征難，萬水千山只等閑。五嶺逶迤騰細浪，烏蒙磅礴走泥丸”，就用詩詞講述紅軍樂于吃苦的革命樂觀主義精神。1935年12月，毛澤東在談到紅軍長征偉大意義時，明確指出：“紅軍是英雄好漢。”這句話廣為流傳，是對紅軍堅定理想信念、向生而死、淬煉成鋼精神通俗形象的表達。1939年5月，毛澤東在西北青年救國會舉行的模范青年授獎大會上說：“共產黨員有艱苦奮斗的作風，才能忍饑挨餓去打日本帝國主義。”

新中國成立后，百廢待興，面臨軍事、經濟、國際關系等方面嚴峻考驗，為鞏固革命勝利成果，渡過難關、應對挑戰，毛澤東多次講述長征中不怕困難的革命精神。1954年10月，毛澤東提出建設一支強大的革命軍隊的目標。然而，當時中國軍隊武器裝備落后，要追趕世界先進水平，難免缺乏信心。他以不怕困難的長征精神鼓舞斗志，確定建軍目標一定能夠實現。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中困難重重，陷入消極和悲觀時，要發揚長征不怕困難的精神。1956年11月，在中國共產黨八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告誡全黨要勤儉建國，艱苦樸素，不能鋪張浪費。毛澤東要求發揚長征中的不畏艱險、不怕犧牲的革命精神，攻堅克難。他說：“我們長征路上過草地，根本沒有房子，就那么睡，朱總司令走了四十天草地，也是那么睡，都過來了。我們的部隊，沒有糧食，就吃樹皮、樹葉。”毛澤東認為要弘揚長征不怕苦的精神，才能戰勝前進中的艱難險阻。1957年1月，毛澤東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說比起萬里長征，爬雪山過草地，我的困難又算什么？

實際上，毛澤東講述的長征故事具體內容十分廣泛，但核心內容主要包括精神、理論、經驗三方面。從故事內容出場語境來看，講精神是鼓舞士氣，講理論在于指導實踐，講經驗以警示當下。

三、何以實現：毛澤東講長征故事的方法演繹

毛澤東立足長征基本史實，采取不同敘事方法，不斷創新故事主體、客體、文體及講述方法，將故事發生與講述背景融為一體，用豐富的情感生動講述長征人物、事件，傳播、弘揚長征精神。從毛澤東講長征故事方法演繹的基本規律看，是按照“誰來講”（主體）、“講給誰”（客體）、“怎樣講”（文體或方法）的內在邏輯展開的。

（一）主體：“自述”與“他述”結合

毛澤東是長征的“三親者”，又是長征的主要領導者，為能夠講好長征故事，他并未把講故事的主體局限于自身，而是把“自己講”與“別人講”結合起來。“自己講”是主體自述，保留親歷感和真實度，增加了長征故事立體感。“別人講”是主體他述，通過他者進一步豐富長征故事的內容，加強長征精神的傳播力。

第一，“自己講”主要體現在兩方面：一是現場講述。在1935年11月象鼻子灣、1936年中共中央召開的團以上干部會議上、1956年11月中國共產黨八屆二中全會上、1957年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1965年在會見巴勒斯坦解放組織代表團時等重要場合或會議上，毛澤東都現場講述過長征故事。二是著述講述。毛澤東撰寫的許多著作都論及長征。如他在《矛盾論》中寫道：“革命斗爭中的某些時候，困難條件超過順利條件，在這種時候，困難是矛盾的主要方面，順利是其次要方面。然而由于革命黨人的努力，能夠逐步地克服困難，開展順利的新局面，困難的局面讓位于順利的局面。一九二七年中國革命失敗后的情形，中國紅軍在長征中的情形，都是如此。”毛澤東把長征作為解讀晦澀哲學的案例，形象說明對立統一哲學規律。實際上，現場講述與著述講述并不割裂，經常會實現時空轉化。如毛澤東在軍政大學上課時用自己撰寫的《矛盾論》，即把“著述講”變成“現場講”。1936年12月，毛澤東在紅軍大學作題為《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的報告，其中6次提到長征，后來收錄于《毛澤東選集》，實現了“現場講”到“著述講”的時空轉化。

