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農村集體經濟發展主要經歷了4個階段：一是新中國成立初期農村集體經濟的初步發展階段（1949-1958），先通過互助組的分工協作改善生產條件、提高生產力，再通過把互助組提升為初級社和高級社，實現了農村社會主義改造，擴大了糧食生產，促進了農村教育醫療文化養老事業的發展；二是農村集體經濟的進一步發展階段（1958-1983），農村高級社發展為人民公社，奠定了農村社會主義生產關系基礎，有力支持了國家工業化和國防建設，并通過勞動積累改善了農村生產條件、有效解決了農村勞動力剩余問題；三是聯產承包階段的農村集體經濟階段（1983-2004），農村集體經濟發展體現為由分散在各地的傳統集體村莊逐步成長為經濟強村，產業形態和組織管理具有多樣化特征；四是土地流轉以來的農村集體經濟階段（2004-），以專業合作社為主的各種新型農村集體經濟形態增多，主要服務于小農戶對接大市場和規模化經營。為有力推進鄉村振興，中國農村集體經濟應該以傳統集體經濟強村為典范，在多種力量共同作用下逐步壯大。
中國農村集體經濟是一種社會主義生產方式。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農村集體經濟發展的歷史表明，社會主義性質的農村集體經濟，是利于消除兩極分化、實現共同富裕的生產方式，是利于物質生產能力和精神文化同步提升的生產方式。在我國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集體經濟應成為農村生產方式的主體，這是不斷增強農村社會主義因素的需要。認真梳理中國農村集體經濟70年的成就與經驗，有利于進一步發展壯大農村集體經濟，全面落實鄉村振興的戰略部署。
一、新中國成立初期農村集體經濟的初步發展（1949-1958）
從1949年新中國成立到1958年第一個人民公社產生之前，是農村集體經濟初步發展時期。由于我國各地解放時間不同，互助組與合作社組織成立的時間早晚差別較大。在山西等老解放區，1943年就成立了互助組，一直延續到新中國成立后。1951年，這些地方的互助組已經不能適應新的需要，就開始試辦初級社，1953年開始提升為高級社，其他地方的合作社和高級社發展時間也有所不同。一般來說，1953年之前是互助組發展時期，1953年至1955年是初級社發展時期，1955年至1958年人民公社產生之前，是高級社發展時期。互助組是基于土地、牲畜、農具等生產資料家庭私有基礎上的勞動互助；初級社是半社會主義性質的初級農業生產合作社的簡稱，生產資料折合為股份，為合作社所有，在分配上實行按勞分配為主、按資分配為輔（即按股份分紅）；高級社是完全社會主義性質的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的簡稱，生產資料為合作社集體所有，采取按勞分配，取消按資分配。新中國成立后，為盡快廢除封建土地所有制，解放和發展農村生產力，調動人民群眾的生產積極性，根據當時革命和社會發展的需要，我國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以下簡稱《土地改革法》），規定“廢除地主階級封建剝削的土地所有制，實行農民的土地所有制”。《土地改革法》主要指導農村的土地改革，沒收地主的土地、耕畜、農具、多余糧食及房屋等分配給無資產或資產少的農民。通過土地改革，新中國廢除了封建土地制度，實現了“耕者有其田”，并建立了穩固的農村基層政權。在這次土地改革中，共沒收地主階級約7億畝土地和大批耕畜、農具、房屋、糧食，分給了約3億無地、少地和缺少生活資料的農民，約占農業人口的60%至70%。土地改革極大解放了農村生產力，為中國工業化的發展創造了良好條件；根本改變了封建的土地占有關系，使廣大農民獲得了應有的生產資料；改變了農村勞動者的生產方式，許多地方建立了互助組，極大提高了勞動生產率；鞏固了基層政權，根本改變了農村勞動者與勞動者之間的相互關系，農民成為平等的勞動主體；推動了教育文化衛生等事業較快發展；增加了農民的收入，提高了農民的購買力；促進了城鄉交流，為工業品提供了廣闊的市場，極大加快了工業化的進程。新中國成立之初，農村通過土地改革擴大了總播種面積。在土地改革全部完成的1952年，總播種面積比抗日戰爭前增加了44.4%。與1949年比，1952年全國糧食產量增長了44.83%，棉花產量增長了194%。通過土地改革，農村的各項生產事業取得明顯成效，全國糧食產量有明顯增長。盡管短期內糧食產量有了明顯增長，但是以生產資料私有制為基礎的家庭生產方式很快就導致了貧富分化。有的家庭勞動力充足，善于經營，成為了新的富裕農民；有的由于勞動力較弱、經營不善等，重新陷入貧困。農村很快又出現了買地賣地、出租土地和放高利貸等舊社會出現過的情況。另一個需要重視的問題是，新中國成立前后，不少農村家庭的青壯年勞動力參軍入伍，他們中有許多為新中國成立或抗美援朝獻出了生命，也有許多成了肢體傷殘者。這樣就使許多農村家庭缺乏充足的勞動力，在那個生產工具十分落后，主要依靠體力、畜力的年代，必然導致許多農村家庭生產和生活困難。中國共產黨人積極總結幾十年革命歷程中組織發動農村群眾的經驗，不斷改變不合理的社會現實，在全國普遍開展將農村勞動者組織起來的活動，從教育引導農民自愿互助、結為互助組著手，逐步提高組織化程度。為了避免農村出現貧富分化現象，也為了幫助需要幫助的困難家庭，中國共產黨用革命時期所積累的農村工作經驗，動員和引導農村家庭組織起來，通過各種幫扶形式提高生產能力，如變工隊、換工隊等。這一時期在農村集體經濟形態上以互助組為主，一些地方也建立起了少量的初級合作社和高級合作社。中央對此的指導意見為：“第一種是臨時的、季節性的、小型的、簡單的勞動互助，各地要有領導地大量發展。第二種是常年互助組，當時還是少數，要在條件具備的地方有領導地逐步推廣。第三種是以土地入股為特點的農業生產合作社。這種社在東北、華北等老區已有三百多個，而且產量、收入都超過了互助組。”新中國成立后，黨在農村的工作是非常深入細致的，在每一種生產方式中都有黨的組織教育引導工作。在互助組里提高生產的辦法有多種，如分工合作，把若干個家庭組織起來，青壯年負責施肥開荒，婦女負責紡織，孩子負責放牧，老人負責照顧幼童等。他們還通過互助建新房，建房屋的料是自己備的，建房子的任務由互助成員完成。如果沒有互助組，就無法取得這些成就。各地互助組建立以后，在糧食生產及土壤改良等方面都取得了家庭單干無法取得的成績。這一時期，除了糧食生產等農業生產活動順利開展外，農村的文化、教育、醫療衛生等活動也順利發展，許多地方辦起了掃盲班、識字班、黑板報、讀報組等。這些工作都是基于農村有了組織起來的意識，看到了組織起來的好處才形成的。一些地區出現了“三代同學習，一門雙模范”的家庭和“父子同窗”“夫妻競賽”等學文化的動人事跡。農村還自發組織了許多劇團和農村俱樂部，演出的劇目大都是由農民根據當地的真人真事創作，并自導自演，有濃厚的鄉土氣息和鮮明的時代特征，極大豐富了農村人的精神文化生活。這些都充分說明了在勞動人民翻身做主人的過程中，必須有先進的思想和組織來動員和引導，必須把農村各種力量動員起來，才能夠產生巨大的物質生產和精神生產的力量。通過這個時期農村生產生活方式的變革及其成效可以認識到，農村不僅是農業生產勞動的場所，也應成為且能夠成為生產力發達、生活內容豐富的場所。最初把互助組提升為合作社源自農村經濟發展的需要，而我國工業化建設也需要農村經濟的發展，一家一戶的經濟或簡單的勞動互助都無法滿足這種需求，因此由互助組發展到初級社和高級社有必然性。山西省最早提出由互助組提升為初級社，主要原因是，農村貧富分化現象已經出現，個體買大農具不現實，家庭積肥力量小，互助組的剩余勞動力人數少，無力開展多種經營，無力組織更大型的改善生產條件的活動等。這些都說明發展集體經濟對提高生產力和提高農產品產量都有很大的好處。