第二，“別人講”主要表現在兩方面：一是通過國外著述反映毛澤東如何講述長征故事。這方面最典型的是埃德加·斯諾的《西行漫記》，該書詳盡記錄了斯諾在1936年同毛澤東關于長征故事的許多談話。還有哈里森·埃文斯·索爾茲伯里的《長征——前所未聞的故事》也記載：長征中“中國人開始團結在毛澤東的周圍，形成反對共產國際派來的德國顧問的陣線”。兩者都用著述方式表達了毛澤東是如何講長征故事的。二是長征紅軍戰士的著述反映毛澤東怎樣講長征故事。蕭鋒《長征日記》記述的長征隨行見聞，有許多都是毛澤東的口述記錄。如毛澤東在哈達鋪作政治報告，激勵紅軍戰士們：“大家用不著悲觀，我們現在比一九二九年初紅四軍下井岡山時的人數還多哩！勝利是屬于我們的。”他還交代了當前條件下的政策導向和紀律要求：“現在到白區行動，仍然以打土豪為主，吃地主的，不能侵占工農的利益。”陳昌奉口述的《跟隨毛主席長征》，展示了毛澤東在長征路上的故事。通過他人講述，把毛澤東與長征故事融為一體，也使毛澤東的長征人物形象更加立體鮮活。如《跟隨毛主席長征》記載：毛澤東的被褥衣服等行李馱在馬背上，戰士老余牽馬過橋時馬受驚嚇導致橋擁堵，對此毛澤東及時阻止并讓紅軍戰士們先行過橋，并語重心長教導警衛員們：“要記住，無論什么時候，我們要想到部隊，想到大家！你們想，為了我們一匹馬，誤了那么多同志行軍，該多不好呀！”

（二）客體：“黨政軍民學”全覆蓋

毛澤東講述長征故事的客體或對象，并不僅是黨政軍干部，還面向一般士兵、群眾、學生等群體，講述對象即客體呈現出“黨政軍民學”全覆蓋的多元性特征。另外，他還針對不同講述對象，及時調整內容與方法，將客體對象從國內轉向國際。

第一，面向學生。這里“學生”特指在校學習者，他們或許有多重身份，如軍政大學學生大多為高級指戰員。面向學生時，用長征作類比，有助于講述深刻晦澀的唯物論和辯證法。如延安時期，毛澤東在抗日軍政大學當教員時，面向學生親自授課，其間就多次講到長征。毛澤東在學校當教員時，面向學生所講內容大多為哲學課程。如他給學生講授辯證法唯物論課程時說：“經過了萬里長征的紅軍，不懷疑經過地區連同長江大河、雪山草地以及和他作戰的敵軍等等的客觀存在，也不懷疑紅軍自己的客觀存在。”

第二，面向黨政軍。1935年10月，毛澤東在吳起鎮果樹園打麥場召開發表關于長征的重要講話，面向陜甘支隊團以上干部。1935年11月，毛澤東分析中央軍長征的“雪地講話”，面向的是陜甘支隊軍委直屬隊的指戰員們。1935年12月27日，毛澤東在瓦窯堡作題為《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的報告論及長征，面向黨的活動分子。面向黨政軍主要講述的內容包括兩方面：一是戰略戰術。毛澤東在革命斗爭中，積累了豐富戰略戰術經驗。在長征中，他曾和李聚奎談道：被敵人襲擊時，應隨機應變，避開了敵人的鋒芒，“要發揮機動靈活的作戰方法”。中央紅軍剛到陜北后，毛澤東面向黨政軍干部的講話，闡述長征中“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走”的機動靈活戰略戰術；二是團結互助。如1935年10月29日，毛澤東出席了紅一方面軍在陳洪場召開的營以上黨員代表會議，分析指出：“南北兩支紅軍的會合，召開營以上黨員代表會議，是有很大意義的……當前的首要任務是，全黨要團結在黨中央周圍，沖破國民黨的三次‘圍剿’。各軍團各有所長，要互相學習，互相幫助。為粉碎敵人的三次‘圍剿’，為開辟西北新局面，要聯合一切可以聯合的力量，給蔣介石以粉碎性的打擊。”