由于初級社和高級社在發展時間方面多有交叉，有時統稱合作社，基本上是在“一五”計劃時期，因而二者的成就和經驗可以放在一起陳述。新中國成立之初，農村各種集體組織處于萌芽階段，規模小、生產力水平低，并以交換勞動的互助組織為主，總體上還是家庭經營模式。這種生產形式很快就顯現出與發展工業化不相適應的情況。在社會主義改造時期，農村的社會主義改造主要是通過發展合作社來進行的。從“一五”計劃開始，我國就明確了集中力量優先發展重工業，在物力資金十分匱乏、生產工具十分落后、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嚴密封鎖的年代，必然需要農業對發展工業作出重大貢獻。農業要盡力為工業生產提供原材料，為全國人民供應全部口糧（改革開放前我國沒有從外國進口糧食）。農業還要通過出口農產品來換取購買工業設備和建設器材的外匯。在這樣的發展需求下，農村一家一戶的生產模式和小規模的互助組顯然無法承擔如此重大的任務，必須通過國家政策發展更大規模的農村集體經濟，在農村開展多種經營，以提高農產品產量、滿足多種需要。在這種農村集體中，不僅能夠提供更多的農產品，還能夠解決80%農村人口其他各方面的問題，如社會治安、文化教育等，實現農村的安全穩定與經濟增長同步。新中國成立后，基于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中國在農村開展的農業互助合作運動的經驗，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要求引導農民逐步地按照自愿和互利的原則，組織各種形式的勞動互助和生產合作。1953年，中共中央正式下發《關于農業生產互助合作的決議》，我國農村的農業互助合作運動很快發展起來。到1953年11月，參加農業生產互助組織的農戶已占全國農戶總數的43%。在組織起來的農戶總數中，參加初級社的農戶占0.57%，參加常年互助組的農戶占24%，參加各種臨時性互助組的農戶占70%以上。1953年9月，中共中央公布了過渡時期總路線，年底全國掀起學習和宣傳總路線的熱潮, 各地合作化運動同時掀起建設高潮。從1954年初到1955年夏，全國各地的初級社發展迅速。其中1954年春天建成的10萬個合作社，大部分是在互助組的基礎上，特別是在辦好原有1.4萬個合作社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1954年冬至1955年春建成的67萬個合作社，則是在辦好10萬個合作社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由于條件成熟、步驟穩妥，合作社多數能夠鞏固發展。在短短幾年內，合作社對農業經濟的巨大作用就充分體現出來。從1954年至1955年，全國農業總產值（按1952年不變價格計算）從516億元增至555億元，糧食產量從16952萬噸增至18394萬噸，棉花從106.5萬噸增至151.8萬噸，其他農產品總產量和單位面積產量也全面增加。當時有農民說，互助組是牛車，初級社是汽車，高級社是火車，這是對其生產能力簡單形象的描述。合作社人多、力量大，不僅能夠分工合作，還能夠做一些互助組無法做到的事情，如大范圍植樹造林、興修小水利、平整改良土壤、開辟試驗田、學習應用新技術等。在合作社時期，國家指導構建了支持農村集體經濟的“三駕馬車”：農業生產合作社、農村信用合作社、農村供銷合作社，使農村經濟的生產、流通、消費、分配健康有序地進行。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改造，既是農村生產關系的重大變革，也促進了農業生產力的巨大發展。由于中國共產黨在農村建立了堅強有力的基層組織，特別是黨支部建在村級單位上，黨組織動員和領導發展生產的作用得到了充分發揮。在短短幾年的歷史巨變中，農村不僅沒有出現各種不滿現象，反而極大激發了勞動人民的社會主義建設熱情，極大促進了農業生產產量的提升，保持了農業生產連續7年增長和多數農民生活逐步改善，同時有力支援了我國的工業化建設。從1952年至1956年，農業總產值（按1952年不變價格計算）從484億元增加到583億元，增長20.5%，年均增長5.1%；全國農民消費水平以1952年為100，1956年則為115，增長15%，年均增長3.75%；全國農村社員儲蓄存款年底余額從1953年的0.1億增加到1956年的4.3億。我國農村的合作化運動不僅提高了農業生產，還在許多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如進行基本農田水利建設，改進農業耕種方式和方法，開展科學種田和機械化排灌等，這都是個體家庭無法完成的工作。尤其值得自豪的是，合作化期間的愛國衛生運動和教育養老等領域的工作，極大改善了農村勞動者的生產和生活條件。1956年，我國南方依靠合作化消滅了幾千年封建王朝都無計可施的血吸蟲病。
二、農村集體經濟的進一步發展（1958-1983）
人民公社時期是我國農村集體經濟進一步發展的時期。人民公社于1958年產生，1983年被正式廢止，存在了26年。人民公社時期農村的教育醫療養老等成績突出；“赤腳醫生”制度和農村合作醫療使“小病不出村，大病不出鄉”，這些費用主要來自農村集體經濟。人民公社時期人們的物質生活水平提升緩慢的原因有許多，如這個時期是農業支持工業和國防發展的時期，人口增長速度遠遠大于生產資料及各類物質產品的增長速度等。人民公社生命力逐漸弱化的根源在于后期工商業發展政策的欠缺。1958 年，中央成都會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把小型的農業合作社適當地合并為大社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其總體性意見是，“各地農業社是否合并，合并的規模多大，以及進行并社工作的時間和步驟，應當完全由各省、市、自治區黨委根據本地情況自行考慮和規定”。《意見》的影響加上當時大規模水利基礎設施建設工作的推動，使人民公社這個組織形態破土而出。1958年4月和7月，在河南先后產生了“嵖岈山衛星人民公社”和“七里營人民公社”。1958年8月毛澤東視察七里營時說：“人民公社這個名字好！”1958年中共中央發布了《關于在全國農村建立人民公社的決議》，人民公社化運動很快在全國范圍內被推向高潮。人民公社是在農民自發力量和國家政策推動下形成的，要使其穩步發展，需要各級領導干部發揮好組織管理職能。有的學者把人民公社從興起到“三級所有，隊為基礎”新體制的確立稱之為“大公社時期”，而把新體制的確立到公社的最終解體稱為“公社時期”。人民公社的這兩個分期，俗稱“大公社”和“小公社”。大公社就是公社創辦了大食堂時期的公社，小公社是取消了大食堂做法的公社。其制度區別還在于，大公社時期，各種核算主要由公社負責；而小公社時期，是“三級核算，隊為基礎”。這里的三級是指人民公社、生產大隊和生產隊。在人民公社存在的26年中，不足3年是人民公社有公共食堂的時期。之所以在這里強調有兩個分期，是因為不了解歷史的人，一提到人民公社，就認為等同于吃大鍋飯和平均主義，完全無視人民公社為新中國作出的巨大貢獻。實際上，人民公社吃大鍋飯的時期很短暫，是人民公社成立不久，為了更有效率地開展勞動，各地群眾自發地在公社開辦了公共大食堂。由于當時各種條件所限，這種大食堂的做法很快被證明不可行，在兩三年內就被糾正了。開辦公共食堂是具體方式方法問題，不是路線錯誤。把農村勞動人民組織起來發展經濟是完全符合社會主義要求的，在物質生產能力達到一定高度的情況下，開辦公共食堂的做法并不違背社會主義原則，并且確實能夠提高勞動效率。人民公社制度實現了農村土地等主要生產資料集體所有，這是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的重要基礎，同時促進了社會主義思想文化的形成。