第三，面向群眾和其他群體。除面向群眾現場講述之外，毛澤東還利用詩詞、論文等形式將語言轉化為文字，把聽眾變為讀者，突破時空限制，擴大受眾面。如毛主席撰寫的《念奴嬌昆侖》《清平樂六盤山》《七律長征》，于1957年1月在《詩刊》創刊號上發表。這些關于長征的詩詞，面向社會所有群眾。集中反映毛澤東講長征故事主要內容的《紅星照耀的中國》書籍被譯成英文，在全世界傳播，其面向群體已轉向國外。1960年5月7日，毛澤東會見阿爾及利亞代表時，論及長征：“我們的軍事力量在長征前曾經達到過三十萬人，因為犯錯誤，后來剩下不到三萬人。”1963年3月6日，毛澤東向中央總書記阿馬索納斯率領的巴西共產黨（新黨）代表團介紹革命經驗時也講到長征，“紅軍原來有三十萬人，經過萬里長征，剩下不到三萬人，不足十分之一”等。可見，毛澤東講述長征故事的對象不再局限于國內群眾，而是面向世界大眾。

毛澤東面向大眾講述長征故事，除以長征精神鼓舞士氣外，還有塑造中國共產黨、軍隊形象的政治功能。正如《長征記》征稿函記述的那樣，“現因進行國際宣傳……各人就自己所經歷的戰斗、行軍、地方及部隊工作，擇其精彩有趣地寫上若干片段。文字只求清通達意，不求鉆研深奧，寫上一段即是為紅軍做了募捐宣傳，為紅軍擴大了國際影響”。

綜上，毛澤東在講述長征故事時，針對不同聽眾對象，調整講述的內容與方法，面向學生講哲理，面向軍隊講戰術、面向黨員講團結，面向群眾講道理，這些都展現出了他靈活的敘事技巧和對聽眾實際需求的深刻洞察。無論是政治演講還是與群眾、士兵的交流，無論面向的對象是誰，毛澤東都充分利用語言或文字魅力，將長征的艱辛與壯麗展現出來，使得長征故事在不同場合中都具有強大的感染力和說服力。

（三）文體：“詩”“論”益彰

從文體上看，毛澤東講長征故事主要有詩詞和文論兩種形式。詩詞音韻鏗鏘、字字珠璣，直抒胸臆、以情動人。文論邏輯縝密、哲理深奧，以理服人。從故事傳播效果看，兩者相得益彰。

第一，以詩言志。毛澤東在講述長征故事時，既注重藝術表達的詩詞之美，又強調哲理思辨的文論之深。“詩”“論”結合構成毛澤東講長征故事的文學體裁，也使他講述的長征故事既有文學溫度，又有歷史厚度。同時，毛澤東又以其獨特的書法藝術，以文字魅力增強了長征故事的感染力和傳播力。

毛澤東巧妙運用隱喻和象征手法，借物抒懷、托物抒情，通過詩歌語言的節奏、韻律和意象來表達情感和思想，展現了長征中許多感人畫面。這是毛澤東講長征故事最形象的藝術表達。如在長征途中開篇之作《十六字令三首》寫道：“山，快馬加鞭未下鞍，驚回首，離天三尺三。山，倒海翻江卷巨瀾，奔騰急，萬馬戰猶酣。山，刺破青天鍔未殘，天欲墮，賴以拄其間。”借山之高聳、奇險、威武寫出了紅軍頂天立地、堅韌不拔的英雄氣概。《憶秦娥·婁山關》“雄關漫道真如鐵，而今邁步從頭越”，《清平樂·六盤山》“天高云淡，望斷南飛雁。不到長城非好漢，屈指行程二萬”等，景中有情、情中有景，在北國清秋景色中回顧了長征的勝利，表達了紅軍長征中思念蘇區百姓的細膩情感和北上抗日的堅強意志。《七律·長征》也是他在長征期間創作一首經典詩詞，用“只等閑”“騰細浪”“走泥丸”表達了紅軍不畏困難勇于勝利的革命樂觀主義精神，展現了一幅雄偉壯麗的歷史畫卷。