人民公社在20多年的發展中，不僅極大改善了農村生產條件，還為我國工業化作出了巨大貢獻。人民公社時期，盡管出現了1959—1961年三年嚴重的自然災害，人民公社數量的增加趨勢還是沒有停止，說明人民公社制度在總體上還是受農民歡迎的。在人民公社時期，我國人口數量、受教育水平和人均壽命都有大幅度的提升，這足以說明人民公社取得了巨大的歷史成就。人民公社的總數在1963年達到最高點后，逐漸穩定下來。盡管人民公社剛起步就遇到了重大的自然災害和制度不完善的困擾，但仍實現了穩步發展，糧食產量在災害過后還是持續增加的。除1959年和1960年發生大的自然災害的年份以外，其他年份的糧食都在增產，且增產幅度相當大。怎么能武斷地說人民公社是養懶漢的、是出工不出力呢？人民公社積累了公共財產，壯大了集體經濟的實力，徹底打破了傳統的以家庭經營為主的小農生產方式，使農村的生產經營完成了從個體到集體的轉變，同時打破了自然村落限制下的鄉土社會模式，完成了對小農的改造，推進了農村社會生活的現代化轉型。以周家莊鄉為例，該鄉在人民公社時代對土地進行了6次整理養護，主要耕地都整理成便于機械化的方田，早早實現了機械化，還開展了20多種農副業，經濟發展非常好。因此在20世紀80年代上級要求分田單干時，全鄉3055戶集體按下紅手印，堅持全鄉一社。在人民公社中，農村勞動人民能夠在生產勞動中充分交流思想情感，共同研究生產改進措施，精神上和物質上徹底不同以往，以高昂的主人翁姿態共同勞動、共同進步。盡管人民公社被廢止了，但農村土地集體所有的基本制度得以保留，這是一項重要的制度遺產。土地的集體所有和國家所有已經寫入《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的重要內容。在新時代亟需發展壯大農村集體經濟的任務中，那些沒有分完集體土地的村莊，很快就組織起來了集體事業，利用保留的集體用地構建規模化產業園；而分完吃凈的村莊，再發展集體經濟就非常艱難。人民公社時期，由于國家的工業化正在建設中，多數農村的生產工具還非常原始落后，體力勞動和使用牲畜是主要的勞動方式。農村最大的可以利用的條件就是農村勞動者。因此，在人民公社時期，只能通過組織動員廣大勞動人民用體力勞動來改善生產條件、平整土地、建造梯田、修建水庫等。通過動員和組織大量的集體勞動，我國完成了舉世矚目的農田水利基本建設。到20世紀70年代，我國基本上完成了對全國江河、湖泊的治理，并開掘了許多新的河道，修筑了大量水利工程，其中包括對海河、淮河、黃河、遼河、長江支流等許多大江大河的治理。到1977年，全國各地共開掘、興建人工河近百條、水庫7萬座。令人震驚的河南林縣紅旗渠，1969年全部建成，總干渠長104里，灌溉面積擴大了60萬畝。湖北省漢北河也是一條人工河，1970年竣工，全長110多公里，建成后擴大灌溉面積100多萬畝等。如此艱巨的工程，如此宏偉的業績，不依靠人民公社時期的巨大集體力量如何能夠完成？這些努力不僅消除了大的洪澇災害，而且建成了許多具有綜合利用功能的水利樞紐工程，產生了除弊興利的巨大效果。從1952年到1978年，農田灌溉面積由299385萬畝增加到674475萬畝，增加了1.25倍，僅1971—1975年，就增加有效灌溉面積10926萬畝，農業達到每人有一畝以上穩產高產田。只有在集體主義精神、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理想信念的支撐下，才能夠形成這樣長期、巨大的勞動積累，這是人民公社極其寶貴的精神遺產。如果沒有人民公社，就無法順利進行工業化建設，就不可能有強大的國防，就不可能改善農村農業的生產條件。表面上看，人民公社時期生活水平提高緩慢，實際上我國的綜合實力在那個年代提高很快，1978年我國國民生產總值已經位居世界第10，僅用20多年就建起了工業體系及強大的國防體系，這足以證明是那代人的艱苦奮斗才有了中國今天的繁榮昌盛。人民公社時期，由于中國工業體系尚處于建設之中，中國城市工商業尚不能提供更多的工作機會。以農村集體為主的生產方式，能夠為每一個農村勞動者安排工作，提供報酬。人民公社時期農村人口快速增長，足以說明社會主義制度是讓勞動者生存發展的制度。公社自身不僅容納了大量勞動人口，又因為每個公社都辦了中小學，教育普及率高，使多數勞動者成為了有文化、有覺悟的勞動者。這樣人口多、素質高的群體，就為改革開放提供了巨大的“人口紅利”。這個時期我國工業化發展順利，工業產值比重持續上升。中國當時擁有近500萬個農村集體，還有數量可觀、吸納勞動力就業能力比農村集體更大的國營農場和國營林場。當時中國擁有如此數量巨大的農業集體單位，按平均每個可以容納50名勞動力就業計算，就可以解決總數超過2.5億的勞動力就業。當今，中國集體經濟強村都傳承了人民公社的崇高精神，這些地方早就實現了就地工業化和城鎮化。比如，有的一個集體村莊有4家上市公司，超過了許多地級市。實際上，人民公社不僅使農村剩余勞動力得到妥善解決，還為解決城市剩余勞動力提供了條件。在蘇聯不再支持中國工業建設的情況下，許多工業項目無法正常開展，大量城市青年無法獲得就業機會。動員城市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到人民公社中接受勞動鍛煉和思想教育，一定程度上緩解了城市就業壓力。
三、聯產承包階段的農村集體經濟（1983-2004）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逐步把傳統計劃經濟轉變為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商品經濟，進而再發展成市場經濟國家。推行農村聯產承包責任制，絕大多數農村從集體經營方式轉變為家庭個體經營方式。盡管人民公社改為鄉鎮，但是還是有少量村鎮努力保持了基于人民公社核心理念、集體經營下多業態發展的生產方式。它們多數是行政村，也有少數是鄉鎮級別，還有個別是村民小組。這些集體村莊在這個時期各自探索適合自己的經濟產業和管理措施。這些村莊經過幾十年的奮斗，多數成為全國有名的明星村或經濟強村，有的在20世紀90年代就實現了共同富裕。這些集體經濟村莊的產業內容、管理機制不盡相同，但是共同點是全村一社，即政社一體、村社一體。這些集體經濟村莊把發展經濟和提高勞動者精神文化素質結合起來，成為當前集體經濟發展中的典范。在聯產承包階段富裕起來的集體經濟村莊，多數是在經營好本地農業的基礎上，通過動員全村力量，積累資金不斷壯大集體工商業。由于所處地理位置不同，發展條件不同，每個集體經濟村莊的產業內容不盡相同。多數集體村莊都有自己的村辦加工工業，有學者在對部分集體經濟強村進行調查的基礎上把這些村莊劃分為工業型村域經濟和市場型村域經濟。代表性集體村莊幾乎在每個地域都有，如位于華北山區的山西省西溝村和大寨村、河北省周臺子村；位于中南和華東平原的河南省劉莊村、山東省西王莊村；位于江南水鄉的一些“城中村”，如浙江省的航民村、花園村和方林村，上海市的九星村等。這些村的產業各不相同，據2011年的調查，西溝村的產業以林果、飲料和冶煉為主，集體收入達94萬元；大寨村的產業以煤、水泥和制衣為主，集體收入3900萬元；周臺子村以鐵礦、鋼構和建材為主，集體收入596.3萬元；劉莊村以制藥、機械和運輸為主，集體收入9000萬元；西王村以玉米油和特種鋼為主，集體收入997萬元；航民村以紡織、印染和電業為主，集體收入16000萬元；花園村以醫藥、化工和建材為主，集體收入1500萬元；方林村以二手車交易為主，集體收入5120萬元；九星村以綜合市場為主，集體收入5400萬元。此外，還有許多集體村莊有自己獨特的產業發展路徑，如北京韓村河村從承包工程發展為以建筑業為主的韓建集團；南街村以面粉加工業為主，發展了一系列相關產業，一個村有20多家企業；周家莊鄉堅持綠色現代農業的發展路徑，成為為數不多的能夠出口優良農產品的鄉鎮。