毛澤東用“毛體”（毛澤東的字體）撰寫的關于長征的詩詞無疑會增強長征故事的感染力和傳播力。“書為心畫”，毛澤東獨特的狂草透著漢字的渾厚、雄強，婉轉盤絲又頗具力感。他的手稿《長征》能夠流傳較廣，除詩詞內容體裁的表達效果，“毛體”的藝術魅力也是重要原因。這份手稿字跡相互穿插但干練利落，參差跌宕更具質感，易于穿透讀者心靈，引起共鳴。毛澤東書寫的《憶秦娥·婁山關》，筆鋒翻滾激蕩，借書法的藝術性表達了長征中力挽狂瀾的氣勢，書寫的《清平樂·六盤山》，字體跳蕩飛動，把詩情筆意融合在一起，再現了中央紅軍精神抖擻踏過六盤山時的情景。“毛體”散發著革命英雄主義和浪漫主義之美，把長征的寓意深深鐫刻于人們的心靈深處。

第二，以論達意。毛澤東憑借其嚴謹的邏輯思維和深厚的理論功底講述著長征故事，引導讀者深入思考歷史事件背后的深刻道理。他撰寫的《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關于長征的論述，奠定了長征故事基調。他指出：“馬克思主義者看問題，不但要看到部分，而且要看到全體。”他用人們熟知的典故作比，“一個蝦蟆坐在井里說：‘天有一個井大’這是不對的”，深入淺出地闡述長征的意義和價值。作為戰略家，毛澤東在名篇《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中準確分析了長征是紅軍戰略防御的繼續，這種戰略防御在陜北要持續下去。他的《矛盾論》用長征釋讀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革命斗爭中的某些時候，困難條件超過順利條件，在這種時候，困難是矛盾的主要方面，順利是其次要方面……中國紅軍在長征中的情形，都是如此。”可見，毛澤東在著作中把長征作為解讀晦澀哲學案例的論據，不但以深入淺出的文筆向人民群眾傳遞了哲學真理，還以實事求是的文風傳播了長征故事。1945年，毛澤東在《論聯合政府》政治報告中談道：萬里長征消耗了人民軍隊的力量，現在卻發展到91萬，成為抗日戰爭的主力軍。他用事物由弱到強的內在發展規律，斷言這支軍隊將最終擊敗日軍，在可能爆發的解放戰爭中取得最后勝利。

（四）方法：“情”“景”融合、“知”“行”和合

“情”是內在的，指情感表達。“景”是外在的，指場景再現。場景可以是現實的，也可以是虛擬的。毛澤東注重渲染、創設長征故事的場景，使“聽眾”置于情景之中，真正讓長征精神內化于心。同時，他還善用，“知”是理論或經驗，“行”是實踐。毛澤東深諳“知”與“行”的辯證關系，既重視理論的指導作用，又強調實踐的創新意義。

第一，“情”“景”融合。毛澤東靈活運用“情”“景”交融法，以長征中真實的故事和人物為中心，融情于景，創設長征故事實景，抒發感情。毛澤東善于運用比喻、象征和寓言等修辭手法，創設長征故事場景，使其更加詼諧有趣，容易被聽眾理解和接受。1935年11月，毛澤東在延安市甘泉縣象鼻子灣村，面對300余名紅軍戰士發表了著名的“雪地講話”，闡述了長征勝利及其重大意義。他利用寒冷的雪地自然條件，創設了講述長征故事場景，增強了故講述事的實效性。毛澤東還創設虛擬的農業生產場景，將長征比作“播種機”，說道：“散布了許多種子在十一個省內，發芽、長葉、開花、結果，將來是會有收獲的。”他生動形象地借農作物生長自然規律闡述了長征的偉大之處和深遠意義，使群眾尤其是農民了解當時長征后革命的星火燎原之勢。