通過這些調查數據可以認識到，由于我國幅員遼闊，各地農村條件差異性較大，每個集體村莊的具體產業可以由村集體自己來確定，政府主要提供政策支持。農村集體經濟的內部管理和發展路徑隨著改革開放以來市場經濟的不斷發展而發生變化。有學者把這些集體村莊內部的管理分為三種類型：一是專業承包型，二是股份合作型，三是村企一體化型。在專業承包型中，村集體的產業以總公司和子公司的架構進行組織，子公司與總公司簽訂專業隊承包合同，或者子公司由招聘的職業經理人負責。子公司和總公司的利潤在全村分配。河南的劉莊村就實行這樣的產業經濟管理模式。股份合作型是數量較多的一種類型，把所有集體和個人的生產資料、資源、資金、技術能力等都量化為股份，實現所有權與經營權的分離，利潤由集體統一按照股份比例進行分紅，如華西村等。也有少數集體村莊沒有實行股份制，也沒有實行專業承包制，而是按勞動分配、所有權與經營權不分離。在這樣的集體村莊中，黨、政、企的組織與管理是“三位一體”，即村黨委、村委會和村企業集體是“一套人馬、三塊牌子”。河北周家莊鄉、河南南街村就屬于第三種管理模式。南街村堅持認為股份制就是私有化；周家莊幾十年來一直堅持實行人民公社時期的工分制，并有科學的勞動定額管理辦法。盡管這些集體村莊的產業管理及村民管理的辦法不同，但是共同點是生產資料集體所有。全體村民以平等的身份成為集體成員，村集體以各種辦法發展經濟，縮小貧富差距，并不斷提高村民的福利保障水平。
四、土地流轉以來的農村集體經濟（2004-）
2004年，國務院頒布《關于深化改革嚴格土地管理的決定》，規定農村建設用地可以依法流轉。2006年國家取消了農業稅，同年出臺政策鼓勵農村專業合作社的發展。2014年，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了《關于引導農村土地經營權有序流轉發展農業適度規模經營的意見》，加大推進土地確權流轉工作力度。進入新時代，土地規模化、現代化經營成為共識，在市場經濟的強力帶動下，農村發展正面臨新的選擇，各種類型的集體經濟組織不斷涌現，其組織形態和功能需要深入認識。專業合作社是以單一經濟活動為特征的合作社，是合作社成員之間的合作共贏組織。專業合作社是在“入社自愿、退社自由”的理念下，由發起人組織成立的合作組織。組織中的成員具有平等的合作關系，獲得合作帶來的收益。現在合作社名目繁多，稱之為新型合作社，是指這些合作社不同于我國改革開放前的合作社，因為二者的成立目的、成員構成、運作方式等不同。這些新型專業合作社多以單一經營為主，如林木合作社、蔬菜瓜果合作社、奶牛合作社、農業機械合作社等，分別以種植林木、種植瓜果蔬菜、養殖奶牛和提供農業機械服務為主。成立合作社的目的在于形成規模化，提高應對市場的能力。在這些專業合作社中，還存在一些不以市場盈利為目的，而是以合作社內部的自我服務為目的的合作社。目前，許多行政村認為有屬于集體的收入就有了集體經濟。有的行政村把爭取到的支持發展村集體經濟的財政資金轉存入私營企業，讓私營企業幫助保值增值。有的把集體土地流轉給龍頭企業或經營大戶，獲得的收入是集體收入的重要經濟來源。有的組織起來屬于集體的資產管理公司或屬于集體的合作社，但是其規模很小，職能單一。這些新型農村集體經濟區別于我國改革開放前的全體村民政社一體的集體經濟，主要以經濟活動為主，沒有傳統集體村莊的政治社會文化職能。這種集體經濟組織種類也很多。以某地的集體資產有限公司為例，它是通過行政村對本村公共資產進行清理核查，把屬于集體的資產由政府指定的專人負責經營和管理，其收益用于為該村提供公共服務和基礎建設服務。這種公司被稱為集體經濟組織。還有一種新型農村集體經濟是通過土地流轉或資金入股成立的合作社，合作社的經營由行政村組織專人負責，主要為本行政村各個農戶提供產、供、銷服務。有些集體創辦的合作社能夠在合作社內開展少量經營業務。無論是集體合作社，還是集體資產管理公司，參與人員數量都非常少。總的來看，新型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功能主要在服務普通農戶的生產經營方面，缺乏其他的服務和管理職能，如勞動就業、醫療衛生、思想文化教育管理等方面的功能。這種集體組織與普通農戶的關系松散。自2015年以來，我國在脫貧攻堅工作中產生了一些新的集體經濟形態，具有多樣化聯合的特征。以西藏曲水縣為例，該縣自2007年以來，各種專業合作社發展比較快。由于高原地區生態脆弱，各級政府在經濟發展中作用比較突出。盡管這里的各種專業合作社生產內容不一、規模有大有小，但都要接受行政村的統一管理，鄉鎮政府也盡力為其提供幫助和服務。為了避免同一區域內的同質性競爭，該縣近年來成立了專業合作社的聯社。此外，該縣還通過積極引導從事規模經營的老板、能人、致富帶頭人、種養能手等履行先富帶后富的義務，帶領廣大農牧民群眾走上合作發展道路。經過幾年努力，該縣農牧民專業合作社發展迅猛，逐漸由小到大、由松散型向集聚型轉變，經營范圍從最初的種植、養殖業拓展到加工、旅游服務、手工藝制作、建筑采砂等多個領域。合作社或合作聯社及其他力量服務合作社成員的形式，也由單純提供技術信息服務逐步延伸到儲運、加工、銷售等各個環節，合作社的數量和質量得到極大提升。該縣在工商部門依法登記注冊并在農牧部門備案合作社163家，覆蓋17個行政村，占全縣行政村總數的100%。在這種發展模式中，基層政府把所有有利于經濟發展的力量都動員并聯合起來。新農協即新型農民協會，有別于革命時期的農民協會。當前雖然數量不多，但是影響不容忽視。以山西省的新農協為例，該省永濟市的蒲韓社區被當地人稱為新農協，是新農村綜合發展協會的簡稱。這個新農協是一種綜合性自發形成的社會組織，超越了自然村莊和行政村莊，是跨越了自然界限的大型組織。盡管被政府稱為社區，卻不是來自基層政府的組織。這個組織自1998年發展至今，規模不斷擴大，功能越來越多。當前它已經覆蓋了兩個鎮級行政區的43個自然村，有3865戶加入，占該區域總人口的58%。[8]參加的農戶被稱為會員，因為這不是專業合作社，也不是基層政府主導的新型集體經濟，而是一種農民自治團體。當前這個農協被稱為多功能的綜合農協，服務功能涵蓋農村供銷、醫療、養老、教育、社會服務等方面。由于其目標定位是“不求速度、不求聞達、追求幸福”，在當今過度追逐物質利益、許多社會問題不斷出現的時代背景下，很快贏得了許多村民的認可，自愿加入的農戶不斷增多。蒲韓社區注重會員的全面發展，很重視組織文化學習活動。除了蒲韓社區這類組織，還有許多從事農村領域研究的科研機構及非政府組織在農村組織創辦的一些實驗性質的經營主體，如李昌平在河南省信陽郝堂村創辦的農村內置金融合作社，又被稱為鄉建院NGO組織；周其仁在四川成都推進的城鄉要素自由流動、撤銷鄉鎮設置、“大園區、小業主”等農村試驗區發展模式等。
概言之，只有在生產資料集體所有、集體統一組織勞動、按勞分配的社會主義性質的集體中，個體之間才能夠形成平等、團結、互助、友愛的社會主義生產關系。沒有社會主義集體，就沒有集體主義；沒有集體主義，就稱不上社會主義；沒有社會主義，就無法堅守共產主義理想信念。進入新時代，為了更好地推進鄉村振興，需要動員各種力量，培養更多基層優秀黨員干部，組織更多堅強有力的農村黨支部，并把經過了幾十年的考驗、至今仍在健康發展的農村集體組織作為學習典范，農村集體經濟才會得到更好更快的發展。在日益接近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的階段，我們的價值導向應從“一部分人先富起來”轉變為消滅貧富差距、實現共同富裕。只有堅持這樣的價值導向和政策導向，農村集體經濟才會具有發展應具備的社會環境。（作者系河南農業大學文法學院副教授、博士，碩士生導師；來源：昆侖策網【授權】，轉自“毛鄧理論研究”，原載于《毛澤東鄧小平理論研究》2019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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