毛澤東跨越時空，創設長征中真實的歷史場景，融情于景。1950年8月20日，毛澤東在致徐海東的慰問信中提及：“在陜北最困難的時候，海東同志借給我的5000塊大洋。”這實際上是將人們帶入長征的真實場景，表達了對革命同志深切的感激之情。1945年4月，賀炳炎在參加黨的七大時見到了毛澤東，以左手行軍禮。毛澤東握住他的手說：“賀炳炎同志，你是獨臂將軍嘛，今后你就免掉這份禮吧！”毛澤東的一句話流露出對賀炳炎的革命友情，也把人們頃刻間拉回賀炳炎“負傷后，在無麻藥或和止痛藥情況下，用伐木的鋦子鋸掉他的右臂”的長征歷史場景。

第二，“知”“行”和合。毛澤東講長征故事，善于把“知”（經驗與理論）與“行”（實踐）結合起來，在實踐中講理論，又在理論中講實踐，表現出“知”“行”和合的特征。

一是在實踐中講理論。長征后，在革命與建設實踐中，毛澤東一直強調長征中是如何堅持唯物辯證法的方法論，如何把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同中國的實際結合起來的。延安時期，面對黨內思想不統一，主觀主義、教條主義盛行，毛澤東重提長征時期黨如何在克服教條主義、本本主義、經驗主義思想的實踐過程，并對得出的“馬列主義只是指導方向的，一定要和中國實際相結合”的真理進行宣講。1941年，毛澤東在延安及革命根據地領導發動整風運動，反對主觀主義、宗派主義、黨八股，多次提到堅持遵義會議確立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的實踐中，毛澤東重提長征，強調要把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

二是在理論中講實踐。講清理論必須重回實踐，毛澤東用長征實踐進一步闡釋如何從失敗中走向勝利的原理。毛澤東不斷總結長征經驗教訓，提煉出一系列符合中國革命具體實際的理論原則，但他從不固守馬克思列寧主義經典條文，而是十分注重實踐探索與理論創新。延安時期，毛澤東寫出《辯證法唯物論（講授提綱）》第二章第十一節“實踐論”，目的正是“揭露看輕實踐的教條主義這種主觀主義”。作為抗日軍政大學的教員，他專門為學生講授“實踐論”的哲學原理。《實踐論》作為毛澤東思想的哲學基礎，全面闡明了實踐是認識的來源、動力、標準。他提出：“人們經過失敗之后，也就從失敗取得教訓，改正自己的思想使之適合于外界的規律性，人們就能變失敗為勝利。”茲前所論，毛澤東在《矛盾論》中，也借用長征實踐講清矛盾相互轉化的規律。

毛澤東關于“知”“行”統一的論述，不僅體現了他對理論與實踐關系的深刻理解，而且展示了他作為偉大領袖的高瞻遠矚和卓越智慧。毛澤東將長征經驗和理論創新應用于實際的革命與建設實踐，新中國成立，在實現社會制度變革的過程中，長征精神和理論創新始終發揮重要的指導作用，推動中國社會進步和發展。

不同主題相互交織，是毛澤東講長征故事的歷史語境，經驗、理論、精神共同構成他講長征故事的核心內容。主體、客體、文體的創新使毛澤東所講的長征故事內容形象生動，傳播力明顯增強。從歷史意義看，毛澤東講長征故事的重大貢獻體現在三方面：一是作出了長征勝利的重大政治判斷，為全黨全軍指明了前進方向；二是總結了長征的經驗與教訓，統一了思想，確立了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三是彰顯了黨的正確領導和人民群眾的偉大力量。同時，毛澤東用長征實踐講清楚了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要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的普遍理論，為黨和國家探索革命、建設、改革提供了重要歷史啟示。

毛澤東所講的長征故事始終與國家、民族的前途和命運緊密聯系在一起，是他對追求民族獨立、人民解放民主革命問題的思考，也是他對經濟全面落后的東方大國如何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深刻考量。重溫歷史是為了繼續前進，不忘初心才能創造偉業。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征程上，長征故事愈發彰顯為時代所需。新時代新發展階段，每個人都是長征故事的講述者，都應堅守中華文化立場，發掘長征故事資源，創新傳播方式，優化傳播策略，弘揚長征精神，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提供強大的精神力量。

（作者：高曉波，上海電力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鞏乃鑫，貴州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博士研究生。來源：昆侖策網【授權】，原刊于《毛澤東鄧小平理論研究》202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